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1

从当前关于司法改革的官方与民间论述系统来看，似乎关联论更占上风：官方忌惮更大尺度的司法改革会带来民主的制度后果，因而踌躇不前，趋向对司法的控制与保守立场；民间精英知识分子则忧虑中国因缺失民主前提而难以生成规范化的司法独立架构，趋向不限于司法的激进革命。

由此，中国司法改革陷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泥潭，呈现官方与民间的巨大价值分歧。

在此分歧导引之下，官方对社会秩序的整顿更加依赖警察暴力并要求司法的密切配合，民间则涌现出大量的“死磕派”律师，以普世价值和法律程序相结合的技术策略在一次次的公共案件中与官方进行“法律”拉锯。支振锋博士研究的特色在于适度悬隔关于司法改革的规范性争议，以社会科学的统计比较方法呈现世界范围内司法独立、司法效率以及民主之间指标化的关联性，得出了司法独立不严格依赖于民主的结论。

这一结论若可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起点共识，则上可说服官方大胆启动新一轮司法改革而不必忌惮其民主之必然前景，为体制自主改良与完善保留充足空间，下可说服民间精英克制激进革命的道德热情，耐心跟进中国司法的渐进改革，容忍法治中国建设的阶段性与长期性。

对此焦虑意识与和解意图，我深表赞同。但于中国司法之全面认知，实有进一步深入之必要。体制性困局

其实，上述关联论和切割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与实践基础。遍览各国之现展，民主优先论和法治优先论之争不绝于耳，但民主与法治均不可偏废。无法治的民主将流于“多数人的暴政”，无民主的法治则流于法官贵族的专制或边沁所谓的职业性的“邪恶利益”。

无论民主还是法治，都只是工具性价值，它们只是追求现代政治之公共性（公意）的制度机制，都是代表公民探索并维护公共利益的便利工具。

关联论从整体主义出发，更加重视司法改革的政体设计属性，将司法权之建构作为优良政体设计的重要一环，这一点显然无法质疑。而切割论依赖于法治发生学的某种依据（比如英国法治以普通法形式先于民主而成熟）而呈现出某种司法独立的神话色彩，且在建言策略上有助于政治系统的理解和接受，但在长期实践后果必然对一国政体造成构成性影响。

比如，美国1803年的马歇尔司法革命实际上修正了联邦党人的宪制设计，提升了司法权的宪法地位。2001年，中国部分司法精英也企图通过“齐玉苓案”发动一场奠基性的普通法革命，然而中国既没有普通法传统，也没有三权分立框架。

2008年，寄托中国司法改革顶峰理想的该案司法批复被明确废止。

因此，关联论更具有设计上的整体性和理性色彩，切割论则有利于转型国家在建设早期渐进培育司法的社会权威与制度能力，为承受更大责任提供合格的机构基础。

正是在实践而非单纯的理论设计意义上，切割论在中国当下语境比较具有合理性与优越性。但我们必须理解，司法改革在长期意义上必然对政体造成构成性影响。

如果我们将司法理解成政体的构成性因素，则中国司法的困局是严格体制性的。根据中国宪法体制，宏观权力在构成上具有复合性与非对等性特征。对于司法权而言，其独立性或权威性所遭遇到的至少包括如下“三大约束”：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宪法确定的执政权归属原则，这一权力尚未完全制度化，具体权力清单及其行使规则还不具有法治意义上的规范性，而是与人民相结合构成支配国家治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第一根本法”（陈端洪语），纪委、政法委等党内部门对司法的调控权力及其相关制度机制来自于这一总体性的政治，执政党对人大立法议程的绝对控制更是强烈塑造了司法权赖以运作的规范基础和依据；

二是人大至上，这在宪法中被表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掌握着修宪权、释宪权和立法权，司法机关则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因此司法权在中国体制中居于从属性地位，不具有三权分立意义上的独立性保障和分庭抗礼的制度博弈能力；

三是行政主导，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古代表现为行政权直接对皇帝负责并兼理司法，在当代则表现为国务院系统直接与党中央对接并联合国家重大政策文件，与人大系统对接提案并深刻影响法律的产生，其抽象行政行为则处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

如果我们将上述体制性的“三大约束”分别对应于中国宪法体制内的执政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话，则作为政体构成要素之一的司法权无疑处于相对卑微之地位。如此地位之法院，再加上司法地方化与司法腐败等因素的困扰，更加妨碍司法在博弈中的分量与前景。

经此分析，我们就能看到司法改革在现行体制内既有一定的进取空间，但也存在严格的边界约束。因此，对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不仅需要基于体制内处境的中短期方案，也需要基于政体改革的长期结构性方案。

在此意义上，切割论服务于中短期方案，关联论则指向长期方案。这两个层面本身并不是完全对立或割裂的，因为稳健有效的司法改革显然需要中短期方案对司法社会权威与制度能力的积极培育，需要一种“相对合理主义”来为司法权的更大责任做好条件准备。内在进取机制与成效

以上主要从权力关系的外部性视角展现了中国司法的体制性困境，但中国司法是否因此就乏善可陈呢？其内在进取机制与成效如何呢？

我认为，必须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司法在改革30多年里的正面成果，“齐玉苓案”也并非中国司法展开制度博弈的主要模式。

首先，改革30多年来出现了“根本法治”（）与“普通法治”（部门法治）的分离，“部门法自治运动”构成了司法相对稳固甚至封闭的话语和权力壁垒。尽管进步有限，但各部门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市场经济的名义下纷纷介入人大的立法议程，同时通过学院法学教育和法律培训塑造相对规范化的法律思维和职业话语，呈现出不严格依赖前提的法治进步。

这一进步之所以可能，在于部门法的规范发展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秩序维护和市场经济保障，另一方面又不对根本体制提出结构性改革要求，因而能够获得政治系统的理解与支持。此种理解与支持在领域很难获得。

当然，这种理解与支持一旦超出了体制的边界，就会遭遇质疑和反弹，比如2006年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折射的就是部门立法与宪法之间的冲突关系，部门法学者对外部质疑表现出了某种不耐烦，这恰恰表明部门法自治的现实以及这一自治所立基的不稳固的制度前提。

无论如何，中国的部门法，典型如民商法、刑法和行政法，已经大体建构了部门内的法治话语和权力壁垒，这一建构对外部体制具有一定的抗衡、制约、说服和渗透能力。

其次，中国司法的能动主义日益凸显，对社会秩序的塑造及公共政策意识强烈。正是基于上述部门法自治带来的法治话语与权力优势，司法机关不断寻求司法对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介入，比如以“行政审判白皮书”建构法治理性的权力间对话机制，以司法解释及其议题来源的民主化开启“二次立法”过程，对人大法律进行大尺度解释和扩充，并以司法实践需要和专业技术性回避敏感的解释边界问题，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推动激进的家庭自由主义化改革，等等。

再次是中国司法的公开性与民主化策略。早在2007年前后，最高法院即出台司法公开的相关规定，随后通过试点法院和公开基准的方式予以大力推进，2013年更是出台专门规范要求判决书完全公开。

判决书是法院最主要的公共产品，寄托着法院的法律解释技艺和公共政策偏好，此类文书进入网络等公共空间，意味着与其他权力机关竞争对有关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解释方案，同时也吸引民间意见的评论与支持。当民间精英与公众开始逐渐习惯通过判决书理解法律和公共政策时，社会思考的法律品质与理性特征将大大加强，从而使得法院成为政治公共性生产上的优势主体，拉升法院的社会权威和制度能力，并进一步反哺法院在体制内权力博弈中的话语和社会优势，为司法权的体制性提升做好准备。

司法系统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实际上是为了确立司法对变动社会的积极回应性，这是司法权威生长隐秘而普遍的技艺。比较而言，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比如沃伦法院）不能够积极回应时代要求和民意取向，就不可能改变其被给定的制度角色与地位。

由此可见，历经30多年发展，中国司法基于其部门法自治、法院能动主义和司法公开性，正在艰难但稳健地自我成长，其对优良政体的构成性意义是值得期待的。因此，基于切割论的中短期改革依然具有积极意义，是值得基于暂时性共识加以阶段性推进的。渐进、稳健和理性的规范法治

当然，对于中国司法而言，由于欠缺稳定优良的体制定位与保障，其内部积极作为常常会遭到外部体制性挤压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其进取空间。

比如，正当最高法院集中力量推进司法公开之时，“网络严打”的政治要求又将其拉入与民间主流意见的对立面，大大抵消了其凝聚社会共识、扩展司法权威的内在诉求。

“两高”关于网络言论自由的司法解释及随后展开的公安部“网络严打”专项行动，给民间传递出的关于中国司法的主要信号是：其一，中国司法严重不独立，不能严守法治底线，而必须通过司法解释配合政治层面追求的“网络严打”；其二，公检法之间相互制约与监督不足，合作有余，无法兑现刑诉法上的机构间分权与制衡要求；其三，法院没有能力保护言论自由。

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司法的制度表现很可能是：进一步退两步，或者进两步退一步。这里会展现出切割论的尴尬，因为在缺失稳定前提的情况下，司法自主成长的成果是不稳定的，不足以为民众所稳定期待。这是由中国法治的“寄生性”所决定的。

这是当下中国司法的两难：内部来看，司法能力不断增强，法官学历与裁判技术不断进步；外部来看，全部成果寄生于不稳定的宪法基础之上，而且随时可能遭遇外部体制性的挤压和修正。

总体而言，中国司法改革已进入新的关键期：一方面，由宪法确立的体制性约束依然存在，权力机制上的“三大约束”无法仅仅通过司法自身能力或司法内部改革予以消解，而必须回到严格的优良政体设计层面进行严肃思考，这是关联论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审慎探讨政体改革的稳健方案，司法改革可能获得一定的体制空间，且司法经历30多年内外兼修的制度能力建设，已构筑一定的话语和社会权威，可以在现行体制下进一步朝着专业化和公开化方向进展，这是切割论的优势。

同时，我们处于总体上的转型社会，要秉持稳健的改革创新精神，既避免简单对抗式的革命前景（邪路），也要力避裹足不前甚至倒退的保守处境（老路），要大胆进行司法改革及法院的职业能力建设，通过“普通法治”的优化来转化、承受和解决大部分社会权利冲突，避免相关冲突向政治领域无限渗透和波及。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2

