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区域差异;金融相关比率
abstract:withaqualitativeanalysi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regionalfinancedevelopmentandregionaleconomicgrowth,andthepaneldataunitroottest,co-integrationtestanderrorcorrectedmodel,thepaperobservesthedifferentmutualfunctionrelationsbetweenthefinancial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wthinthestratificationplane.itfindsoutthedisparityofbetweenregionaleconomicgrowthandthefinancialdevelopmentfunction.itproposesthatindifferentregionsthefinancialindustrydevelopmentshouldbegivendifferenttreatment.
keywords:financialdevelopment;economicgrowth;regionaldifference;fir
一、引言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金融在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信息提供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金融发展构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方面。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要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因此，探求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理，及时总结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经验进而指导落后地区，调整我国区域金融结构，制定适合区域金融发展的战略，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或资金优势，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笔者把我国分东南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两个区域来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试图寻求适合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结构和金融政策，提高我国金融整体竞争力，使金融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是大国经济发展非均衡的表现。由于独特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由于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金融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的不平衡特点。区域金融有其自身特点，表现为区域金融的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环境差异性等属性。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关系。
（一）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发展形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禀赋之一。区域金融发展的程度，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以及区际合作与竞争的方式。并且，区域金融所能提供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1）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增加区域资本的投入。区域金融发展能够增加储蓄规模，金融系统越发达，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同时区域金融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2）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不仅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也推动了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生产力的转化。
（二）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
区域金融差异形成的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有推动和制约作用。（1）区域的经济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及其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但会引起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增长，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融资结构和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2）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导致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作用。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区域差异的实证计算
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可能性等原则，选取人均gdp环比增长率（y）衡量经济增长，用金融相关比率[1]（f）（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gdp之比）反映金融发展，同时引入控制变量：投资指标（i）（用各地区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示）、对外贸易指标（x）（用人均进出口总额表示）和通货膨胀率（p）（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表示）。
选取1978-2005年东南部沿海地区（包括南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海南和东部沿海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西部地区（包括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省际数据，为使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为基年将上述指标指数化。
（一）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变量间协整的前提是各变量同阶单整，进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前必须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由于经济增长(y)、金融发展(f)、投资(i)、对外贸易（x）有时间趋势，所以对这三个变量单位根检验时选用随机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而通货膨胀率(p)没有时间趋势，故选用仅有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llc单位根检验[2]、ips单位根检验[3]和mw单位根检验[4]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计算结果（表1、表2）表明两大区域的经济增长(y)、金融发展(f)、投资(i)、通货膨胀率(p)均表现为一阶单整i(1)，因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可能。
注：*表示在1%的检验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示在5%的检验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检验滞后阶数根据赤池信息准则来选择。?
（二）面板数据协整分析及长期因果关系的检验
运用engleandgranger(1987)提出的两步检验法[5]进行协整分析，并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判断经济增长(y)与金融发展(f)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3）说明：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f)与经济增长(y)之间长期内互为因果；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是经济增长(y)的长期原因，但经济增长(y)不是金融发展(f)的长期原因。
利用最小二乘回归，东南部沿海地区可以得到两个协整方程式（1）和（2），西部地区得到一个协整方程式（3）：
?yi=0.7643f+0.3379i+0.4785x+0.3024p+ci（1）
fi=0.4571y+0.3379i+0.6124x-0.2208p+ci(2)
yi=0.6357f+0.1259i+0.3649x+0.2859x+0.2859p+ci(3)
由式（1）和（3）可以看出，金融发展（f）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7643、0.6357?，说明东南部沿海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西部地区显著。但由于时间跨度较小，需要运用误差纠正模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短期因果关系分析来进一步检验这三个协整方程的可靠性。
（三）面板数据误差纠正模型及短期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误差纠正模型（简称emc）对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短期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滞后项m定为2），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5。由于ecmi项回归系数分别为0.0379和1.8941，显著不为0，误差纠正机制发生，即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进一步得到证实。同时，?ft-1?和?ft-2?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yt-1?和?yt-1?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其它变量回归系数也大多在5%水平上显著，故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短期因果关系。
同样的方法检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是否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原因，估计结果见表6。项回归系数为0.1243，其概率值为0.0018，显著不为0，误差纠正机制发生，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进一步得到证实。而其它变量除了?p??t-1?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均不显著，所以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短期因果关系不成立。
计算结果显示，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相关关系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又具有双向短期因果关系；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
造成上面结果的原因[6]可能是：金融改革滞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形成事实的“二元金融体制”，
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市场金融程度占支配地位，而西部地区的计划金融成分占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机构组成结构丰富，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大部分新兴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及绝大多
数外资银行机构都设在该地区，由此构成东南部沿海地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所以，东南部沿海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西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均存在互动关系；而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金融业仍处在较封闭的垄断状态，金融开放性和竞争性差，金融创新能力弱。另外，由于西部地区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人力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企业规模较小，吸纳生产性投资的能力差。虽然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短期的效果却不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能带动金融发展，导致西部资金向东部倒流。
四、政策建议
（一）实施差别化金融政策，推进我国金融区域化发展
1．实施差异性的金融货币政策。国家在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及利率、信贷等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时必须正视东西部差异，做到差别对待。由人民银行总行按主要区域确定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刺激欠发达地区活跃金融和增加投资；实行差别的再贷款政策，在再贷款的规模、期限和利率上向西部地区倾斜；实施差别的再贴现政策，可以在再贴现的规模和条件上给予支行一定的区域决策权，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投向。
2．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对策。首先，建立金融合作区。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在各地产业政策和区域规划的指导下，在金融管理部门的综合协调和监管下，政策金融、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合理分工，使东南部沿海地区尽早形成市场化金融运作方式，形成资金流通最畅、资金使用效率最高、金融机构合作最广的区域性金融体系。其次，鼓励金融创新。创新是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推动金融发展的基本动力。监管部门应更新监管理念，既要通过适度监管防范创新风险，又要注意保护和激励微观金融主体的创新热情。只要创新合法合规，有利于金融发展，监管部门就应鼓励和支持。第三，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民间资本投资对于拉动整个国民经济、消费、投资与就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今后一段时间，民间资本的投资将继续发展，并呈现出新的态势与特点。加大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让民营投资主体发挥重要作用是东南部沿海地区金融融资方式的一大趋势。最后，应进一步鼓励民营资本借助资本市场，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资本经营方式进入金融业，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地缘优势与增长活力，降低对当地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不断提升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
3．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的对策。促进西部经济发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就要调整西部金融战略，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基础上，以区域金融发展支持经济发展。首先，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银行，以更为灵活的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西部区域性银行的建立有助于区域内部金融资源的整合，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资金运用的倾向性，避免资金的流失。其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增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西部政府债券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经济自，同时有利于资金在西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和分配。第三，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引导股份制、外资银行在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以国有金融机构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竞争有序的金融组织体系。最后，推进金融机构改革，提高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同时改善西部地区金融生态，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留住和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金融结构合理化，构建东、西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投融资机制、市场机制和协调发展机制。
1．优化金融地域结构，促进城乡金融协调发展。中国金融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城乡金融发展极不协调且呈逐步加剧之势。因此，校正城乡金融的结构性偏差，逐步改善中国金融的二元结构特征，理所当然应成为优化金融结构的重点。如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允许现有的股份制银行设立县域分支机构、扩大农发行的业务范围、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理顺邮政储蓄存款机制、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等。同时，政府应从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村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大局出发，从国家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总体目标出发，尽快制定全面的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战略和具体的实施规划。应重塑农村金融体系，对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重新进行功能定位，实现在目标一致前提下的各类金融的协调配合和功能互补。
2．优化社会融资方式结构，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发展。实现中国金融体制转换，使市场更好地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应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改变资本市场结构失衡的现状。建立规范的场外交易市场，为众多不具备中小企业板上市标准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融资平台。
3．优化金融开放结构，促进金融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金融开放是金融发展的助推剂，扩大金融开放是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金融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在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推进金融的对内开放。金融对内开放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给内资和外资相同的“国民待遇”。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和业务，也应该对内资开放。二是给国内各种经济成分以相同的“国民待遇”。应消除行业垄断和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为非国有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尽快设立民营银行，健全和完善商业银行体系的所有制结构。应放松金融业务管制，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竞争，允许金融机构在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的前提下进行业务拓展和业务交叉，以便为将来实现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创造条件；应弱化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价格管制，加快利率管理体制改革，使金融机构享有充分的利率确定权和金融产品定价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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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5；F01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80-05
TheNon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DevelopmentandCarbonEmission
――BasedonPanelSmoothTransitionRegressionModel
SHAOHanhua，LIUYaobi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330031）
Abstract：Basedonthepaneldataof30provincesfrom2000to2014inChina，thispaperusesthepanelsmoothtransitionregressionmodeltoinvestigatethenonlinear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developmentandcarbonemission.Theresultsshowthatfinancialdevelopmentgenerallyisconducivetoreducingcarbonemission，however，thereductioneffectoffinancialdevelopmentoncarbonemissiontransitionssmoothlybetweenhighandlowregimeswiththechangesofthetransitionvariables，suchaseconomicdevelopment，industrialstructure，energystructureandinternationaltrade.Therefore，theresultsunderscoretheneedofenhancingthecoordinationbetweengreenfinanceandstructuralreformstoplaytheleadingroleoffinancialdevelopmentinreducingcarbonemissionandpromoteregionaldevelopmentofgreenfinance.
