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评价
在我国大多数高等院校中，现代西方哲学不仅是哲学专业重要的主干课程，而且是一门选修范围十分广泛的人文素质通识课程。它对于激发学生爱智的思想热情，激活学生理论思维的兴趣与活力，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体悟西方社会时代精神的哲学表征，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教育价值。如何改革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教学，使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价值得到真正实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围绕这一问题，结合我校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展开以下问题的思考。
一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是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不同思想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对话更加频繁和活跃。我们不仅需要了解自己，更需要了解别人，甚至只有通过“另一只眼睛看中国”才能真正看清自己。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超越特定的情景而实现对他人的普遍理解。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我们实现文化沟通与视界融合的窗口和媒介。就世界哲学而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两种有着最大差距的哲学，其思想完全独立，视界也彼此不同。但是，对真理的追寻，对自由的渴求，对意义的追问，对正义的求索，这些问题是所有哲学都关心的普遍问题。虽然不同的哲学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得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来说，相互之间的尊重、理解与沟通是不可或缺的。当代大学生要想获得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视野，不仅需要了解本国的文化，也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化。不仅需要了解西方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分析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与政治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等，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的精神脉动，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窗口。当代大学生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学习，可以深切地了解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拓宽文化背景，开阔文化眼光，获得一种现代人所需要的丰富的文化视界。
现代西方哲学的学习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思想解放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培育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思维。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超越经验思维的理性思考。不同的哲学样式，其思维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具有自己的生存体验与历史传统，即形成了与自身生活情境相契合的思想方式和思维习惯。西方哲学体现着西方人的思维传统和思想方式。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等，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结构所缺少和不熟悉的。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异质性的问题，也带来了异国思维方式的“想法”。曾经一度流行的“尼采热”、“萨特热”、“海德格尔热”等等，之所以能够形成文化热点，就在于这些思想家对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与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同的思想脉络。这些不同的思想脉络，促使我们发现新问题，激活我们的思想活力，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以往没有重视然而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认识和挖掘。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有活力的创造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创造意识与创新性思维的培育，需要通过思维方式的改变来进行。学习现代西方哲学，可以了解西方人理性思维的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丰富自身的思维结构，开阔思维的视野，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事实也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引入，对于打破传统的僵化的思维模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的历史性作用。