关键词:司法制度；审判制度；法官制度；改革内容提要: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具体内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作了介绍和讨论。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司法制度改革主要是对司法组织的人事制度和民事审判制度进行，司法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观念滞后、改革缺少统一的规划以及改革未完全依法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是:司法独立进一步加强，法官资格更为严格、法官素质进一步提高，司法制度改革朝全面性展开，与司法制度改革相关的一些制度会伴随着司法制度改革而进行相应的变革和发展。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有利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得社会各种关系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要适应社会的这种变化和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各种法律制度的变革中，与社会实践和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司法制度的改革，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具体启动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社会背景，大致可以归结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向司法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原有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原有的审判制度已无法适用于新类型的诉讼案件；面对迅猛增长的诉讼案件，效率不高的审判制度无法迅速、有效的解决，素质有待提高的司法人员也显得不堪重负，社会秩序也因此受到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分司法人员拜金主义思想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危害国家的法制的统一和权威，国民对少数司法人员腐败现象和裁判不公反映强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中国的司法制度不进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阻碍。因此，可以概括地说，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改革，是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中国这次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轨迹发展的.这样的一条发展轨迹表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有个逐渐的发展过程：它发端于中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并以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为核心，逐渐推进为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而这一过程的形成，与中国的有关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是有密切关系的。在中国，民事审判的开始源于当事人的起诉，法院受理之后，案件进入庭前准备程序，该程序的主要内容为：由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告知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查阅案卷和收集有关证据，决定是否增加当事人或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案件开庭审理阶段，主要由法官主持调查和主持辩论，在此基础上由法官对案件进行评议并作出判决。总之，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居主导地位，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在传统上，中国不认为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当事人主义，同时，也不承认自己的民事审判模式是职权主义，但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表明，中国的民事审判模式是属于职权主义。此外，还由于中国法官的非专职化及部分法官素质的低下，从而导致了民事审判效率不高，诉讼期限较长。这一问题，在民事诉讼案件数量不是很多的情况下，矛盾还不是很突出。而随着民事诉讼案件数量的增多和新型案件的出现，民事审判制度和法官的素质不适应民事审判发展的要求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在司法实践中，就提出要“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即希望通过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和发挥当事人的作用以减轻法院的负担。而制度的相互联系性，意味着仅仅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是解决了原有的问题，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就对司法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从而之后又有了民事审判的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制度改革及全面的司法制度改革。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情况上看，其起源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审判负担，所以，首先要求进行司法改革的是承担较多审判任务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真正探索和开始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也是他们，此后，各地的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对各地的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和交流。1996年7月和199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组织召开了“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和“全国法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对全国各地所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进行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了有关司法改革的文件。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文件有：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1999年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这就是：紧密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在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下，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立保障人民法院充分履行审判职能的经费管理体制；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从人民法院所确定的改革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改革的核心是在人民法院的人事制度上和审判制度上，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最为核心的内容。（二）中国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限于人事制度与民事审判制度）1、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1）改革法官来源渠道：从高素质的人才中选任法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法院被看成仅仅是国家的专政工具，而没有被认识到是一个定纷止争的机构，是一个保证国家所确定的社会行为规则（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的机构。没有认识到法官不仅仅要有良好的品德、勤勉的工作作风，而且还应当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此。在法官的选任方面，中国传统上较注重法官的品德和工作作风，而忽视了其应具有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社会经验，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的法官在法院里为数不少。至1994年5月，“就全国而言，没有达到法律大专程度的法官大约有近一半”。至1997年底，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占百分之五点六，研究生仅占百分之零点二五。在1995年《法官法》颁布之前，法律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得也十分的不严格。在实践中，“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人民法院一直沿用从本院内部人员选任法官的办法：书记员干到一定年限，晋升为助理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干了一定年限，晋升为审判员(祝铭山: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而法院人员的来源主要是三个渠道：一是从复转军人中招收，这一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被广泛地采用，现在仍是法院招收人员的一条重要渠道，尤其在各地的基层法院；二是接收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这一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起被采用，近几年成为法院接收法院人员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尤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法院；三是直接向社会招收，这一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采用过，现在已经用得比较少了。针对这样的一种状态，如何确定法官的资格和如何选任法官，一直是这次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热门话题。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中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可以看着是对法官任职制度改革的初步成果。该法第9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年满23岁；（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4）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5）身体健康；（6）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两年；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的，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该法第12条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为了从高素质的人才中选任法官，1998年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还曾向全国公开招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报考的条件是，具有一级律师资格和高等院校法学教授职称者。但从实际操作的结果看效果并不理想，表现为具备上述报考条件者几乎无人报考，导致1998年该举措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总的来说，在对法官的选任制度的改革方面，虽然根据《法官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提出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对选任法官有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在这方面进展还比较缓慢，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这方面的改革将会继续下去。关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予以讨论。（2）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提高法官的素质。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法官的素质在整体上不高，因此，如何针对现状提高现任法官的素质，也是此次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方面主要是强调了加强法官的培训工作，并相应的采取了一些措施。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将一些年轻的、具有大学学历并在法院工作过5年以上的法院干部委托有关的高等院校以培养研究生的方式代为培养，这些法院干部经代培后回法院工作，这项措施实施至20世纪90年代末停止；二是最高人民法院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同举办高级法官培训班，对一些具有较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中、高级法官（中级法院庭长以上的法官）进行培训，培训期为一年；三是成立了法官培训中心（90年代末改为国家法官学院），对各地法院的部分法官（这些法官一般为当地法院的业务骨干）进行短期的培训（培训期从两个月到6个月不等）。上述这些措施的采取，使经过培训的法官的法律知识的系统性和法律的理论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提高法官素质的效果。为了继续坚持对法官的培训工作，《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在2001年前，分别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正副院长、正副庭长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正副庭长轮训一遍。2001年后，法官每3年必须在国家法官学院或者其他法官培训机构集中时间脱产培训；新任命的法官，必须脱产培训，学习专门法律知识、审判业务技能。（3）强化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实行法官交流和轮岗制。社会生活中的法官与常人有着相同的生活需求，但司法公正则要求法官应当与一般社会尤其是其所在社区保持适度的分离。（P8—9）司法廉洁对法官也提出了样的要求。在中国，由于相关制度（如户籍管理制度、国家干部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法官任职一般多在自己出生地或自己长期生活过的地区，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人情关系就很有可能影响法官司法的公正性，“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就可能发生，进而影响到司法的廉洁，滋生司法腐败。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法院采取了法官交流和轮岗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减少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法官交流，就是不同的法院之间的法官在一定年限内相互的交换，原则上在法院系统内异地进行或者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进行；法官轮岗，则是在同一法院里，不同业务庭的法官岗位相互交换，而对法院的领导干部而言，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这就是，副院长实行分管工作轮换制，相近审判庭庭长岗位定期轮换。对法院的院长，还实行与长期生活的地区异地任职的办法。2、审判制度上的改革。（1）审理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减少庭前准备阶段法官的调查程序，实行“一步到庭制”。中国传统的做法是，法官在法院受理案件之后，案件审理之前，法官主动收集、调查证据，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接触，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适用法律的有关意见，即在开庭之前，法官已对案件事实及处理结果形成了成型的意见，从而使得开庭流于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先定后审”。而“一步到庭”则要求“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认证”。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减轻法官庭前调查的负担，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同时也有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以体现民事审判改革要实现“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倡导法官地位中立”这一主流意识。（2）庭审制度的改革：改传统的“纠问式”为“对抗制”。中国的传统做法是，在开庭时，由法官主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在整个开庭过程中，法官向当事人提出庭前所确定好的案件争议的有关问题，由当事人予以回答，调查什么问题，就什么问题进行辩论，都由法官来确定，当事人居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对抗制”的适用，则要求法官居于较为超脱的中立地位，案件争议的问题、当事人的主张及支持当事人主张的理由均由当事人自己提出，并相互进行辩论，法院原则上根据当事人的辩论结果来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这项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法院的法官在形象及实质上更居于中立的地位，并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能动性，赋予当事人积极有效的诉讼手段，为其运用该手段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充足的时间，以实现程序公正。该“对抗制”的实施，使得中国传统的、流于形式的庭审方式得以较彻底的改变，在中国审判制度史上构筑了一道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线。（3）强调法官的独立性，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中国的民事审判制度中设立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该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前者是法院独立审判，后者为法官独立审判。法官独立审判，意味着不仅仅是法院之外的国家机构、团体、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审判，即使是在法院内部，任何机构和人员也不得干涉法官独立审判。而法院独立审判，只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院独立审判，而在法院内部，承办案件的法官则受到相当的约束。具体表现为，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的案件应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在对案件作出判决时要予以充分的考虑。此种“看病的不开方，不看病的给处方”的断案方式，在前些年已受到有的学者的强烈批评。（P382）在这次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主审法官负责制”的措施，即案件的审理和判决，由主审法官负责，如果出现了错案，相应的责任也由主审法官承担。该项措施的出台，目的在于体现法官审理案件的独立性，加强主审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法官素质的整体的提高。在实现“主审法官负责制”的基础上，近两年又提出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依《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8条的规定，该制度的推出，是为了“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指挥、协调作用”，该规定还明确指出，“2000年底前，对法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条件和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建立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审查、考核、选任制度。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依审判职责签发裁判文书”“推行院长、副院长和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审理案件的做法。”(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8、21条)这些规定的确定，显然是为了加强合议庭的力量和提高合议庭的审判水平，而“随着合议庭职责的逐渐强化，院领导和庭领导具体审批案件的做法要逐步的弱化。“(P75—98)（4）体现司法公正，逐步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制度。在传统上，中国司法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司法工作也实行所谓的“一条龙”服务，表现为，立案机构与案件的审理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监督审判的机构不分、案件的审判机构与法院判决的执行机构不分，也就是实行所谓的立审合一、审执合一、审监合一，这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违司法的公正性。在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中，提出了“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和审监分立”，目的就在于要改变传统的做法，实现司法公正。在实践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立案机构、审判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专门负责立案、审判监督和执行工作，以保证法院司法的公正、高效和规范。三、对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几点看法（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1、改革观念的滞后。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对司法的价值和司法的特征缺少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强调司法的政治化，忽视司法的中立性；强调司法的大众化，忽视司法的专业性；强调司法的目的性，忽视司法的程序性。此外，还由于中国长期的实行计划经济，司法（包括司法组织和司法行为）行政化的倾向在人们观念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革中，条文化的规章制度的变革相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要容易得多。此次中国所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反映了这一点。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这次的司法制度改革是源于司法实践部门的感性认识，换句话说，是司法实践部门在工作中切身感到现行的司法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要求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的发展轨迹也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中国此次司法改革缺少理性的认识，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司法实践，由于人们（包括司法人员）没有在思想上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的意义，在观念上并没有真正树立起进行司法改革的意识，执行有关的司法改革的制度也就不坚决、不彻底，这实际上也是为什么中国司法制度改革进展比较缓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2、改革步骤缺少统一的全盘计划。从近几年中国司法改革所进行的情况看，中国并没有设立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改革的机构，这实在是中国进行司法改革存在的一个大问题。纵观世界各国进行司法制度方面的改革，许多国家都为进行司法改革而设立负责司法改革有关事务的专门机构，而中国却没有。我并不认为外国有的，中国就应当有，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司法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使司法改革深入化和取得司法改革的实际成效，逐步建立有利于现代化、民主化的司法体制，就要对现行司法制度进行总体反思，实行全方位的司法改革，要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没有一个专门性的机构来负责和协调相关部门的关系是很难的。设立专门性机构为司法改革服务，是为了有效地保证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也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机构，对中国应如何进行司法改革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安排，在司法制度改革实践中，法院系统、检察院系统各自为战，各搞各的改革，相互之间应如何协调，则不得而知；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各个阶段应当变革和落实哪些制度，由于没有个统一的全盘规划，社会和司法人员也往往不甚明了，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司法改革的连续性差以及随意性强的现象，而使得司法改革处于一种茫然无序的状态，影响了司法改革的效果。3、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司法制度改革与严肃执法的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应当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变革，而不仅仅是对原有的制度的落实，对原有的司法制度的落实，只是严肃执法，而非司法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司法制度改革要依法进行，即改革要以法律作为根据，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而不可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实践在上述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我们有时将落实已有的司法制度当成是在搞司法改革，比如，实行公开审判制度，这本来是在落实原有的司法制度，但在实践中却被视为司法制度改革了。落实已有的法律制度不应当认为是在进行改革，否则，就降低了改革的目标要求。另一方面，司法改革未严格依法进行，比如，以搞试点的形式来进行司法制度改革的尝试。在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搞试点”，这在中国的审判方式改革中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全国许多地方法院在自己的审判方式改革的经验总结中都将此点作为经验之谈，如广东、上海、海南、辽宁的大连市。(P117—125)等。所谓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搞试点”，就是由省、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或省辖市的中级法院制定一些改革的方案，或者由有关的法院确定一些改革的方案，选择一个或者若干个法院按这些方案进行审判，经历一定时期之后，如果觉得这些方案在实践中可行，就在全省或全市的各个法院推行，反之则不予推行。“搞试点”的作法，其结果是，在“搞试点”期间，试点法院与非试点法院，在对案件进行审判时，两者所依据的审判制度和程序是有所不同的，由此就有可能导致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其在试点法院和在非试点法院的审判结果是不同的。这样的做法，显然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再比如，有的法院改革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自行采取没有法律根据的措施，景汉朝先生所说有的法院在法庭上设立“审判监督庭”来监督法院的庭审，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做法同样不能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二）中国司法改革的发展趋势1、司法独立与司法体制。在中国，司法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在司法组织制度和司法审判制度中也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规定。但中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西方根据“三权分立”的学说所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制度是有相当的区别的，这在司法是否独立于行政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的宪法虽然规定司法机关要独立于行政机关，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经费管理制度都与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P166—169)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其产生是源于地方的经济利益，但其得以真正的实现，则是依靠地方行政的力量。地方行政之所以足以干涉、甚至左右司法，从体制上讲，主要就是因为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制度受制于地方行政。对这一问题，在司法制度改革的讨论中，许多学者已有清醒的认识，，(P113—116)因此，要保证司法独立，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对司法机关的人事和财政制度进行变革，使司法机关的人事、财政能独立于地方行政。这样的一种变革，是大势所趋，代表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2、法官独立与审判委员会。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述，中国的审判独立，是指法院的审判独立而非法官的审判独立，其中一个很能说明这一解释的司法现象是，法官在对重大、疑难的案件作出裁判时，需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合议庭）原则上应当服从。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的批评意见，学术界在此次司法改革之前就有不少人提出，在对此次司法制度改革的讨论中，又有不少学者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发表意见，多数的学者认为应当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改革，审判委员会不得对法官的审判活动进行干预，部分学者还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持反对意见，反对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干涉了法官独立审判，有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二是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没有在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也有个别学者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持部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基层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是有必要的，主要的理由也有两点，一是可以防止和减少错案的发生，因为在中国基层法院年纪轻、经验少的法官占有相当的数量，这些法官办的案件由审判委员会来把关是有必要的；二是基于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由审判委员会这个集体来对案件作出处理，对于防止个别法官徇私枉法、任意专断也是有利的。总的来讲，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目前，司法实践部门没有在这方面作出改革的举动，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司法行政化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改变，二是目前相当部分法官的素质还不能令司法制度的决策者对所有法官的审判案件的水平放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司法独立观念的进一步的加强，以及法官素质的整体性的提高，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必然也是司法改革的趋势所在。3、法官的选任与法官资格考试。。所谓司法制度改革，说到根本上，最主要的还是关于人的制度的改革，因为保障相关制度得以执行的人的制度得不到有力的充实的话，其他的制度就不可能完全发挥应有的机能，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在健全一套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的同时，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在这次司法改革过程中，对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的改革如前文所述，是相当有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今的中国司法组织和人事制度没有必要进行改革，也不意味着中国不想对现今的司法组织制度和人事制度进行改革，而是表明基于在现行有关法律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对这方面制度的变革的进展比较缓慢。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对今后应当如何选任法官已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说明得十分的具体，这就是：从律师和高层次的人才中选任法官；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五年之后从下级法院和社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结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建立书记员单独系列（这意味着传统的从书记员中直接选任法官的制度将被废除）。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预示着中国今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的基本趋势。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一项制度是法官资格考试制度。中国现行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实际上是法院内部的一种考试制度，它只针对已经进入法院工作的人员进行，而非面对社会（最近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招考审判员的考试是例外，但这种办法并未形成制度；法院面对社会进行的招干考试，不属于法官资格考试）。这样的一种考试制度，极大地限制了社会上的优秀法律人才取得法官资格，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官的整体素质。较中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也是落后的，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从上述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上看，中国的法官资格考试制度自当发生相应的变化：由面对法院内部逐步转向面对全社会进行。这也是提高法官整体素质的必然要求。4、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司法改革的全面性。由于中国的这次司法制度改革是从基层开始，因此，改革显现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特点，即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就变革什么问题，但缺少对与该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的思考，由此使得问题的解决不彻底，总是处在治标不治本的状态中，或者是解决了老问题，新的问题有出现了。出现上述问题，症结在于改革者对制度的相互关联性缺少应有的认识。在改革中仅就司法中的某一个方面的制度进行变革，而不就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的制度进行变革，那么，这一方面制度的变革是不可能进行的彻底的，或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如，只对庭审制度进行变革，而没有对与庭审联系很密切的庭前准备程序制度进行变革，庭审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只要求主审法官要对案件的裁判结果的合法性负责，而不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进行变革，主审法官负责制就不可能贯彻得彻底。在司法改革中，这些问题已经逐步被认识，从而改革也就逐步的推进，但司法制度改革中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的问题仍然是今后进行改革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一个问题。引申制度之间相互协调的问题，自然会涉及到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的话题。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不仅仅涉及到改革的对象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关系到改革是否能够深入乃至最终能否取得预期的效用的问题。司法制度改革的全面性，所涉及的主要是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问题，但与司法制度改革相关的一些问题，在司法改革中也是应当予以考虑的，比如，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就必须注重法律人才的教育与培养，这就涉及到法律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要减轻某项司法制度的负担，就应当注重开辟或者利用与该项司法制度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制度，这就涉及到司法制度与相关制度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问题；要变革现行的司法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就必须对现行的行政人事制度和财政制度作变革；等等。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进行司法制度改革时应当认识到的。注释:周敦知.从重视教育、重视人才，谈法官教育培训问题[N].人民法院报，1994-05-12(3).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选择[J].法学研究，1998，(3):84.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赵震江主编.中国法制四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景汉朝，卢子娟.审判方式改革实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景汉朝.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二三四五’理论[J].中国律师，1999，(2):31.王利明.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同注[15];(2)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蒋惠岭.司法权利地方化之利弊与改革[J].人民司法，1998，(2):2931吕亚中.关于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制度的思考[J].法学，1996，(5):1617;谭世贵.论司法独立[J].政法论坛，1997，(1):3334;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7，(6):124125;尹春丽.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设想[J].中国律师，1998，(8):5760;陈瑞华.正义的误区──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J]，鲁智勇.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思考[J].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391402，421424.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J].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335339.根据1999年9月28日《人民法院报》公布的材料，1978年，全国法院审理的案件大约是50万件，而1986年、1987年、198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第一审案件就分别达到161万1千件、186万9千件、229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74条、92条、131条、177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案件随意适用简易程序、法庭辩论不受重视、合议庭的作用流于形式等，都说明中国的民事审判模式是职权主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有资格担任法官。贺卫方先生于1998年1月2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曾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如日本为进行战后第三次司法改革而设立了“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中，设立了“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英国、韩国在司法改革时，也设立有类似的机构。在1985年举行的北京诉讼法学年会上，就有学者对审判委员会的制度提出批评意见。1986年开始的律师资格考试制度，自1988年开始面向全社会进行，每两年1次;从1993年起，改为每1年1次。现在这一考试制度，已成为中国最为严格的一种考试制度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3

Abstract:Basedonmorethan10recentyearsjournalresearchpapersonChina’sjudicialreform，thispapermakesabriefsummaryandcommentsonthecontentsfromsevenaspectsincludingessentialtheoriesofjustice，ideasofjudicialreform，etc.，soastogiveacleardescriptionofitsresearchdevelopmentandcontributestofurthertheoreticalstudyontheareaaswell.

KeyWords:judicialreformofChina;researchsummary;AOJ(administrationofjustice)ofChina.

1引言

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改革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方式为先导、以1997年十五大报告为契机的当今中国司法改革，在法治、人权、民主、和平、多元、科学、开放、自由等语境中，引起广泛关注，司法改革研究也成为近年来的理论热点问题之一，出现了贺卫方、王利明、张卫平、谭世贵、顾培东、左卫民、齐树洁等一大批对司法改革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相关专著几百本，研究论文数万篇。

作为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司法改革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研究成果非常丰富。面对这样一个“信息过度”的研究领域，对其主要内容与成果进行的概括必然挂一漏万。但不管如何，“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个简要的综述必然会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司法改革主要研究内容的了解。

为此，本文以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期刊论文为基础，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具体研究内容，从司法权的基础理论，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宏观目标及具体步骤，关于司法审查和法院管辖范围，法院管理体制及内部管理等“司法管理模式”，司法质量评判及监督，司法改革比较研究，司法改革的学科构建问题等七个方面进行综述与简评，以便了解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动态，进一步深化中国司法改革及司法管理的理论研究。

2综述

总体来说，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2．1关于司法权的基础理论

2．1．1关于司法的概念与司法权的性质

我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甚至还包括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及海关下属的缉私侦查机关、监狱机关等等。陈瑞华通过阐述司法权的程序特征（被动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多方参与性、亲历性、集中性、终结性）、组织特征（法官职业化、民众对司法的参与、合议制及上下级司法机构之间的独立性）和司法权的独立性（法院整体独立、法院内部独立、法官身份独立、法官的职业特权和法官的伦理准则）等基本特征，论证了司法权即法院裁判权的判断；[1]其后，学者们纷纷论述检察权不是司法权。如认为检察权的首要价值是效率而非正义，不宜把检察权归入司法权范围。[2]

而对于司法机关仅指法院，即“法院司法”内涵的理解上，有学者将主要观点其归纳为“判断权说”、“多元权力说”、“裁判权说”、“独立权力说”、“二元权力说”和“案件权力说”后，经比较研究后认为“司法权是法院享有的，对纠纷当事人的事实问题主张和法律问题主张依法进行判断，以维护法的价值的终局性的权力”，即（法院的）“判断权说”，[3]而不包括司法执行权；也有学者将我国司法权理论划分为“大司法权说”、“三权说”、“多义说”、“两权说”几个理论版块，并比较研究了晚近出现的“判断权说”、“权威说”、“裁判权说”后认为，“判断权说”与“裁判权说”之间基本上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都具有积极意义，但都有待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以审判权为核心，由案件受理权、审判权、司法解释权、司法审查权、程序规则制定权和司法事务管理权“六要件”构成的司法权结构说，[4]同样不包括司法执行权；有学者则认为，独立的司法包括管辖独立、审判独立、执行独立和司法行政事务独立，[5]换言之，司法权系法院享有的管辖权、审判权、执行权和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当然，目前官方说法还是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

2．1．2关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本来是分权与制衡理论下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但由于政治原因，无论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司法”似乎成了普遍接受的“真理”，相反，“司法独立”这一命题长期被视为研究禁区。尽管80年代初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曾撰文论述司法独立的理解与适用问题，[6]但在1997年十五大召开以前，专门研究司法独立的论文凤毛麟角。

谭世贵教授较早系统研究司法独立问题，认为司法独立是由三权分立派生出来的一项基本原则。西方已经建立起一套可行的保障机制，如严格的法官任用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及中立制、高薪及退休制、民事起诉豁免制、自由心证制、法官惩戒制等。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正确界定司法机关的范围、处理司法机关与地方的关系、集体领导与法官个人职责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等。[7]其后，司法独立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围绕该问题专门、展开、深入研究的文章越来越多：如探讨为何要司法独立；探询革命导师对司法独立的论述；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的关系；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检察权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调整问题；司法独立与法官独立的司法人格问题；司法独立与法官管理制度的改革等等；至于其他论及司法改革的文献，往往也或多或少涉及司法独立问题，或者从司法独立的命题出发，进而阐述司法改革方面的其他问题。

2．1．3关于全球化对中国司法的影响与国际司法标准

公丕祥认为，发端于15世纪左右的第1次全球化运动，并没有打破中国传统司法固有的格局；19世纪的第2次全球化运动，则中断了中国司法的自然演进，催生了一个“西方化”色彩的司法体制；而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引发了全球司法生活的重塑过程，而且推动了中国司法领域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司法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互动，创出一条既与国际司法准则相协调又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国司法现代化道路；[8]郭道晖认为，超国家权力与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正在被重新界定。在摒弃国家主义司法观时，还要放眼世界司法权的新发展和新动向。不仅我国一些法律要与国际接轨，并加强已有的国际司法协助，而且还要妥善处理超国家的司法权力干预，争取国际司法权力共享，参与必要国际司法合作。笼统地以“主权高于人权”的心态进行抗拒，不利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兴良认为，随着我国溶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我国刑事司法理念正由专政为核心向以人权保障为归依演进，引进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十分必要，包括价值上的转换、制度上的改革和规范上的更新；[9]崔敏认为应研究国际司法准则，推进中国司法改革。[10]

