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知名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案研究，考察了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用“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进行概括：一方面，它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共性，例如自主意识、服务公众、注重事实等；同时又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某些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特定面向，诸如在媒体功能上强调以“理解”推进对复杂中国社会的认知来“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以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也不认同于以“舆论监督”名义出现的“批评报道”；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从而与关注事件、人物、行动为中心的一般新闻报道理念形成区分。本文认为，“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一、关注“被扭曲或忽略”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已经构成了近年中国新闻改革研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在一项题为《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中，学者陆晔和潘忠党（2002）指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当今中国新闻改革中是以“碎片”和“局域”的方式呈现（inafragmentedandlocalizedform）的。具体包括如下特征：其一，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而言，话语建构被限定在新闻业务领域，且在不同语境中共同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之相对，专业主义的其他内涵，尤其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分，在建构过程中或被扭曲或被忽略，且专业主义话语也不被允许用来整合专业社区、确立独立专业人格。其二，专业主义的“普适性”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这一研究结论能够帮助我们总体把握、理解中国大陆新闻业专业主义建构的特征，但如果深入到新闻改革的局部、特定的媒介组织进行观察，会发现：那“被扭曲或者忽略”的专业主义成分恰恰可能构成了从业者话语实践中最为着力的部分。以本研究关注的《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的工作理论为例，恰是着眼于对媒体功能、记者角色以及职业认同，来表述或规范新的操作技能或专业手段。
就专业主义建构的“中国特色”而言，不少论者大多都承认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是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底色（陆晔、潘忠党，2002；李金铨，2010；童静荣，2006等），并且将这种传统在新闻业的体现回溯到近代政治报刊的出现，尤其是张季鸾时代的《大公报》。芮必峰（2010）甚至认为，历史产生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既不构成“描述”也不构成“规范”，毋宁说一种带有“英雄情结”的“参与”精神构成了从业者职业理念的主旋律，并将之解释为文化传统中与“士文化”密切相连的“侠文化”，断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还是”。确切与否暂不置论，可争辩的是，这一思维路径与它批评的对象一样，也是总体层面的判断；而就具体实践也可以观察到，至少在新闻改革的某些地带，新闻从业者已经有意识地在反思所谓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理念还是操作层面，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启蒙传统（或者说“侠文化”精神）表现出了一定的疏离感。有从业者就明确指出，记者不是“独行侠”（张志安，2007:286-299）。
我们选择“三联”这份在中国新闻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闻周刊作为观察对象，主要试图探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说某些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曾经较为系统、清晰、明确地表达过“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就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吗？其二，这一话语实践中有所谓的“中国特色”吗？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那种入世和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如何与特定的新闻实践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延续和对话，因而我们也尝试评估这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试图用“学者型记者”来概括以“三联”为代表的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学者型记者”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中国新闻教科书以及某些记者指南手册之类的语境中，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专家型学者”）经常被作为一种对记者类型的划分和职业发展的规划，指记者基于长期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报道经验而积累下丰富的识见，从而超越了一般从业者。与这种使用不同，“学者型记者”在本文中是中国语境下一种新闻专业主义职业认同的特定类型，涉及三个方面的表述：即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陆晔、潘忠党，2002：20）。换言之，借助这个构词法上的偏正组合，我们想用它来考察描述：以解释性报道为主要实践模式的“学者型记者”，表达了怎样的一种角色意识和职业认同？与以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其他实践方式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何种共同和差异之处？我们还将探究这一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特定内涵及生成语境，并对其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做初步解读。