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我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并感受到一些现代性问题，并试图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当代大学生具有比较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生活的意义、社会的正义、道德的尺度等现实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直觉，也愿意通过思考来解答亲身感受到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现代问题的思想表征，现代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都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和生活中非常突出的新问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的物化与异化的问题，人的价值选择的根据和标准问题等。尼采哲学中关于“上帝之死”的寓言，胡塞尔关于欧洲科学和文化危机的反省，海德格尔对技术理性宰制世界的批判，都在不同的向度上敞开了西方人与社会发展所遇到的现代性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对于现代西方人与社会发展问题的思想批判与诊断，为当代中国大学生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参照系。他们可以从中了解现代西方思想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诊断与治疗方案，提高自己认识时代性问题的哲学素养，提升自己独立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思想能力。现代西方哲学所提供的是现代西方社会中各种相互冲突并不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了解、鉴别与评判，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在各种流行的价值观念中把握生活方向，理性地选择独立自主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二
学习现代西方哲学，会遇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涉及唯意志主义、科学哲学、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想流派，其中各种思想流派人物众多且思想内容丰富，学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的旨趣又是因人而异的，学习目的彼此不同，同时哲学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那么，怎么才能实现现代西方哲学的教育价值呢?这些问题可能是哲学教学乃至所有理论课程教学遇到的普遍性问题。通过多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探索，我们认为，在教学改革中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使学生从哲学观的变革入手把握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体逻辑，并把这种哲学观变革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变革联系起来，敞开现代西方哲学对人之存在的意义关怀，使学生获得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逻辑感、时代感和意义感的真切理解和思想共鸣。
现代西方哲学人物、流派繁多，理论主题与思想风格差别很大，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化繁为简，抓住内在逻辑，既要保证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又要保持教学内容的弹性和张力。具体来说，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需要抓住“一个问题，百个转向”。一个问题指的是“哲学是什么”的哲学观问题。这一问题是哲学的思想内核和根本问题，具有“一个或所有问题”的性质。只有引导学生面向这一问题，才能促使学生感悟现代西方哲学批判性的思想魅力，深化对哲学本性的现解，从而提升自身的哲学意识。以这一问题为前提，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内容具体展开为“五个转向”，即“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生存论的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后现代性的转向”。“一个问题”，构成
了现代西方哲学内在贯通的思想脉络。“五个转向”，体现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内容。在教学过程中，以对“一个问题”的追问展开“五个转向”的整体内容，又以“五个转向”表达对“一个问题”的丰富理解。这样，既可以使学生捕捉现代西方哲学在各种转向中所实现的在哲学观层面所发生的深层变化，使学生在面向哲学自身的深刻追问中，透过看似互不相干的哲学流派的“杂多”表象，追踪现代西方哲学自我否定性的思想历程，感受现代西方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演进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的多样性，从而形成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整体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和个性化要求，有重点和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对某一方面具体内容的学习。
2、注重立足哲学的自身特点，从哲学反思的思想方式以及对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关怀入手，对理论内容进行“问题化”和“情景化”的处理，以便激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的思想兴趣，敞开各种哲学理念所蕴含的时代性意义，使学生能够在问题意识中发现哲学前提批判的独特思想魅力。
学生学习现代西方哲学所面临的比较大的困难主要是思维方式上的困难。哲学教学的抽象性问题，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普遍性难题。理论教学的抽象性，既有教学内容的原因，也有教学方法的问题，更根本的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而言，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更容易导致课程教学的抽象性问题。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思维习惯。西方哲学具有逻辑思辨的抽象性特点，其构成方式也通常是概念体系化的。中国人习惯的是经验性的以及直觉体悟的思想方式。在学习西方哲学的过程中，很容易用中国式的方法来想象和思考西方哲学的问题，这样一来，西方哲学观念体系中的问题很容易被忽视或者被荒诞化，并陷入到一种抽象性的困惑之中。其实，哲学虽然看起来抽象，似乎离现实很远。其实，哲学思考的问题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中的问题，这些问题源于人的社会生活现实。哲学思考的问题是时代性的，是有特定情景的。要想克服理论教学的抽象性，就需要对理论进行“问题化”和“情景化”的处理。就是要穿透理论，面向人的问题本身，把理论追溯到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情景中去，实现对问题的情景化的理解。学生问题意识的培育，既需要他们参与社会实践，去倾听、感觉和思考，以获得问题意识的时代感，还要注重哲学的批判性，以获得关于问题的理论意识。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它是现代西方社会时代精神及其问题的思想表征。对于其理论的掌握，需要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有所了解，对其多样性、层次性的现代性问题展开思考。在思考中，获得一种真实的、具体的、丰富的认识，学生由此进入到思想活动的状态之中。