2．2关于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宏观目标及具体步骤

2．2．1关于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与宏观目标

司法改革的理念、价值取向与宏观目标的内容往往互相交错，但从层次上来看，理念、价值取向、宏观目标是逐渐由里向表、渐次外化的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是“公正与效率”两大主题。学术界则看法各有侧重。如郭道晖认为，当代先进司法精神与理念，最重要的重视人权保障、坚持司法公正、强化司法权威、讲求司法效益；[11]谭世贵、饶晓红认为，独立、公正和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12]龙宗智则认为，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司法公正，并进而促进社会公正；[13]程竹汝、卫绒娥认为，秩序、公正、人权是三位一体的司法价值目标；统一、独立、开放、效率是司法的制度原则；专业化知识、理性人格、法律至上精神是司法的角色规范；[14]严励认为要通过司法改革建立起权威型的司法权运行机制；[15]蒋晓玲认为，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程序安定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16]

也有学者认为，摒弃“客观真实”的传统观念，重树“程序正义”的理念，是寻求现代化司法理念的正确指引；[17]应“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公正是司法改革价值目标的优先选择；[18]或认为司法至上，不过司法至上的灵魂是司法公正。[19]

2．2．2关于司法改革步骤问题

徐静村认为司法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它在本质上属于政治管理的范畴，并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破题所在，因此与政治体制的整体进展关系极大，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司法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它的发展必然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20]龙宗智也认为，鉴于我国还处于法治的初级阶段，支撑现代法治的某些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司法改革不可能企求尽善尽美、一步到位，而只能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从逐步的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改良，即“相对合理主义”；[21]顾培东则认为，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或时序应当是‘由上而下’，亦即从总体上设计和制定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进与实施，当年经济体制改革中自下而上的“小冈村经验”不能适用于当今的中国司法改革。[22]

2．2．3关于设立司法改革委员会以统一领导中国司法改革问题

从司法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角度考虑，并借鉴国外经验，众多学者认为应该设立统一的司法改革委员会或类似机构，甚至将之作为议案交给全国人大审议。[23]该提议获得众多人大代表的认同。

2．3关于司法审查和法院管辖范围

主流观点认为应拓展司法审查的领域，扩大法院管辖的范围。如谢晖认为，要进行司法改革必须进行法律改革，尤其立法赋予法律以可诉性更是司法独立的基本规则依据。可诉性缺失是我国目前法律的一个不争之事实，如被称为“根本大法”和“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宪法就不具可诉性，如此又导致一些列宪法性法律不可诉性，这是我国司法难以独立的最重要法律致因之一。法律可诉性缺陷导致没有法律责任追加的公权主体存在，如具有领导权的执政党及其党组织、具有决议权的立法机关及政协、具有军事指挥权的党和国家军事组织，以及作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组织、司法机关内部的审判委员会等等。必须建立具有可诉性的完备法律体系，赋予宪法可诉性，赋予政治立法以可诉性，并据此建立对政治行为的司法审查权；[24]王磊最早提出中国“宪法司法化”问题；[25]强世功则通过对“违宪审查”、“司法判断”、“法律政策学”、“法律解释学”等范畴的区分，批评了“宪法缺场”现象，层层深入地揭示出“宪法司法化”讨论中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并试图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中寻找产生上述矛盾的社会根源；[26]季卫东认为切实保障宪法效力的关键是建立司法性质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在具体的制度方面，设置只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的宪政委员会，逐步在重新立宪的基础上设立宪法法院。[27]

在法院管辖方面，一般刑事诉讼不存在受案范围问题，但行政诉讼中，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终局”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等不能审查，与法治观念及WTO的要求相距甚远，也与世界法治先进国家的做法差别甚大，认为除了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排除的以外，行政相对人享有诉权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28]民事诉讼方面，在受案范围方面本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实际司法中，或通过“司法解释”及其他司法文件限制诉权，或由于地方保护等原因有案不受、受案不判、判了也不执行等“司法不作为”现象严重，值得深入研究。

2．4关于法院管理体制及内部管理等“司法管理模式”

2．4．1关于司法管理体制行政化与完善法院行政管理问题

对于法院管理体制的行政化现象，学者予以批评意见的较多。如贺卫方认为，审判委员会、法官等级和上下级法院关系行政化使得中国法院司法管理官僚化倾向严重；[29]而法院无所谓上下级，通过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强有力的控制来解决司法界存在的弊端，即使有效果，也必定是短暂的；[30]张烁从中国法院历史性变更发现法院始终没有摆脱行政化的色彩，应当从制度功能分离入手，将混杂在审判制度当中具有行政性质的程序从审判过程中分离出去，还要配以法院财权和人事制度的改革，解除行政机关对法院的制约；[31]张玮认为，以行政方式进行审判管理的案件审批制存在违反回避、公开、直接原则、违法干预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责任不明、职不清、审判效率低下、法官素质下降等严重弊端，解决的办法就是法官独立。[32]

作为解决法院管理行政化现象的方法，朱苏力认为，现实的法院总是要履行与审判相关的某些行政管理职能，因此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就有可能与法院的审判工作有所交叉、混合，甚至与司法权行使发生某种冲突，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权的行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就常常利用其行政管理权谋求并实际获得了对司法决定的影响。这个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没有得到重视。要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注意将法院的行政管理职能同司法职能逐步分离开来；[33]而谭世贵等在研究了科层制司法管理的问题后，提出司法机构“去行政化”、司法机构独立和法官监督与惩戒的建议措施。[34]

从提高法院管理水平出发，蒋惠岭认为，法院管理与法院是同时产生的，自从1983年我国法院组织法删去“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审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实际由法院行使，从而形成法院职能的“两分法”与法院机构的“双重性”，即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两者之间具有主导性与辅助性、裁判性与运转性、职业化与公务化、独立性与领导性之别。法院管理职能包括案件审判层次的审判管理（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系统运转层次的外部管理（人事管理、经费管理、物质设施管理、信息管理等）和机关运转层次的事务管理（安全保卫、后勤服务、设施维护、印刷文秘、车辆交通、信息通讯等）内容；管理模式上，可划分为决策体制和实施体制两种；我国法院管理职能没有统一，整个法院决策以最高法院为中心、单个法院决策以院长为中心，决策民主性、代表性差，行政管理活动与审判活动相互交织，法院系统内部或单个法院内部行政管理机制松散、机构过多、职权交叉、缺乏科学性；应当统一法院行政管理权，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法院管理体制，并着重建立代表广泛、程序民主的法院行政决策机制，提出建立统一的行政管理实施机构，将法院内部所有行政机构合并成一个管理机构，称为法院行政管理（总）局，作为法院行政管理决策组织的执行机构的构想。[35]

2．4．2关于法院财政供给体制地方化问题与“地方保护主义”

徐显明认为，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均由同级人民政府供给，这就注定了司法不能不受制于行政的命运。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保护”和“执行难”等综合症。必须变横向供给为纵向供给，彻底切断同级法院与同级政府间的直接利益联系。要建立单独的法官编制和单独的司法预算，并取得法律保障；[36]谭世贵认为，建立司法经费全国统筹制度，在财政上隔断地方党政机关对司法工作的干涉和影响；[37]具体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把法院的经费和法官薪金固定下来并由中央财政统一划拨，确保法官无后顾之忧；[38]郑毓盛、李崇高有关中国地方分割效率损失的研究，对于研究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给我国造成的效率损失具有借鉴意义。[39]

2．4．3关于审判委员会与人民陪审员制度

对于审判委员会，一般都是微词颇多，认为是司法管理官僚化、行政化的表现重要表现；[40]“审者不判、判者不审”也有悖审判亲历性、独立性规律，应当对审判委员会加以改造甚至完全取消。徐显明认为，作为历史时期权宜性的制度，审判委员会与法治原则冲突日益明显，表现在只行使超越法官权力、不承担司法责任；由院长招集并主持，是司法权行政化最集中的表现；无法定程序，违背“无程序无权力”的法治定律；暗箱操作；违背司法“均权”运作原则；集体理案、集体不负责，审判委员会已经成了“司法智者制度错案的工具”。[41]

朱苏力则认为，审判委员会是我国法院内部的少数正式审判制度之一，在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其功能至少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如果将其废除，只会进一步强化法院目前的行政化色彩。如果真正强化这一制度的审判作用，使之完全从法院现存行政管理体制中剥离开来，至少可以大大削弱法院目前实际上的“首长负责制”的行政性特色。[42]

对于人民陪审员制度，一般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体现了司法民主化。但是，“陪而不审”现象严重，使得陪审员制度行同虚设。张培田认为，陪审制和参审制都是近现代国民直接参加司法审判的制度，在广泛比较了两者优劣后，指出不能把陪审制或参审制的有无作为评判一个社会司法是否公正的唯一标准；虽说所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司法民主化相比瑕不掩瑜，但在借鉴参考时扬长避短却十分必要，特别是在盛行陪审制或参审制的国家已经在不断加以纠正的时代，必须在思辩的前提下，全面分析，实事求是，正确把握两者的优劣，对我国今后的司法改革有益无害。[43]

2．4．4关于法官职业化及书记员序列分设问题

贺卫方提出的“复转军人进法院”现象即我国司法人员非职业化、非专业化的严重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44]梁彗星建议，法律本科毕业生经司法考试合格进入基层法院，逐级升迁，各级法院院长从法官（及法学教授、律师）中考核挑选，不直接任命行政官员担任院长；[45]王德志认为，法官专家化是保障法官独立的主要制度和措施之一；[46]庞林认为，法官职业化是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47]夏锦文认为，法官是精英化的职业，是评判一个国家司法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应加强法学继续教育；[48]左卫民认为，分化、独立、功能多元化、裁判依据的一元化、程序的妥当性和法官专业化是现代型法院的特征构架；[49]贺卫方、魏甫华认为，统一司法考试有利于法律职业者的素质提高和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是司法独立的保障；[50]刘远强认为，囿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独立始终没有解决，法官的官僚化依然存在。应摒弃法官官僚化，还法官职业化的本来面目。[51]

关于书记员管理制度，刘武俊认为，中国现行书记员制度存在书记员角色的附庸性和过度性过于明显、工作过于繁杂琐碎且与法官不成比例，应当按照“角色独立、职责明确、级别分明、工作规范、素质优化”的总体思路，通过建立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凸现书记员与法官不同专业分工角色，同时要强调书记员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服务性。[52]

2．4．5关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洪坚认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滞后于整个司法改革的步伐，机构设置不合理、鉴定活动不透明、管理机制严重缺位。为符合法律性、科学性和公开性要求，应当理顺司法鉴定体制、完善鉴定人资格管理和鉴定程序，特别是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环节。[53]

2．5司法质量评判及监督

2．5．1关于司法公正的评判原则或“司法管理质量”的评判与衡量

迟日大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但需将主观性的理念化为一个共识性的标尺，提出合法性、程序性、相对性、效率性和终局性五项评判原则；[54]或巧妙地借用“多（产出）快（生产）好（质量）省（资源）”四个字，对“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这一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司法公正评判模式进行衡量。[55]

2．5．2关于司法腐败问题与其他司法失范现象的防治

谭世贵较早研究廉政与反腐败问题，1994年即提出建立廉政学；[56]1995年10月，在第七界国际反腐败大会上，提交的《反贪污经济机制研究》一文提出反贪污的预防性、惩罚性、奖励性和程序性经济机制；[57]后又专门主持司法腐败防治课题研究，出版专著，对我国司法腐败的现状、案例、成因、预防机制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58]

沈木珠教授则以中国司法大量司法腐败的事实为依据，指出由于经济、政治、法律及传统文化诸方面的原因，在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足以动摇国家法治根基的“司法的制度性侵权行为”现象。通过对司法制度性侵权的中国形态、特点及原因的研究，并提出从根本上遏制侵权的构想和建议，即从动摇国家法治的高度认识司法侵权的危害，树立法律为本、制度至上的观念；从民权与人权保护的角度尊重和捍卫被侵权人的利益，走出强权司法的传统格局；

以及从人文环境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点入手，建立新型文化和制度的依托。[59]文中一些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如“司法的制度性侵权行为”、“司法奴性”等等，新颖而值得进一步深思。

除此以外，其他司法失范现象如司法不作为、司法懈怠等等，也阻碍了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廖永安教授较早研究了民事诉讼中法院“不作为”行为问题，[60]但未在整个司法系统的框架内对我国司法不作为现象深入研究；韦群林、谭世贵则从司法管理角度系统研究了该问题。[61]

2．6关于司法改革比较研究

为借鉴国外司法改革的经验、理念供我国司法改革参考，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研究，比较的对象既有美、英、法、日、德、韩等法治比较完善的国家，也有司法体制处于重构过程中的俄罗斯，甚至有司法体制比较落后的非洲国家。

辛雪梅通过对中日司法制度改革之法理要义比较后，认为应借鉴日本司法改革过程中注重指导思想和理念对整个司法改革的引领作用；[62]潘剑锋认为，从1999年7月开始的日本第3次司法改革来看，司法改革的机构和司法改革的统一性、认识和目标的确定性、计划性和严肃性、针对性和全面性、值得我国司法改革借鉴，因为我国司法改革往往治标不治本，司法改革针对性的实质作用没有体现；没有统一的司法改革机构，也没有统一的改革计划；[63]韩大元认为司法改革涉及宪政体制的调整与完善，不同文化背景下司法改革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在介绍了韩国司法改革的背景、内容、目标和途径等基本问题后，认为韩国司法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在司法改革出发点上，应从宪政体制角度审视司法改革的目标与过程，使之具有合宪性基础，发挥宪法在司法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改革的内容上，司法改革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改革，应注意相关制度之间的联系；在司法改革推动主体上，不能仅仅由司法机构本身来推动，需要确立以立法机关为主体的机构体系等等。[64]

刘妙香等比较了英法意三国预审制度，认为原来三国隶属不同法系，但从最近一次司法改革来看，三国在预审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中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体现的对程序公正和对诉讼效率两大目标的追求也反映当今世界司法改革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65]卢静娟、周江通过研究英国案件管理制度，发现英国作为司法制度当事人主义的源头及主要倡导者，在民事司法改革中毅然抛弃沿习了几个世纪的原有哲学基础，加强法院管理案件的权力，限制当事人对案件的操纵权，管理型司法逐渐成为英国诉讼文化的主流；[66]齐树洁通过研究英、德民事司法改革，认为在司法改革的合宪性、整体性以及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性方面为我国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67]朱勇认为当前西方司法改革有增强法院审判职能、强化违宪审查权、管理型司法兴起、提高司法效率、限制当事人主义；[68]杨亚非在介绍了1991年10月24日《俄联邦司法改革构想》以后俄罗斯司法改革，认为俄罗斯司法改革立法无序、自相矛盾；各种违法犯罪的存在使得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陪审制发展不尽人意；法官地位没有提高。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改革不应被设计成破坏性、瞬间崩塌型；不能硬搬美国或西欧模式；要在现有的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上设计和推进；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必须和司法改革的全局协调一致。[69]

颜运秋研究了非洲司法制度的本土化与外来化问题，认为非洲国家独立后，大多数国家走向引进与改造并举的现代化法制改革的正确道路，有效地实现了本土司法与外来司法的有机融合。但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非洲各国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和司法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仍然十分艰巨。[70]

2．7关于司法改革的学科构建问题

关于司法改革研究，青年学者熊云辉、周自康认为，无论是实务界还是学术界的努力，我国司法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在对问题性研究范式、对策性研究范式和纯理论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后，认为应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司法改革学，以结束分散，发挥“场”的作用，实现司法改革理论的系统化和体系化；[71]张文显教授提出了司法学的学科发展问题，[72]视野又较前者开阔；韦群林则认为应当构建中国司法管理学，对中国司法改革及司法管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传播与创新。[73]

3简评

通过前面综述，可以看出十多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研究的范围不断增加，不少曾经被视为理论禁区的问题，如司法独立、司法审查、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等等，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研究。这种理论研究上的开放恰好也与我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推进趋势相吻合，印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理论界思想逐步解放的过程。

其次，研究创新点增多，学术讨论气氛逐步形成。如对于司法涵义的理解与司法构成上，远远突破原来有关“大司法”的理解，也不仅局限于法院、检察院“两大司法机关”的官方叙述，将司法权定位在裁判及执行上，为认识司法权本质、进一步研究司法权的运行规律打下了理论基础。

再次，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不仅宪法、诉讼法、法理、司法制度方面的学者加入了研究行列，许多其他领域的法学学者也积极参与研究，如民法学专家王利明教授的《司法改革研究》即为中国司法改革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著作。

第四，主要研究领域正在从宏观的理论叙述向具体司法管理问题研究发展，但有关司法改革、司法管理的微观、实证研究较为偏少。

第五，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研究知识的总结、利用、传播以及创新等“中国司法改革知识管理”这一“关于研究的研究”的问题引起注意，出现从学科构建角度对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成果进行有效知识管理的研究论文。[74]

第六，研究者多为法学专家、学者，本应关注该问题的公共管理、政治管理方面的学者研究参与度不够。

4结语

作为和平时期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在解决社会争议、钝化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传送社会正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中国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对于有效率的司法公正实践的意义不言而喻。应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并通过学科构建等有效知识管理的方式充分传播、运用研究成果，为在中国构建及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作出贡献（韦群林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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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4