二、“学者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
我们用“学者型记者”这一概念来概括“三联”的新闻理念和职业认同，并非空穴来风。有人曾形容其编辑部中有一种“社会学的野心”，而“三联”新闻理念的主要阐释者李鸿谷如此回应：“如果把一个社会学者变成一个有好奇心的研究者，那么着更符合我对记者的期待”，“如果你做记者这行的话，社会学可能是你用过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张志安，2007：256），“历史学者总结历史研究如果要有突破，一般会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才能有突破的机会，其一是新材料；其二是新方法。这一理论也非常适合于新闻。”（邓科主编，2008：204）如果对比塔奇曼的研究（2008：65），媒体从业者往往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日常的实践是在某种编辑部共识下进行协商的结果，那么“三联”的上述表述显然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其论及新闻采集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就微观实践层面，这种差异最明显的体现，是“三联”以解释性报道作为主要的报道策略和模式。一般而言，客观性往往被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志（舒德森，2010b：55；黄旦，2005:68），但若从新闻报道实践着眼，与新闻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也呈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中，例如，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特定而重要的新闻实践类型，它与客观报道之间的矛盾，是否也体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中？丹尼尔C哈林（2006：209）将这个问题视为新闻实践中的根本性冲突，如何取得一致“一直是含糊的”，而且依赖新闻专业化也“永远无法消除”。
舒德森将“解释性报道”与“告知公众”、“调查性报道”一起列为新闻民主功能的三个首要方面（2010：23），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分。学者大多承认在调查性报道和客观报道之间存在着上述记者角色上的张力（舒德森，2010b:106-7；凯瑞2009:54），但对解释性报道在新闻专业主义中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塔奇曼（2008:106）在研究中亦发现，对记者而言，“客观报道与新闻分析有何不同”，是“公认的最难回答的问题”。就记者的角色而言，相关文献多采取记者角色的中立者和参与者“两分法”，或资讯提供、调查与解释、对立等“三分法”（罗文辉、陈韬文，2004）。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对应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的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而从现实的语境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张志安，2008：51）。
“学者型记者”的核心定位是“记者”而非“学者”，这体现着“三联”最为基本的职业认同。“三联”传播自己理念的广告语是“记录社会进程中重大的事件”，“记录”的表述显示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对自身角色的基本定位：新闻从业者是中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的倡导者或鼓吹者【2】，其从业者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旁观者”，“一个中立者”，“记者不是新闻中人与事的直接利益方，他是一个闯入者”，“是非曲直，并不要求你想法官一样裁决，而只需要观察。”（张志安，2007：251；李鸿谷，2010）与之紧密相关的新闻专业主义另一内涵，即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记者，即使他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准备，只要他有足够的努力，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材料，相信那些未曾披露的材料本身已经构成了自身的逻辑与结论。”（邓科主编，2008:204；李鸿谷，2010）。
在此基础上，“学者型记者”的理论意义，恰在于为我们的理解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在媒体功能上它强调以“阐释性理解”推进对复杂社会的认知为“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体现在选题、采写、编辑等方面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
“三联”在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中表达出特定的对“中立者”和“记录者”的定位，“一个媒体还是应该对历史或现实有相对纵深的观察、领悟、叙述和方法。这可能是操作者本人或团体所拥有的一种自我使命感。”（张志安，2007:254）这种“自我使命感”固然基于新闻周刊的特定操作规律，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国对我们才是最陌生的”，因而，如何通过记者的记录、发现和阐释去推动对“陌生中国”的理解，就成为媒体“服务公众”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而且这种推动背后亦隐含着一种行动：“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变化的时代”，“媒体真正的责任是去观察这种变化，成为规则重建的一部分力量的来源。”（同上，p.253）