3、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面向过程”而不是“面向结果”的教育方式。传统的知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面向作为结果的知识，采取“给出观点和知识、罗列并解释知识要点、举例并说明理论影响”的教学方式。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性思想能力的培养，不可能在单向的知识传授中获得，必须经由学生的真切体验和思想转化来达到。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中，必须强化学生自身的思想体验与实践，在学生与教师、学生与思想家的思想对话与碰撞中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真切的论辩中提升学生的思想创造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利用视频录像、网上互动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实现哲学理论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结合，强化学生的思想的情境感，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高学生的思想兴趣和参与意识。同时，还要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参与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课题研究。以“课题小组”为单位搜集和组织相关材料，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合作地研究问题，把自己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以小组之间思想论辩的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教师参与组织和引导这种对话性的思想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真切的讨论实践中感受思想的变化，享受理论思考的乐趣，从中提高以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的能力。
三
现代西方哲学教学面临的另一个普遍而又重要的问题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观点，同时也包含着不同的思想旨趣，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在现代西方哲学教学的过程中，仅仅满足于对各种思想流派的知识性介绍显然是不够的。传统的评价模式又过于简单和模式化，往往把各种思潮纳入到先验预设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对各种理论本身做出标签式的“是”与“非”的抽象断定。这不仅偏离了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的思想逻辑，也难以实施“哲学”教学应有的作用。对此，我们抓住了其中最根本的、本质的东西，并从以往的简单化的教学模式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实践哲学；当代价值；创新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073-02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实践哲学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研究，但是现实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践哲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新的机遇，需要我们进行新的探索，把握实践哲学未来的发展形态。
一、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异化劳动观，实践也就是异化劳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里的实践指人的感性活动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就是感性的历史生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在马克思那里，实践只是人们理解世界时不可缺少的一个向度，但不是理解所有问题的抽象起点。其实践哲学的内容主要有：
1.实践哲学是一种人学理论。马克思的哲学是人道主义的哲学，他在1844年写的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就表明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的看法，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以现实的人为根本的研究对象的，马克思学说集中到一点就是为全世界的人类找到了解放的道路和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动机，也是马克思本人的追求目标。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理论重视人的生存状态，是一种人学理论。如果说有哪一种哲学理论最关注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尊严问题，关心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理论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理论，是唯一把人道主义贯彻到底的理论。