Keywords：financialdevelopment；carbonemission；PSTR；nonlinearrelationship
1引言
伴随着过去三十余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已趋极限，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要实质性改善我国环境不仅仅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改革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1]。在资源配置中，“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引导社会资金从“两高一低”行业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产业，促进绿色清洁生产。与现有大多数研究从经济结构、能源消费、城镇化和贸易开放等角度来考察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不同，本文拟从绿色金融视角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在PSTR模型的非线性分析框架下，深入研究中国不同省际地区发展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地区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为促进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文献综述
自从温室气体排放引发全球气候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以来，学界围绕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权利分配以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在环境压力驱动影响因素的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下，国内外学者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和城市化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2～5]。近年来，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消费者和企业的融资约束，刺激消费投资增长，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使得碳排放量显著增加。Sadorsky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信贷，从而刺激消费者购买汽车、空调和冰箱等耗能大件产品，增加碳排放[6]。同样，金融发展也可以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购置大型设备、新建生产线和扩大生产规模，这些必然会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7]。
另一方面，Shahbaz等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为环保产业项目和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应用提供资金支持等渠道，引导经??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碳排放可持续下降[8]。特别是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企业节能减排项目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同时，企业也有很强动机通过清洁生产来提高社会责任形象，以便更好地融资。因此，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既可以通过引致需求、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产生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增加的规模效应，也可以通过调整结构、促进清洁生产、产生金融发展减少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即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实证方面，一些学者利用时间序列模型或面板数据技术，对金砖四国、土耳其和南非等国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影响，甚至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不一样的影响关系[9～12]，即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实证研究大都使用线性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对两者可能涉及到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不够，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特别地，现有研究使用的大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即使面板数据模型也是在线性分析框架建立的，没有考虑到地区差距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性。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禀赋结构存在较大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这些异质性影响，从而呈现出非线性效应。因此，本文将从省际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能够根据地区属性差距进行内生分组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在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整体基础上，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不同省际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所产生的非线性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3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3.1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基于不同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地区差异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González等提出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13]进行实证分析。
式（1）中，yit和xit分别是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即碳排放和金融发展；转换函数g（qit；γ，c）是一个取值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函数；qit、γ、c分别是转换变量、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m是位置参数的个数，通常取值为1和2。当m=1时，转换函数含有一个位置参数：
此时，模型（3）为三区制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转换函数关于（c1+c2）/2对称，并在该点取得极小值，处于中间区制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PSTR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转换机制，常用的方法是在γ=0处进行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式：
因此，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相当于对式（4）中H*0：β1=…=βm=0作为原假设进行假设检验，然后可以通过构造如下统计量来检验：
如果“线性检验”拒绝原假设，则需要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或至少两个转换函数，即“剩余非线性检验”。类似于“线性检验”，同样通过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函数，利用LM、LMF和LRT进行检验，直至不能拒绝原假设H0：r=r*为止，此时r*就为PSTR模型转换函数最优个数。
3.2数据变量说明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西藏除外）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变量选取计算情况如下：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以单位GDP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表示。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关于省际层面CO2的数据，本文借鉴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参考方法，构建CO2的核算公式，为：
式（8）中，Ei表示各种化石能源消费量；CFi为低位发热量；CCi为单位热量的含碳水平；COFi为能源的氧化率水平；44/12是CO2分子与碳原子质量比。
（2）解?变量：金融发展。选取经典的金融相关比率，即用存贷款余额总量/GDP表示。此外用私人部门信贷总量与GDP比重，即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相关比率的补充指标，该指标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发展的衡量。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尚未公布私人部门信贷数据，借鉴张军和金煜[14]做法，私人部门信贷为：[（1-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贷款余额。
（3）转换变量。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迥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禀赋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省份呈现出异质性差距。因此，结合现有研究，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作为转换变量，检验不同经济特征差距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产生的非线性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的测度，分别用各地区人均GDP对数值、二产比重、煤炭份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占比表示。
4实证分析
4.1非线性检验
在对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估计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在不同的转换变量影响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由表1可知，除了模型E和H外，其他模型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拒绝两者关系为线性关系的原假设，说明模型E和H是不含有异质性的线性模型，模型A至模型D、F和G存在明确的非线性特征；对模型A至模型D、F和G进一步进行非线性剩余检验，发现LM、LMF和LRT检验统计量在10%水平下均不能拒绝r=1的原假设，因此模型A至模型D、F和G均适合采用单个转换函数的PSTR模型。最后，通过AIC和BIC准则确定模型A至模型D、F和G转换函数的最优位置参数个数均为1。
4.2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网格搜索法寻找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通过求解相应回归模型残差平方和RSS最小时的参数值γ和c对模型进行最优参数估计，相关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其中线性部分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碳排放。而非线性部分系数β11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减排效应随着转换变量增加而减少，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即转换变量的存在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系数被分成高、低不同区制，影响系数在区制间平滑转换，具体来说：
（1）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A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4和0.240，位置参数c为10.016，说明当人均GDP对数值低于10.01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4，而当人均GDP对数值高于10.016，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34，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1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处于高、低区制之间，分布在位置参数c两侧，金融减排效应从低区制下开始，以c为中心向高区制地区平滑转换减弱，转换速率为4.252。
（2）经济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B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17和0.182，位置参数c为0.342，说明当二产比重低于0.342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17，而当二产比重高于0.342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135，意味着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2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都位于高区制，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135%，金融减排效应相对于低区制的省份降低了0.182%。2014年仅有北京和海南处于低区制，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最低，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发展降低碳排放的效应最大。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效率改善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工业比重提高而弱化，但平滑速率有所降低（见模型E和图3）。
（3）能源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C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53和0.400，位置参数c为0.708，说明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低于0.708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53，而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高于0.708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047，意味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特别地，当地区煤炭比重到达高区制，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会增加0.047%。这说明对于以煤为主的省份来说，金融发展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反而增加了碳排放。结合转换函数图4可知，转换函数的数值基本处于0.15之上，说明模型基本处在一种高区制转换状态，其中450个样本观测值中已经有8.82%的样本位于高区制。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发展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而弱化、消失直至转变为金融效率提高1%，碳排放增加0.538%（见模型F和图5）。
（4）对外贸易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D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9和0.208，位置参数c为0.66，说明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低于0.6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9，而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高于0.66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71，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弱化了金融减排效应。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发展中国家环境监管标准普遍较低，发达国家通过进出口贸易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国内一些研究发现我国贸易开放存在“污染避难所”[15]。因此，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方式使得金融减排效应大打折扣。
结合转换函数（如图6）进一步发现，76.9%样本观测值都处于低区制，贸易比重要显著低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579%，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也就是说，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当前贸易比重还没有能够显著降低金融减排效应。但是，也有59个样本观测值处于高区制，贸易比重高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371%，金融?p排效应最弱。
5结论性评述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积极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在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绿色金融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具体来说，上述转换变量的位置参数值分别为10.016、0.342（0.348）、0.708（0.677）和0.660，这些参数值将每个省（市）分为高、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在低区制最大、在高区制最小，即在人均GDP水平较高、工业比重较高、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高和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金融减排效应下降。特别地，当一个省份能源结构煤炭比重达到0.708时，金融发展不仅不能降低碳排放，反而会增加碳排放。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更好地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缺乏一个系统完整的政策框架，没有充分吸引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金融体系支持绿色发展仍然存在很大改善空间。因此，要切实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绿色金融”的要求，积极营造良好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强化绿色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发展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多种方式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满足企业多元化绿色投融资需求，从而推动经济真正实现绿色发展。
关键词：武陵山片区县域金融地方经济发展吉首市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142-03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哈德罗、多马、索洛、斯旺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将储蓄、利率等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当中，为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金融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和完善。虽然目前国内外对于二者的关系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二者的关系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依然具备重大现实意义。目前，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发达地区，因为在落后地区，金融业往往发展相对滞后，似乎对当地经济增长并无太大作用。实际上，越是贫困的地方，越应该尽一切可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金融作为其中一种手段理当得到重视，加上近年来国家将金融作为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系列政策的颁布肯定了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研究贫困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以及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于是，本文选取连片特困区之一的武陵山片区为研究对象，将以湘西州吉首市为例，选取吉首市近10年相关数据，建立时间序列模型，试图通过实证的方法分析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经验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县域金融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者们讨论的焦点，目前国内外都尚未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一派观点认为县域金融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的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另一派观点则是认为县域金融的发展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支持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观点的学者大多采用的是实证的方法，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验证其相关促进作用，如工具变量法（Evine，1999）、动态面板数据模型（Levine，2000）、广义矩法估计（GMM）（Beck，2000）、随机前沿模型（郭艳玲，2013）、向量自回归模型（刘凯，2014）等，这些研究在肯定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同时，也分别从存、贷款总量、金融密度、贷款质量、制度环境等方面分析了其原因。而支持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并无直接关系观点的学者也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理由。如韩廷春（2001）认为影响经济增长最关键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而金融深化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是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即在改革开放初期，实际理论与经济增长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但进入90年代，实际利率却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金融的发展与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有时是正向作用，有时是负向作用，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特征以及制度环境。罗文波和王猫（2010）也同意此观点，认为金融深化程度能否适应经济发展需求是金融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金融发展程度低于经济发展的需求，即金融深化不足，则会提高经济体系中的资金获取成本，如果金融发展的程度超过了经济发展的需求，即金融深化过度，则会导致生产型资本在实体经济中被挤出。同时，罗文波还指出，即便金融发展程度能够匹配经济增长所求，但若是金融市场过度繁荣，则会出现“资本错配”现象，即大量生产型资本被虚拟的金融资本所取代，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因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可能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关系。
