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
王西彦，男，汉族，1914年出生于浙江义乌。中国著名作家、文学教授。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历任福建永安《现代文学》月刊主编，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教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主要成就在文学评论和散文上，以小说家的创作甘苦丰富他的作家研究，评论鲁迅、茹志鹃作品颇多见道之言；又以小说家的细致、传神笔墨创作散文，长于刻画人物。《第一块基石》、《炼狱中的圣火》分别成为两者的代表作。
王西彦的个人简介
王西彦，原名正莹，又名思善，小名余庆，浙江义乌青塘下村人。1930年在义乌初中毕业后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就读。1933年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开始文学创作。最早的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描写一个农妇被逼出卖肉体的惨景。同一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大都以浙东农村生活为题材。抗战初期，赴武汉参加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作民运工作。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观察日报》和塘田讲学院从事编辑、教学工作。
1940年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42年后，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具特色。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同时又写作农村妇女三部曲：《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和《换来的灵魂》，但第3部未完成。
解放后，参加湘东和皖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后从事专业创作，发表了很多作品。长篇小说《春回地暖》以较大篇幅描写农村变革的急剧斗争，稍后又出版了描写知识分子寻找道路的长篇小说《在漫长的路上》(第1部)。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1999年9月24日，王西彦逝世。
王西彦的主要作品
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古屋》、《寻梦者》、《神的失落》、《村野的爱情》、《微贱的人》、《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作品选集《王西彦中篇小说选》、《王西彦小说选》(3集)、《王西彦选集》(5卷)，文革回忆录集《焚心煮骨的日子》及散文、理论文集等。
王西彦的创作道路
王西彦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残梦》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文学道路上整整跋涉了68个年头，创作了100多个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l00多万字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选编成《王西彦选集》一套5卷。
1914年11月22日，王西彦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守伦是一位农村私塾教师。三个姐姐都在襁褓中抱给别人当童养媳，他和哥哥幸运地进了学堂。6岁，随哥哥上国民小学。学校设在一个名叫西竺庵的庙宇里，小小的西彦每天都和佛像作伴。有一次，哥哥从父亲的小书柜里拿出有插图的《三国演义》和《封神榜》，王西彦也跟着废寝忘食地读起这些神奇的故事。课余时间，他常常听堂叔讲赤壁之战等故事，使他对关老爷和周仓的神像感到非常亲切，于是吐口水到毛笔上，从关帝爷身上蘸来颜料在纸上画起这些人物的形象来，还想长大后当一名画师。由于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逼真，因此在村里还得了一个小画家的美称。
不久，王西彦母亲病逝，王西彦因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又不满国民小学私塾式的教育，要求去县城上学，父亲就把年仅12岁的他送到义乌最早的官办学校绣湖小学读书。到了县城，就像一条田涧里的小泥鳅一下子闯入小溪。走出农村步入县城的他，十分珍惜这个美好的时机，刻苦学习，两年后考进刚刚起办的县立初中，开始阅读鲁迅的《呐喊》、《仿惶》等作品，这使他看到了三国和封神以外的另一世界。
1930年，王西彦投考西湖艺专的梦想被父亲打破后，毅然离开义乌到杭州，考上了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因为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回到本县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由此，一条小船驶进了大江，王西彦如鱼得水。学校图书馆的大量藏书深深地吸引了王西彦，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场所，广泛阅读各类文学书籍。他不但读到了《水浒传》、《红楼梦》，读到了鲁迅和茅盾，还读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柯夫、高尔基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尤其是对《萌芽》、《拓荒者》等左联刊物，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扑到了书本上。他嗜书如命，学习大师们的创作方法和技巧，甚至把鲁迅和契柯夫的一些作品抄在笔记本里，加深理解。那年，他翻译了契柯夫的短篇小说《询问》。通过对进步文学刊物和优秀文学作品的广泛接触，使王西彦对文学有了进步的认识，画师梦换成了作家梦。
1931年，王西彦在南京《橄榄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残梦》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杭州读书的三年，王西彦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开始透过文学表面的东西，思考隐蔽在文学深层的真正内涵。既然接受了火种，就得用来发光发热，毕业前夕，短篇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的写成，宣告了他对生活与艺术的探求的开始。