在此前提下，如何观察、记录并呈现这种“阐释性理解”，就成为勾连媒体使命与日常操作规范之间的关键。对“三联”“相对纵深的观察”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解释或分析的框架。这里的“解释框架”并非新闻社会学研究中所谓“frame”，即“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存在，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以此形成我们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舒德森，2010a：43-4），它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隐含着“集体无意识”，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寻找和建立过程，甚至被上升到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新闻方法论的层面；就操作而言，特别是最为典型的封面报道，“解释性框架”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工具或某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概念，形成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动的把握。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展开的新闻实践，与一般对“新闻”的理解存在着甚至是颠覆性的差异。在李鸿谷看来，“新闻一般定义是对变动的事实的报道”，“变动的事实”往往依托“恒定的结构”而成新闻，但对目前剧变的中国社会而言，“变动的事实”背后的某些结构性因素如行业，也是变动的，“而且比变动的事实更厉害”（李鸿谷，2009c）。“学者型记者”的日常解释性报道实践，就在为公众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动提供阐释性理解。于是，“按此逻辑，那些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应当让位于它的背景”，事件背后的制度、环境以及人物，“相对于那些事件与冲突，其实是更大的变量”【3】（李鸿谷，2009b）。
这种新闻价值标准判定上的变化，渗透在“三联”编辑部对封面报道重大题材的选择中，也体现于记者、编辑在新闻采访写作处理材料的筛选、排除、强调、叙事的各个环节中。被作为“三联”封面报道“样本”的一些操作范例，在不断反复的重述中也多是立足于各个具体特定的“解释性框架”如何寻至的过程。仅举一例，在2008年有关“猪肉涨价”的封面报道中，这则在客观报道常规中的硬新闻，被视为“中国社会一起结构性变化的前兆”，报道从事件进入到背后的供需关系，再进入到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再落实在农村政策的变化的政治分析层面。这显然就与将社会新闻作为简单的告知或调查真相就有所不同，由此诸如灾害、事故、群体事件等种种“经典的社会性新闻”，“其实都是我们认识中国巨变的机会”（李鸿谷，2009b）。“三联”还以结构的视角重新理解新闻报道的“现场”，提出了“事件现场”、“行业现场”和“人际网络”的“三重现场”的概念（李鸿谷，2009c）。严格意义上，“三联”所阐述的“现场”是从业者对新闻事件的空间建构，类似于布迪厄（2004：17－8）所讲的交织着各种社会力量冲突、控制与合作，具有一定历史结构和实践自主性的“场域”（field）概念，用李鸿谷的话来说，“现场由一系列关系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如果失去认识，你并不能真正复原现场，也很难说你建立了真正的现场感。”
由此可见，“三联”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与“告知”（客观报道）、“揭丑”（调查性报道）有着微妙的交叠，但亦有重要不同。它与“揭丑”一样，注重对事实的深度发掘，而不似“告知”那般对信息源（特别是官方信源）采取“径直”（straight）报道的态度（哈林，2006）；它与“告知”相似，对报道对象采取一种疏离和中立的观察态度，不像“调查性报道”那般咄咄逼人的介入，它比客观报道更为深入，又比多是围绕“事件”展开的调查性报道更注重“结构”。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时常为研究者所诟病的是，它在组织常规的约束和压力下形成的新闻偏向，即以事件、行动和人物为中心，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和官方色彩（舒德森，2010a:59-69），一些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也由此分析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主控意义的再生产机制，恰是通过“关注事态的直接形态而非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潜在原因，并强调现有的新闻表述渠道调解冲突的能力”而实现（格雷汉姆默多克，2006:224）。
由此对照，“学者型记者”的意义或在于，它从一个特定面向推进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例如它更强调对“事实的结构性变动”的关注，通过阐释性报道推进人们对自身社会生活的深层理解，“观察有别于你生活的东西，对有别于你的生活的那些人和事提供一个解读和方法。”（张志安，2007：255）。某种意义上，这种“阐释性理解”类似于吉登斯（2003：277-80）所讲的“双重阐释”，首先通过对事实的搜集采访解释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建构，然后再将之置于社会科学专业性理论概念的意义框架下进行再解释。或源于此，“三联”敢于声称自己进行的，是一种“知识生产”【4】。
三、“学者型记者”的中国生成语境
“学者型记者”的定位还需要更深入的解读。首先，作为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定话语实践，它是某种“中国特色”的东西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不是。置于世界新闻业的横向坐标下观照，“三联”的“学者型记者”的定位，一定意义上与美国《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和《纽约时报杂志》等“综合人文杂志”的理念具有共通之处【5】，例如《纽约时报杂志》声称“我们的使命就是通过新闻深化读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坚持“用社会学视角观察一切”；《大西洋月刊》也宣称其“使命”或“传统”在于“确保人们能够理解世界，理解美国”（王栋，2008:86，109-111）。甚至，某些操作手法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大西洋月刊》“每个月都会聚焦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非常容易辨识的封面报道”（同上，p.87），“三联”也喜欢“造词运动”，喜欢“制造语词、制造话语”，典型如用“三重世界”提炼对马加爵的报道、用“阶级斗争”分析赵忠祥、饶颖事件【6】（张志安，2007:257；邓科主编，2008:201-3）。
但是，社会情境的不同使得表面相似的理念蕴含着重要差异。美国综合人文杂志可能更注重故事性、人文性和趣味性，再有就如《大西洋月刊》所说的通过“教育公众”提升社会整体的人文素养，但身处中国改革的特定社会情境下，“三联”“学者型记者”定位，远非如此“优雅”，它首先实践在“三联”从人文色彩浓郁的杂志向新闻杂志的转型中，恰体现着从业者对“巨变中国”的一种回应。新闻业自身职业和角色认同的变化，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其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一种浓厚的确立自身专业独立性和合法性的意图。李鸿谷将之总结为从“权力者的提问”到“提问者的权力”的转变，并认为这是三十年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群体职业意识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权力意识开始慢慢减弱”，而“权力意识最简单的标志”，就是那种“自以为很牛的记者”在类似“警方审问”方式下所做的“监督报道”。（邓科主编，2008:217）。