2.实践哲学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的实践的作用，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生活方式，人的实践活动总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受着客观环境的制约，但是客观环境是独立于我们意志以外的，是不随着我们意志而改变的，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对于生活于人类之中的自然环境，马克思同时也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扩展了人类的实践空间，所以有学者认为实践哲学本身也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
3.实践哲学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哲学是新的历史观，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历史观，它之所以能够克服以往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理论，是因为它奠基于实践哲学新历史观的基础之上，是对以往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历史唯物主义也认为社会生活的动因乃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意识和观点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深入了解实践哲学历史观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实践哲学，也有助于深刻领会实践哲学历史观在社会历史理论领域所引起的划时代的变革。
二、实践哲学研究的主题
1.研究实践活动中的人。实践哲学主要研究实践中的人，马克思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做过一些评价，马克思说自己的哲学存在的基础是人，人的问题是马克思关注的首要问题，他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状态中的固定不变的人，而是那种处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可以通过感官的经验观察和触碰到的，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实践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用实践的观点研究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告诉我们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内容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与观念的变换。这一本质内容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特有的规律。
2.研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实践是一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统一的活动过程，实践就是这样一个主体和客体结合的过程，实践逾越了许多哲学家关于主体和客体，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实现了两者的统一。实践活动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双向活动过程，两者之间来回的交流使得实践主体的认识活动的范围不断地扩大，促进了人类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使得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真正达到“融合”。实践哲学研究的就是这种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物质精神活动的过程。所以实践哲学理论体系中，实践是一个奠基性的概念，实践活动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它应该被认为是精神和物质的高度统一过程。
3.研究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践哲学的研究导致了哲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使哲学的思维从单纯的人和单纯的自然研究转向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社会和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研究对象化的自然与现实人的本质的关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通过分析物质生活的实践方式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解决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能完全独立的，它们两者之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因而自然观和历史观不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了现实的世界和人类社会，这同时也是马克思的关于物质世界统一性的观点。
三、实践哲学研究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思想关键是要突出实践的价值，强调了以人为本的理论意义，突出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公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尊重人的权利，不断满足人的各种需要。
1.实践哲学强调实践中人的主体性因素。传统的教科书对实践活动的理解是从本体的角度理解的，它们或者从实践的物质方面或者从人类的精神活动角度去理解实践的意义，割裂了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实践哲学提出了克服了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越过了从唯物或者从唯心角度理解实践哲学的方式，确立了实践的新思维，它把实践活动中的人放在中心的地位，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以人展开的，实践哲学应当是以人本为基础的理论，立足于关心人的存在，以人的发展进步为目的。