纵观前人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未达成共识，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研究的对象放在了县级区域。武陵山片区作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偏低，急需找出一条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人民脱贫致富之路。研究该地区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也是众多关于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研究中新的思路。本文即以武陵山片区湘西州吉首市为例，希望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找出分析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期为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三、模型建立与检验
（一）模型建立
金融的发展一般表现为“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所谓“量”的增长指的是金融资产和金融机构数量的增长，而“质”的提高则表示的是金融体系自身运行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对实际经济运行效率的促进。本文中所讲的县域金融发展主要指的是县域金融“量”的增长，即该地区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金融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以及存、贷款金额、投保金额、保险赔付金额等金融产品数额的增长，而经济增长方面则主要用该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回归方程如下：
LNY=β0+β1LNX+μ
其中，Y表示吉首市历年国民生产总值，X分别表示吉首历年金融业从业人口（x1）、保费收入（x2）和存贷款余额（x3）。β0度量了截距项，它表示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时候，吉首市国民生产总值。μ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模型检验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2006-2014》和《吉首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2014》。由于模型中建立的是一个时间序列数据，所以要对模型中的四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1.单位根检验。采用Eviews6.0对各变量进行单位跟检验，发现四个变量都不能拒绝原假设，于是对其进行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1中可以看出，lnx1（表示的是金融业从业人口），lnx2（保费收入）的t-Statistic要小于在10%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即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这两个变量都为一阶单整序列。而另外两个变量lny、lnx3（分别表示的是吉首市GDP和存贷款余额）都接受了原假设，为不平稳序列。从对四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序列间很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于是接下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用Eviews6.0对残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得到表达式如下：
可知EG=2.02543，查协整检验的EG临界值表，N=4，α=0.05，T=50的临界值为-4.32，而EG=2.02543>-4.32，说明模型中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
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Eviews6.0对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各变量为不平稳序列，但并不存在协整关系，无需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直接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模型各自变量回归结果可以确定，吉首市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从模型回归结果（表2）可以看出，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其中，R2=0.9785，显著性P值为0.0000，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模型的建立是有意义的，且D-W值为1.856885，在样本容量为10，3个解释变量，给定显著性水平为0.1的情况下查D-W表得dl=0.340，du=1.733，则有D-W值大于du值，说明模型中各自变量不存在自相关。从各自变量显著性和估计值来看，吉首市保费收入与存贷款余额与吉首市生产总值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存贷款余额对GDP的贡献要高于保费收入，即银行业对GDP的贡献要高于保险业，而吉首金融业从业人数与国民生产总值无显著相关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金融业从业人数与吉首市国民生产总值不相关。从表2中可以看出，吉首市金融业从业人数的P值为0.8038，t统计量为-0.259636，说明吉首市金融业从业人数与GDP并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吉首市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金融业相对其他行业，其发展对人口数量与经济繁荣程度的依赖更强，而吉首市属于贫困县市，贫困地区的大多是居民对金融相关行业及产品相对陌生，从而导致了金融机构数量的稀少。从吉首市历年金融业从业人口数量来看，吉首国有经济经融业年末在岗人数固定在1000人左右，城镇集体经济金融业年末在岗人数在300人以下，且近十年无太大波动，波动范围在20人以下，足以说明吉首市近十年来金融相关机构数量并无较大变化，单以金融机构数量并不足以分析吉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其次，吉首市保险费用总收入能显著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表2中可以看出，吉首市保险费用总收入的P值为0.0390，小于0.05，f明该变量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且参数估计值0.156524为正，说明保费收入与吉首市GDP呈正相关。这也与邵全权（2013）、黄英君、陈晔婷（2012）、赵尚梅等（2009）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这是因为，第一，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金融深化来影响经济增长。第二，保险业可以通过发挥其风险分散和经济补偿功能来影响经济增长。第三，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由于其经营的长期性等特点可以通过储蓄替代来影响经济增长。
第三，银行存贷款余额与吉首市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模型中银行存贷款余额的P值为0.0164小于0.05，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参数估计值0.8521为正，表明存贷款余额的增长能显著促进GDP的增长（见表2）。这也与彭宇文、张美婷（2013）、许艳杰等（2011）、卢芹（2013）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存、贷款作为银行的融资手段，可以实现资金在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融通，以及同一单位的资金在不同时点上的重新配置，同时提高了借出者与借入者的资金使用效率，达到各取所取的目的。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吉首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家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县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其中银行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保险业，而金融从业人员数与经济发展并无相关关系，这也符合贫困地区金融发展的现状，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数增长缓慢。因此，在地方金融机构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发展县域金融是解决县域金融与经济发展矛盾的关键，单纯依靠金融资源数的扩张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够的，金融效率的提高也应该成为金融发展的重点。所以，本文认为贫困地区发展金融业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目前由于此类地区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体系不够完善，所以一味追求金融业“量”的增长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效率不高，应该在追求“量”增长的同时，注重“质”的提升。
首先，加强政策支持力度，保证金融业“量”的稳步增长。首先政府在支持贫困地区县域金融发展时，应努力加强基础建设以及积极运用财税优惠政策，为新的金融机构成立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激励各类金融机构的创建。其次，对已经建立的金融机构，应大力健全和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为现有金融机构的成长保驾护航，发展壮大。
其次，发展金融创新机制，推进金融业“质”的有效提升。积极完善金融业监管体系，提升金融业服务质量。贫困地区大多以中小型企业以及第一产业相关企业，资金实力不强，贷款难度大，为满足该类企业的融资需求，可以积极推出新的贷款或担保方式，建立多种资金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参与、多层次结构的担保体系，拓宽融资渠道，帮助中小型企业获得贷款，探索建立新的担保方式，如实行县域小企业“联保”模式，由若干个规模较小、产业相关的企业组成联保小组，由小组成员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还应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确保各类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运行，保证地区金融业有序运行和发展的健康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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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湘西福彩中心湖南吉首416000）
关键词：状态空间模型金融生态环境区域经济发展动态分析
一.引言
区域经济，是指一定区域内的所用经济部门、经济地区和经济组织企业之间在经济方面的关系和行为。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可以有效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协调。而由于市场经济的自主调节作用，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均衡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不断吸引和积累资金以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因素，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则难以吸引投资者的注意，进入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循环积累作用下，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空间上的“地理二元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同时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发达地区会带动边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也会吸引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资金，进而使得区域差距无法真正得到解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北京始终处于区域经济的核心地位，优势极为明显，无可取代，天津与北京相比稍有不如，而河北位居最后。由于北京和天津对于人才、资金等的吸引作用，对河北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生态环境的概念和内涵，将生态环境概念引入金融领域，是一项对于金融理论研究的创新性成果。金融生态环境强调金融系统与所处区域的制度、法律以及相关的正常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具体来说，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的生存、发展有着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是金融机构在所处区域内的外部运行环境，既有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也有整个金融市场的大环境。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分析其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和程度，可以加强区域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全国性的金融监管和信息中心，几乎会聚了我国50%～60%的金融资产。但是，由于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差距，资金分布不均衡，对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二.构建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以往对于金融与经济增长进行研究的资料和文献一般都是采用几种常用的检验方法：回归分析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检验、VAR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洛阳支行在2006年课题研究时采用的层次结构分析法以及广东分行采用的因子分析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计量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使用固定的参数模型对金融和经济发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这就导致传统的固定参数模型并不能用来反映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经济危机和次贷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和汇率的频繁变化，使得经济结构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固定参数模型无法表现出这种经济结构方面的变化，也无法表现出由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经济与金融相关程度的变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引入具有可变参数性质的状态空间模型来对动态系统的变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其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可以用来反映动态系统在输入的变量的作用下在某个时刻所转移到的状态；其二是输出或量测方程模型，用来将系统在某时刻的输出和系统此时的状态以及输入变量相互联系起来。
三.数据来源与参数估计
状态空间模型选取2002年——2009年之间京津冀地区的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贷款、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进出口额、保险行业原保费收入、股票流通总市值等数据对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金融统计年鉴》，2002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与《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由于数据量太过庞大，整理和分析耗费时间过长，工作量过于繁重，因此，选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和贷款六组数据进行研究，其中①天津地区2002～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支出、存款、GDP、及贷款分别如下：0.25、1.8、0.9、0.6、0.40、0.8；0.23、1.9、1.2、0.3、0.45、0.6；0.28、1.6、1.1、0.6、0.47、0.3；0.21、1.5、1.2、0.9、0.49、0.9；0.27、1.6、1.4、1.2、0.55、0.7；0.31、1.7、1.3、1.1、0.58、1.2；0.33、1.9、1.8、0.9、0.64、1.1；0.35、2.0、1.5、0.7、0.78、1.2。②北京地区2002～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支出、存款、GDP、及贷款分别如下：0.35、2.0、0.7、0.8、0.65、1.1；0.36、2.1、0.9、0.5、0.67、0.7；0.38、1.9、1.2、0.7、0.77、0.9；0.36、1.8、1.4、0.6、0.72、1.0；0.37、1.7、1.3、1.1、0.79、0.8；0.36、1.9、1.4、1.0、0.95、1.5；0.42、2.2、1.5、0.9、1.05、1.2；0.78、2.1、1.4、0.8、1.08、1.3。③河北地区2002～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支出、存款、GDP、及贷款分别如下：1.15、2.1、0.9、0.7、1.47、1.2；1.26、2.1、1.1、0.4、1.49、1.3；1.28、2.3、1.3、0.5、1.50、1.2；1.16、2.4、1.6、0.3、1.52、1.3；1.27、2.3、1.1、1.2、1.51、0.9；1.36、2.2、1.5、1.1、1.53、1.3；1.31、2.4、1.2、0.8、1.62、1.4；1.38、2.6、1.3、0.7、1.70、1.6。（注：单位均为万亿元）
金融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的函数关系来表示：Y=AF。其中，Y表示经济增长变量，一般可以通过国民收入或者或内生产总值来表示；F代表金融生态环境变量，A所代表的并不是单一的因素，而是除了金融生态系统外，所有可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元素的集合。本文选择GDP代表经济发展变量，选择财政缺口指标FG、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INV、金融资产指标FA作为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变量。则得到北京回归方程为：Y=0.3GDP+0.3FG+0.4INV+0.2FA；天津回归方程为：Y=0.2GDP+0.2FG+0.3INV+0.2FA；河北回归方程为：Y=0.1GDP+0.2FG+0.2INV+0.3FA
财政收支缺口的存在，可以刺激行政机构对于经济的关注和干预，可以反映出金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财政收支的缺口越大，政府对于金融的干预也就越强，这与市场经济自主调节的特点产生冲突，必须严格遵守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辅助指标进行计算，由于GDP中资本形成额所占的比重较大，可以有效拉动投资，可以用来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整体的投资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
金融资产指标这里指的是存款和贷款余额的总和，可以反映区域对于资金的吸纳能力，反映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结合方式与程度，体现出金融生态环境根植性的特点。存款余额的持续增长，意味着区域经济吸收的资金也在不断增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也带动了区域内资源、技术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加速了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