一、刑事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为什么要进行刑事司法改革？

刑事司法，作为国家利用其刑罚权打击犯罪、维护其社会稳定的一种手段，是和平时期最大的国家暴力，其行使必然将影响到公民的生命、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因此，刑事诉讼的存在不能只是为国家行使刑罚权提供正当性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刑罚权予以规制，避免“保护人们本身的手段被滥用”，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问题最为严重者，恰恰就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人民群众对我国司法现状大量不满的情绪，也都集中表现在了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上。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了刑事司法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能否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保障人权，已成为了刑事司法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

古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类在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阶级、国家、法律。可以说，从本原上看，人是社会的主人，理应也是国家法律的主人。作为“国家法律主人”的人，当然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国家的保护，至少国家不能无端侵犯个人合法的基本权利。近代的“社会契约论”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孕育成型的一种国家建构理论，这种理论从自然状态的假设出发，推演出了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概念，而借助着这些概念赋予了国家以新的基础、生命与责任。在此基础上，保障人权也成为了国家与政府建立的逻辑基础与目的前提。深受“社会契约论”影响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因此，对人权的保障就成了国家法律，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应有之义，成为了现代宪政理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同时，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天然地具有不断侵犯公民私权利、不断扩张的倾向。这种权力对权利的侵犯也要求必须对权力的行使加以限制、制约、正确引导，才能达到保护公民私权利的目的。因此，当一国的刑事司法已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甚至其本身还严重地侵犯到个人人权的时候，作为“国家法律主人”的社会一般大众，当然也就有权利要求对刑事司法进行改革以求对这种情况加以改善。刑事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与改革举措也应当从普通民众的立场出发，从如何保护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出发，尊重其意愿选择，维护其诉讼利益，重新合理设计国家机关和普通民众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权利义务的划分、权力与权利的界限，实现司法为民，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所以，除作为司法改革整体目标的司法公正外，人权保障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最为重要也最为民众所迫切希望实现的目标之一。以其为刑事司法的目标是有其理论基础的。同时，在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又是一对相互支持的价值目标，但与司法公正相比，人权保障有着更为基础的地位。在笔者看来，所谓的“司法公正”最终也是要通过“恢复在现实中遭到破坏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来实现对人的权利的最大尊重和保护。在此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司法公正相对于人权保障这一终极价值来说也仅仅具有为人权保障服务的工具性价值。因此，为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未来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与时俱进，将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的未来目标直接设定为人权保障，未来的改革措施都应围绕人权保障这一终极目标进行设计、推行。

二、刑事司法改革的内容及方式——刑事司法改革改什么和怎样改？

解决了刑事司法改革的目标问题，树立了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改革方向，下一步我们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围绕着我们所建立的价值目标而推进我们的改革的问题了。刑事司法改革改什么？怎样改？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是我们随之要解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刑事司法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关系的改革与调整、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保障问题、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实现与保障、刑事立案审查、辩诉交易、刑事诉讼证明、刑事司法错误（及重复性错误）、错案追究制度及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这些内容大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如何进行人权保障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归纳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我国刑事司法现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刑事司法改革中涉及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说国内现阶段对刑事司法改革内容的讨论基本上与该研究方法相似：针对我国的刑事司法现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各个专题的形式讨论司法改革的各个方面，具体到某个制度的优劣、如何改进以及如何引入国外相关制度等等。诚然，此种方式可以很好地将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掉。然而此种研究方法将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由于学者们研究不同问题时使用的方法不一致，使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法之间无法统一，众多解决方案之间不能很好的结合以致无法发挥其理论上存在的功效。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在保持此种研究方法的同时，尝试另一种研究方法，即在研究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时，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问题的简单累加。以如何能够更好地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保障人权为出发点，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观察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遇到的问题。

以全面保障人权、将刑事司法改革视为一个整体的角度观察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笔者认为，刑事司法改革是刑事司法的设计者（立法者）、刑事司法权力的行使者和刑事司法的承受者（一般民众）三方互动的结果。以下，笔者从这三个方面分开进行论述。

（一）填补立法缺陷——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引入

目前，以各司法机关分别各种司法解释、行政命令、政策规定的形式来解决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已成为了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所通用的一种做法。然而，以此种方式来填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上的缺陷，还是会存在上文中提到的导致制度前后不统一，制度和制度之间难以衔接的问题。同时，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行政命令、政策性规定，都还存在着其自身的合法性值得怀疑，制度的稳定性、延续性无法得到保证的问题。因此，在笔者看来，解决我国制度缺陷问题的最为根本的办法，还是从立法上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加以完善，进一步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的刑事司法法律、法规，构建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刑事司法体系，将人权保障的观念引入立法，从根源上解决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立法缺陷问题。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是指由联合国通过的文书所确认的在刑事司法中应当遵循或尽可能遵循的准则。这些准则在有的文书中称为“基本原则”或者被规定为“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其宗旨在于促使世界各国在行使刑事司法权中一方面保障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另一方面保障司法公正，维护人权，而后一方面则是其核心要求和侧重点。启蒙以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使得被追诉人、辩护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体系日益丰富完善，逐渐固化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同时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由各成员国共同努力、反复探讨、妥协斗争、逐步达成共识的结果。因此，一方面，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作为一项普遍的最低限度正义要求，反映了刑事诉讼内在规律，贯彻了人权保障的理念，代表了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科学化、民主化的世界性趋势；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兼顾了各国的不同国情，反映了不同国家的某些共同要求，因而能够跨越各国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被许多国家逐步认同和接受，带有极强的普适性。

因此，要在立法上完善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实现在立法上的人权保障，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第一，联合国刑事诉讼准则因其具有的科学性、民主性，反映了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性，是我国刑事立法所应当学习的典范；第二，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因其极强的普适性，对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给予了应有的关注，给了我国刑事立法向其学习的可行性；第三，“条约必须信守”是国际法一项重要原则。缔约国应重视的履行条约所确定的义务，是国际社会法律秩序得以维护的基本条件，我国已经加入了不少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所属的条约体系，是我们关注其的现实因素；最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核心要求和侧重点是保障人权，这也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相一致，是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方向的。

我国在刑事司法改革中引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虽然由大量的被称为“基本原则”和“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不同文本组成。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存在的，并不能完全将其视为简单的规则的相加。我国对其的吸收借鉴要立足于一个较高的层面，全面地认识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在借鉴的过程中保持前后的一致，避免出现上文中所提到的改革和改革之间出现冲突、矛盾的情况；其次，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制度都是和其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所紧密联系的，是根植于本土的。尽管如上文所述，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有其普适性，其系统的保障人权的理念也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但普适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盘照抄，任何优秀的制度最终只有和一国的具体国情很好地结合方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中国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向外吸收借鉴时就必须考虑到我国的特色，决不能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要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融通。

（二）解决体制缺陷——调整公、检、法三机关关系

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及《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同时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被视为我国立法对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关系的规定。由于这种关系直接来源于立法，特别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而当然地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公检法三机关的此种“法定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在刑事司法运行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无法根除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使三机关之间此种关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引起了广泛的探讨。笔者在此试通过对三机关中两机关间的关系的论述，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出发，尝试为三机关关系予以重新定位。

1．警、检关系：以侦检一体化为改革方向

从理论上分析，侦查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起诉服务，侦查阶段查明案件事实、查获证据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庭审阶段支持起诉，因此，侦查职能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在定位侦查职能和起诉职能的关系时，起诉职能无疑应当处于主导地位，而侦查职能仅仅是对起诉职能起辅助作用的诉讼职能。侦查是起诉的准备，起诉是侦查的归宿点，侦查归根到底是服务于起诉的。起诉与侦查二者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决定与被决定，服从与被服从，主要与次要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分析，警察办案，没有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证据意识、风险意识。侦查人员往往认为抓获嫌疑人，想方设法拿到证据就是破案，至于证据是否合法，最终能不能定罪，是否经得起辩方的防御，警察不管。在实践中就造成了在侦查过程中无视现行法律中关于人权保障的规定，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各种违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对检警关系的调整也应朝着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指导、侦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确立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主导核心地位，增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监控力度；在具体诉讼制度设计上要突出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行为的领导、指挥、监督权；建立检察机关对立案、撤案、结案统一审查制度，防止侦查机关擅自枉法分流刑事案件；防止一切法外因素非法干预刑事诉讼进程，努力构建健全的、真正能够保障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诉讼保障机制；实现检察官的社会精英化，从主体上保障侦、检一体化模式高效运作。一方面保障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一方面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2．侦、审关系：司法审查原则的建立

警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的侦查行为，是国家权力强制性侵犯公民权利最为常见的形式。因此，要求法院对警察侦查行为中所实施的各种强制性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是保障每个公民合法权益在国家的侦查活动中不被不必要侵犯的应有之意。但长期以来，我国并未确立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原则。公安机关采用强制侦查措施，并不需要经由法院的司法审查批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也就是说，如果侦查机关申请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逮捕措施，并不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查批准，而只需要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警察机关与人民法院之间并不存在着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而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承上启下的中间地位，阻断法院与警察机关之间的联系，导致了法院与警察机关之间的关系断层，司法审查原则严重缺位，从而使得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司法保障，侦查机关随意拘留、非法搜查、扣押、刑讯逼供等问题屡禁不止。

因此，从保障人权、推进我国法治化进程的角度考虑，我国应重新调整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之间的关系，建立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使法官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侦查程序，确保与侦查行为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正当性、合法性，防止侦查人员、检察官滥用国家刑事司法权而侵害人权；同时增强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律帮助人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诉讼权利的平衡性、对抗性，并加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力度。

3．检、法关系：检察机关地位的重新定位

在刑事诉讼中的控诉、辩护、审判三大职能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角结构关系中，行使审判职能的法院是居于控诉与辩护之间，具有超然中立的地位的权力主体。其超然中立的地位保证了其可以不受国家控诉犯罪的意愿的影响，实现其保障人权的目的。然而，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中，检察机关往往有超越自身控诉一方地位的限制，而通过法律监督来影响法院超然中立地位的倾向。如何给检察机关以准确定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检察机关所拥有的检察权在其性质上应属于行政权，虽然带有司法权的部分属性，但法律监督权却并不是其应有之意。而在现行的宪法框架之下，该如何规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使其能够发挥其宪法上的功效同时又不至于侵犯法院的超然地位？笔者认为，在现行的宪法规定下，检察机关所拥有的法律监督权必须要与其追诉犯罪的诉讼职能彻底分离。把进行诉讼与进行法律监督分开，办案者专门办案，监督者专门监督，同时也监督检察机关内部。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内部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专门办案，一部分专司监督，决不能让实施具体工作的人一边办案、一边监督。由此，可以保证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不受检察机关的不当影响，充分发挥其公正裁判、保障人权的作用。

三、结语

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也为充满希望的未来设立了众多美好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化，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更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刑事司法改革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进一步实现对人权全面保障的核心环节，可以说是我国能否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而无论是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目标价值的设定，还是对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引入还是对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重新梳理，还是人权保障观念的普及都将是推进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笔者在此提出这些问题，希望能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略尽绵力。希望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能在理论研究者、立法者、司法实践者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早日实现，人权保障的理念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得以彻底的贯彻。

注释:

参见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

从最近各种媒体以对如佘祥林等几个冤案的报道及各大网站上对这几个冤案的讨论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目前刑事司法过程中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权利的现象十分关注，同时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该现象的强烈不满。

转引自何勤华：《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注3。

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特别是2004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同时，其他修改的条款也直接或者间接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关。这一举措，标志着人权保障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基础性的地位的确立。

参见李建明：《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的系统论趋向》，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1期。

该处所指的刑事司法权力并非仅仅包括刑事司法权，还包括刑事司法过程中所涉及的其他权力，如警察机关侦查权的行使等。

2004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列入立法规划。目前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的主要有由笔者主持的欧盟《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项目和徐静村教授主持的司法部重点课题《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陈光中、[加]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崔敏：《研究国际司法准则推进中国司法改革--评介〈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

崔敏：《研究国际司法准则推进中国司法改革--评介〈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

陈光中、[加]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程味秋、[加]杨诚、杨宇冠编：《联合国人权公约和刑事司法文献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中经粗略统计共有24种法律文本；程味秋、杨宇冠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共有30种法律文本。

陈兴良：《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司法改革》，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归根到底，体制问题其实还是立法不完善，或者说是制度的设计不合理的问题，二者之间有很多交叉之处，有时并不能截然将二者分开。但因为刑事司法体制问题本身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甚至涉及我国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问题，其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因此笔者将其提高到与立法问题、观念问题并列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的三大问题。

此处的公安机关仅指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其侦查权的警察机关，本文并不涉及公安机关的维护治安、行政处罚等方面的职能部分，因此在本文中，公安机关、警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在含义上是同一的，笔者在使用中不再加以专门区分。

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6页。

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335页。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5

一、问题与思路

现代司法话语传入中国,已然百年。辛亥革命之后的政体实践,显示了司法改革在中国的尴尬和艰辛。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让现代司法理念几近在体制实践中完全消亡。改革开放后的法制重建,赋予了司法改革难得的时代契机,但迫于日益繁复的社会治理压力,政治公权意识形态与民粹主义“权利喧嚣”一齐上阵,使得现代司法运行的体制空间不断回缩。尽管中国现行宪法中有明确的法院独立审判条款,但在高度行政化、等级化的司法管理系统中,法官难以独立于组织、组织难以独立于上级、上级难以独立于民意。中国司法陷入了法治转型时期的特殊窘境:一方面,法治意识形态制造了人们对司法的美好期待,为回应期待,司法权力备感独立性不足,反复呼吁提高地位、增进待遇,认为这是“法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转型社会的现实环境中,人们对司法公权的希望不断落空,民众对司法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批评不绝于耳———司法面临的舆论环境日近险恶。近年不断升温的“民意绑架司法”现象极大损害了法治意识形态,不少人治导向的法律实践借机回潮,大行其道。

在此诡谲的境况下,顶层设计以“国情论”为依据,明确否定西方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战略目标。“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司法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世界各国的司法制度具有多样性,同一法系国家之间也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对中国的问题,只能用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法解决,一味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和制度,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司法制度,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司法制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我国,人民法院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人大监督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绝不能简单套用、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能搞‘三权分立’式的司法独立。”从“国情论”的层面规划司法改革,可以看做执政党针对司法窘境的意识形态更新:一方面强调“司法为民”的传统政治伦理,保证民众对司法的支持和理解,确立中国司法权的民意合法性;另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的实践理性,在国情范围内进行改革探索,一步步接近“法治理想国”的彼岸。

对于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很不均衡的“巨型国家”,国情考量的确重要,从政治战略上尤其如此。然而,究竟是什么力量阻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又是什么“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司法不能具有应有的公正、高效和权威?当代中国司法的理论表达与实践逻辑究竟在哪些关节点上出现了致命的自我矛盾?

在司法改革研究的热潮中,作为国家司法官员的实证派,侧重于司法权力的适用主义、技术性质的研究,往往立基于自身的职位与经验对司法权配置着力探讨。他们缺乏独立的理论视域,缺少超越司法官僚体制的问题意念,因而很难透析司法的理论真原,从而很难合理解释中国司法改革窘态的真实内因。作为司法重构方案设计者的学院派,其研究往往以现实司法体制为对象,基于对体制缺陷的理论分析,提出若干重构司法机制、引领司法变革的谏言与对策。但是这类研究缺乏实证的检验,多属画饼充饥式的理论构造,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实际推动作用相当有限。他们对国情的态度充满不屑,简单将之归入意识形态的说辞而不予理会。为求理论与经验的平衡,司法实证研究派通过对具体现象的描述分析,从法律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交叉地带入手,探究司法改革背后可能蕴含的非法律逻辑。这种司法研究有着“科学”的外表,与意识形态化、政策谏言式的研究形成了对比与区别,离“国情的省察”很近。可惜的是,这些研究运用的理论框架本身没有经过中国实践的检验,借助的理论资源也大多来自法学外部,所以,在切合当代中国司法实况上,表现并不出色。还有司法改革研究的“翻译派”,他们坚持“史家言路”,不直接评说转型时期的中国司法问题,而是通过对国外司法原理、机制、技术的评介,或者对中国历史上司法文化、个案、制度的论说,反观折射当下的问题。他们是“模糊的铜镜”,也是“隐形的传声筒”,支配其论说的要么是全盘西化论,要么是中国本位论,或者是实用主义的中西兼采论,同样未能充分揭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窘境的深层根源。

中国司法改革遭遇瓶颈,不仅仅因为“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等西方政体符号的阻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与文化的深层冲突。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的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当时启动的司法体制改革,最终成果有限,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服饰变化、程序更新已然不再新鲜。法庭越来越现代化、信息化、仪式化,法官越来越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但司法的公信力却难以真正提升。造成司法改革窘境的根本因素为何?如何通过新路径解释并解决老问题?