2.实践哲学突出了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是关注现实社会的，把哲学研究的方向放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关注哲学和生产实践的联系，关注人类自身的生存和进步，突出了哲学对人类社会的改造作用。哲学家对于如何从理性到实践飞跃的认识研究不够，哲学家对于理论过于太多的关注，而对于人类社会实践关注不够，实践哲学告诉我们应该把哲学放在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对象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上以及我们应该怎样评估这个结果。
3.实践哲学促进社会科学发展方向。实践哲学的理论解读了当前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向，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过程本身也就是人的实践改造的过程，实践哲学的目标跟发展是同一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是利用实践哲学原理得出来的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理论的继承和吸收，就人类社会发展领域来看，发展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繁荣的首要问题，科学发展是实践的目标所在，坚持科学的发展方式其实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四、实践哲学研究的创新方向
研究实践哲学，不仅要在横向领域上而且在纵向的思想上要开拓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特别是20世纪末而来的各国之间的交流的深化和合作，使得实践哲学的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实践哲学已经不再限于过去的认识论、本体论等方面，更不再纠结于传统教科书对某些概念的讨论，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只有解决具体问题才可能建构起哲学研究的大厦，当代实践哲学研究应该扩展到宗教、文化、生存、价值、语言、美学等方向，或者转向对诸如生存价值和文化建设的研究中来，实践哲学研究要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1.关注实践哲学和生存的关系。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在现代高速的生活节奏中，社会的生存带来危机，人类对自然界的持续性的掠夺和开发，对自然改造过程中的无节制的技术化进程，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使得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广泛的变动，和平与发展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所以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内涵，实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统一和全面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生存论意蕴了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的生存问题。他认为自然和社会，人与实践，历史和生存哲学这些概念是开放性的和流动性的，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出过生存论这个概念，但是他却从理论上关注生存内容，关注人类的解放问题，始终把人的变革和生存的建构作为主体，关心人的终极价值。
2.关注实践哲学和社交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先进技术等新成果不断地被应用于交往手段，使得传统的交往手段逐渐淘汰，新的技术革新，人类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交往方式，人类的交往打破了地域性的限制，交往呈现出虚拟性的特点，虚拟医院，虚拟图书馆等的出现，正在慢慢改变人类的生活，并且随着互联网语言翻译工具的应用，国家之间的语言也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人类的交往方式正在慢慢改变。”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方式，虚拟实践把“数字符号”上升到人类交往的中介手段，虚拟实践作为信息时代人类新型的交往方式把人类置入一个新的虚拟实践中，人类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了这个虚拟世界，实践哲学研究应该随着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而改变，随着交往的发生不断拓展实践哲学新领域。
3.关注实践哲学和语言的关系。从语言的发展来看，当代的实践哲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中介，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社会的意识。语言的诸方面、诸层次的发展，也只有在人的社会交往实践的基础上才能统一起来，并得到全面的、完整的解释。抓住了实践的性质，也就获得了从实践哲学的立场重新审视全部语言现象的钥匙。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的中介是语言，语言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理解，才能阐释它的全部意蕴。首先语言是思想的物质载体，它承载了人和整个客观世界的观念性系统。而且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人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手段.维系着社会组合的力量。最后，实践中的社会交往过程和思维过程都是离不开语言的，语言是实践的工具，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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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能成为一个概念，如有的学者所言“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产物”，也有学者为了更加明晰这一概念的不同内涵，分其为“广义的、古代的中国哲学可以指两千年来以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为代表的传统课授的子学与经学中的思想学术传统。狭义的、近代的中国哲学特指近百年来所开创的现代大学中的一个科目”，当然，也有不满意“中国哲学”这一称谓的，因为它是一个“移植词语”，或多或少有“后殖民”的意味，所以以还原的方法称之为“中国思想”“中国古学”或更“中国化”的“义理之学”。其实，对“中国哲学”的争论，简单说就是名称问题，但它附加了“合法与否”的价值指向，更有直指“汉话胡说”的方法论责问，使得“中国哲学”的命名变得不再简单，由此导致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热烈讨论，进而拓展到对“中国哲学学科重建”、“中国哲学史重写”以及广义的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等问题的大型叙事，在这之后，对“中国哲学”，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是有意义的？