通过对2002年-2008年京津冀地区金融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缺口、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金融机构资产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拉动作用，促进了区域整体GDP的增长。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河北、天津地区财政收支缺口每增加1%，可以带动GDP增长0.4%，北京却只有0.07%，差距十分巨大。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北京自身的发展速度较快，金融生态系统发育趋于完善，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程度较小，对于GDP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而河北和天津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产生较大的效果。从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看，河北与天津的发展相近，其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系数和财政缺口的弹性系数也相近。北京由于人口聚集程度大，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其中的房地产投资，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而北京的科技发展水平较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汇报也就更高，对于GDP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由于缺乏各个地区金融资产的统计数据，难以直接对金融机构资产的作用和影响进行研究，随选取各地区存贷款余额数据来代表金融资产数据。通过金融资产总量与GDP的对比，可以看出，北京的金融资产总量远远大于GDP，但是实际上，北京的金融机构资产对于GDP的拉动作用却低于其他两个地区，同时也并不稳定。北京是的金融资产对GDP的拉动作用与股市存在一定的关联：股市走高则市场繁荣，金融资产的拉动作用增大，股市低开则市场萎靡，金融资产的拉动作用减弱。这种现象不利于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北京的金融生态系统已经基本成熟，金融资产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小，且有明显下降趋势，而风险却更高，需要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将所有数据回归Y=AF函数公式进行计算，F仍代表金融生态环境变量，A则包含了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存款和贷款数据的综合，将数据带入函数公式，比较京津冀区域参数的不同，即可了解不同参数对GDP的影响程度，得到有指导性的结论。
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需要注意的问题
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不能单单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全面提高该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
首先，要加强外部监督和管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吸引外来投资，为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可以说已经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并进行维护和保持，需要形成一个可持续的金融生态系统，也就是所谓的金融生态链。这不仅仅需要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还需要极强外部的监督和管理。如果缺乏外部监督的控制，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不利于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防范金融风险，需要做到几个方面：
（1）完善金融法制环境，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加快对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金融资产流通和经济活动有法可依。
（2）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增强对于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诚信教育和宣传，对金融环境中的信用环境进行优化。
（3）建立健全中介行业组织，加强对于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提高中介服务的信誉和市场公信力。
通过加强外部监督和管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提高对于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保证其优化和稳定。
其次，加强各级政府的作用。金融环境的好坏可以直接决定该地区资金流量的大小，这也是市场经济自主调节的结果。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自主性无能为力。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是十分复杂的，单单依靠市场而对自主调节很难实现，需要政府部门的调节。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可以运用相应的行政手段，为企业创造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也可以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加大对于金融行业的扶持和帮助。单单凭借企业和银行的自主建设，不仅会大大延长金融生态环境的形成时间，还无法落实相应的优化措施。只有加强各级政府对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视程度，使其在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切实负担起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责任，才能加快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步伐。
再次，要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一个地区在投资者心中的地位主要是由两点决定的，其一是该区域内的重点行业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避政策风险，其二是产业的发展是否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是否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从根本上说，在于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和对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例如，京津冀地区的科研中心、材料研究中心，高新技术产业等的发展，既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又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产业优势明显。所以，各地在确定自身的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立足自身的发展实际，把握国家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地方产业的比较优势，加强与周边区域的交流和沟通，通过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
从金融生态学的角度，利用状态控制模型，对金融生态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反映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金融系统存在有效性、根植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这些变量的不断变化，对于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就结果而言，都呈现正向的拉动作用。需要特别注意地是，该地区金融生态系统中财政缺口的变化，在客观上反映出在我国金融紧急体制改革中，地方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控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在天津和河北地区仍需要肯定这种影响，但是也为两地的发展提出了警告，政府融资平台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并不适合经济的长远发展。要逐步完善金融生态系统，减轻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影响，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结语：总而言之，金融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运用动态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要立足区域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影响金融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以市场调节为主导，以政治行政手段为辅助，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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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宁波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回顾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1912）是公认的较早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认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金融机构能够满足新兴企业的信贷要求，还强调金融中介―银行具有辨识出最有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的功能，并通过向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则指出，“金融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麦金农（1973）在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较严重的金融抑制，并把这些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它们存在的金融抑制。肖（1973）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机制作为研究对象，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麦金农和肖均主张通过促进金融深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国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王春峰、马卫锋（2003）、沈坤荣、张成（2004）等从全国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支持了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正面作用。艾洪德、徐明圣、郭凯（2004）、王景武（2005）、郑长德（2007）等实证比较研究我国东、中、西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结果均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东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二者之间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郑瑶、毛珍珍（2005）、张云（2008）等从省域范围分别对浙江和上海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均得出了的金融发展支持了经济增长的结论。
二、宁波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
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宁波金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宁波凭借天然港口的地理环境优势成为长江流域的水运和物资集散中心，其金融业也随着商品流通的拓展相应地不断发展。在业务上，从货币兑换发展到全面经营存、放、汇业务；在机构上，从典当、钱庄发展成证券、银行、保险等现代金融机构。而宁波自改革开放以后，分别被列为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金融电子化试点城市和金融对外开放城市，金融业不断发展。目前已形成了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格局。截止2010年底，宁波共有银行金融机构49家，证券分公司2家，证券营业部57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1家，期货公司1家，期货营业部19家。共有33家上市公司，33只股票分别在分别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上市。从反映金融活动基本面的存贷款情况看，1991年以来，宁波银行系统的存贷款余额不断扩大，2010年的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是1991年的82.63倍和76.73倍,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6.15%和25.66%。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区域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近20年来，作为浙东区域经济的龙头，宁波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浙江省比例不断提高，成为拉动浙江高速经济列车的主引擎之一，它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宁波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169.87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5125.82亿元，经济总量扩大了近30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9.64%。
三、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银行业在金融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本文对金融发展的解释不包括证券和保险等相关金融机构。
（1）经济增长指标：经济增长主要的指的是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本文以GDP增长率（GGDP）为指标来测量。
（2）金融规模指标（FIR）：本文采用由戈德史密史提出并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金融相关比率定义为“全部金融资产除以GDP”。由于金融资产主要集中于银行，而银行的资产又基本上以存款和贷款为主，所以本文以（存款+贷款）/GDP来反映金融相关比率。
（3）金融机构效率指标（SLR）：金融机构效率主要体现为银行将资金盈余部门的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效率。该指标本文用贷款/存款来反映。
时间序列的基础数据选取自1992―2011年《宁波市金融年鉴》和《宁波市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
2.变量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的分析需要通过建立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模型进行，而进行模型分析背后所隐藏的假设便是这些数据都是平稳的，否则，t、F等假设检验均不可信。此外，涉及时间序列数据的另一个问题是虚假回归，即如果有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非平稳），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但进行回归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本文采用ADF检验平稳性，结果如表1。
注：上表中，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t和p分别表示检验平稳时估计方程的常数项单位根检验方程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从表1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0%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各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因此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3.协整检验
如果存在时间序列的两个变量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那么这组时间序列的两个变量是协整的，表示它们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两个时间序列满足同阶单整并且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1988）及Juselius（1990）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即JJ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说明宁波经济发展与金融规模程度、金融效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4.格兰杰因果检验
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时的原因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采用如下方法，即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通过验证通过引入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原因，此后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宁波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和表4。
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度为5的情况下，原假设“FIR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和“SLR不是GGDP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为0.09040和0.13760，原假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即GGDP与FIR、SLR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在滞后度为4和5的情况下，原假设“GGDP不是FIR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分别为0.05359和0.1798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拒绝原假设。所以从结果看，GGDP与FIR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与SLR只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四、结论
通过对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整体上看，宁波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和稳定的关系。
2.宁波的金融规模指标和金融效率指标都是宁波经济增长指标的格兰杰原因，即金融规模扩大和金融效率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说明宁波可以通过扩大金融规模和提高金融效率来促进宁波的经济发展。
3.宁波经济增长指标是金融规模指标的格兰杰原因，但不是金融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即宁波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规模扩大，但在促进金融效率提高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宁波金融系统贷存比（D/C）自1991年来一直下降的，直到近几年才有所上升。这主要源于宁波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受到制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按照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同时兼顾到安全性，实行一级法人管理体制，上存大量资金。这实际上使得宁波的资金被上级投向别的地区，降低了宁波金融机构从储蓄到投资的重要转化，从而影响了宁波金融机构效率。另一方面，宁波很多信用担保机构因发展规模小和担保能力弱，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作用很有限。因此导致经济增长对金融效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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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金融；区域差异；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2－0063－08
从全国范围来看，CREDIT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5，PRIVATE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2，这两个指标的全国变异系数小于东部，大于西部、中部及东北。相比CTEDIT指标，PRIVATE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
（2）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区域资本市场发展差异（如图2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股票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5.21%、西部19.35%、中部13.64%、东北12.34%；债券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9.52%、中部1.64%、西部1.45%、东北0.56%。东部省市资本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遥遥领先，排除北京对东部的影响后，由于北京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总部和央企总部，而股票和债券大多以总公司的名义发行，导致北京股票和债券规模偏大，其中，债券出现了75.05%的离群值。东部股票指标均值为25.46%，债券指标均值为2.24%，仍然居四大区域之首，显示了东部省市较强的直接融资能力，其次是西部，中部和东北的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弱。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1.08、西部0.69、中部0.49、东北0.31；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2.43、西部0.78、东北0.75、中部0.40，排除北京的影响后，东部股票指标变异系数为0.93，债券指标变异系数为0.81，东部各省市的资本市场发展仍存在最严重的不平衡；西部区内差异次于东部，其中，的债券指标趋于0；东北三省的债券市场较股票市场发展差异明显；中部的区内差异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3.31，排除北京的影响后，股票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2，债券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81。整体上看，资本市场发展的规模远不及金融中介发展的规模，而且资本市场发展的地区差异大于金融中介发展差异。
（3）保险市场发展差异（如图3所示）。