“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业和学术界是三个尚未得到清晰界定的概念，包括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内在的实践主体的多元，也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空间的多元和不稳定性（陆晔、潘忠党，2002）。孙五三（2002）从“批评报道”切入研究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结构或制度语境。她认为新闻改革以来以“舆论监督”面目出现的“批评报道”，基本上是党和政府权力运作中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其说是一种媒介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政府行为”。这一制度性安排也体现在批评报道从业者“明确”“自觉”的“权力意识”：媒介对社会事务的批评是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是党和政府授予的；权力是有限制的，限制来自党和政府而非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和法律。
这种“权力意识”还伴随着从业者某种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其来源也很复杂，除了由自上而下的权力依附中转化而来“官本位心态”，有实践者还指出了另外两种：其一是试图急切影响社会进程的“精英心态”，其二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而形成的“草根心态”（李梁，2006）。无论哪一种，“新闻专业主义”可能被“用来自我标榜或自我神化”，其基本原则“被无数个记者自我制造的英雄故事瓦解了”（李鸿谷，2007:258）
“三联”用“提问的权力”与上述种种保持了距离，这或得益于其相对“独立”的位置。一般而言，现行体制对“出版业”的管制相比新闻业稍为宽松，“三联”本身的市场化运作又处在这一体制的“体制外”（董秀玉，2005）。“学者型记者”将“提问者的权力”最终落实在“事实”上：事实因记者的记录，“而有了被时间和大家检验的可能，我们也因此有了可以接近事实的机会”，“而这才是这一职业合法性的来源”。所谓合法性是指，这一职业存在的终极价值，不是在立场上作为某个党派或利益群体的“喉舌”，而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为公众利益服务”（李鸿谷，2010），这正是新闻专业主义“事实至上”的更深层的内涵。舒德森（2010b：1—19）借助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讨论，在新闻记者对事实的采集传播与代议制民主政治之间建立了紧密关联。处在中国语境下，“学者型记者”意味着既不依凭行政权力迫使现实按照新闻编排的逻辑运行，也提防对事实的理性分析被“精英心态”或“草根情结”绑架。
还不仅仅是媒介体制，社会事实的越来越复杂化，媒介竞争的加剧，也构成“学者型记者”的生成语境。在谈及报道模式从“问责式”向“解释性”转向时，“三联”从业者认为，“媒体自己完成调查的机会越来越少”，况且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问责式报道”要在时间压力下完成，“媒体未必有专业能力”（李鸿谷，2009b）。事实上，美国解释性报道在1930年代出现也可视为报界对“日趋复杂世界”的一种回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曾在1933年以决议方式在原则上支持解释性报道：“鉴于重大、复杂、丰富多彩的国内国际大事飞速发展的步伐超过了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鉴于社会各行各业都对公共事务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报业编辑“应贡献更多的精力和版面给说明性新闻、解释性新闻，呈现事件背景，以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时间的发展进程和重要性”（舒德森，2009：133-4）。一定意义上，“三联”选择解释性报道建构对“陌生中国”的阐释性理解，并以此作为“学者型记者”的典型体现，本身也体现着这样的现代性因素。
这种现代性之中还包含着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济世传统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这或许是一个过于宏大、一直未得到审慎处理的的命题，在我们看来，或许更好的提问方式是：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一直存在的话，为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不同代际的新闻从业者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或可说，“学者型记者”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启蒙和社会责任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传统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特定的“创造性转换”。
众所周知，“三联”与邹韬奋先生的事业有着历史血缘关系，其创刊号甚至自视为68年前《生活》的“复刊”和“再出发”。1993年以钱刚为主导的筹备班子曾拟定“编刊总思路”，在办刊宗旨上，“三联”将“继承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弘扬韬奋精神，成为一本‘人们身边的杂志’和‘一个亲切的朋友’，它将帮助人民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在对继承传统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三界共生”作为独创性，即基于三联书店的传统优势，“三联”将汇聚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三方面人才，彼此砥砺和激发，新闻界人才由此获得“深入观察生活现象的新的视角”，学术界“将走出书斋，与生活接榫，为大众运思”（《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57）。如果将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之一总结为“殚精竭虑的读者服务”【7】，显然，这个传统也处在不同时代的重构之中。对新世纪的“三联”而言，建构、引领对“陌生中国”的一种特定视角的观察和理解，是其扮演“读者身边好朋友”的时代选择。