第一种值得重视的解释路径是“逻辑论”,它认为人治逻辑的历史惯性造成了司法改革目标难以达成。这种解释非常符合大多数人的情感认知,与当下中国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特征也不谋而合。客观考量,在当代中国司法体制的运作深处,人治的因素的确存在,并且难以根本消除。传统的专制政体虽然从形式上早已消亡,但人治文化的“死魂灵”依旧伺机活动,添附于移植的新制度,吸食其血肉,霸占其躯壳。古典中国司法贯彻的“天理-国法-

人情”三位一体的平衡逻辑,在今天中国各级司法运作中依然保留,虽然顺序上从“情理法”变成了“法理情”。中国的司法体制缺少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司法运作受制于政治教义和道德伦理。如果这样的情状再不改变,司法会彻底沦为政治的附属和民粹的帮凶。

第二种颇具新意的解释路径是“策略论”,它认为法治策略的失效造成了司法改革的困阻。在“逻辑论”的基础上,“策略论”进一步指出中国法治模式自身的问题。从逻辑的角度,法治的推进,应当是对人治的克服,至少可以消解人治的弊端。但中国法治的实践却无法完满实现逻辑的目标,呈现出策略的游移。法治从逻辑上根本否决了人治,提供了国家治理的规范蓝图,但法治在事实层面也难以完全取代人治内在具有的某些优势,比如权力集中带来的效率、精英决断带来的便捷。于是,最大的问题出现了,人治逻辑与法治逻辑的不合之外,还出现了人治逻辑与法治策略、法治逻辑与人治策略、法治策略与人治策略的多维矛盾。最坏的博弈结果是,人治的效率优势受到法治否定,而法治的正义基础又被人治破坏———制度与文化冲突,心智与行为错乱。这种博弈格局一旦构成司法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无论是整体设计,还是重点推进,司法体制都难以走出悖论式谜局。要打破这种恶性的博弈谜局,必须首先抓住问题的根源,从法治逻辑的文化证成上找到突破的新路。

本文将在上述两种分析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均衡论”的新思路。首先,本文提出了解释司法本质的均要义,设定分析的框架与思路。接下来,转入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窘境和路径分析,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均衡路径加以总体性论证。最后,从现实操作的层面对司法均衡路径进行自评估和再审查,提出相关问题留待有识之士批评及中国法治实践检验。

二、司法的本质在于均衡

均衡概念常见于经济学论着,它是从牛顿力学理论中借用过来的。

“均衡”作为社会生活状态,往往通过自由法则发挥作用。与自由相对立的,是强制。法律本身就是均衡的产物。心理学认为,人的行动从根本上受“驱策力”的影响,驱策力源自内心压力。饥渴、性欲都是基本的驱策力。有机体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不断减少驱策力,它们借助实验、尝试等方法,不计失败与挫折,以求行为的正当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驱策力能有效减少到一个能与有机体神经系统所能承受的程度相均衡的界定。行为的重复导致习惯的萌生,习惯慢慢演化为法律。法律“适合于减少驱策力和压力,使有机体达到一个充分的(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平衡状态”。以“均衡”为目标的司法,实质上是包含了自由、反强制;人本、重习惯;独立、有尊严等丰富的价值特征。

从结构功能视角,司法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立场域,以法官裁判为核心环节,联结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均衡互动。日本法学家谷口安平指出:“以裁判所进行的诉讼、审判活动为中心,包含着法的规范、法的程序、法的解释以及从事这些法的生产活动的法学家主体等要素,司法又意味着一个有独立性的自律的所谓法的空间得以形成和维持。这个法的空间既相对独立于国家和社会,同时又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着一种媒体的作用。”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刑事司法审查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刑事程序[论文摘要]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现实障碍的化解、前提性制度的预置是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时需要面对的基本课题。在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上应坚持渐进与嬗变、系统变法与局部改良的结合；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需要克服多重障碍；审判中心化和检警一体化是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需的两大预设制度。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应置身于我国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中来宏观考虑: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须对制度构建的路径慎重选择，对制度构建面临的现实障碍做到心中有数，实现新制度与现有制度的协调，同时，还要对新制度所必需的配套制度进行改革与构建。一、进路选择刑事程序改革决非单纯的技术层面的改革，它有赖于司法体制乃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刑事程序改革的一项新事物，刑事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更多地受制于改革路径的选择。(一)方法论的抉择对于刑事程序改革乃至司法改革的进路选择，目前学界大致有两种主流观点，即渐进论与擅变论。前者主张改革应当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后者主张激流勇进，大刀阔斧，追求一步到位。渐进论和擅变论作为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都有偏颇之处。正如徐静村教授所言:“步伐太慢，适应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步伐过于超前，没有生存的土壤，则会功败垂成。”Ll笔者以为，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作为我国刑事程序改革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须有科学可行的方法论做指导。构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在渐进与擅变两种路径的选择上，渐进与擅变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鸿沟。理想的改革思路应当是渐进与擅变相结合:对因构建司法审查制度而触及国家司法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性的变革，可以采取渐进的路径，分步进行;而对于那些非根本性、一般制度层面的变革，则宜大刀阔斧、一步到位。(二)系统变革与局部改良的融合现行法律制度的约束使司法改革处于这样一种窘境:要么系统地修改法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要么只能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局部调整。作为一个系统性、全局性的过程，司法改革须处理好体制内的变革和体制外的根本“变法”之间、随时的局部改良和适时的系统变法之间的关系，在局部制度创新的同时，审时度势，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目前实践中大量存在着单凭直觉观感、“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践。正是这种只埋头搞局部改良而不顾及根本变法的改革惯性，使得“我国已进行的司法改革表现出零星、零乱、盲目和肤浅的特点，缺乏理性指导和科学规划，多数属于内部性和形式化的措施改革，缺少有实质性的制度改革’，「幻。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是司法改革的一个系统工程，既具有相对独立性，又具有整体性。相对独立性特征使局部改良成为可能，而整体性特征则必然要求以系统变法来推进改革。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时，可以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内变革，为体制外“变法”准备条件;一侯条件具备，即进行系统、全面的体制性制度构建。二、障碍化解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现实。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必然强调程序的正当和权利的保护，而这似乎有损于刑法的实施和对犯罪的打击;由法院对侦控机关进行司法审查又与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相冲突;而且，从我国当前现实来看，还缺乏司法审查制度生存的司法理念传统和民众观念基础。所以，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须克服观念上和立法上的多重障碍，否则就会产生淮南之橘与淮北水土之憾。(一)清除认识上的误区是化解障碍的基础对于刑事司法审查制度，目前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将形成对被告方权利的保护与对侦控权力的约束，必然增强抗辩力量，削弱追诉效果，对惩罚犯罪不利。此种观点有失偏颇。刑事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还在于保障人权。惩罚是刑事诉讼的永恒目的之一，但这一目的的实现并不以限制或牺牲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换言之，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惩罚犯罪并无矛盾之处。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不是单纯地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而是应设置司法审查制度以约束、规范侦查权的运行，在程序正当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强化对犯罪的打击。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固然会对追诉犯罪带来某种不便(也许这种不便只是对以往的缺少约束的司法权力而言)，但同时也增强了追诉机关依法办案的制度保证，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促使控诉机关提高素质、减少司法腐败，从提高办案质量的角度实现对司法效率的追求。(二)弥合立法中的冲突是化解障碍的技术因素根据现行法，侦控机关对强制性措施的适用有决定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和法院的活动有监督权。而设置司法审查制度，侦控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审查起诉就需经过中立的司法审查机构的审查。这不但分割了侦控机关的职权，也削减了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与现行法律规定产生了矛盾。因之，构建司法审查制度须首先对我国侦查机关的职权和检察机关的性质重新界定。1.重新界定我国侦查机关的职权，首先必须对侦查权与司法权进行区分。侦查权是侦查机关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侦查主体是公安、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是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的内容是侦查机关为查明案情而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司法权是指国家行使的审判权和对被追诉人采取强制性处分的裁决权。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被追诉人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强制性措施的采用有利于侦查机关的追诉，而又关乎对被追诉人权益的限制或剥夺，是否采用、如何采用必然在双方之间产生争议。按照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这种争议只能由中立的第三方即司法机关进行裁决。侦查权属于行政权已是法学界的共识，但在我国立法上尚未体现。我国现行立法只把逮捕的决定权作为司法权，而把其他强制性措施的裁决权作为侦查权，交由侦查机关自主决定。对侦查权与司法权的模糊认识致使侦查机关的职权范围被不适当地扩大:把决定强制性措施的司法权揉入侦查权之中，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区别，另一方面使侦控机关同时拥有这两种权力，从而分割了司法机关的裁判权，加剧了控强辩弱的倾向，并进一步使被告客体化。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首先需要突破这种现有规定，重新界定侦查机关的职权范围。可以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直接取消侦控机关对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权，把司法权从侦查机关的职权中分离出来。2.设置司法审查制度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对我国检察机关性质的重新界定。司法审查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如果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那么它采取的强制处分行为就应受司法审查；而承认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的性质，就难以否认它拥有强制性措施决定权的合理性。判定检察机关是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虽有利于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置，但与现行立法的规定相冲突：直接承认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却难以否认它在承担控诉职能时具有的行政机关性质。造成我国检察机关双重性质的原因在于它具有的法律监督权。诉讼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把监督法律实施的职权作为司法权，而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的理论支撑，是影响检察机关性质的决定因素。设置司法审查制度后，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权就由独立的司法机关行使，必然要求限制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但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是我国的立法传统，全面否定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个两难性障碍，可以通过从宪政的高度明确检察机关的双重性质来解决，即明确检察机关在行使控诉职能时是行政机关，应接受司法审查，而在其他方面仍属于司法机关性质，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三)培养法治国家理念与民众权利观念是化解障碍的哲学保障就现代法治国家而言，刑事诉讼中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是以一定制度和理念为背景的：一是经由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论演化而来的现代法治国理念；二是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现代法治国在观念上认为，国家与个人之间时刻存在冲突的可能。在冲突发生时，为防止国家权力的专横擅断，必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来进行审判、裁断，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夺。正是基于此种认识，现代法院对社会的干预和影响日益深入，法院被赋予了权利制约功能，法院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常被视为制衡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最有力的也是最后的屏障。基于“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历史经验，法治国家为保障权力的合法运作，强调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与制衡，使国家权力在各自的范围内合法运作，同时使分立的权力相互制约，以保持权力的互动平衡。侦查权在传统上被视为行政权，基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宪政结构要求，由司法权制约侦查权便是题中应有之意。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国家的最高价值观。这种现实与现代法治国家的理念产生了对立，如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个人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这就极易导致行政权的放大，使司法权缺乏足够的独立性权威，难以对行政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基于是，在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时，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强调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强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在观念层面上，就需要进行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等理念及民众权利意识的塑造与培养。三、制度预置未来理想的刑事程序设计“应以审判中心主义和检警一体化为基本思路，重点解决审前程序的改造和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审关系两个问题”。我国检警关系上的“配合制约”模式在司法实践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刑事立法对侦查活动的过度强调导致了审前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化、实质化，进而造成了法庭审判活动的形式化和边缘化。这与我们即将建立的司法审查制度所强调的“审判中心”、“司法至上”等理念是冲突的。因此，构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首先要确立检警一体化和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和相关制度。(一)检警一体化我国现行法律对检警关系的定位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检警关系在实践中并未如立法者所设计的那样“既配合又制约”，而是要么配合过多，要么制约过多。检警一体化制度的构建，首先可以使检察院和警察共同作为控诉职能的承担者，并由检察官主导控诉活动的进程，使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三个诉讼阶段因此而连贯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作为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中控诉的准备阶段，无疑更利于检察机关的追诉行为。其次，检警一体化有助于形成审前程序的三角诉讼结构，淡化其行政色彩。法官作为客观中立的第三方介入审前程序，使检警机关的追诉行为受到外部的司法控制，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控方，使先天不平等的控辩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最后，从诉讼效益的角度来说，检警一体化可以优化司法资源的配置，缩减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检警一体可使检、警资源优化整合，侦查、审查起诉两个阶段同时进行，无疑缩短了诉讼周期，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益。(二)审判中心化关于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法学界存在着审判中心主义和诉讼阶段论之争〔6]。审判中心主义将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侦查、起诉等审前程序则被视为审判的准备阶段。诉讼阶段论则将侦查、起诉和审判等作为彼此平行的三个阶段，认为它们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地位上无高下之分。考察我国的司法现实不难发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法院在诉讼组织结构中没有审判中心主义所必要的宪法权威和诉讼中心地位，在整个刑事程序的设计上也没有把审判阶段作为诉讼中心对待，更没有承认审判对于侦查、起诉、证据规则和上诉程序的广泛影响「7]。首先，法院既无权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立法解释的合宪性，也无权审查检警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其次，根据公、检、法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公、检、法分享侦查、起诉和审判权，呈现出明显的“分段包干”式的流水作业现象，只有具体权限上的分工，不存在司法权对于侦查权、起诉权的严格制约。再者，从证据规则上看，法律对于公安、检察机关收集的材料在证据能力上毫无限制，法院的审判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对于侦查结果的确认。在刑事诉讼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目的在于贯彻国家权力之间的分权制衡原则，以法院的司法权对检警机关的追诉权进行司法控制。在不同的侦审关系之下，司法权对侦查权的影响力是截然不同的:在审判中心主义之下，由于侦查对审判的影响力相对弱化，司法权可以对侦查权进行全面而有效的制约;而在诉讼阶段论之下，侦查和审判被认为是统一的认识过程的不同阶段，审判不过是在侦查基础上的进一步认识，侦查对审判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如果不从宪政的高度确立审判的中心地位，而只是赋予法院司法审查权，则必然导致司法审查权的变异，难免再度陷入“配合制约”的怪圈，其效果与检察监督不会有实质性的差别。要确立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就得对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予以调整，废除三机关“配合制约”原则，确立审判中心主义理念及相关制度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7

一、充分认识司法行政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的重要意义

司法行政工作具有服务社会、贴近基层、联系群众的特点和优势。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安置帮教以及法制宣传、依法治理等工作，在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深化农村改革，实现涉农制度创新需要加强法制宣传，提供相关法律服务；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粮食增产，促进农民增收，增加农民工就业，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需要人民调解、帮教安置；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进步，需要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农村改革发展为司法行政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领域和前所未有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总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有效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努力为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主法制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指导思想和原则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大、*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总理视察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省农村改革发展的工作大局，立足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充分发挥法律保障、法律服务、法制宣传职能，积极为农村改革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民主法制建设服务，促进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面。建立健全司法行政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努力把司法行政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提高到一个水平。

司法行政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应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科学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整合司法行政资源，以发展的眼光研究我省农村改革发展中可能遇到的有关法律问题，着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改革发展。

坚持讲求实效。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定符合我省农村改革发展的司法行政服务规划，为农村和农民提供更方便、快捷、低廉的司法行政服务。

坚持改革创新。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创新，探索司法行政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体现司法行政工作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

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省情，充分考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积极稳妥地推进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工作，有效开展法律保障、法律服务、法制宣传，确保司法行政服务措施有力、服务到位。

三、深入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

各地要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认真贯彻党的*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搞好法律服务，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推进农村依法治理”的要求，积极开展农村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宣传宪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发展农村经济、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规范土地流转、农村金融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创新、农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密切结合我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和农民工大省的实际，结合农村工作的新形势，继续将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工作为重点普法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法制宣传活动。认真贯彻全省农民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密切结合新形势下农民工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多形式、多渠道地开展农民工法制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各界和农民工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引导农民工依法维权、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积极促进农民工就业，切实维护农民工稳定。扎实做好“法律进乡村”工作。积极开展“大学生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实践活动，组织法学专业大学生利用寒暑假走进基层，通过法律咨询、演讲、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农村法制宣传队伍建设，扩大农村普法骨干队伍，培养一批法律明白人。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在每个行政村设立一个法制宣传栏和一个农民法律图书角。创作适合农村和农民特点的法制宣传品、文艺作品，推进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向纵深发展。

大力推进农村依法治理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两委”干部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工作，在全省组织开展“大学生村干部”法律知识轮训工作，强化法律意识，提高乡镇、村干部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推进依法治村，促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继续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继续组织开展“民主法治村”及创建工作先进单位评选表彰活动，为“法治县（市、区）”创建奠定坚实基础。切实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引导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以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为载体，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深入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提高村民民主管理水平。引导、帮助农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和途径表达利益诉求，防范和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四、大力拓展农村法律服务领域

引导广大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围绕农村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法律需求，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努力提供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积极为调整农业结构、建立现代化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服务，为发展县域经济及农村第二、三产业和农村招商引资服务，为加强农村现代化流通体系建设、建立新型营销体系、改善农村市场环境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积极为完善农民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组建和经营、农村经济组织改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等服务，促进农村继续深化改革；积极为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实现农业高技术产业化服务，为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服务，为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机械化、推进生态重点工程等服务，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服务。

完善农村法律服务的政策措施。加大政策调控力度，运用各种政策，稳定农村律师法律服务队伍，促使法律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通过大中城市法律服务机构扶助县域以下法律服务机构、省律师协会免费培训县域律师事务所主任、减少县域和贫困地区律师会费等方式，鼓励和扶持县域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发展。鼓励公证机构积极办理各类涉农公证事务，完善公证服务网络，在各乡镇设立公证巡回办证点、村设立公证联络员，方便农民办理公证事项。建立律师乡村固定服务点，定期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引导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通过法律咨询、担任法律顾问、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法律事务等多种方式维护农村企业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调动乡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培养成为服务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加大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力度

严格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我省《关于确定全省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的意见》（豫政办〔2007〕104号）规定，保证符合条件的群众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逐步扩大农村法律援助范围，将婚姻家庭矛盾、土地承包、土地征用和拆迁赔偿纠纷等农村易发纠纷普遍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将法律援助制度纳入“五五”普法内容，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方式，提高法律援助知晓率，引导农村困难群众通过法律援助维护合法权益。在律师事务所、司法所等增设法律援助受理点，直接受理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引导各地扩大法律援助值班律师试点，增加值班律师办公室数量，推动法律援助窗口前移。