从四大区域之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3.11%、中部2.95%、东北2.86%、西部2.67%；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依次为：东部1537.85元/人、东北749.48元/人、中部523.35元/人、西部433.55元/人。东部省市保险市场发展的整体水平领先，中部和东北居中，而西部最弱，排除了对西部的影响后，西部地区保险深度指标均值为2.84%、保险密度指标均值为462.67元/人，与中部和东北仍有差距，表明西部的保险市场欠发展，这也是未来西部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四大区域内部来看，保险深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西部0.37、东部0.35、中部0.13、东北0.08；保险密度指标变异系数依次为：东部0.86、西部0.45、东北0.30、中部0.26。显示了东部与西部保险市场发展的区内差异较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北京、上海两地的保险深度分别为5.59%和4.38%，保险密度分别为3521.31元/人和4376.68元/人，大大高于地区均值，而保险深度为0.82%，保险密度为113.24，均为全国最低，拉大了区内差距。
从全国范围来看，保险深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0.31，保险密度指标的变异系数为1.07，相对保险深度指标，保险密度指标的地区差异更显著。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平均指标与同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但是与同年全球工业化国家平均保险深度8.8%、平均保险密度3655美元相比，较低的保险深度和密度说明了我国保险公司总体保费收入规模偏小。数据来源：《Sigma：2008年度世界保险业》
2.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整体考察：主成分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作整体上的考察。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目的是浓缩数据。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些假想变量被称为“因子”。因子能够反映原来众多观测变量所代表的主要信息，并解释观测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把一组观测变量化为少数几个因子后，可以进一步将原始观测变量的信息转换成这些因子的因子值，利用因子值可以直接对样本进行综合评价和分类。
首先，为了消除原始数据不同量纲的影响，需要对各金融发展指标的原始数据做标准化处理，并用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后续的分析，标准化的方法为：
Zi=xi-σx(2)
其中，xi为指标x的第i个观测值，为指标x的均值，σx为指标x的标准差。并用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判断数据是否合适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度检验值为116.2097，显著性为0.0000，拒绝指标相关矩阵是单位阵的零假设，显示各指标的观测数据具有共同变异，适合做因子分析。
其次，基于主成分法提取初始因子。按照主成分分析通常遵循的“85原则”，即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超过85%，确定提取的因子个数。主成分提取结果显示只需选取前三个因子即可，其方差累计贡献率为88.5833%。
再次，再用VARIMAX正交旋转法简化因子载荷矩阵，寻求有实际意义的因子解。旋转后，因子1主要与“CREDIT”、“STOCK”、“BOND”、“保险密度”等指标相关，这四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6972、0.9574、0.8390、0.6754，可概括为“金融发展规模总量因子”；因子2主要与“保险密度”、“保险深度”等指标相关，这两个指标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9319、0.5368，可概括为“保险市场发展因子”；因子3主要与“PRIVATE”指标相关，指标的因子载荷为0.9842，可概括为“金融中介效率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解反映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发展规模总量”、“保险市场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三个方面。三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4.4925%、26.1903%和17.9005%。
最后，利用因子得分加权计算出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并排序。计算公式为：
综合得分=因子1得分×44.4925%88.5833%+因子2得分×26.1903%88.5833%+因子3得分×17.9005%88.5833%
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
三、区域金融的发展特点
通过对区域金融发展从部门到整体的考察，可以判断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特点：
1.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明显且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差异
运用数据地图进一步表示各地区因子综合得分可以更清晰的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如图4所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这种不平衡现象有所改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但现阶段差距仍然很大。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好，西部次之，中部和东北金融发展较弱。某些地区如北京、上海，金融资源迅速发展与集聚，另一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仍然存在金融抑制。正如劳拉詹南在《金融地理学》中所言，尽管金融服务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实际上不同地区的金融景观是完全不同质的，具有极端的异质性和不规则性，即金融服务业是具有明显地理特征的经济活动。
区域金融就是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金融系统作为区域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带有所在区域的烙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资源分布不均衡和气候环境多样化的国家，金融差异是各种区域差异的集中反映。区域金融差异表现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量的差异包括金融资源与交易数量的差异；质的差异主要是指金融结构不同，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金融行为的不同特点，以及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从我国区域金融整体发展的现状来看，区域差异主要体现为量的差异，而非质的不同，在主成分因子分析中，金融中介效率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只占17.9005%。
2.政府干预、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未彻底变革
迄今，中国金融体系功能依然不完善。市场化水平不高，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结构不平衡，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理念和管理方式尚未立刻改变，这些因素在金融结构上依然发生作用。
近20年来，随着多种信用形式的利用，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渐增加，但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占比太大，企业依赖银行信贷资金的局面没有大的改观，全部信贷资金中相当一部分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数据显示，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3950.02亿元，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6340.33亿元，数据来源：《2009中国统计年鉴》但四大区域PRIVATE指标均不足2%，东部最高为1.6%，中部最低为0.74%，私营企业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从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来看，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先债券融资后股权融资，债券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不但“股强债弱”的格局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国债和金融债几乎占据了债券发行的全部。由于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金融债，因此我国债券市场主要是为政府提供融资服务，除个别省市以外，大部分地区债券指标不足地区GDP的5%。此外，2004年实施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两个或以上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申请发行公司债（企业债）。这一规定又将大量非股份制的私营企业排除在外。虽然2006年实施的新《公司法》中放宽了对公司债（企业债）发行主体的规定，但私营企业真正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融资还需要时间。故而，由于北京央企总部集聚，债券的发行也集聚于此，部分偏远地区，如没有债券发行，对比十分鲜明。
3.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尚不清楚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自古有之，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意义上来说，“熊彼特可能是对的”逐渐成为共识。进入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并更加关注金融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总体金融约束放松，与此同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特别在中国，由于区域经济、文化、制度和环境的差异，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混合结果。
数据显示，2008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东部20198元，中部13204元，西部12839元、东北13037元；其加权平均增长率分别为：东部11.9%，中部11.7%，西部10.4%，东北11.3%。数据来源：《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兼顾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未能实现内在统一和协调，甚至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虽然缺乏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矛盾的状况，但其背后应该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广义的范畴上说，经济发展是对现行经济增长约束放松的一种尝试，金融约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还受到实体经济的约束。当盈利性投资机会稀缺时，便产生了实体经济约束。以西部为例，从2000―2007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这些措施有力地放松了西部地区的金融约束。但由于这些资金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而并非用于产业结构调整，且这类投资往往期限长、见效慢，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有悖于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当“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时候，金融发展外生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明确的。在我国，受实体经济约束，部分地区的金融发展还处于这种“供给导向”的阶段。从区域协调的角度讲，这种“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部门和整体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并由此对区域金融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发展虽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区域金融差异显著体现在金融发展的总量上。由于渐进式改革中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也具有区域复杂性。基于如何让金融合意地作用于经济，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和战略方向的三点建议：
第一，继续推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给予内地持续的金融支持。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为块状经济，这意味着非连续性和突发性。金融资源的流动若不受到任何限制，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导致金融要素向东部沿海进一步集中，使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刚开始的金融发展发生逆转，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更加不公平。为了保护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活动，这就要求政府设立适度的“政策壁垒”来约束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在内地与沿海之间实行差别化政策与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是不矛盾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用意也在于此。此外，对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不能顾此失彼。
第二，优化和调整现有的金融结构，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金融可持续发展是金融发展质和量的统一，金融发展量的规定性是金融发展的基础，而质的规定性则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尽管在金融发展史上，总量率先增长已经具有规律性，但若结构调整跟不上将拖累金融发展。随着实体经济的变化，金融结构所发生的相应变化就构成了不同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的演变路径。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走数量增长的路径已难以为继，这就要求从金融运行状况出发，对现有的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将推动金融发展的主要力量从行政手段转移到市场本身，从调整增量资金入手，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功能全面的金融体系。具体的建议有：培育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进一步规范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企业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第三，重新布局产业结构，在解除金融约束的同时解除实体经济约束。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另外一些地区可能仍处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这就为地区之间的产业承接与转移提供可能。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产业的区域转移已孕育在摆脱危机的出路之中。鉴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东部地区要实现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历史机遇，承接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同样是产业结构升级，同样符合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科学布局产业结构，使金融发展内生于经济增长，在金融和经济之间保持互动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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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经济差异化发展现状
一是区域经济规模差距拉大。2005年，东部地区占全国GDP总额的比重达到57.52％，而西部只有12.97％。若以GDP总量计算，西部地区GDP总量只有东部地区的22.56％。从人均GDP来看，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25440元，西部地区只有9280.8元，东西部人均GDP差距达到2.74：1。
二是区域资本聚集能力不均衡。资本在各地区间的配置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首先，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05年东部地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38403.5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9％；在国家向西部倾斜加大投资的情况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只有11886.3亿元，占全国比重只有21％。其次，从利用外资来看，东部地区仍是外资流入的首选地区。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分别为672亿美元、96亿美元、46亿美元和63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77%、11%、5%和7%。不过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日渐增强，2005年四大区域引进外资增速分别达到19%、31.3%、38%和124.4%。
（二）区域金融的不平衡发展态势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区域金融的差异化发展，而区域金融发展落后反过来又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金融的发展差异可主要体现在：
一是金融机构区域分布集中在东部。2005年末，我国各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20余万家，从业人员260万人，资产总额达37万亿元。分地区来看看，占全国GDP一半以上的东部地区聚集了我国60%以上的银行业金融资产。东部地区还聚集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而在机构和从业人数方面，相对于资产总额的高份额，东部所占比例为38％和43％。
二是金融资产分布不平衡。首先，从银行体系资金来源区域分布来看，大部分存款集中在东部地区。2005年末，东部地区本外币各项存款占全国的比重为61%，其中储蓄存款占55%、企业存款占70%，外汇存款占83%。人民币储蓄存款位居前六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共占全国储蓄存款总额的45%。其次，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信贷资源。2005年末，东部地区本外币各项贷款占全国的比重为61%。
三是金融市场与融资渠道发展严重失衡。我国已有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均在东部，较为发达的期货市场、票据市场同样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在利用金融市场方面较中西部地区有着更为便利的优势，融资渠道也更为宽广。从融资规模来看，东部地区占据绝对优势。2005年东部地区各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额17171亿元，占全国总额的66.50％；中部地区各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额4062亿元，占全国总额的15.73％；西部地区各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额3101亿元，占全国总额的12.01％；东北地区各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总额1486亿元，占全国总额的5.76％。从融资渠道来看，东部地区利用金融市场程度高。以股票融资为例，截至2005年末，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地区国内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773家、230家、280家和114家，东部地区占比超过一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2005年国内A股筹资额（不包括中央企业的股票筹资额）分别为336亿元、3.1亿元、29.2亿元，东部地区占比高达91.23%。而东北地区则未从A股市场筹资。
四是金融深化程度的差异较大。金融深化程度一般用金融相关比率、经济货币化比率来表示。从各地区金融相关比率来看，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为2.65，1.95，2.36和2.24，同期全国金融相关比率为2.43。东部市场化程度较高，金融发展也明显较快。从经济货币化程度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货币化比率分别为1.63，1.16，1.39和1.35，东部地区货币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说明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金融的发展速度也快于中部和西部。
二、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构成对区域中央银行职能的新挑战
1、区域经济金融差距异化全国性货币政策的区域效果，对区域央行贯彻执行总行政策提出新要求
区域经济金融差异对全国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在于，在经济基础条件与金融市场环境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同一金融政策将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这种效果可能会对某些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带来损害。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距越大，货币政策的区域效果异化就越明显，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作用就越有可能被削弱。区域中央银行在贯彻执行总行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正视本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特点，提高货币政策在本区域的效果。
一是货币政策出台所针对的现实金融问题在不同经济区域的严重性是不同的，同样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向可能会带来截然相反的效果。例如，我国在部分地区经济过热的同时，有的地区却可能存在经济发展速度过慢、资金较紧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部分区域经济过热的紧缩政策必然对其他经济区域的正常经济增长造成冲击。