四、结语
“学者型记者”是对“三联”新闻专业主义个案研究的提炼，我们主要以其工作理论作为文本和话语分析的对象，结论的有效性支撑尚需更多地沉入到其新闻文本中，考察其“言”与“行”之间的契合或疏离。这一个案也需要来自其他类型新闻实践的比较参照。例如其特定专业理念并非仅“三联”一家所为，过去十余年间，央视“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诸多媒体的记者都有类似表达（孙玉胜，2003；张志安，2008），他们要求回归新闻从业者记录、观察的职业本位，恪守记者独立采访、报道事实的角色模式，而且亦注重对变动中的社会结构性事实的分析解释，以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置于更长时段观察，新闻改革30年来，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在“启蒙者”和“监督者”之间变奏（张志安，2007），既描绘、推动了中国新闻与社会变迁历史画卷的成型，又为自身演绎出角色和形象的复杂意象。当“启蒙”自1990年代以来陷入到“自我瓦解”中（许纪霖等，2007），当“监督”依然纠结于权力依从关系的主导结构中，或许“学者型记者”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为中国深度报道精英的专业主义理解，增添了一种明确而清晰的“阐释者”的职业认同。相对当下总体的新闻实践，它当然也可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碎片”和“局域”呈现中的一种，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或轻视它的出现之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影响：即使相对来说存在于“边缘”，但在理念和实践尺度上可能具有“中心突破”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日常接收和占用这些“阐释性”信息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会“重塑他们的经验疆界”，“修正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汤普森，2005：27），从而“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这种传媒与公众的积极互动，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构建公民社会多元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所谓“工作理论”，按照麦奎尔（2006:7）的说法，是大众传播的理论的四种形态之一，一般而言它是一套媒体从业者在日常实践中所阐发并用来指引其日常操作的话语。本文使用的“工作理论”主要着眼于《三联生活周刊》公开表述中的某种系统和抽象的“理论”特性，从方法上也将之视为“话语”。三联在2001年开始由文化趣味阅读杂志向新闻周刊的转型，2000年底李鸿谷由《长江日报》进入“三联”负责组织社会新闻部，之后长期担任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编辑部内部有“李大人”之称，是工作理论的主要表达者。
【2】这里所谓的“基本定位”的意思是以哪种角色为主。陆晔、潘忠党（2002）和黄旦（2005：32）分别对“新闻专业主义”做过概括总结，在陆和潘看来，至少在文本上，更为强调“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在黄旦看来，“报刊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这种细微差异提醒我们，不能将“观察者”“倡导者或鼓吹者”的角色视为井水河水，截然二分。
【3】当然，李亦指出：对其间所包含的危险一定要警惕，这种框架在操作中类似于记者的一种事先想象，其中可能包含着偏见，真正进入采访要力求忘记这些想当然的东西，去找寻出人意外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证实或证伪最初的想象（邓科主编，2008:203）。
【4】从“知识”的角度理解新闻，始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最简洁地说，知识区分为“感知”（acquaintancewith）和“理解”（knowledgeabout），帕克强调新闻作为感知的知识，在于强调新闻的政治传播价值，即公众对之的互相转告。更深入的讨论，见黄旦（2005:104-13）。“三联”.所谓的“知识生产”多大程度上属于“理解性知识”，尚需另文研究，在此我们认为它是处于“感知”“理解”之间，也可视为从“知识”角度理解“学者型记者”内涵。
【5】此类杂志在美国有不同的称呼，如“综合性人文杂志”（GeneralInterestMagazines）“思想杂志”（MagazineofIdeas）“经典杂志”（ClassMagazine）等，参见王栋（2008）。这里只是在理念上的比较，在实践层面“三联”是周刊，新闻色彩更强。
【6】“三联”本身也对“制造概念”的负面影响保持警醒，称之为“作文意识”，即记者力求对新闻或事件给出自己最有力最独特的命名，给公众提供最别出心裁的答案。认为：“强烈的别出心裁，它又可能使记者脱离轨道，失去关注新闻与事实的基本动力”参见：邓科主编，2008:212。
【7】何谓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传统，尚需研究。“三联”早期主事者也多有表达，如董秀玉总结为“积极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总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分别见（《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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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是从西学东渐开始的，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的新闻教育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曲折的过程。虽然现今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呈现高速度大规模，多元化的发展，但是在这种繁荣气象下却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以时间为脉络，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课程设置来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希望从中可以为现今的新闻教育提供借鉴，对中国新闻教育未来发展找到恰当的途径和方法。