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简化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程序，延长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提交经济困难证明期限，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等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经济困难条件。对群体性农民工工资拖欠法律援助案件，集中力量优先办理。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异地协作办案机制，充分发挥《省际间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备忘录》和《七省（市）司法厅（局）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座谈会纪要》的效用，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信息通报、反馈制度，及时掌握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需求及案件办理情况。推动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经费，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为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六、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农村和谐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各级人民调解组织要围绕农村改革发展大局，主动、及时地调解农村涉及征地、补偿、拆迁等方面的矛盾纠纷，积极介入社会难点、热点和群体性纠纷的调解工作，认真做好农村因土地、资源、环境污染等引发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要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形成以乡镇（街道）村（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企事业、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的多层次、规范化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体系。健全和落实纠纷信息反馈机制、重大社情报告制度和的快速反应机制，切实提高对热点、敏感问题的预知、判断和预防能力，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进一步探索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工作机制。探索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纠纷调处方式方法，鼓励律师以多种方式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深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情况、新特点，有针对性地培训人民调解员，积极整合社会调解资源，不断建立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七、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和做好安置帮教工作

在郑州、漯河、焦作三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此项工作，逐步扩大试点规模和范围。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努力提高社区矫正质量，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生活技能和生存能力。要加强县、乡两级刑释解教人员安置机构建设，配备专职人员，落实工作经费，建立健全工作制度，落实各项帮教措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强过渡性安置基地（实体）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职业培训中心，特别是解决农村籍刑释解教人员的生活出路问题。要健全监狱、劳教与安置帮教机构特别是乡镇安置帮教机构的衔接配合工作，争取出台《河南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人员衔接管控工作的意见》，逐步建立健全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危险性评估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衔接管控措施，防止刑释解教人员脱管失控和重新犯罪，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八、提高司法所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的水平

司法所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最基层单位，是司法行政工作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的主要阵地。要认真落实国务院“两所一庭”建设规划，加快司法所办公用房建设步伐，第四批司法所国债项目要在2009年6月底前完成，第五批力争在国债资金到达半年内全部建成。以示范司法所创建活动为载体，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组织队伍建设、业务建设和规范化建设，为司法所履行职能，服务农村改革发展打造坚实的工作平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增强服务基层的意识，自觉投入到农村改革发展中，着力围绕基层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农村群众的法律需求，有效整合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基层法律服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职能，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能，进一步活跃司法所工作，切实提高为农村改革发展服务的水平。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

根据法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安排，本人于xx年2月24日至xx年4月28日在xx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毕业实习。

这次毕业实习的目的是：经受社会锻炼，接触法律实践，检查考核理论知识，培养提高运用法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在毕业实习过程中，我尽量把课本知识同实践相结合，运用所学的法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向老师请教，实习工作做到了守纪、认真、踏实、负责，得到了法院领导和指导老师的褒奖。

通过紧张有序的毕业实习，我学习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首先，培养了独立办理民事案件的能力。在法院领导和指导老师的引导下，我进一步，温习了办理民事案件一审、二审的程序，熟悉了民事司法文书的写作，协助司法人员进行文书送达、案件调解、参与庭审、卷宗整理等工作，培养提高了办理民事案件的实践能力。

第二，提高了交际表达能力。个人综合素质的优劣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社会竞争力强弱的最重要标志，交际表达能力则是个人综合素质的最重要体现。为了尽快适应法院民事庭实习工作的需要，毕业实习期间我借助各种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交际表达能力，遇到问题多与指导老师进行交流，认真倾听老师的分析，明确表达自己的见解，锻炼了自己的交际表达能力。在实习过程中，我深切的感受到只有具备良好的交际表达能力，才能适应将来社会巨大的竞争压力。

第三，提高了写作能力。在法院实习工作之出，由于本人文字表述能力尚不能达到实习工作的各项要求，因此全面提高写作能力迫在眉睫。在指导老师的引导下，我认真学习司法文书学和司法逻辑学，努力提高语言的严肃性和文书的逻辑性，取得了一定成绩。

另外，本次实习我最重要的收获是深化了对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xx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十六大报告，报告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开拓创新的改革意识、执政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感，描绘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蓝图，是全党全国人民在世纪征途上的行动指南。报告第五部分提出了加强政治建设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明确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改革目标。在现代法治国家，政治文明有着多种标志和体现，但我认为主要应体现在法制文明上，而其中司法文明又是法制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为了建设法制文明和司法文明，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必须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

所以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因为构建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现行司法体制，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人财物管理体制、工作机制、诉讼程序及管理制度等方面有许多的不完善、不科学之处，存在不少的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对外而言，使得司法机关无法抗衡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其结果是导致作为中央权力的司法权的分散化和地方化，国家法制和司法的统一性受到破坏，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对内而言，不符合司法权运行的特殊性和规律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同样也使司法权威受到损害，不利于司法职能的发挥。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以及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以来，司法机关特别是人民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厉行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并组织实施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了39项具体的改革任务和措施，涉及审判管理、诉讼方式、执行体制、证据规定以及法官管理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到目前为止，39项改革任务已基本实现或者有很大进展，对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人民法院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涉及司法体制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进展迟缓。可喜的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及时吹来了改革的春风，报告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使我们树立了信心、鼓舞了斗志、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十六大报告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这一段话，文字虽然不多，但字字珠玑，内容丰富，针对性强，要求具体，目标明确。

首先是明确指出了我们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这就是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必须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真可谓高屋建瓴，振聋发聩。

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现代法治化国家的一个国际化命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追求社会普遍的公平和正义，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立法与司法的生命和灵魂，与我们党的崇高理想和根本宗旨也是完全一致的。在法治条件下，社会正义首先体现在立法上，叫做分配正义”。但分配正义是静止的，规范性的，往往带有宣言性质，且在现实生活中，分配正义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干扰、冲击，或者无法实现，或者失去平衡，或者受到损害，这就产生了公平与否的问题，就需要求助于司法。司法的基本职能作用就在于调整、解决法律性的矛盾和纠纷，矫正失去了公平的分配正义，所以司法上的正义又叫矫正正义”。可是司法体制改革明确以保障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可谓阐明了要义，切中了要害，抓住了根本，其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其次是明确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报告具体确定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七项任务，几乎涵盖了构建现代司法体制的各个方面，非常全面，也非常具体，为全面启动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最后是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定位非常明确。司法体制是党和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课题下讲司法体制改革问题是非常适当和准确的。正是因为这个定位，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时，首先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须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其次是必须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统一领导;第三是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完善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利于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第四是必须有利于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统一，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1篇9

一、司法的涵义和当代司法制度的主要特征

所谓司法，是指国家适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的活动。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司法是国家“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参见张文显《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司法方式解决纠纷，相对于人类早期社会中采用“自力救济”方式解决纠纷，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它属于“公力救济”的范畴。所谓公力救济，即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凭借纠纷当事人自己的力量，对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司法活动是一种国家活动，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终局性等显著特点。国家规范司法活动的制度，便是司法制度。司法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有国家存在，就必然有司法制度。同时，司法制度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又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它必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完善。

所谓当代司法制度，是指“二战”以后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符合司法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体现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种比较先进的司法制度。一般认为，当代司法制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司法的统一性。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的司法权统一由法律规定的机关行使，其他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均无权行使司法权；二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时，必须适用统一的国家法律，不能各行其是；三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同样的事实适用同样的法律，不同的事实适用不同的法律。

2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联合国核准认可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所规定。在我国，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不仅早已载入1982年的宪法，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同时也被执政党的正式文件所确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解，司法独立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的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指每个法院的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上级法院和其他法院的干涉；三是指法官独立审判，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其他因素左右。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在我国，司法独立是否包括法官独立，过去意见不一致，现在大多数人对此开始持肯定态度，但同时提出需要一套相应的制度进行保障和制约。

3司法的公正性。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具有公正性是不言而喻的。司法的公正性是对司法活动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同时它也是司法权威的基础，不公正的司法不但无任何权威可言，而且会导致司法腐败，动摇人们对法治的信念。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害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司法的公正性，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的内容。前者指过程公正，也称看得见的公正；后者指结果公正，也称看不见的公正。实体公正是相对的，程序公正是绝对的。两者都是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各自具有独立价值。原先我们只看重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近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了明显克服。

4司法的权威性。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方式解决纠纷不同于其他方式解决纠纷最显著和最本质的特征。司法的权威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一切社会纠纷均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最终获得解决，也即我们所说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二是指法院的生效裁判具有必须执行的强制力，任何人不得违反。按照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规定，司法的权威性体现在：“法官负有对公民的生命、自由、权利、义务和财产作出最后判决的责任；司法机关对所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管辖权，并拥有绝对的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法院作出的司法裁决不应加以修改。”

5司法的中立性。司法的中立性是由司法活动所追求的公正价值目标所决定的。没有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中的中立态度和立场，就不会产生公正的结果，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结果并未受到影响，但由于法官没有做到在立场和态度上“不偏不倚”，也难以使人信服。司法的中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司法程序启动的被动性，即法院不得主动去寻找案源，在无人的情况下自行文秘站:开始审理程序，而应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二是审理案件的法官应当对双方当事人不偏不倚，实行“无差别对待”，只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判。

6司法的民主性。司法的民主性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司法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实行陪审制度，让民众参与司法活动。二是实行公开审判制度，接受社会的监督。所谓公开审判，应当包括三项内容：第一，开庭前公告当事人姓名、案由和开庭的时间、地点；第二，开庭时允许群众旁听和允许新闻媒体采访报导；第三，公开宣告判决，包括公布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判决结果和所依据的理由。即使是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必须公开宣告判决的结果。公开审判是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良方。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特别看重公开审判的监督意义，他说：“当审判程序完全秘密时，法官将是既懒惰又专横。没有公开性，其他一切制约都无能为力，和公开性相比，其他各种制约都是小巫见大巫。”英国大法官休厄特强调公开审判是实现公平的必要手段，他说：“公平的实现其本身是不够的，公平必须公开地、在毫无疑问地被人们所能看得见的情况下实现。”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强调公开审判的群众参与性，他说：“司法的公开性不应仅仅为了监督，民众对法律生活的积极参与会产生对法律的信任，对法律的信任同时又是他们主动参与这类活动的前提。”三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并通过诉讼程序制度的设计来保证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能够充分行使各种诉讼权利，如辩论权、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关于司法民主性的上述要求，我国宪法和法律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执行，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尚有待改进。

7司法的慎重性。司法涉及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等重要权利，法官掌握着案件当事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司法权的行使必须慎之又慎。司法的慎重性，一是体现在通过设立司法的民主机制来防止错案的发生。如设立合议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辩论和辩护制度、死刑复核制度等。二是体现在通过设立纠错机制对错误的裁判进行补救。如设立上诉制度、申诉再审制度、执行异议制度、执行回转制度、国家赔偿制度等。三是体现在当“惩罚”与“保护”的价值目标发生矛盾，难以决断时，在价值取舍上通常偏重于保护而放弃惩罚。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对“有利被告”、“疑罪从无”原则的吸收，即体现了这一精神。

8司法的职业性。司法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法官按照一定的规则向案件当事人分配正义的工作，也即法官要根据自己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表明反对什么，支持什么；惩罚什么，保护什么。因此，法官实际上是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将立法所规定的普遍的、抽象的正义转化为具体的、人们可以感知到的正义，正确无误地分配给案件当事人各方。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法律关系的复杂化，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决定了司法工作不但具有了很强的专业性，而且必须职业化，即法官只能由受过系统法学专业教育并通过严格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担任，同时一旦担任法官，则必须终身以此为业，恪尽职守，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已任，从而形成法官职业共同体。法官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法官职业资格制度、法官职业培训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法官职业责任制度以及法官职业道德约束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在法官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基础之上，还需要进一步实现现代司法所要求的法官的同质化和精英化。所谓法官同质化，是指不同个体的法官，不论在何地和何种级别的法院任职，应当具有大体相当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从而有利于保证适用法律的统一和案件处理的正确。法官的精英化则是指，法官群体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职业化为背景，在法律素养、实践能力、人文精神和人格品质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卓越性，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因此而获得社会的高度评价与尊重，具有法律保障下的优厚地位。通俗地讲，法官的精英化既包括对法官质量的要求，又包括对法官数量的控制。法官的精英化有利于促进法官的同质化，而法官的同质化则是法官精英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我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为法官专业化、职业化并进而实现法官同质化和精英化创造了重要条件。当然，要造就专业化、职业化、同质化、精英化的现代法官群体，除了必须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外，还有赖于职前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教育、法律职业培训以及职后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等配套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共同发挥作用。（参见谭兵、王志胜“论法官现代化：专业化、职业化和同质化-兼谈中国法官队伍的现代化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和功能

（一）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

虽然司法是指国家适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的活动，但各国基于其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司法的理解和对司法制度的设计并不完全相同。在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是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一种国家活动。在这些国家，所谓司法就是指审判，所谓司法权就是指审判权，所谓司法机关就是指法院。至于检察权，一般归入行政权的范畴，或由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直接行使（如美国），或由附设于法院但隶属于政府司法行政机关的检察机关行使（如英国）。在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机关不仅包括审判机关，也包括检察机关，即司法权由审判权和检察权共同构成。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虽然司法权仍由审判权和检察权构成，但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审判权的范围比过去有所扩展，成立了专门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并且把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集中在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检察权的范围则比过去有所缩小，不再包括广泛的法律监督权。我国古代，司法权的内容也很广泛，包括审判权、法律监督权和司法行政权三部分。清末搞“维新变法”，效仿西方国家的作法，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司法权由法院行使，因而此时的司法权就是指审判权。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借鉴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模式，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实行“五权分立”的政体，即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种，由五个机关分别行使，其中的司法权主要由司法院行使。检察机关附设于法院内部，但隶属于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作法相似。

我国现行的政权体制，借鉴了前苏联的作法，摒弃了“三权分立”的模式，而是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又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监督机关。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一府两院”，政府行使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行使司法权，同时，一府两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受其监督。这种政体有利于国家权力的统一行使与合理分工，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职能的充分发挥。

在这种政权体制之下，我国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机关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当然人民检察院还履行法律赋予的刑事侦察和公诉职能）。这种司法体制不但为我国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所规定，也为执政党的正式文件所确认（参见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但人们在习惯上，常常对司法权作较宽泛的理解，认为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均担负一定的职能，分别负责案件的侦查和刑罚的执行，因此司法机关不仅包括法院和检察院，还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其实，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体系，与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法院和检察院的性质不同，尽管人们在习惯上将公、检、法、司、安统称为政法机关，并归口统一管理。

此外，对于有的机关或组织，法律或者习惯并未确定其司法属性，但由于它们发挥的作用及其活动产生的效果，与司法机关相似或者密切相关，因而也被人们划入司法机关或者司法组织的体系，如公证机关、律师组织、仲裁机构、人民调解组织等，并在教科书中一并论述，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和司法组织是多样化的，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司法制度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具体包括侦察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司法行政制度、监狱制度、劳教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仲裁制度、人民调解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参见钟玉瑜主编《中国特色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3—4页。）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的功能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功能：

1惩罚功能。即通过惩罚犯罪，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这是司法制度的首要功能。

2保护功能。即通过对刑事犯罪的惩罚和对民事、行政违法行为的制裁，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害，维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它与司法制度的惩罚功能相对应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3调整功能。即通过司法机关对权利义务的确认，对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起到调整作用，使之处于正常和稳定状态，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4服务功能。即司法机关和司法组织通过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满足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并引导各种市场主体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司法制度的服务功能是由司法机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5教育功能。即司法机关通过对案件的正确处理，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起到法制宣传教育作用，增强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他们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从而有利于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素质，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参见钟玉瑜主编《中国特色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29—32页。）

三、我国司法改革的动因、主要内容和效果

（一）我国司法改革的动因

司法改革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重要热点，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全社会对司法改革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寄予厚望，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谈司法改革，司法实务部门和众多的学者谈司法改革，而且普通老百姓也谈司法改革。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司法改革呼声的推动下，司法改革的研讨会此起彼伏，司法改革的措施一个接着一个出台，监督司法机关的各种措施和办法层出不穷，从而形成了一个时期中我国司法改革的独特景观。尽管我国司法改革的活动起始较早，但全面的、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却是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之后才正式启动的。

我国的司法改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司法不公引发的，但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司法改革的原因远不止于此，还有着更为广泛和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我们认为，引发我国司法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现行司法制度不完全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逐渐显露出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是在政治上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人们习惯地将司法机关的职能定位于“无产阶级的工具”，镇压敌人和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刀把子”。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原有的司法制度设计及其职能定位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司法机关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诸如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人财物管理体制、法官的地位和待遇，以及工作机制、诉讼程序、管理制度等方面均显露出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特别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司法机关、司法机关的经费由各级财政拨付、司法机关的干部由当地管理的作法，难以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和抗衡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有必要通过司法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2司法机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会对司法机关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头30年中，法院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发生什么关系，一些人视上法院为耻辱，一个有过上法院经历的人往往被视为异类。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人们很少有自己的财产，每个人都被看成是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所有的社会资源均属于国家，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被视为政府的职能，同时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均通过行政方式解决，因此，法院自然与普通公民无关，很少有人关注它的存在。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结构和管理模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很大变化。国家机关职能的转变，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和城乡民营企业的出现以及外资的大量涌入，打破了多年来固定不变的社会关系模式，不但导致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和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而且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和民事经济纠纷越来越多，人们的权利意识空前增强，过去的“有矛盾找领导”被“有矛盾上法院”所代替，通过法院维护自己的权益，讨回公道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和人们的习惯。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任何人都可能发生纠纷，产生诉诸法院的需求，不是你诉别人，就是别人诉你。统计数据表明，近20年来，我国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均大量递增，法院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加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确立赋予了法院更多的职能，立法和法律实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等等，也增强了人们通过司法程序将纸上的法律变为活的法律，将抽象的公正变为具体的公正的愿望和频率（参见信春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权力”，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5期）。法院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机构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人们对法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显然，这必然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和推动力。