二是同样力度的货币政策调控在不同区域的政策效应不尽相同。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的调控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宏观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反映灵敏程度以及区域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映灵敏程度。东部地区货币化程度较高，货币资金运动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经济货币化水平相对较低，受货币资金运动的影响必然较差。另外，东部地区开放度高，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意识和经营机制非常灵活，对货币政策的反映较西部地区的微观经济主体显然要更为灵敏。
2、区域经济金融差距促进金融风险的区域化，对区域央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提出新要求
区域金融风险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由于部分金融机构或某些金融活动发生突发事件和风波，诱发金融混乱。区域金融风险一方面破坏区域金融秩序，另一方面会冲击全国的金融活动，其不利影响不容忽视。区域经济金融的差异化发展，使得全国范围内发生区域金融风险的几率大大提升，这是因为：一是在金融监管制度全国统一和金融风险区域差异的情况下，不同经济区域缺乏本地区有针对性的金融风险防范制度；二是区域经济金融差异化发展情况下，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区域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情况更有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区域化要求区域中央银行一方面加强区域金融稳定监测，另一方面要提高处置区域金融风险的能力。
3、区域经济金融差距导致区域经济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对区域央行服务区域经济功能提出新要求
一是不同经济区域对金融组织的需求层次相差很大，区域中央银行要推动区域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以保证金融服务全方位化的实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融资工具、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灵活多样化，这需要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和市场体系作为支撑。在金融组织体系方面，要求有竞争性强的多元主体的银行金融机构、发达的证券、保险服务提供机构；在市场体系方面，要求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支撑。尽管推进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发展历来就是区域中央银行的本职，但区域金融需求的快速增长将区域央行的这一职责更为迫切地提了出来。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必然要求金融创新也向区域化方向拓展。区域央行要推进区域经济主体提高利用不同金融市场的能力，加快区域产权市场的培育。应为市场提供一个信息对称、公平的市场环境。结合各金融机构开展的各项金融创新活动，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业务上给予指导，以鼓励金融机构增加业务品种，提高区域金融竞争力和抗风险的能力。
三是区域经济金融差异化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要求区域央行深入研究本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特点，推进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
三、我国区域央行职能拓展的设想
1、建立健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调控机制，提高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在兼顾总体同一性与区域特殊性的原则下，赋予区域央行一定的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调控权
首先，区域央行要完善本区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在本区域的传导和执行能力。这要求区域央行做到：一是要了解和掌握辖区基本经济、金融特点以及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创造性地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合理引导资金流向，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二是要建立一套真实、全面、及时反映辖区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统计监测和信息处理系统，增强货币政策执行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三是建立起与区域信贷、保险、投资、外贸、物价等部门之间规范的信息交换制度，为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具有较高信息含量和决策参考的咨询服务。四是整合调研资源，加强区域经济金融问题研究，指导货币信贷政策的执行。五是要提高区域经济金融主体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制定更富有针对性的货币信贷指导意见，并通过组织联席会议和有关信息渠道定期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通报辖区货币信贷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和中央银行拟采取的措施，促进贯彻落实好各项货币信贷政策。
其次，在兼顾总体同一性与区域特殊性的原则下，赋予区域央行一定的地方金融政策制定权和调控权。在各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额度、利率最高上限等方面，让区域央行拥有一定的调控权和处理权。在总行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对区域央行在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调控手段上适当下放权限。
2、加强区域金融风险监控，积极维护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一是依法履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运用中央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强对金融稳定运行的预警指标监测，加强对地方金融生态环境的调研和评估，认真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分析、预警工作。
二是要加快建立区域金融稳定协调机制。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金融稳定协调会议，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形成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工作的合力。
三是认真组织开展投资者风险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对金融投资风险的认识，强化防范金融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
四是继续加大反洗钱力度，加强反洗钱工作检查，积极配合公安、司法及上级部门做好大案要案的协查侦破工作，共同打击洗钱犯罪。
五是要建立信贷风险预测监测体系，重点监测区域信贷资金总量、结构与宏观经济运行变化的动态、重点行业信贷集中状况等，及时进行信贷风险提示。并密切关注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督促其加强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合理控制资产规模扩张的速度，保持适当的流动性水平，防止因盲目扩张贷款出现问题。采取各种措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3、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疏通区域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
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区域央行的主要职责在于疏通区域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四大机制，通过影响区域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
一是完善区域资本形成机制。自然资源的开发、物质资料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以及技术都离不开资本投入。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动员足够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首先，促进区域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金融体系通过部门扩张，降低交易成本，能够动员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边际储蓄总量；其次，鼓励区域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提供随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储蓄结构、提高储蓄倾向；最后，加强对区域内金融机构风险的监测，提高金融部门风险管理水平，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增加生产投资的比例。
二是发挥资金导向机制的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尤其在区域经济体系中，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组和分配。区域央行要通过信贷投向指引等措施，引导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和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激发区域融合机制的效用。金融发展对区域组织的演化具有重要作用，它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多样化为信用扩张提供完备手段，有利于促进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和转型。
四是出台区域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相关措施，完善区域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机制。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一些调查研究表明，资金缺乏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障碍，造成资金短缺的原因是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高风险。金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在满足融资能力的同时，可以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区域央行应积极调研，出台区域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西部地区金融机构金融创新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地区之间、地区内部各地之间的经济金融发展呈现差异性。经济决定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相适应,金融发展也呈现较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金融发展的东西差异尤其显著,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的金融创新不足。
(一)西部地区组织创新不足且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滞后
一是金融网点不足且布局不合理。20世纪中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基层分支机构,2004年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最多的1995年比较,减少了49.8%,被撤并的机构大多数是传统农区、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二是西部地区国有银行的比重太大,政策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比重过小。2005年底,西部地区国有银行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存款、贷款的比重分别为79.5%和82.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1个百分点和5.5个百分点。金融业务大量集中在国有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很小。三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光大、中信、招商、深发展等布局有限,西部地区或者根本没有。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较多农村地区仅有农村信用社。因此,地方金融的发展滞后,是西部地区金融竞争力不足、金融服务整体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
(二)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创新不足
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呆滞,金融工具创新不足,金融手段落后,直接融资渠道不畅。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容量小,股票、债券的发行规模较小,不论是上市公司数量还是从证券市场募集的资金额,西部地区都远远落后于中部与东部;而且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本身的融资能力不强,约束了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西部地区缺乏区域性资本市场,致使资金大量涌向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加剧了西部建设资金的缺乏。
(三)西部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不足
西部金融机构机制老化,服务功能不完善,业务交易制度创新、工具创新、经营手段创新、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严重不足。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存贷款业务上,同时存贷款业务品种单一,对存贷款新方式、新品种及中间业务的运行机理层次的研究远远不够,金融业务发展不够深化,居民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存款资产,其他新型金融资产的持有量极其有限。
(四)金融机构规模小且金融资源不足
2003-2005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居民储蓄余额分别仅占全国的17.4%、17.5%、15.56%,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全国比例与1997年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同时,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还存在较大的存差,金融机构资金利用不充分,资金外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金融发展的不平衡。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建设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地区投资需求更大,资金短缺现象更加突出。不论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是培育新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或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从事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讯、广播电视、中小学校舍和卫生设施的新建和改造,以及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劳动力转移,均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投入支持,其资金投入需求是巨大的。因此,新农村建设时期,西部资金短缺现象将更加突出。
解决西部地区金融供给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西部金融体系的重构,不仅包括金融机构体系的重构,而且包括金融市场体系的重构。要解决西部地区金融竞争不充分、网点覆盖率低、服务满足程度不高等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金融机构体系的重建问题。
由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层次性特征,农户和微小型企业是其资金需求的主要源泉,并且新农村建设的投资需求更多的产生于村镇和社区,很多方面的需求不是有效的市场需求,有较多的投资需求不能通过商业化、市场化的手段得到满足,所以重构金融机构体系,应该坚持五个“并存”的思路: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并存;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银行与非银行并存;官方推进与民间推进并存;现代金融服务机制与传统金融服务机制并存。
目前,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与合作性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但政策性银行的功能有限,很少与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发生信贷业务关系;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过分强调抵押和过度依赖财务状况;合作金融机构经营上的商业化倾向严重,合作性不足。所以,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体系不是一个农户和微小型企业导向型的金融机构体系,西部地区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西部地区金融创新路径
解决西部地区金融竞争不充分、网点覆盖率低、服务满足程度不高等问题的重要思路在于,按照“低门槛、严监管”要求,积极推进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实行市场准入“绿色通道”。但是,在西部经济总量和流量有限的地区,在商业和利润主导金融市场的时代,即使降低门槛,金融竞争局面也很难形成。所以,需要同时推动西部地区金融组织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一)推进金融组织体系创新
推进西部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发展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业,促进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多元化。加快西部地区金融改革步伐,要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在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条件,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可以通过组建西部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增加西部地区开发贷款规模。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的情况下,适当放宽社会资本和外资入股金融机构的比例。
(二)发展“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
进一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管制,实施民间资本阳光化工程,发展“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在制定市场规范和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扩大现有“只贷不存”小额贷款机构的试点。
(三)促进现有正规金融机构的转型和整合
例如增加正规金融领域内的竞争要素;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与转型,增强其社区性和地方性;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小额信贷的提供机制,开展针对农户、社区、村镇、微小型企业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要建立一些区域性、地方性小银行,以满足当地居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融资需要。地方性金融机构虽然资产规模、资金实力不大,但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robertn.collender(2001)的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即使在金融发达的国家,家庭住户和大部分中小企业的金融交易主要依赖地方性的金融机构,这就意味着地方性的金融发展状况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关的。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的研究甚至得出了地方金融发展决定了地方经济绩效的结论。因此,西部地区要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积极推进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从根本上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新机制,保证地方金融的健康发展,增强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
(四)发展社区金融合作组织
促进社区金融合作组织的发展,如社区担保基金、资金合作社、互助保险组织、社区发展基金。尤其要注意培育那些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关系基础上的合作金融组织,要在充分总结现有民间资金合作社、社区发展基金等案例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制度框架,促使其合法存在。
(五)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
实行有利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要使存款准备金起到调节资金不平衡的作用,可考虑按地区差异实行不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即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缴纳较低的存款准备率,这样可以使东部地区的资金通过中央银行的调节“回流”西部。
(六)提升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层次