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到现如今新闻教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新闻教育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路程。随着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闻教育的重要性，新闻教育研究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1912年，我国的报界就有一种认识：“欧美名记者，往昔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馆，实用方法恐难于教室内教授。故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遭报业之轻视。然自此种人才（受过新闻教育）加入报界之后，觉成绩优良，远过于未受专门训练者，于是报界之怀疑始去，而乐与教育界携手。”①由此可见，我国早期对于新闻教育就有了较深的认识。本文将从中国新闻教育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情况来分析其发展状况。
一、萌芽及创立时期（1918～1927）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它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开端，标志我国新闻教育从此步入正轨。
在这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得益于与有着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合作。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本系学则》指出：“新闻学乃多方面之学科，与人生任何部分均有关系。因此，新闻人才，不但具有专门的知识与训练，对于各种学识皆宜有清晰之概念。所以本学系对于专门学识极为注重，而同时对于其他与新闻有特殊关系的学科亦为重视”②
燕京大学新闻学课程，按这一要求分为四类：
1、必修基础课：国文一年、英文两年，16学分；法学院政治、经济、社会学基础课2门；理学院数、理、化、生物基础课选一门；历史基础课一门；共20学分。并按全校本科生必修体育的规定，修完三年体育，共6学分。
2、主修课：新闻专业课程，包括实习（共有三方面：（1）本学系之刊物；（2）报纸杂志之投稿；（3）假期间及毕业后在报馆之实习。）和论文，共44学分。
3、副修课：选定一门学科，不得少于20学分。
4、选修课：依本专业学习需要及本人志趣选修其他学科，约30学分以上，4年修满136学分。学生编级，按各人所得学分编定。
当时美国新闻教育已经开始融合多学科，这种理念也影响了中国的新闻教育。燕京大学新闻专业课程约只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而副修课相当于让学生有了第二专业，多学科的选择非常符合美国当时的通识化教育。而多方位的实习理念，就更加贴近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的特色，它的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对于新闻教育的思想和原则就是：最好的学习新闻和广告的方法就是实践。③由此可见，在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之初，是完全沿承美国的教育模式，通识化和职业化教育十分明显。
二、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9）
北伐战争之后，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至此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在这期间，战乱平息，内外政策重新制定，使得新闻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新闻教育由此得到了初步发展。这一阶段一共创办了33所新闻科系和院校，超过了以往的总和。④虽然此时新闻院校数目繁多，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是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在1929年9月调整科系，原中国文学科分为中文和新闻两个系，新闻专业从中文系独立出来，谢六逸担任新闻系首任系主任。当时的《复旦大学新文学系简章》规定4年制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为：“养成本国报馆编辑人才与经营人才”。施教方针“则在灌输新闻学知识，使学生有正确的文艺观念及充分之文学技能，更使之富有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各种知识，而有指导社会之能力”。⑤课程设置本着“理论与实践并重，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精神，安排4类课程。第1类为基础知识（必修课），如中国文学、英语、第二外国语、心理学、伦理学；第2类为专门知识课，如报学概论。新闻编辑、新闻采访、报馆组织与管理、广告学、发行、照相术、绘画、印刷术；第3类为辅助知识课，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外交概论、法学概论；第4类为写作技术课，如评论练习、通讯联系、新闻写作、速记术、校对术等。一二年级主要学习基础知识与辅助知识课，三四年级注重专业知识与写作技术课。在业务实践方面，低年级结合课程学习，去报社参观；高年级学生，课堂学习时间减少，除去报社实习外，在校要参加校刊《复旦五日刊》的采编工作。从上述的课程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新闻教育初创时期，此时的新闻教育更加注重专业课的技能训练，比如速记术，照相术，绘画术之类的技能也首次在课程设置中出现。但是，我认为，由于专业技能课程的增多，减少了相关扩展学科比如自然学科的安排，美国的通识化教育在此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值得提出的是，复旦大学的实习安排相对合理，明确指出了不同年级的学习重点，为以后其他学校的课程安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1942年9月，陈道望新闻系主任。他主张“做一个记者，除熟悉新闻业务之外，最好还掌握一门专长”。这个时期的课程设置增加了政治外交和三民主义等政党性课程，从一定侧面开始体现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到现今，这种政党特色依然鲜明。另外，调整后的课程设置出现了按兴趣分组这一全新理念，这种设置可以让学生们真的“有所专长”，在现今的大学中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这一阶段的新闻教育是以技能化教育为主，出现了很多专业性强的课程，专业性记者的培养初见端倪，政党性教育也开始发展但是相比萌芽时期通识化教育有所淡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新闻教育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在战争频发的年代，这种发展也是得来不易的。