3司法机关的现状满足不了社会对公正的需求，司法腐败问题严重。

司法机关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必须用高质量的裁判来回应社会，以增强人们对法治的信念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热情，但目前我国司法机关的现状特别是人员素质较低的状况却很难适应这一要求。据一些学者统计，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只占0.2％，而在全国检察院系统的20多万名检察官中，本科层次的更少，只占4％（参见马俊驹、聂德宗《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以法院系统为例，法官队伍的整体结构不但学历较低，而且来源复杂，大量不具有任何法律专业教育背景的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法院从事审判工作或者审判辅助工作，其办案质量可想而知。尽管他们之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后来通过不同途径突击提升学历，拿到了各种文凭，但文凭与水平、知识与能力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显然，这种状况离法官专业化、职业化、同质化、精英化的要求差距较大，很难满足社会对司法公正的需求。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少数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三盲院长”和故意颠倒是非、弄虚作假，制造错案和假案的法官。所有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加之法院在制度层面上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口诛笔伐”。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进行分析和批评，如有的将其概括为“体制不顺、队伍不精、作风不正、执法不严、监督不灵、裁判不公”（参见陈光中主编《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第48页）；有的将其概括为“司法独立难以做到，司法工作行政化，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根深蒂固，司法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参见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22—26页）；有的将其概括为“司法的独立性不强，司法腐败严重，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程序不完善，司法的权威性严重缺乏，司法队伍的素质不高，管理体制不健全”（参见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二版，第32—35页）；有的将其概括为“司法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具体表现在“程序独立性受损、程序民主性有缺、程序控权性失灵、程序平等性失衡、程序公开性受限、程序科学性不足”（参见谢佑平、万毅《论司法改革与司法公正》，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5期）；有的将其概括为“司法的随意性导致诉讼案件裁决结果的不可预见性，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司法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司法机关权威不足、效率低下”（参见方立新《司法改革的动因及其制度设计》，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4期）。大家一致认为，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司法机关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只有通过一场深刻的司法改革才能解决。

4司法改革的国际潮流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近年来，为了使司法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司法制度的功能，不少国家纷纷对本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进行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国家根据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所实行的，诸如司法组织独立、司法程序法定、司法人员数量法定、司法预算独立、法官任职保障等符合司法特点的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凝结着人类司法文明成果的诉讼原则和程序机制，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和推动作用。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在经济上融入全球体系，我国的司法程序制度也应与国际接轨的要求，更增强了我国司法改革的紧迫性。

我国的司法改革正是在上述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下启动和进行的。

（二）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效果

1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自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以来，司法改革开始成为我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自觉行动和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司法机关对司法改革的认识不断深化，改革的热情不断提高，改革的力度不断增强，改革的范围不断扩大，改革的措施不断增多，改革的成果不断见诸报端。为了保证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出台了不少司法改革措施。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方案》（2000年8月）、《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1998年6月）、《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2000年7月）、《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2000年8月）、《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998年6月）、《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12月）、《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7月）等等。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关于《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2000年2月）、《关于进一步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2000年5月）、《关于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1998年）等文件，并推出了六项改革措施（1999年）、七项重点改革（2001年11月）和改革的三项举措（2002年）等等。此外，不少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也出台了一些本单位的司法改革措施并进行了大胆实践。在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司法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全面展开。仅以法院的改革为例，其内容不但涉及内部机构的设置，法官的选任、管理、交流和培训，审判组织的完善和审判委员会职责的规范，审判方式和裁判文书的改革，典型案件的公布，还包括证据制度、程序运行机制、立案工作、执行工作、审监工作、人事管理制度和司法警察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加强人民法庭的建设，解决经费和物质保障，促进办公现代化建设等众多方面。尤其应当提到的是，在司法改革浪潮的推动下，2001年7月我国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得以修改，从而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显然有利于提高法官和检察官的素质，推动法官、检察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

2我国司法改革的效果

通过实施上述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我国的司法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归纳起来，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促使了司法观念的更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这场司法改革，首先便是促使了司法观念的更新。司法观念的更新，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司法角色的定位上，从政治定位转向职能定位。原来我们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习惯于把司法机关看成“无产阶级的工具”和镇压敌人的“刀把子”，只重视其的属性和惩罚犯罪的职能，而忽视了司法的其他职能。现在，我们看到了司法机关的职能不仅仅是镇压敌人，惩罚犯罪，它的一项重要职能是通过依法、公正、合理、及时地审理各种诉讼案件，解决社会纠纷，维护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这种认识有助于我们划清司法机关同其他机关的区别，从体制上确保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建立起一套符合司法工作特点与职能要求的管理制度和诉讼程序。二是在司法程序观上，从程序工具论转向程序本位论。原来我们受“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观念的影响，将程序法看成是保证实体法贯彻实施的手段或者工具，认为程序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只要案件结果处理正确，遵守不遵守程序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违法管辖、超期羁押、先定后审、强迫调解、随意延长审限以及违法取证、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和执行措施、随意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程序违法行为比比皆是，而且屡禁不止，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国家法治。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程序不仅具有保障价值，而且具有独立价值和优先价值；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程序公正不仅可以弥补实体公正的不足，而且由于程序公正能够直接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所感知，它更易增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产生对法治的崇敬和信念。因此，今后必须把司法制度建设的重心由追求实体公正转移到追求程序正义上来，以程序正义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公正的实现。三是在司法发展观上，从外延式发展观转向内涵式发展观。例如司法机关的建设，过去我们偏重于走外延式发展的道路，强调和追求扩大机构规模、增加人员数量、改善办案条件、提高办案数量。现在我们认识到：真正制约司法机关建设的主要不是上述这些方面，而是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完善司法制度和程序，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只有重视和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司法机关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形势的要求，承担起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责。（参见黄文艺著《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323—326页。）

第二，司法组织得到加强，司法程序制度得到完善。这里仅以法院系统的改革为例。在加强审判组织方面，一是审判组织的设置和职能分工更趋于合理化。如将原来设立的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审判庭、海事海商审判庭统一调整为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并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二是法官的管理更加科学化。主要体现在将法官和书记官分为两个序列管理，并设立了助理法官制度等。三是审判人员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主要表现为其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业务能力的改善方面。在司法程序制度的完善方面，一是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的职权、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建立起了一套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高效运作的审判工作机制；二是通过实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离、审监分离以及审判流程管理等制度措施，规范了审判和执行行为，实现了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强化了法院的内部监督，提高了审判工作的效率；三是通过认真贯彻公开审判制度，完善陪审制度，进行裁判文书的改革等措施，增强了司法活动的民主性和透明度，有利于加强社会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实现司法公正。

第三，推动了我国法律职业制度的建立和法学教育的改革。1995年2月颁布实施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是我国法官、检察官向专业化、职业化进程迈出的第一步。2001年7月，根据修改后的《法官法》和《检察法》实行的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从事法官、检察官职业的门槛，并与律师职业一起，统一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规格要求，这标志着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的开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实行和完善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必将推动我国法律职业制度的发展，并对法学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促使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进行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四、深化我国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矛盾、难题及前景展望

（一）我国既有司法改革存在的不足之处

我国的司法改革尽管取得了公认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的不足，主要是：

1理论准备不充分，缺乏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制度设计。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而我国的司法改革则是先启动程序并轰轰烈烈掀起高潮之后，才进行理论探讨和论证，这违背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必然导致司法改革的盲目性、随意性，使司法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并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在这场司法改革中，全国不少高、中级法院甚至基层法院纷纷出台自己进行审判方式改革和诉讼证据制度改革的规定，便是其中一例。此外，其他司法机关也推出了诸如什么“零口供”、“点警制”、“社会服务令”等改革措施（参见王琳《试论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8期）。改革到底应当遵循一些什么原则，达到什么目的，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是什么，改革的路到底要走多远，需要解决哪些相关问题等等，不但改革的积极参加者不清楚，就连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我国最高司法机关也心中无数。学术界对司法改革的目标描述五花八门，大相迳庭：有的认为应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和司法独立三大目标（参见谭世贵主编《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27—41页）；有的主张应追求保障司法独立、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四大目标（参见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页）；有的提出这场司法改革有六大目标，即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树立司法的权威性，维护司法权的统一性，完善审判方式和程序，建立法律职业制度、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制度（参见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二版，序言）。关于司法改革目标的各种观点还有很多，举不胜举。至于司法改革应当遵循的原则、步骤、方法以及制度设计等重要问题，更是见仁见智，各说不一。

2没有一个统一规划、领导和推动司法改革的权威机构。在这场司法改革中，基本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个最高司法机关“各自为政”，“单兵作战”，使得“两高”推出的一些司法改革措施互不协调，此其一。其二，这场司法改革，既没有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参与和指导，也没有国家人事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实权部门介入，更谈不上执政党的直接领导，只是两个司法机关各自忙碌，其他部门袖手旁观“看热闹”，由此出现了“内热外冷”和“下热上冷”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但无法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司法改革中的各种重大问题，而且还发生司法部门出台的改革措施得不到其他有关部门的理解和呼应，使得司法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的现象。

3司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受限。真正的司法改革是一场涉及现行司法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范围十分广泛的深刻改革，不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问题，而且要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力关系进行调整，对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进行调整，它必然要触动一些部门和地方的利益，触动司法机关人、财、物的既有管理体制。而目前的司法改革，大多限于技术操作层面和工作管理层面，未触及体制层面，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不少改革措施只是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这一点不但局外人清楚，作为这场改革的组织领导者的我国两个最高司法机关也清楚。在现行体制下，他们只能解决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不便对别人管的事说三道四。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所制定的“五年改革纲要”和“三年实施意见”中所确定的改革的原则、目标和内容，便可看出两个最高司法机关对这场改革所持的谨慎态度。

4司法改革工作缺乏透明度，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群众是依法治国，推进司法改革的主体。司法改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并影响到广大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因此广大群众对这场司法改革以及司法机关所出台的各种改革措施理应享有知情权及参与讨论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两高”出台的一些司法改革措施事先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听取群众的意见，一般人并不知道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甚至不少改革措施只是内部规定，外界人士无从知晓。司法改革工作缺乏透明度，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认同，必然使改革措施的效果受到影响。

5一些司法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矛盾，超越了司法机关的权限范围。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只享有司法解释权，没有立法权，“两高”的一些司法改革措施往往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出台和推行的。但司法解释不能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抵触，也不能规定一些法律根本没有的内容，否则便会造成对国家立法权的侵犯。人们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某些改革措施明显与现行法律的规定不相符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取消经济审判庭名称的作法，就与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审判组织设置的规定相悖；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有关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的两个“若干规定”中的一些内容，也有越权之嫌。

（二）深化我国司法改革面临的矛盾和难题

我国的司法改革决不能就此停下，必须推向深入。然而，司法改革的深入，必然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1加强对司法的监督与所带来的司法机关职能弱化的矛盾。进一步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是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这是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措施。问题是对司法工作监督什么，如何监督以及监督的度怎样正确把握。这里以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为例，按理说，目前对法院审判工作监督的渠道已经不少，包括法院的内部监督、国家法律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部门的监督（指人大监督和执政党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主要指新闻媒体监督）等各个方面。现有的监督，既有监督不力的一面，又有使法院的司法职能弱化的一面。例如一些人认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就需要认真研究，谨慎行事。人大对法院进行监督是国家宪法赋予的重要职权，法院接受人大的监督也是一件好事，有利于促使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但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监督就失去了监督本来的意义。还有其他方面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也同样存在需要研究的问题。2、司法机关自身职业化的努力与司法制度被行政制度包围的矛盾。一般而言，在国家的三种权力中，司法权处于弱势地位，行政权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加强法院和法官的职业化建设。其中，法院的职业化建设要求彻底消除法院体制内部的“官僚化”和行政等级制度，“使法院更像法院”，真正成为在人员构成、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工作方式以及社会使命等方面完全不同于行政机关的社会争端裁决机构。但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十分强大的国家，加之多年来法院的管理和审判业务工作的很多方面一直沿袭行政管理的一套做法，并且已经根深蒂固。因此要使法院通过司法改革，完全摆脱行政体制的阴影，按照审判工作自身的要求建立起职业化的法院，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

3根据先进司法理念进行改革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矛盾。先进的司法理念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反映了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对各国的司法制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司法独立性、中立性、终局性、权威性的理念，程序公正的理念，法律真实的理念，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理念等等，均应在司法改革中通过一些具体的程序制度设计得到体现，以便建立起完全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先进的高效运作的司法体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现行的司法程序制度势必应进行全方位的、有深度和力度的改革。但现实生活中困扰司法机关的一些突出问题，诸如社会治安问题、执行难的问题、司法资源紧缺的问题、司法人员素质较低的问题，以及司法机关的“左邻右舍”问题等等，却制约着那种理想化的“一步到位”的司法改革，从而有可能迫使改革的决策者不得不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折衷式”的司法改革模式。（以上参见信春鹰“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权力”，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5期。）

4加强司法改革力度与受现行法律框架限制的矛盾。司法改革到底是应该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之下进行，还是应该突破法律的既有规定，根据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们对此持不同意见。如果选择前者，则是隔靴骚痒，不解决根本问题；如果选择后者，则必须先修改宪法和有关的法律，成本太高，难度较大，一时做不到。这必然使我国的司法改革处于两难的境地，司法改革的决策者不能不认真权衡利弊，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三）我国司法改革前景展望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作为九个问题之一，用二百多字的篇幅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作了专门论述。与十五大报告对司法改革的论述相比，不但提法不同（原来只提“推进司法改革”，现在提“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文字篇幅较长，内容全面、深刻和集中，层次分明，有纲有目，而且目标和任务十分明确，要求很高。这是执政党根据我国司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对未来一个时期司法改革所作的全面部署和动员，为我国下一步深入开展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强有力的政策依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篇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实施已近七个年头了，关于公证制度改革，业内外人士在报刊、杂志上也已发表了不少颇有建树的文章，这对于公证制度的改革，无疑将起到推动作用。笔者从事公证工作二十多年，出于关心公证事业发展的心情也来谈一下公证的改革，以求得对公证改革的共识，从而使公证改革达到有利于公证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综合治理，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为了使公证改革能沿着正确的方面发展，笔者就公证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着重从三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是公证改革必须确认公证处的性质，这是公证改革的根本

公证处究竟是属于什么样的机构，是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还是属于企事业单位，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所有关心公证事业的人所关心的问题。2006年3月1日施行的《公证法》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将公证处定义为一个“证明机构”――一个独立行使公证职能的证明机构。虽然其独立性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但公证处是何种性质，何种体制的机构却未明确界定，以至于我国的公证处既有行政体制，又有事业（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类）还有合作、合伙制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公证处的认知混乱，也使《公证法》定义的公证机构的独立性、证明效力大打折扣。

据此，笔者认为，公证处，既不应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也不应属于企事业单位，而应属于国家的司法证明机关（也称司法机关）。因为国家赋予公证处以公证的职能，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公证权，任何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或个人都没有这种权利。公证文书受国家法律监督和保护。公证活动是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政策规定的法定程序，对公证客体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确认，而对那些不真实、不合法、不公平的应依法加以纠正或依法予以拒证，从而达到制止违法、揭露犯罪、预防纠纷的目的，这就是公证根本属性的内涵，是公证性质的体现。有人认为：“公证处应属于司法行政机关”，这是混淆了司法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性质。不错，公证处在行政上属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但公证业务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项法律科学、绝非司法行政机关所包含或代替。至于有人认为公证处应属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均过于笼统，对说明公证性质毫无意义，笔者认为公证处只能属于我国司法机关：即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并列的司法证明机关，这才是公证机关应有的地位。因此公证制度的改革，无论怎样改革，公证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证明的职权不能变，公证文书的权威性不能变，公证程序的严肃性不能变，如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怎样改革，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能变一样。

二是公证改革必须在立法上是明确规定必须公证的事项

笔者认为国家应该从立法上规定必须公证的事项，这是公证改革的前提。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必须公证的事项，这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为普遍。拿法国来讲，立法上规定必须公证的事务占总量的40%，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至今还没有引起重视。我国虽然在《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等实体法上有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至于相继出台的《公司法》、《房地产法》等重要法规，则根本不涉及公证。因此笔者认为，公证的改革首先应着眼于立法上的改革，这才是公证改革实质性的改革，这才是公证改革的前提，这才是公证事业兴旺发达的依托。如果不是从这方面着手改革，公证的其他改革，都是空有其名。

三是公证改革必须在程序上明确规定和司法审判机关、行政职能机关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条款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

内容提要:我国司法改革已进行多年，但实质性的成效不甚明显。从理论上提出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并用以指导司法改革的实践，乃保障司法改革成功的重要环节。因此，确立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阐述具体原则的内容、依据等就成为文中应有之意。

司法改革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应有一套贯穿于改革从始至终的基本行为准则。回顾和总结这些年来我国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笔者就我国司法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作如下探讨。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司法改革领导的原则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据此，笔者认为，党对司法改革的领导主要应当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总揽全局，就是坚持党中央对司法改革全局工作的领导。集中精力抓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在总体上对司法改革工作予以全局指导和宏观决策。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出发，保证改革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协调各方，就是从实现司法改革的方案和推进司法改革进程的要求出发，统筹兼顾，规范并协调人大、政府、政协、司法、人民团体以及地方党委、国家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等组织在司法改革中的地位、职责及关系，使其各尽其责，形成合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意味着: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领导，对各项具体改革工作不能随意干涉，要从以前习惯于依靠政策转向依法执政。另一方面，党不应陷入纷繁琐碎的改革事务之中，包办代替司法改革职能部门的工作。而是要支持各职能部门依法行使职权，确保改革依法进行。