提升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层次,特别是贷款业务创新层次。资金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要充分发挥信贷对西部经济的支持作用。一是政策性银行可以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入。二是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开展农村电网收益权质押贷款、公路收费权质押贷款,也可以探讨以城市供水、供热、公交、电信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收费权质押贷款。三是金融机构可以探讨支持西部特色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发展的信贷投入机制,特别是有选择地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贷款,配合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对一些有还贷能力的速生丰产用材林、经济林、山野菜、中药材开发以及个体苗圃等项目,增加信贷投入。四是运用信贷杠杆支持西部优势产业发展,例如支持电力、天然气、旅游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等,促进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调整。
(七)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经济增长
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居住地、生活习惯等有较大的差别。为了便于少数民族人民的发展，我国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政策，该政策在保证了少数民族发展自由与生活习惯外，对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便利。而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发展已经成为制约少数民族自治区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
一、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问题
1.缺乏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
在我国当前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中，银行主要的业务为资金的流转。在金融方面的体系尚未健全：大部分的大型商业银行，如民生、浦发、华夏银行等，只在省城设立机构或分行，而在市级、县级地区不设分机构，而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则面对一些建设的问题与障碍；保险在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严重缺失，对人寿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需求不多，人寿保险业务发展十分落后，并日趋边缘化，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的服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2.缺乏完善的金融立法和法律建设滞后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发展不良，除了金融发展机构不够健全外，金融法律体系不够完善也是关键原因之一。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务做出了共性的规定，并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上述法律对不同政策下以及区域的金融发展并未做特殊性的解释与实践，造成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法律缺乏特殊性；在立法观念上，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立法观念相对落后，对违法案件的处理不够规范，使得法律的效应有所下降，上述三点都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金融立法与法律的体系建设。
3.金融创新受限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发展受限，对上述地区的金融需求较低，无法推动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创新。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创新主要针对高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创新业务较少，客户的人群较少；金融服务层次差，在金融服务过程中，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不高，层次性差，创新业务的规模很小，无法推动金融业务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发展动机，现处于抢占市场份额的阶段，其科技含量小，创新处于外在形式的建设阶段。
二、对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建议
1.建立健全的金融机构体系
针对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应积极的进行金融机构的招商引资，对我国较大的商业银行进行政策优惠的辅助与诱导，使得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省级地区的银行机构增加，并在市级、县级设立多个银行的分机构，保证银行在该地区的金融发展中的地位。积极的保证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保险更加完善，特别是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在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需要彻底建立起来，改变当前空白的状态。而在商业保险方面，则要积极的开展商业保险的引进与发展，保证保险等金融服务的发展与繁荣。
2.积极创建良好的金融法律发展环境
金融法律发展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少数民族自治区整体进行发展其中，以政府为主导，其他部门以及社会为辅助的发展方式，是金融法律发展的有效发展途径。针对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法律立法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的问题，政府应用立法观念入手，充分的认识到法律在金融发展中的指导与引导作用，对法律不健全的部分进行完善，而在法律欠缺的部分，则要充分的认识到自身发展的需求与不足，进行具有特殊性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践，避免生搬硬套其他地区的法律法规，造成法律不合理的问题。
3.发展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金融业务
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创新受到行业发展方向与业务能力较差等多种因素的阻碍，发展十分困难。为此，要充分的发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极重要地位，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结合，改变以高收入阶层为主要业务对象的发展模式，将中低收入阶层加入金融业务服务客户当中。在金融服务过程中，对金融服务的公司进行创新，结合少数民族自治区的金融实际，使少数民族的金融资金服务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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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7-0017-04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滨海新区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市金融领域先行先试改革创新成果丰硕，地区金融聚集效应不断增强，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下，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呈井喷态势，给多元化、多层次的区域金融发展注入活力，同时也给天津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然而，金融机构在津过度竞争带来的效益损失和引发的区域性金融风险逐步显现。货币政策逐步收紧也使天津市金融机构面临的资金压力不断加大，争夺存贷款资源的竞争空前升级，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累积。因而，如何正确看待当前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问题，协调好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与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二者的关系，已成为金融监管部门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现状
（一）概念界定
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各类金融机构在津新设经营机构，其二是天津市本地法人金融机构到外地（省）新设经营机构，这两类跨区域发展模式对地区经济金融系统健康稳定发展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其实现途径和方式有多种，既包括设立分支机构的形式，也包括兼并、收购的形式；既可通过参股、控股的方式，也可通过业务战略联盟、组织机构联合等途径实现。
（二）近年来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特征
1.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呈加快趋势。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机构四大类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情况看，各类金融机构在津新设经营机构数量以及本地法人机构在外地新设经营机构数量近年来均不断增加，特别是2009年以来，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机构数量增速明显加快。
2.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成为跨区域发展布局最为活跃的银行类型。相对于国有银行跨区域发展网络相对完善以及农村合作机构跨区域发展实力有限，近年来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成为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的主角和最活跃力量。近两年来，上述两类金融机构新设机构数量已超过全部新设机构数量的80%。特别是2009年4月银监会调整城商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程序，为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提供了新机遇。
3.股份制银行跨区域发展实力提升显著，而农村合作机构跨区域发展收效有限。以机构数量增长与存贷款业务增长是否同步作为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效率高低的简单判定标准，近年来，天津市股份制银行在跨区域发展中实力得以大幅提升，2003-2010年期间，股份制银行机构数量占比提高了4.87个百分点，而同期存贷款比重分别提升了11.6个和10.3个百分点，整体实力通过跨区域扩张不断增强。而同期，农村合作机构扩张的同时业务量占比却显著下降，其机构数量比重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存贷款业务占比却分别下降了1.8个和2.6个百分点，跨区域发展效率明显偏低。
4.跨区域发展同业竞争日趋激烈。从反映市场集中度的CR4指标看，随着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的加快，市场竞争程度加剧。近年来，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存款集中度和贷款集中度均呈逐年下降态势，2003-2010年期间，全国存、贷款CR4指标分别下降8.85个和8.73个百分点，同期天津市存、贷款CR4指标降幅更为明显，分别下降12.4个和14.5个百分点，降幅和下降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表明金融机构同业竞争更为激烈，见表4。
三、存在的风险问题
（一）跨区域过快发展加大了金融机构揽存和放贷冲动，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此轮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恰逢国内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稳健转变，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存贷比等监管要求相应提高，银行资金压力趋紧。金融机构扩张引致的同业竞争加剧，迫使银行采用高息、高价交易或推出高收益理财产品等方式吸引资金竞相揽储。由于当前利差收益为银行主要收益来源，放贷冲动不可避免，迎合了天津市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由2003年的42.6%下降到2010年的31.8%，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投资长期化与金融机构存款短期化资金错配矛盾不断趋强，各类金融机构存贷比指标全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风险不断积累。
（二）跨区域经营趋同问题日益严重，专业化特色经营日趋模糊
金融机构在跨区域发展过程中，战略趋同、产品趋同、服务趋同、收入结构趋同现象严重，银行相关业务几乎总-分-支全覆盖，导致银行“大而全小而全”，未形成有效的市场划分和专业市场定位，各家银行产品结构以存放汇为基础，以对公、零售和中间传统业务为主导，服务同质化和产品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拼价格、拼费用、拼关系”的低级营销模式日趋严重，息差收入仍为收入结构主体等问题，特色业务和职能分工的缺失使资源重复配置和闲置问题严重。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和社会资金面趋紧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资金融入成本将面临成本升高、利润大幅缩水的风险。
（三）顺周期扩张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区域间金融资源不平衡矛盾加剧
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单纯的微观审慎管理难以有效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随着国家货币政策由宽松转为稳健，2010年以来央行已12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驻津金融机构资金紧张压力陡增，特别是在贷款维持前期高位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经营压力空前，截至2011年5月末，天津市金融机构存贷比达85.81%的历史高点，远高于75%的监管上线，高于全国同期存贷比16.84个百分点，较2008年提高近10%，通胀导致的存款负利率增加了银行存款转移和地区金融体系流动性风险。此外，金融机构跨区域经营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东部沿海地区，新机构的进入势必引起金融资源区域间不平衡矛盾的加剧，进一步拉大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距。
（四）规模不经济和范围不经济问题显现，银行潜在经营风险不断累积
金融机构有效的经济规模和合理的经营范围均受其资产、网点、人员等资源的限制，过度的规模扩张，一方面会因其额外运营成本的增加而削弱自身盈利能力，如新增设机构、人员培训、科技支撑维护及额外的客户公关和维系成本等都将大幅增加，引起市场重新分割和人才频繁流动，引发无序竞争，另一方面也带来更多的经营风险，如管理链条的加长造成内控有效性降低，发生操作风险和各种案件的可能性都将增大，加之异地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少，对当地企业的经营、财务、信用等信息不对称性增加，难以对贷款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贷款风险损失机率和贷款信用风险不断增大。
四、成因分析
近年来，天津市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与相关风险呈现同向加速变动特征，特别是在当前从紧货币政策下，累积风险加快显现。这既与滨海新区金融先行先试的政策惯性因素相关，也有金融机构自身战略发展因素，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我国当前宏观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完善。
（一）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和投融资规模持续扩大，成为近年来天津市金融机构集聚的重要磁石
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复《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滨海新区金融领域先行先试政策优势成为吸引众多金融机构入驻天津市的重要政策引擎，与之相伴的经济增速、投融资规模均呈现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出于扩大经营规模、分散风险、获取地区经济政策优势等考虑，加快了来津增设分支机构的步伐，而且在政策惯性作用下，此轮金融机构集聚潮仍将延续。
（二）金融机构盈利模式未根本改变，存贷款利差仍是其盈利的主要来源
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利润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存贷差已成为国内银行业的痼疾。以法人银行为例，近年来各家银行净利息收入占比一直超过九成，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到10%，盈利结构显著不合理，银行存贷规模直接决定着银行盈利水平的高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由于不具有网点优势，在吸收存款方面压力较大，加之当前银行品牌效应与银行网点数量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成为推动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的内在动因。此外，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国家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金的真实成本，进一步助长了银行增加网点数量、扩大存贷款规模的冲动，形成高盈利与低竞争力并存的格局。
（三）金融机构业务扩张与承担风险不匹配，跨区域经营硬约束机制失灵
由于特殊国情和部分商业银行的国有性，使得我国至今仍未以法律形式确定存款保险制度，政府承担了商业银行大部分经营风险，政府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助长了商业银行过度追求高风险、高收益、贪大求全的扩张冲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和相关风险预警机制弱化，跨区域经营的硬约束机制失灵致使银行不顾忌风险的超前扩张，加之银行业务扩张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金融危机后扩张性经济政策助长了银行此轮跨区域扩张的热潮。尽管已出台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措施，未来更多银行将可能被纳入监管范围，但短期内仍难根本改变它们业务扩张、扩大市场融资等经营模式。
（四）全球流动性充裕与国内监管政策的放松，成为此轮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热潮的重要动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为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银监会放宽金融机构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准入的要求，如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相关地域范围下设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并且不再对股份制银行、城商行设立分支行设定统一的营运资金要求等，成为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潮的直接动力。危机后我国对金融机构监管经历着由微观审慎向宏观审慎的转变，但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界定仍有待统一，对金融机构跨区域扩张的风险因素尚未充分重视，为金融机构此轮跨区域扩张提供了监管政策空间。
五、相关对策建议
（一）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入手，实现金融机构区域扩张与区域合作相结合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银监会等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强对金融机构跨区域发展的审核和引导力度，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金融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金融机构竞争程度和饱和度、客户资源等因素，优化其分支机构跨区域布局，推动跨区域经营的各类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在国际业务、资金运营、银团贷款等方面的业务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进在网络、网点、信息等资源方面的共享，提升整体竞争力，实现多赢格局，推动中国金融体系良性发展和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对经营和管理模式进行市场分工和定位，形成各具特色的银行服务和盈利模式
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降低金融机构过度依赖利差的盈利模式，加大其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政策倾斜，引导金融机构在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实行差异化经营策略，充分发挥自身特长，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和细分，集中优势资源，搞好特色经营，避免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同质化竞争，配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提高其整体盈利能力，实现金融机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有效降低金融机构风险发生和扩散的概率
建立金融机构扩张的内部约束机制，实现风险可控下的规模有序扩张和盈利水平的提高。要求金融机构构建全面的风险管理构架，覆盖市场风险、信贷风险和操作风险，对不同风险、不同业务、不同地区进行差别化管理，提高风险识别、计量、监控和处置能力，引进先进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技术，实现风险的动态监测和量化管理，建立完善基础数据库系统，并采取相应预警和处置措施，将事前预防、事中检查、事后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及时预防并化解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引发的各类风险。
关键词:区域差异;货币政策
Abstract:Owingtothedifferenceineconomygross、industrystructure、thefinancialinstitutionsdistributing、thedevelopmentofthemoneymarketandsoon,thedifferentareasofourcountryhaveobviousimbalanceintheeconomyandfinancialdevelopment,whichhasaffectedtheimplementofmonetarypolicy.So,monetarypolicy’sestablishmentandenforcementshouldtaketheimbalanceamongtheareasintoaccount,choosesomemonetarytoolstomakeaexploration,namely,trytoactualizediversemonetarypoliciesaccordingtothedifferenceinareas,togetthebesteffect.