中国的新闻教育在曲折中开始，也在曲折中发展，虽然经历各种难关但依然顽强发展。回顾这近百年的新闻教育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特色。我认为初创和发展时期的课程设置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模式，这个时期的新闻教育，沿袭了西方教育界的职业化和通识化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新闻人才是全面的，可以直接上手的，也是现今社会急需的。所以我认为，各个高校应该重新审视各自的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精心研究出一份适合当下的新闻课程安排，为学生的未来做好科学的准备。
参考文献
①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
②李寿朋、王士谷等：《燕京大学史稿》，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③黄鹂：《美国新闻教育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新闻教育教育理念
传统意义上，接受新闻教育是个体从事新闻职业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年来，新闻专业学生的毕业人数与媒体的用人人数间差距加大，媒体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职业技能要求更高。有学者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应针对长期以来陈旧、保守、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学内容，要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新闻技术性能力为核心教育内容；还有学者重拾上世纪已被否定的“新闻无学论”，提出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减少在校理论学习的时数，加大技术性能力训练的力度；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四年制的本科教学可以二二分段，即两年完成所有课程的教学，两年时间进入到各类新闻媒体工作，以媒体教育替代学校教育。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有失偏颇。
一、新闻教育目标的设定
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提倡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他认为通过新闻专业训练，国家可以“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1]普利策的意图良好，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过程中，为适应传媒业发展需求，新闻专业教育受制于传媒业的“人才”标准状况日益严重，新闻教育在“引导”与“迎合”传媒业标准上游移不定。在就业的工具性目的下，新闻专业训练初衷被扭曲，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教育成为失去独立品格的主体。
在维护新闻业的专业性过程中，新闻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新闻教育本质的认识，应是学术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新闻教育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全面教育，决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技能教育。新闻教育不仅仅“需要最好的通才教育”，还应培养学生的自主性、约束性、参与性与责任性。新闻教育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两个维度：在学校，要求学生完成认知型和技术型知识的掌握后，学思有悟，通过思考整理出符合特定情境需要的知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进入社会后，学生能够“一方面发挥高效率的生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人由于具备了新经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素质，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引导社会活动观念和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2]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时期新闻教育的目标可以确立如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提高学生参与国家和民族事业发展的能力。
二、“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的提出
在新闻职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履行社会功能，就必须满足新闻职业的需要，获得新闻职业的支持。当前社会对新闻教育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不能适应职业的技能需要，这一问题固然需要正视并积极解决，但若以职业技能需要作为衡量新闻教育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并不妥当。
首先，新闻教育与新闻职业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教育有其自身的独立品格。“2009年我国大学生在学人数总规模为2979万人，居世界第一，毛入学率增至24.2%,可以说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大众化阶段。”[3]对于新闻教育而言，“大众”主要表现在受教育人数增多，并非指教育理念的“大众性职业训练”，更不是“大众性的劳动力生产”。全球化背景下，新闻教育首先传承社会的文化遗产和价值观念，其次承担新闻职业的期望。
其次，教育主体将已经定型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并且引导学生认识、理解新闻职业，学生主动获取新闻职业所要求的成绩与文凭，在这个过程中，定型的知识无论是认知性的理论还是技能性的技术，当它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多少都有些滞后于实际的职业需求。而作为知识的传授主体，教师在具体的新闻技能操纵上，与专业新闻职业人士相比只能算是“业余人士”。因此，无论在新闻教育理念中如何强调“技术中心论”，其结果都无法充分满足新闻职业的需求。
鉴于此，我们提出“两个中心”的新闻教育理念，即新闻教育主体在确定教育目标、缔构教育内容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及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以“认知理论为中心、语言实践为中心”的教育认识。
三、新闻教育中心内容的解读
（一）新闻教育以认知理论教育为中心的必要性。