由“中国哲学”称谓的争论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个根本目的——明晰“中国哲学为何”以及如何恰当表达，个中关键是“中国哲学”的内容。无论认为“中国哲学实质上是经学和子学”还是强调“中国哲学已经是现代学科，本质上只能是‘比较哲学’”，也无论是站在“文本还原”的立场还是坚持“对话融合”的方向，就“中国哲学”这一名称所指向的基本材料而言，都是指谓传统的经典，它对生成中的“中国哲学”具有奠基意义。按照胡塞尔的说法，“一个行为的被奠基并不是指这个行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建立在另一些行为之上，而是意味着，就其本质，即就其种类而言，被奠基的行为只有建立在奠基性种类的行为上，它们才是可能的。”所有“被奠基”的“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当代“在中国的哲学”）都建立在传统的奠基性“中国哲学”基础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我们关注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如何现代化”、“哲学学科建构下的中国思想如何体系化”，这些都是“中国哲学如何生成新意义”的问题，而我们又恰恰把借用“方法”当作圭臬，造成了奠基性的“中国哲学”面目失真。
引借方法的失效迫使我们思量我们是否“削足适履”？也让重新审视奠基性的“中国传统经典”的存在方式成为必要。首先，经典的书写语言为古汉语。古汉语的基础是汉字，《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字是字形、字音、字义的统一体，“本义”蕴含其中；汉字到汉语的自然演进，中间又有非常复杂的“词义的古今变化引起的字义变化”、“词义在本义之外产生的引申义”等意义变化；汉字与文化关系密切，有学者甚至指出“解释一个汉字常常就是作一部中国文化史”。其次，经典的书写方式多为对话、格言、语录、故事等，这就决定了经典的义理呈现不是逻辑的、系统的，而是情境性的、意象性的、多义性的。加之经典书写广泛采用比附、隐喻、引申、类比、排比、转义等修辞手法，造成经典“文约义丰”的特点，也成就了后人解释的可能空间。最后，古代思想多生成于思想家解释经典的过程中。蒙培元曾言：“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诠释史。”并把中国哲学的解释方法归纳为“转向式”、“延伸式”、“消解式”、“建构式”，严春友则把它称为“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经典语言文字的多义性、书写方式的诗体化、思想成就的解释化，是我们方法选择的先决基点。
解释经典一直以来有“援西人中”与“以中释中”两种方式，“援西人中”的不尽人意使得“以中释中”、“回到元典（原点）”等经典解释学方法成为必然选择。经典解释学不仅指中国传统的解经方法，更多指建构中的“中国解释学方法”，包括傅伟勋的“创造诠释学”、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黄俊杰和汤一介的“经典诠释学”，还有林安梧的“五证法”、陈少明的“识人、说事、观物、问学”、李贤中的“厘清开垦之路”等。这些方法的基本指向就是回到经典世界中，因为“原点”决定了一切诠释的可能意义的基本范围和视阈，即“思维模式”或“语言框架”；关注点如胡伟希指出的“中国哲学诠释学关注的问题则有四个：道、言、智、境”，基本进路则如林安梧所说的“诠释的五个层级：第一层：‘言’（语句的记忆）；第二层：‘构’（结构的把握）；第三层：‘象’（想象的发挥）；第四层：‘意’（心灵的指向）；第五层：‘道’（道体的显现）”。经典诠释学在训诂学（语言解释）基础上，以中国哲学特有的“体知”方式，“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循名责实”，进而达到“得意忘言”、“得道忘意”的境界，关键是意义的显现，即“志通于道”，目的则是“上通于道再由道开显”，新的意义世界由此生发，解释活动才算完成。
经典诠释学方法可谓“量体裁衣”，既呈现了经典本有的意义世界，又展现了经典可能的意义世界；既忠实于经典，又超越了经典；既是文献之学的阅读经验，又是哲学向度的理解活动。以它为主导，中国哲学研究发生了三个明显转向：一是研究方法由“概念化解释”转向“生命化体知'我们以往使中国古代思想“哲学化”的过程中，强调思想家、流派的范畴解析、逻辑推理、体系构建，从人手把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古代思想家塑造成生硬、干瘪的哲学符号，这让他们仅仅以“对象”与我们碰面，造成文化思想的时代鸿沟。经典解释学以元典解读为基础，强调走进古代哲人的生活世界，以文化生命参与的方式，体知思想生成的历史处境，体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灵感动。一是研究范式由“理论构建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问题的小型叙事”。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政治的变迁、思想观念的开放，让压抑已久的学术创造力迸发出来，试图建构理论体系、以宏观视野讨论问题的模式成为潮流，但90年代后，学者们逐渐发现这种“宏大叙事”方式出现“空洞化、生硬化、外在化”的弊端，便转向“文本的内在解释”，针对具体问题探究其源流及意义。一是研究视野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主要是参照西方哲学的方法观念，即便“经典”如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也被认为是“在中国的哲学”，刻意运用西方哲学方法遮蔽了中国思想的活泼样态与意义呈现，“中国哲学史”的重写在质问“哲学合法性”的同时被提上日程，追问思想的原生形态就必须把研究视野再次回溯到“思想史”范围，以还原本有的与扩大现有的视域。
对话西方哲学：生成意义的确当表达与哲学解释学