KeyWords:areadifference,monetarypolicy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55-03
一、差别化货币政策的理论探索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在《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一文中首次提出“最优货币区”概念及其标准。所谓“最优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地区)组成的货币联盟,区域内实行单一的共同货币,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微观和宏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尤其那些地域广阔、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大国而言,难以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实行大一统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明显的区域效应,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可能是最优的选择。事实上,美国早在1935年就尝试了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高准备金率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有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实行的准备金率只有14%。至今,美国法定准备金虽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
对于我国应否尝试区别差别化货币政策的问题,国内理论界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过争论,结果是货币政策应坚持统一调控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力度的加强、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发展问题的相继提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问题再度受到重视。
国内理论界对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是否存在最优货币区以及应否实行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如骆玉鼎(1998)、柯冬梅(2001)、马根发(2005)、宋旺和钟正生(2006)等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运用“最优货币区”的判定标准,认为目前我国整体远非最优货币区,区域差异影响了货币政策有效性,有必要实行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以此熨平区域间经济差异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
二、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差异
(一)经济总量及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
一是GDP地区差异较大。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我国地区间差异都比较明显。从人均GDP指标看,2007年全国最高的上海地区人均GDP达66367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6915元;从GDP总量看,全国最高的广东省为30637亿元,而最低的只有342亿元。
二是产业结构地区差异较大。我国各区域均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侧重也各有不同。由于各行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度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反应各异。2007年实现工业增加值最多的广东省为141910亿元,最少的省仅为28亿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3877亿元。农林牧渔总产值最高的山东省为4766亿元,最低的为80亿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1211亿元。
三是企业性质与规模不同。一般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与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对货币政策相对敏感。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特点差异较大。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发展迅速,对货币政策反应更为敏感,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得相对迟缓。
四是居民收入水平差别较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恩格尔系数一般大于45%,高于经济发达地区10-15个百分点,处于以收定支阶段的人群比例较高,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为主,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而经济发达地区居民金融资产逐步多样化,对货币政策变化相对更为敏感。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显示,当年居民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23262元,最低的甘肃省为10012元,辽宁省为12300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3564元。
(二)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
由于经济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东部地区银行业的发展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不仅各类金融机构数量多、资产规模大,而且形成了比较有序的竞争机制,经营效率较高;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相对缓慢,金融机构规模相对较小,金融市场成熟度较低。
一是金融深化程度差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地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其占当地GDP的比重差距较大。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计算,当年各项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北京达4.19,最低的内蒙古为0.83,样本标准差为0.6;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北京为2.21,最低的黑龙江为0.6,样本标准差为0.34。
二是金融市场完善程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货币市场相对完善,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较多,交易量较大,能通过货币市场较好地传达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而经济欠发达区域的货币市场体系建设和业务发展滞后,参与主体少,交易品种单一,受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是金融机构数量差异较大。区域经济环境是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基于提高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虑,逐步上收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大量调整和撤并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营业网点,导致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业务交易量小、信贷权限有限。同时,商业银行普遍制定了较高的系统内准备金缴存率和上存资金利率,集中信贷资金投放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欠发达地区信贷投入不足和资金外流。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
三、实行区域差别化金融政策的模式探讨
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实施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基础。一是已出台的区域性经济政策为差别化货币政策提供了平台和基础;二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日益成熟。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逐步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日趋灵活、成熟。并且,我国已经在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额度等政策工具上逐步实现了差别化操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三是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具备机构、人员和技术基础。人民银行九大区分行的设置为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探索提供了机构和人员基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更加复杂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技术可能;四是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关注度和认知度迅速提高,金融知识普及度也有所提高,为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对于我国实施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模式,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都适合差别化操作,因此,首先应坚持货币政策统一性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根据货币政策工具的性质和特点,有选择性的对部分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区域差别化操作。
(一)窗口指导的区域化探索
窗口指导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于对辖区经济金融的监测分析而提出的指导意见,因此,是最适合区域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实践中,基层人民银行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和信贷政策导向的作用。如研究适合地区特点的新型贷款担保方式、帮助地区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助学、就业、中小企业等薄弱领域的信贷服务,配合有关部门健全社会中介担保体系等。
(二)探索区域性货币信贷政策
目前,人民银行各大区分行制定区域性信贷政策的自十分有限,长期以来沿用习惯的上管一级的管理模式。各商业银行总行一般也是转发总行的有关规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基层央行工作缺乏手段,货币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主动作为的空间。因此,建议赋予基层人民银行更多、更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权限,增强主动调控的能力,增加更多的操作品种,进一步增强基层人民银行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兼顾欠发达地区的信贷需求特点,缩小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
(三)支农再贷款政策区域化
支农再贷款是比较适合差别化的政策工具,可以在综合考虑区域农业发展状况、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的基础上,探索区域差别化的投放与管理。如,适度调增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规模、放宽支农再贷款期限、扩大支农再贷款用途、实行有差别的支农再贷款利率等。对于差别化项目的决定,可考虑由大区分行和地市中心支行结合辖区实际确定。
(四)实施更加灵活的机构准入和业务准入制度
1995年颁布、2003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金融机构的必备条件、进入的资本金门槛及业务范围等方面都做了统一的规定。由于东西部的经济金融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对相同资本金的承受能力大不相同,导致中西部地区法人类金融机构绝对量比东部少。因此,建议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降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平衡区域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如,降低欠发达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金融机构到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等。
(五)慎重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已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设定了不同存款准备金率,但尚未有针对区域的差别化尝试。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可用资金、公众预期和货币乘数的大小,因此,存款准备金的区域差别化应慎重,可以考虑继续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机构差别化实现区域差别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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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门限模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33－03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性
本文的研究基础是Solow的经济收敛假设，对此假设进行的实证研究对于本文而言比较重要，有必要对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省际趋同或差异性的计量研究进行回顾①。针对我国的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总体收敛、省际间或区域间的收敛和不同时段收敛三个方面。Li（1998）研究证实中国经济在1978年－1995年总体上出现了收敛现象，估计条件收敛的速度为每年4.75％，在1990年后各省间的差距有所扩大。Chen和Fend（2000）对1978年－1989年中国29个省的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在此期间出现收敛。李永友、丛树海（2005）通过利用1994年－2002年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这一时段的人均产出的增长水平表现为一种收敛的趋势。张焕明（2005）研究发现由于后发能力因素，如学习能力、对新技术的理解力以及技术的扩散效应，地区间的经济受Verdoom-Kalder效应和后发优势效应的共同影响，1982年－2002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较为明显，全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也存在趋同的可能性。汪锋等（2006）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量的扩展的索洛模型很好地描述了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在控制了各省人力资本、企业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后，发现中国经济表现出索洛模型预测的条件收敛现象。
但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相悖的观点也大量存在着，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例如，Yao（2002）使用Hsueh-Li（1999）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发现中国各省的人均GDP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扩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王志刚，2004；王铮、葛昭攀，2002；杨俊，2005）。
事实上，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学者的研究思想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统计指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经济收敛的要求过于严格所致。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它与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不同，其不同于绝对收敛中只有一个均衡水平，也与条件收敛中每个经济体可以有不同的收敛路径，在控制一些关键变量之后仍然收敛于同一个均衡状态不同。
程建、连玉君（2005）通过对1952年－2003年各省的人均GDP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分析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检验，发现中西部地区具有收敛性特征而东部地区不存在收敛，三大地区间也不存在收敛。蔡、都阳（2000）利用泰勒指数的分解技术，通过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份各地区的各自内部差异和之间的差异，发现在我国不同区域内部呈现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但在不同区域之间这种收敛却没有出现，刘明兴等（2000）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陈安平和李国平（2004）通过对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和地区间人均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却不存在收敛趋势，中部各省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受三个共同冲击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受两个共同冲击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着可能的俱乐部收敛，这是一个能得到大多学者广泛支持的结论。本文通过门限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的作用是否具有门限效应，考察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样本数据
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0年到2006年，空间跨度包括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具体的指标变量包括经济产出、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人口统计数、地区所有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所用的数据均来自全国以及部分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经网（db.cei.省略/）。
通过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获得各地区经济实际增长速度gy、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gi、消费实际增长速度gc、和刻画地区金融发展的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的实际增长速度gf，以及人口增长速度gp，刻画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均实际贷款额TR。这里，我们就只从金融发展的广度方面来判断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即用地区人均实际贷款额作为门限变量。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这里，我们采用门限模型①对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门限模型为：
首先，判断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存在几个门限，从F检验结果（见表1），发现模型有两个门限。
因此，构建如下多重门限模型：
模型中加入自变量平方项，目的是为了克服由于解释变量不足导致的虚假回归，另外去掉了估计不显著的人口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全样本的数值分位数统计（见表2），我们可以发现数据的一些特点，样本中的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大部分都是正的，中位数是9.714％，大于7％的个数占到总样本数的75％；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的振幅明显大于消费，大约是消费的两倍多；所有的变量都存在着负增长的情况，这是由于物价因素导致的，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经历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增长速度为负，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样本中金融发展速度为负是由于中央银行为克服通胀而实行较强的信贷紧缩政策，导致区域金融资产实际增长额大规模下降的结果。
然后，通过程序计算估计出方程的两个门限值大小，分别是γ1=3380，γ2=3937。并且通过门限值对应的似然比值来检验门限值的显著性。
根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门限值大小关系，我们把样本分为，较高金融发展水平（TR>3937）、中等水平（3380
在已知门限值大小的情况下，估计模型的其他参数（见表3）。从参数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解释变量投资和消费对于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投资略小于消费，这说明了在刺激地区实际增长速度时，地区政府依靠投资的增长速度效果不如消费；解释变量金融发展速度的估计系数，在三个门限中分别是-0.267，4.72和0.094，这表明地区属于区制Ⅱ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增长速度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因为对于同样的金融发展变化，门限效应的存在导致相对贫穷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发达地区快很多，当地区属于区制Ⅰ时，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负的相关关系，这表明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过低，金融发展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如紧缩而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金融发展在统计上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情况；另外，地区无论处于哪个区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都要比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要大得多。
最后，我们在已知区制的情况下，给出从1992年到2006年，我国各地区每年属于每个区制的数目比例（见表4）。
从表4，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起初两极分化严重，大部分地区属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制Ⅰ，此后，有一部分地区逐渐地步入区制Ⅱ，在1996年以后，进入区制Ⅱ的地区迅速增加，在2001年以后，属于区制Ⅱ的地区，迅速地进入到了区制Ⅲ中，在2006年，区制Ⅰ、Ⅱ、Ⅲ分别包含地区的数目比是36361，这说明1990年到2006年间，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较快，金融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我国各地区的现实相符合。
四、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投资和消费对于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都具有正向作用，投资作用略小于消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消费和投资要大得多。
2.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低、中等和较高三个区制，地区金融发展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在达到经济稳态的过程中，地区金融发展速度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通过影响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作用的大小，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即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受到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低的影响，理论上存在着门限效应。
3.属于区制Ⅱ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属于区制Ⅰ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出现负的相关关系，即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金融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及中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意义的特征，我们建议：
1.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市地区，这些地区在寻求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应该避免依靠不可持续的投资的高速增加，和期望于增长稳定的消费的作用，而应该着重考虑依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用它的增长对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尤其是它的水平值在达到一定门限值以后所具有的巨大倍数效应，从而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追赶上富裕的地区。
2.国家在制定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时，可用考虑通过帮助促进这些落后地区的金融水平的发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可以借鉴日本在冲绳建立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意大利为开发南方落后地区建立南方金融租赁公司，在落后地区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来促进这些地区的金融和经济水平发展。还可以借鉴美国的差别准备金政策，对落后地区实行差别金融控制政策，以及实行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流向落后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使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达到第一个门限值以上，进而通过区域金融发展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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