第二，党要充分引导全国人民和社会各界认识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调动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对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理应有参与权。而且，实践也证明，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的任何工作都将一事无成。事关全社会的司法改革更应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司法改革的热情，党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对司法改革的宣传力度，用正确的改革思想影响群众。收集、反映群众对司法改革的要求，使司法改革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同时注意纠正和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对司法改革的各种偏见和误解，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司法改革观。

第三，党在领导制定司法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应注意通过立法程序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的法律，使司法改革有法可依。应该认识到，司法改革的方案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严格执行司法改革的方案本身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司法改革就是让包含着党的正确主张在内的既定的司法改革方案充分发挥功能，而不是在改革中随时接受党临时提出的各种主张。事实上，当今世界，各国政党无不希望影响司法，问题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考察各国的情况，不难发现，目前较为通行的方式是政党通过议会等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牵制。议会通过立法规定司法机构的组成和职能，并通过法律的实施贯彻议会的政治意图。而这一切都是由政党来控制的。虽然西方国家的宪法为了显示司法的权威，一般都赋予了司法机关以司法审查权。但宪法同时又规定，议会拥有修改宪法条文的最后权力。如果司法审查权一旦成为了阻止议会法案生效或实施的障碍，议会在必要时则会行使最后的权力，以此来制约司法权，确保议会法案的通过、实施。应当说，这种政党对司法领导的国家化不失为

第四，注重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充实司法队伍的领导层。这事关司法改革的目的能否实现以及改革后成果能否巩固。

二、坚持司法改革系统性的原则

在司法改革系统性问题上，当前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通过系统的理论研究，创立一套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改革理论。这是司法改革的基础。没有多数人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司法改革必然会遇到传统观念和理论以及既有司法体制的阻碍；离开了理论对司法改革的指导，衡量司法制度合理与否的具体标准便无法界定。这些年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在形式上可谓轰轰烈烈，似乎随着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对司法改革的提出及要求，司法改革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实现了。而对究竟为什么进行司法改革、改革的目标、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基本方案、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改革方案实施的方法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缺乏深入、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多不同程度地带有功利性、片面性或盲目性等局限。可以说，我国司法改革所出现的某些混乱甚至违法，与司法改革缺乏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不无关系。如果说，市场经济之初，司法改革的理论和设计尚不可能在瞬间作出适应经济基础需求的回应，以致司法改革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司法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话。那么，在社会转型和司法改革若干年后的今天，司法改革的理论仍然滞后于改革实践的情况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的。在理论研究的问题上，尤其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方法。这方面，国外诸多成功的司法改革为我们提供了经验。以英国民事司法改革方案的设计为例，由沃尔夫勋爵领导的专家队伍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将几乎所有民事司法制度中的问题用统计数字的形式予以证实和说明，[1]与之相比，我们只能自叹不如。

第二，在司法系统的改革中，将司法体制作为改革的核心。形式上看，司法改革所解决的是司法机关的组织、制度等问题。但从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看，除了司法机关的问题外，还涉及到社会的多个领域，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体制。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是在计划经济和高度行政集权的背景下建立的，其设计的基本理念存在许多误区。现实中许多司法不公的现象都是体制性的原因所致。因此，司法改革除要求改革的具体内容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并与其他上层建筑相协调外，关键是从司法体制的改革入手。

第三，认真总结这些年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以资后续整体的司法改革借鉴。司法改革本应是全社会的事情。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以司法机关为主的自身改革。结果是司法机关各自为政，限制对方而扩充自身的权力，以致引发摩擦，形成内耗；并把司法改革作为进行权力交易的平台；[2]甚至借口司法改革进行政治炒作。而对司法的体制等关键问题没有触动。我们必须认识到，司法改革不是任何部门或地方的专利，改革也不应仅仅着眼于一项或几项制度，忽视制度间的相互衔接，更不应将本来有联系的制度有意无意地割裂开来，依据自己的好恶决定是否改革。司法改革发展到今天，从整体上对司法进行改革已迫在眉睫。司法改革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国家的原则，按国家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有计划地积极稳妥地推进。否则，就会造成新的不协调。

三、坚持司法改革依法进行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尊严，既是司法改革追求的价值，也是司法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党提出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尤其如此。司法本是一种对既有法律的适用，它要求司法的整个过程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并应用实体法解决冲突。这也就决定了对规范司法活动的司法改革更应纳入到法定的框架内，从法律上为司法改革提供保障和平台，使既定的司法改革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避免包括司法改革主体在内的任何组织在司法改革上的随意性。因此，强调司法改革依法进行在今天就更具意义。为此，首先要从理论上对那些类似于“改革无”等似是而非的理论予以澄清。对那些以司法改革为由而置国家法制统一于不顾，我行我素的观念和宣传应认真进行反省。其次，司法改革的每一步，从程序到实体，都必须依法进行。司法改革应先对现行不科学的法律予以修改，并充实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内容，使改革有法可依。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改革首先应当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这些年来，司法改革中出现的司法机关从上到下出台的许多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甚至与法治的本意相悖的改革措施，[3]应坚决叫停。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由此而造成的负面效应迟早会为我们自己所领教，我们应及早做好防范准备。再次，建立国家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国外司法改革对此问题的解决主要采用了三种形式:一是由议会立法予以授权；二是成立专门的司法改革机构；三是由议会以修改法律的方式进行改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考虑在党的司法改革领导机构之外，尽快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管理、组织、协调、咨询等工作的国家司法改革机构。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司法改革的方案和程序。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然后再由国家司法改革的机构组织实施。

四、坚持从国情出发并合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的原则

合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是司法改革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汲取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本土资源。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积累了许多至今仍具价值的司法理念和制度，只是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和研究不够罢了。我们应借司法改革之势下大气力对其总结、发掘，使其为今天的司法服务。另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司法制度中可为我所用的内容。对此应注意:第一，借鉴不等于把司法改革归结为对他国司法意识、司法模式在本国的移植或照搬。否则，不仅因脱离本国国情而不为社会所认可，还可能适得其反。第二，在借鉴的内容上，要侧重于对其实质的理解，而不应仅局限于形式。我国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在没有充分了解被借鉴制度或内容的情况下，盲目借鉴国外一些司法制度，将其作为改革措施的做法应引以为戒。[4]它不仅把司法改革这样严肃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且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第三，在借鉴的方式上，不求一步到位。可以根据国情和条件成熟的情况逐步实现。如1996年，我国借鉴美国法学院JD模式培养法律硕士时，经过三年的实践后，才恢复为原本美国的规定。今天看来，这一借鉴是成功的。

五、坚持司法统一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理论上讲，只应存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而不存在独立的地方司法系统。但从现行司法机构的产生、体制看，很难将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界定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可以说，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司法系统，这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制的统一。造成国家司法机关“地方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地方司法机关实际成为地方权利结构的组成部分。二是司法机关设置的行政化导致了司法地方化与司法统一的矛盾。三是地方党委、政府对本地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管理。形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对于产生司法机关的设计本身尚不完善。其一，地方人大实际的法律地位与其所具有的直接产生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职能间的矛盾，导致了司法机关的地方化。其二，国家专门司法机关的产生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专门法院和检察院同样是我国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5]而且宪法第4条规定:“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事实上，我国一直没有与专门司法机关相对应的权力机关。虽然建国以来，专门司法机关在设置上几经变更，但每次的设置都不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而是由行业或部门根据命令、政策或有关决定自己直接设置的，其人财物自然也由行业的主管部门掌管。这就使该类法院自产生起便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游离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之外，部门保护主义以及法制的不统一也由此而生。其三，宪法的规定与检察机关实际行使的法律监督职能有差距，不利于司法的统一。

古今中外的实践表明，权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腐蚀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事关生杀予夺的司法权尤其如此。因此，如何有效地对司法予以监督和制约，确保司法的统一，乃司法改革之重中之重。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也再一次告诫我们，对司法改革的监督不容忽视，否则，后患无穷。这不仅因为司法改革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更因为它是设计并决定司法权的权力。

六、坚持司法改革循序渐进的原则

这主要是基于这样几点理由:第一，新旧司法体制和制度在理论上的对立和司法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使改革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第二，民众对司法改革有一个认识、适应的过程。首先，司法改革面临着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阻碍，如过去在人们的思想中被当作“刀把子”的司法机关今天要让人们理解为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职能部门，这种观念上的转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司法改革将导致司法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农民占近2/3，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民众安于现状，尽可能回避与司法发生关系，即使一旦诉诸法律，也具有极大的忍让性。再次，与西方国家社会自然演变型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是由政府依职权来推进的。第三，政治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关系决定了司法改革的长期性。司法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组成部分，必须考虑政治改革的总体格局，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全面展开的情况下，司法体制的改革不仅有难度，而且受局限。已经进行的司法改革的情况表明，司法改革实际上已经从多方面把目标指向了政治体制。而司法改革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注释:[1]参见齐树洁:《接近正义:英国民事司法改革述评》，载张卫平主编:《司法改革评论》（第二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2]如由于缺乏整体的规划，最高司法机关之间的改革不尽协调。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两个改革方案仅仅局限于各自系统内部的问题，没有涉及改革的整体。而且，相互间缺乏统一的指导目标，在诸多改革内容和着力点上都存在不协调。又如，最高检察院以法院不反对自己保留侦查权为条件而认可法院设立分院和进行审级改革的要求为法院所接受，从而各得其所。

[3]如在机构设置上，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方案不顾法院组织法第31条关于设经济审判庭的规定，取消了经济审判庭的建制，改设民二庭、民三庭。又如“暂缓不”的临时结案方式（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4月10日）和“债权凭证制度”（参见《法制日报》2002年6月9日）等的实施，均属司法机关带头违法。

司法体制改革的认识范文1篇12

【关键词】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注意的问题

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警种之一，作为人民检察院直接管辖的一支武装性质的司法力量，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护法和执法两个方面。护法是指司法警察在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过程中有效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检察工作环境，保证人民检察院能够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顺利地完成各项检察工作任务；而执法是指依照法定程序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司法警察队伍规范化建设与管理要从薄弱环节上下功夫，从强化队伍职业化建设着手，切实解决警力不足，进一步理顺现行管理体制，提高司法警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技能，规范司法警察工作内容，推进装备现代化建设，以适应新时期人民检察院检察工作的需要。

一、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的必然性

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在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获得了各级领导和检察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扬。但是，随着检察院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司法警察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司法警察只有加快自身的改革，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

（一）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是司法警察队伍自身发展的必然

检察官职业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检察工作职权的进一步细密化、专业化，在检察官、书记员等组成的检察工作系统中，各司法人员应各司其职，不得越位，否则就会影响司法效率和公正。司法警察在检察工作中也应当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了司法警察从事保护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犯罪案件的现场、执行传唤、参与搜查等八项工作，为各项检察工作的顺开展打下了基础。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也应当紧紧跟随检察官职业化发展的步伐，探索司法警察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使司法警察专业化与检察官职业化相互协调、融合。

（二）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是司法警察正确履职的必然

目前，因为对司法警察工作的性质、作用认识不一，使得司法警察的发展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首先是对司法警察工作的性质认识不够。《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规定了司法警察具有八项工作职责，司法警察从事这些工作指向的是服务、保障于各项检察工作，但这并不等于司法警察在检察工作中只能是配角，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检察官的检察工作与司法警察的警务保障应当是相互配合、共同参与的活动，与检察官的检察工作活动是互衔接、沟通的。不可否认，检察官的检察工作活动居于中心地位，司法警察的保障工作要服从服务于检察工作，但是检察官与司法警察不应当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履行职责”，被不少人错误地理解为是一种行政指令，认为司法警察属于检察官领导，司法警察的各项工作仅被看成是检察工作的附属性工作，司法警察工作自身的特殊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规定了司法警察的工作职责，但司法警察如何在检察官的指导下履行这些职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还有就是司法警察队伍人员学历层次偏低，年龄结构不够合理，影响了司法警察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是司法警察响应司法改革的必然

随着法律体系不断扩大，法律分工的不断细密，对司法工作者的要求越来越具备专业水准，对自身所从事的司法领域业务精通，掌握熟练的技能，具有敏锐、深邃的思维品质，才能胜任本职工作。司法警察专业化的发展正是使司法警察对自身从事的工作性质、特征加以研究、探索，提高自身专业化发展水平的过程，必将能极大地促进司法警察队伍的发展。转贴于

二、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的内涵

司法警察的专业化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逐步使司法警察职业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的专业法律知识结构和独特的法律专业技能，能够快速、高效地完成相关的司法警察工作，保障各项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其正义感和公正力，并形成专属于司法警察群体的特有的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

(一)选任人员要专业化

司法警察专业化，首先是人员要专业化，要不断提高司法警察的整体素质。一是改革用警制度，严把“进人关”。欲进入司法警察队伍的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有献身司法警察事业的敬业精神，在文化水平上一般要达到法律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层次，同时应当有健康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能胜任司法警察工作。应当从警官学院或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中遴选出符合条件人员。二是加强培训，提高素质。目前从事司法警察工作的司法警察，绝大多数是从部队转业的干部和从社会录用的人员，缺少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司法警察的专业化改革，必须从加强对现有警员的教育培训入手，对他们有计划地进行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法律知识、专业技能等培训。通过培训增强司法警察的政治意识、公正执法意识，自觉服从服务于检察工作大局；通过职业道德教育，做到爱岗敬业、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提高自身修养；通过系统的法律基础知识培训，使司法警察掌握最基本的法律知识，坚决依法办事，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专业化建设，转变司法警察工作作风，培养自身刚正不阿、不畏艰难、勇于奉献、无私无畏的职业气质，树立司法警察良好的社会形象，不断提高自身社会受尊重度、信任度。三是使司法警察工作稳定化、职业化。有些检察干警把司法警察看成与书记员一样过渡性的工作，从事司法警察若干年后，转行从事检察业务工作，导致司法警察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向了检察工作岗位。司法警察实行专业化选任，就是要使司法警察工作职业化，实行单独序列管理，无特殊情形，司法警察不得被免职调离。

(二)职权行使要专业化

司法警察行使职权具有强制性、单向性、快捷性等特点。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其实就是进一步深化对司法警察行使职权的认识。随着检察官职业化的不断推进，司法警察专业化管理也势在必行。司法警察职权的行使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独立性。司法警察作为人民警察的特殊序列，其职权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国家公权力，同时，法律也赋予了司法警察独立执法的主体资格。因此，司法警察在行使职权时，也应当是独立的、主动的、不受干涉的。从目前现状看，1998年《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颁布之后，司法警察职权的行使相对集中，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往往更多地是听命于检察官安排。司法警察要更多地提高自身工作的独立性，保障、配合各项检察工作，必须主动地、自觉地承担其他检察工作任务，将司法警察工作与检察工作有机衔接。根据警务工作流程而不是根据检察官的临时指导安排警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司法警察工作的独立性，推动专业化改革，为检察官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警务保障。同时，司法警察在行使职权时，应当享有自己独立的决定权，司法警察行使权力时就应当根据司法警察的专业要求来行使，有权决定制止检察官的违法行为。

(三)评价机制要专业化

司法警察专业化评价机制首先是对司法警察的工作考核。目前全国检察机关没有统一的标准，大多数检察院一般参照办公室等司法行政人员的评价机制，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司法警察工作的特点及工作实绩，不利于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司法警察的专业化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对于司法警察工作做出准确的概括，明确司法警察工作的各项标准和奋斗目标。其次，应当建立对司法警察的职业监督和惩戒制度。司法警察职权的独立行使应以受到严格的监督为基础，要建立权威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只是对司法警察个人进行监督，还要对其行使职权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把预防和惩治滥用、乱用职权寓于对司法警察的日常管理工作之中。

三、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应注意解决的问题

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过程是一个内容丰富、涉及关系复杂的改革过程，要与检察机关的整体改革一道向前推进，不可能孤军深入，而且将是一个较长时间逐步摸索、实践的渐进过程。在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应注意解决以下问题：

（一）加强政治学习制度

加强司法警察的政治学习，是强本固基，搞好司法警察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是建立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从思想上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认识问题，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司法警察签名表决心，争当职业道德高尚的优秀司法警察；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注意仔细观察人，深入细致地了解人，实事求是地对待人，找准问题对症下药，因人施教，在工作中互相尊重、互相团结，寻求思想教育的共鸣点；三是坚持树立身边的榜样，以典型示范引导人，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二）抓住机遇推进发展

司法警察的专业化发展应当与检察官职业化改革密切配合、主动参与、同步运转。应当说，检察官职业化的推进带动了检察机关整体的司法改革，也给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离不开检察官职业化改革的推动和支持。因此，司法警察应当积极主动地与检察官职业化改革相对接，充分发挥自己的司法警察职能作用，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为检察工作改革提供优质的服务，赢得各部门对司法警察工作专业化发展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不断探索、总结司法警察专业化发展规律，使司法警察工作专业化发展符合、适应检察院工作的要求。

(三)以提高素质为重点

专业化的司法警察队伍应当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提高司法警察素质，是专业化发展的关键。因此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要以提高干警素质为重点，在注重量的扩张的同时，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培养司法警察良好的职业技能，使其具备大局意识，忠诚于法律信仰，有高尚的道德品行，优雅的人文素养，坚决果敢的性格气质。要通过提高司法警察的素质来加快专业化发展进程。

(四)着力打好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