近代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映照下生成的，思想家“中国哲学”的生发与“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以西学为参照，借用西方哲学方法起初确实给古老的中国思想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但当西方哲学成为普遍方法甚至离开它就会“失语”时，于是我们开始反思“引借西方方法”的得失利弊，并试图重新回到“中国思想”、“中华元典”里，通过经典解释学呈现“中国特色”的思想。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哲学不可能完全退出“中国哲学”的研究视野，因为我们不能无视“他者”的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有益于双方可能意义的拓展，关键是我们把“西方哲学”放置在什么位置？又如何恰当吸取其有益成分以生成新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而言，其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学者从引进之初对其推崇参照，形成了研究中其强势的“标准”态势，到寻求中国古代思想家可以与之比照的思想，以证明这种思想不是西方的“专利”，尽管这种比较多是比附，但把西方哲学放在“比较”层级上，已然显示了“中国哲学”试图与之拉开距离。当下“中国哲学”的生成，我们应理性地把西方哲学当作“对象”，放在平等的“对话”的位置上，这种努力可以通过“哲学解释学”的径路达成。
中国哲学对话西方哲学，究其实质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如何在“理解”中成就自身。“理解”作为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核心思想，关涉到语言的本体诠释、理解的成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相互关联的几个问题，作为一种哲学理解的普遍方法，解释学的问题绝不仅仅局限在那些作为伽达默尔研究的出发点的领域，用它来探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首先是基础性的语言问题，西方哲学作为“存在”的语言，中国学者应该是理解者，而不仅是翻译者。语言作为文字符号，在跨文化沟通中，翻译上保持本文的“原汁原味”只是技术需要；但一些语词只隶属于本文化系统，在别的文化里难以找出意义完全相同的语词，这些语词自身是具有“精神性”的存在之物，是“能够理解的存在”，对此我们无法跨越语言的鸿沟来完全理解它的本义，而正是这种“距离”使得“理解”的意义生成，如伽达默尔所说：“学会一门外语和理解一门外语一这种能力的形式主义——只是指能够使在语言中所说的东西自己对我们说出来。这种理解的完成总是指所说的东西对我们有一种要求，而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亦即自己的语言观’一起带人的话，则这种要求就不可能达到。”语言作为“存在”，期待着理解者的理解，而真正的理解则是以理解者的积极参与达成的，是以我的语言参与对象语言的构造，生成“我的存在”。
其次是成见性的理解问题，理解西方哲学(存在），应以“成见”为前提，“中国哲学”(此在）自身的问题即是“理解的成见”。理解具有“前见”“成见”，这是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一直坚持的观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讲到：“任何解释一开始就必须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同解释就已经‘被设定了’的东西使先行给定了的。”伽达默尔也指出：“谁试图去理解，谁就面临了那种并不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前见解的干扰。…这里除了肯定某种前见解被作了出来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客观性’。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本文，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前见”在理解中是合理有效、积极构造的，它其实表征着我们在面对文本时的“问题域”，我们的理解是“选择性”的，是“主体性”的，“理解的筹划具有形成自身的本己可能性，理解在释义的过程中有所理解地获取被理解者。理解在释义中不是成为某种它物，而是成为它自身。”“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使得本文可以表现自身在其另一种存在中，并因而有可能去肯定它实际的真理以反对我们自己的前见解。”“前见”使得本文进入理解者的“存在”中，并在本文的理解中逐渐脱离自己而形成“真理”，这样的“真理”是理解双方“视域融合”后的新的“存在”。
再次是有效性的视域融合，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最终目的，因为理解“始终是这些被误认为是自为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相关联，“我们对视域构成和视域融合所作的全部阐述都恰恰是为了描述效果历史意识的前行的方式。”虽然伽达默尔讨论的是“当下视域”与“历史视域”的融合，但这一“解释学原则”具有普遍意义，“这种自身移置既不是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个体的同感，也不是用自身的标准来使他人服从于自己，而是始终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上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自身的局部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局部性。”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不是追求“同一性”、“相似性”，而是在“融合”中提升自己，其有效性如伽达默尔所言“我们本身所具有的判断最终决定了我们所判断的事物的陈述力量和有效性。”“中国哲学”的生成取决于自身的问题意识，生成其实是绵延不断的存在方式，也是理解的有效性表达，它成就于不同语言圈的一再融合,“在理解中发生的视域融合乃是语言的真正成就”。“语言—理解语言”解释方式的循环，明证了中国哲学应从语言入手，通过理解达到与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进而形成新的“存在”性借用哲学解释学对话西方哲学，可以成就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样态：我们不再是翻译引介，了解西方哲学是什么；不再是方法引借，推崇西方哲学为圭臬；不再是观念比较，寻求中国哲学西方化，而是以“问题”为视域，在理解中建构新的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中外哲学家，在这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哲学形成新唯识论、新理学、新道论、新心学等哲学体系，而西方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构建，则在理解老子“道”的过程中，写就一系列注重“道”本体的《路标》、《在语言的途中》、《林中路》等着作。通过理解建构新的中国哲学，有学者认为：“具体标志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着作，出现了像孔、孟、老、庄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可以与当今世界强势哲学对话的新对话者”@。哲学对话是平等的相互生发，在与西方哲学的相互“理解”中成就经典着作和一流思想家，不是“自立乎其大”而与西方哲学相抗衡，我们应该使中国哲学超越“民族文化”的身份与情怀，达成与世界共享“生命导师”精神资源的目标。
