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热爱历史的朋友问我：中国大多数君主提倡‘以道德教化人民的儒家思想，但无论哪个朝代，都有相应的法律。你认为这矛盾吗？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一只羊被拴在柱子上，脚下是一片荒芜的沙地，那他必然会奋力反抗直至死亡；如果将羊放在一片丰腴的草场上而不加约束，这只羊依旧会走失或被狼吃掉。但如果将二者结合，将一只拴在柱子上的羊放在一片丰腴到草场上，那么羊会健康地活下去。
对于统治者而言，拴柱就如同法治，大片的草场如同德治。若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管理、约束百姓的方方面面，结果必然是遭到人民的反抗。如夏桀商纣，还有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都因严刑峻法的滥用导致亡国，而那些拥有适应本国法律，并能合理使用法治的国家或君主，最终都能青史留名。比如古巴比伦的汉拉谟比法典将人民禁止做的事刻在了石柱上的告诫人们的作用。并最终创造出灿烂的古巴比伦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如同一块基石，没有法治，社会将毫无秩序，更不必说这个国家的兴衰与否。
而德治，也决非法治的一种附属品，而是处于与法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儒家学派自创立以来，便提倡以德治国，以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秩序，的确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统一民众思想，并在晚年向民众颁发《罪己诏》，反省作为一位君王的过错，以德化民，开创一番伟业。唐太宗减轻人民负担，轻徭薄赋，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对少数民族地区大多采用较为亲和的态度，以诚感人，开创了贞观之治。德治是广大人民的意愿与诉求，当权者须以水载舟，取得人们的支持，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稳定。
同时，法治与德治必须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一旦偏离了核心方向，很难有变更的机会。王莽篡汉后，建立新朝，实行托古改制，依照古代制度大力实施改革，结果不符合国家实情，被人民推翻。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推行青苗法，被地方长官利用，人们苦不堪言，若不是苏轼等有识之士极力劝阻，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而如今的中国进入新时代，修改宪法，使其更适应现在的国情，颁布《民典法》，为人民生活提供各方面标准，推进着中国复兴的巨轮驶向更加广阔的彼岸。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个国家，只有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并朝正确方向发展，才能走向复兴与繁荣。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从不不缺少能人志士，他们不断地学习，只因为他们有一颗仕心。
子曰：君子不器。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是说名士大夫作为社会脊梁，不会、不应该也不能是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说书、做官、做人（道德）是有目的性的。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对舜、禹得天下感到无比尊敬，这是因为舜、禹身旁拥有一大群能人志士。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择投奔刘璋而选择了身无半文的刘备，这是因为仕心之一，在遇明主时出世，为什么宋仁宗时出现了像范仲淹，欧阳修，两苏这样的优秀政治家、文学家？难道不是为了去追求明主吗？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可见孔子将侍奉君王作为臣子必做的第一大事。魏征数次冒死进谏，只为达到致君尧舜上的仕心；孙僖大热天下跪求雨，只为唤醒雍正帝王之心；谭嗣同甘为变法流血，只为激起大清王朝最后的雄心。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多少心怀仕君之心的人，用自己的心，唤起一代昌盛。
都言时势造英雄。在国家兴亡时刻，从来不缺少心怀仕心的人物出现，戚继光在台州饱受人生苦难，却仍坚守初心，发出封候非我意，但愿诲波平的豪情壮志；隋大将宇文怀曾在东征高丽时发出了不问觅封候，但求天下平。的感叹；岳飞被小人排挤，守边十年也不加封，却发出了待从头，重拾旧山河。的号角┈┈他们视功名利䘵于粪土，敢于追求国家安定与统一，将国家大任为己任，用自己的仕心不断燃烧生命，换取人心中的定也。国字当头！
当今中国正处于以士大夫—知识分子为主导和骨架的传统社会向以中产阶级为主导和骨架的现代社会进行过渡。它们带来的问题，包括思想家淡出与学问家的突显等等。正是由君子不器向君子必器的角度转变过程的表现。但如何传承君子不器，弘扬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
作为君子首先要具备有仁、义、礼、智、信的高尚品格与价值情操。正所谓要做学问，先学做人。其次，要能将个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最后，要拥有自己的思考并与时代大势紧密联系。做到善其身济天下之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言仕心，何为仕心，仕心几何？难以言表，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愿汝与吾共怀仕心以答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