1933年暑假，王西彦放弃回义乌当首任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机会，只身到北平，住进和平门外佘家胡同8号的浙江会馆不收房租的小房子里。不料刚住进去，帮他的那位同学就被国民党宪兵给抓走了。王西彦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生活陷入困境。但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奇迹般地得到了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吴承仁先生的帮助，进人该校读书，使他得以住在浙江会馆那间小房子里提笔学习创作。小说《车站旁边的人家》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更加激发了王西彦投身文学的浓厚兴趣，开始是由于生活的迫使，其后是追求人生的一种方式，王西彦先后在《作家》、《国闻周报》等进步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实现了自己当作家的梦想。由于在《大公报》上发表作品，在一次内该刊编辑肖乾宴请青年作者的宴会上认识了沈从文先生，并随后到沈府拜访，受到了沈从文的热情款待。在写作上，受到了沈从文很多教益。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经王西彦和谷牧等人协商，成立北平文艺青年抗日救国协会，由王西彦负责宣传工作。这个时期，王西彦一面写作，一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左联的活动，成为北平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中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1936年10月，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王西彦匆匆赶回义乌，在父亲病床前尽了个作为儿子的责任，七天后，父亲病故。不久，他重赴北平，继续以家乡农村生活为题材写作短篇小说。这时期的作品，所写的几乎都是作者亲眼所见的乡村农民悲苦生活的写照，没有半点艺术虚构的成分，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描写真实，描写自己最熟悉并为之激动的社会生活。
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王西彦刚从中国大学国学系毕业，就匆匆乘车离开了生活近五年的北平，南下浙江家乡，稍后到温州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在抗战的烽火中，王西彦迎来了自己创作的春天。1938年春，王西彦经南昌、九江、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到鲁南、苏北战地做宣传工作。在战地，王西彦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狼狈溃退和古运河两岸贫苦农民的保重灾难，中国在侵略者的肆意践踏之下，人民流离失所。他把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写了许多反映民众困苦的短篇小说和战地报告，还经历了一场全国瞩目的徐州大会战。湖南平江惨案后被迫回到浙江金华。回家乡后的王西彦积极支持金华一批共产党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土创办《抗战论坛》、《浙江潮》、《东南战线》等抗日报刊并为它们撰稿。在这里，他看到了家乡父老们同样面临着同鲁南、苏北人民一样的深重灾难。这时，正好一位中共负责人要他到福建永安去筹备《现代文艺》月刊，他不加思索地去福建主编这个刊物。他把一路的见闻以及家乡人民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都写进了小说《眷恋土地的人》，原有那个谁在抗战的问题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以及在《现代文艺》的编辑中，他都尽可能地加以体现。
1942年到1948年，王西彦辗转于广西桂林、平乐、南宁和福建永安、南平、福州等地，先后当过代课教师、讲师、师专副教授、教授，文协桂林分会候补理事、赣州分会理事、《改进》月刊编辑。在经历了一个普通的文艺作家所不容易经历到的人生时期。之后，王西彦完成了长篇小说《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村野的爱情》和《微贱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散文、杂文、评论文章。他用手中的笔把贫苦农民在国民党残酷剥削和日本侵略者凶暴屠杀下的惨状以及知识分子在动乱年代的彷徨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王西彦曾不断地更换笔名，如邵向阳、杨洪、施稔、细言、俞磬、忆律、斯远、南荒等都曾在那时使用过。
1949年，王西彦在湖南长沙迎来了祖国的解放，随即被聘为湖南大学教授。1950年3月，被选为长沙市文联副主席，6月，被选为湖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后以土改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湘东平江老苏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并写出一系列反映土改前后农村动态的报告和散文。1952年、1953年，王西彦两次跨过鸭绿江到朝鲜战地访问。从朝鲜战场回北京后，由张天翼、沙汀介绍，参加了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1954年4月，调任专业作家。
从1937年到1954年，王西彦虽然奔波不定，但在创作上却是个辉煌时期。从反映家乡亲人的凄苦到战地实况的描写，继而转向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探索，王西彦的作品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他在锲而不舍的艺术追求中，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1954年开始，王西彦结束了长期的漂泊生活，定居上海，开始写作湘东老苏区土改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春回地暖》，这是作者所有长篇小说创作中篇幅最大、用力最多的作品。1955年5月，上海市政协成立，王西彦即担任第一届政协委员。1956年6月，王西彦从淮海中路上海市作协宿舍迁至复兴西路34号楼一直到病逝。党和政府的关心和重用，更加激发了王西彦的创作活力。他凭借自己以往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以及参加土地革命的经验，于1954年至1963年的10年间，相继创作出两部长篇巨著《春回地暖》和《在漫长的路上》(第一部)。他的理论性文章《唱赞歌的时代》和《论阿q和他的悲剧》等，不仅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而且成为他创作史上的另一个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