激越生活世界：展示意义的理性提升与现象解释学
中国哲学的未来意义在于展示自身价值，惟一的途径便是面向生活世界、回应时代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很好的传统经验，先秦诸子皆“务为治”，面对“春秋争霸”、“战国称雄”的乱局，各家纷纷提出解决之道，形成与时势相应的百家争鸣，被称为中国哲学的轴心期。《五经》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就是源自生活世界，它们记录了周代社会生活、礼乐制度、诘命誓言、春秋大事，这些“日常生活”记述承负着“人文化成”，“《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我们也有很好的外来经验，现象学能成为西方现代哲学史上的世界性运动，根本原因是它“面向事实本身”的方法，这一方法除了哲学向度的考量外，欧洲科学危机与战后动荡局势是它的“事实”依据，伽达默尔在《回忆胡塞尔》中讲到：“当时(1920年）的国家疮痍满目、破败不堪，而西方没落的口号俯拾皆是。有许多拯救欧洲的建议被提出来，许多人名被提到，…而在最后，有人坚定地说，只有现象学才有能力拯救欧洲。”哲学资源是平凡的，价值则是恒久的，哈贝马斯曾言：“哲学思潮说到底是一种效果史现象。”无论是理论效应还是实践效果，都必须经由“生活——哲学”的路径，中国哲学的未来价值建构也必须且必定要落实在“生活世界”，可参借现象解释学方法达成。
“生活世界”是现象学的重要概念，胡塞尔和哈贝马斯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对“生活世界”的分析采取了不同态度。胡塞尔晚年针对“欧洲科学危机”提出“生活世界”，“由此展开了一门可以说是现象学的‘历史哲学’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学派便朝着这一新的现象学方向进发，把现象学拉近现实。但胡塞尔始终以“先验现象学”为理论的“奠基”，把“生活世界”当作“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如果说它有“实践”指向，也就是回答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种实践的目的必须通过两个层次达到：1)由于‘客观一科学世界’的基础建立在‘生活世界’中，因此，对前者的认识必须依赖于对后者的把握。对‘生活世界’的确切认识又必须通过在‘哲学态度’中进行的反思才能获得”。哈贝马斯则只关注胡塞尔“生活世界”的非课题化、奠基性特征，提出：“‘生活世界’应当作为交往行为的互补概念被引进。”他批评胡塞尔无法认识到“日常交往实践本身就是建立在理想化前提上的”。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注重“后天的世界知识”与“先天的语言知识”对意识主体性的奠基性，其方法为“生活世界-语言-理解”；胡塞尔则强调意识主体性对“生活世界”的哲学反思与意义赋予，其路径为“生活世界-哲学反思-生活世界”。看似背道而驰的两条现象学道路其实关联着同一个问题：生活世界的奠基作用。
“生活世界”是科学的奠基、哲学的奠基,这是不证自明的，但如何从“生活世界”通向“哲学”则不容易，因为“单单对生活世界的本真的存在意义所作的最初理解就已经很困难”，关键是“我们如何在这里达到作为一个科学课题的生活世界的方式”。同样，中国哲学的当下建构必须解决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面对“生活世界”与选择“生活世界如何哲学”的方式，第一个问题是奠基性的，决定着第二个问题的选择。那么，中国哲学面对的“生活世界”是什么？我想，从“问题意识”与哲学反思的角度来考量，应该有三个：经验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公共生活世界。经验生活世界指中国古代文化支配下的生活世界，对中国哲学而言是本根性的，按理说，要像胡塞尔那样追求历史的客观性来把握“经验生活世界”，我们只需采取经典解释学的方法，或者说用胡塞尔的“现象还原”方法，因为“只有通过还原，对象的内涵才能得到如实的分析，就像它原本地、不加缩减地展现给意识的那样，并且只有通过中止判断和现象学的还原，反思才能无成见地对原本的被给予方式进行分析”，当然，如此显现“经验生活世界”，如胡塞尔之后的哲学解释学派所揭示的那样，对理解的无成见性要求是不可能的，这并不妨碍我们逼近历史的真实。但是，寻求真实的“经验生活世界”仅是思想“史”的工作，如何把“经验的”开拓到“日常的”，则是中国哲学需要展示的“思想”史，学术界对此提出的一些方向和思路值得关注和拓展，如“生活儒学”和“公民儒学”，我们还要注意“生活世界”和“生活-世界”的不同，而传统儒家的“生活”（理念）开显出现代的“世界”（儒式世界），不仅需要学术层面的梳理，还需有志之士的宣传、践行。
日常生活世界即我们当下的生活世界，中国哲学“在其中”的展示维度有两个：一是像古代先哲一样，从平凡的生活世界提炼哲学的意义，生成充满“生活精神”的、能成为后世经典的哲学着作；一是面对“日常生活世界”问题，提出解决之道。相对而言，后者关涉到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它的回应更具迫切性。“生活世界”的日常性理应注重精神生命的个体性、物质生活的自在性，但当下的生活世界完全是在“科学”的规划中，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衡量到社会各行各业的排名排行再到单位个人的量化考核，无一不体现了“科学”精神，无一不昭示着客观有效，有趣的是，身处其中的我们不是欣然地沐浴在科学之光中，而是对量化遮蔽的“质”的真实心存念想，更难理解的是，明知这种借由“科学”的方式有极大片面性，却无法去除这种方式的支配，因为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有效的“客观公正”。这让我们回想起胡塞尔的名着《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他指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表现为科学危机、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胡塞尔所讲的“危机”，同样出现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世界”。因此，我们不妨看看胡塞尔的解决方案，既然“科学的理论归根到底起源于最初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质朴的和直接的观察”，那么，“我可以依据情况来对待我在经验、体验和思想中所遇到的一切，在这些情况中，被经验、被体验、被思考的对象原初地——胡塞尔说：‘本原地’——在我的经验、体验、思维的范围内显露出来，或者可能以本原的方式显露出来。”胡塞尔用“本质还原法”来解决被人忽视了的“科学本质是生活”的问题，告知我们由科学产生的方法应该是为生活服务的，而不是人性缺失的客观追求。当下的中国哲学如何面对我们的科学危机、生活危机,不妨参照胡塞尔的方法，在保持科学理性的同时兼顾生活本质的考量，给出“中国式”的危机处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