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变大学教育重成绩轻能力的现状。对于高校工科类专业，延长实践学习、强化技能掌握是必须与必要的。
但是，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新闻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人文过程，而非一个技术过程，理论与实践是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忽视任一方面都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整体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的新闻理论课教育效果，主要表现在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上，并未着力作用于学生情感、思想和行动的改变。压缩理论课特别是伦理道德课时，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新闻实践和创新，的确能最大程度地满足媒体的职业技能要求，降低媒体的人员培训成本。但是新闻媒体是“‘社会的镜子’，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政治属性、社会功能和运行方式是与该媒体所在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平行’的”，[4]新闻媒体的这一特殊性，决定新闻教育必须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为核心，以社会学、社会史的教育为脉络，以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为基础，努力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增强其深入社会时的思辨能力。
因此，以牺牲理论教育来扩充实践，无异于饮鸠止渴。新闻教育要关注人文精神的养成，使学生成为更完善的人。新闻专业的学生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一个有责任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一个技术工人。无道德的新闻实践，不仅不会对社会建设有些许贡献，而且会形成许多潜在的负功能，新闻教育主体应正视这一点。
（二）新闻教育以语言实践为中心的必要性。
理论的学习，旨在提高实践的即时能力与延时能力。前者指学生在具体的新闻业务中，能够完成新闻的采访、写作与基本的文字编辑、版面设计等工作；后者则指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以学校理论学习的积淀，勃发出可持续的新闻发现与再现能力。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以新闻教育内容的丰富与科学为基础。长期以来，新闻教育内容偏重新闻采、写、编、评等业务类课程的教育价值，以其作为学生实践能力表现与提高之根本，这一观念应当转变。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内容设计，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掌握，还是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语言类教学内容作为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核心，是新时期新闻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传统上，新闻教育主体多将语言课程定位于学科基础课，并未将其纳入业务类课程的设计视野中。语言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语言的学习是文明传承和历史接续的活动，轻视语言类课程，将大大降低新闻实践课程的教育价值。
现代汉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5]报纸上所刊发的新闻稿件应成为“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但是，受外语及新兴网络语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闻从业者自身运用现代汉语能力的减弱，“典范的现代白话文”数量在急剧下降，甚至还出现了由于语言运用失当而形成的稿件失实，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语言运用行为是一种过程，新闻报道的语用行为，一方面要遵守语言方面的规则，另一方面要考虑词语安排时，受众在接受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误解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如“8月4日到8月12日，短短9天内，新疆自治区连续发生3起严重暴力事件———‘8?4’喀什暴力袭警案、‘8?10’库车连环爆炸案、‘8?12’疏勒暴力袭击案。其中前两个案件，已被国家公安机关定性为暴力恐怖事件。至8月14日，上述3案已造成21人死亡、22人受伤（均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同时，警方共击毙犯罪嫌疑人8人，逮捕4人，2人自爆身亡，另有多名犯罪嫌疑人在逃。”[6]这篇新闻稿件以《新疆暴力恐怖连环案追踪》为题，报道了2008年8月发生在新疆的新闻事实。稿件的标题中，将“连环”安排在标题峰中，起定性作用。“连环”作形容词时，其解为“属性词，比喻”。[7]新疆发生的三个新闻事实，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方新闻中，并未认定三者是“一个接着一个互相关联的”，因此，报道标题中使用“连环”一词为事实定性是不恰当的。同时，该报道在词语安排时，在稿件的起首焦点处，突出强调“9天”时间之短，“连续”发生的“3起”“严重”“暴力”事件之密集，很容易引起受众对于新疆社会形势的恐慌性解读。
新闻报道是一种语言表达，一端连着语言系统，一端连着话语篇章，对语言的认知程度与表达行为质量有着密切关系，表达行为质量与话语篇章质量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话语篇章是语言及其文字符号系统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映符号系统面貌的同时，透露出表达主体的标准意识与规范意识。如果新闻工作者在缔构话语篇章时，不能成为语言运用的典范，就可能成为反面教材。语言类课程的教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标准与规范，对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标准与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语言类实践内容作为新闻教育的中心，所起到的是一种潜在的、持续的作用，是以“新闻之道”执以“新闻之术”的基本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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