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疾风中的白露
文│庄秋水
1907年7月15日破晓，绍兴城翳云蔽天，阴风刺骨，就在通衢大道上的古轩亭口，秋瑾以谋反罪被斩首。
红颜喋血，以身殉国，在晚清女性解放和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犹如疾风中的白露，在社会上卷起了一股巨大的风潮。学者夏晓虹指出：从民间团体的抗争到统治阵营的离析，从质询法律依据到实行革命暗杀，晚清社会变动的诸般征兆，在此案例中已有充足的表现。（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后来的评论者们，认为秋瑾以先觉者的姿态，为中国的女性创立了一个新纪元，用自己的生命回答了娜拉出走后究竟往哪里去的答案。然而，秋瑾短暂的一生，却是其他女性所无法拷贝的人生。她姓秋，在汉语里，这个词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她的早年诗歌中，即便在留学归国后，她亦有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那样的悲凉之句。肃杀的悲剧情怀一直是她内心深处的底色。她的文章和诗词里，一直有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期许和欣快。
但秋瑾对国家命运的强烈感情，则毫无疑义。这种感情与她所处之时代环境有特别的关联，在其背后亦有社会经济的背景，自然也与她的个性密切相关。这些条件把秋瑾塑造成一位传统中国情怀滋养下的近代女性，而非欧洲式的人物，一如她的偶像、法国大革命女英雄罗兰夫人那样。
弃家·留学
1903年10月5日，正是传统的中秋佳节，秋瑾从北京的家出走。这可视作她在个人层面上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抛弃。此时，她已是两个子女的母亲。从此，她只身留学日本，仅探视过一次子女，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向公公索款办学。朋友问起她的家庭，她说如隔世矣。天伦情淡，母性转薄，这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缺乏情义。无论从理性上还是事实上，她此后的言行代表了全中国女性的觉醒，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人之奴隶也。
秋瑾的出走，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她所生活的时代。她20岁奉父命嫁到湖南的富豪之家，却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丈夫王廷钧虽为翩翩佳公子，却是地道的纨绔子弟，到1903年，两人已是北辙南辕。如果她是旧式的才女，面临这样的人生悲剧，慑于伦常约束，大概只能郁郁而终。庆幸的是，这已是20世纪初年。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改良家、革命者和外国传教士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这两点提出来，作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1890年代，这些批评家更认为开展女子教育、反对女子缠足，作为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一个先决条件。1898年中国女学堂（后更名中国女学会书塾）在上海创立。女子社会化教育兴起，传统三从四德被冲开了一道缺口，而且愈来愈大。
正是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时期，秋瑾结识了书法家吴芝瑛。吴发起了上层妇女谈话会和妇人不缠足会，两位才女成为金兰之契。离家出走后，秋瑾便住在吴家，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幼弟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秋瑾当时阅读新书报，目睹国家危亡，思以改革为己任。这样一个眼界渐开的女性，当丈夫出去吃花酒，她便女扮男装，带上仆人出去看京戏，遭到丈夫暴力相向后，终至夫妻反目。
秋瑾生于江南的知识官僚家庭。后来出于宣讲女权的目的，她说中国女子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我们在今天可以质疑：过去的女子都是祥林嫂吗？在国族危机之下，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女性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演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历史真理。陈东原写《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其前提便是：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事实上，在秋瑾所生活的江南地区，明清以来，一直有一个拥有文学和传统教育的闺秀群体。秋宗章曾忆及父女之间的温情场面，父亲公余或饭后，为秋瑾讲授旧籍。那正是数个世纪以来江南家庭传统场景。
在女性没有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的时代，这样的教育里，蕴含着饱满个性的可能性。17岁，她便写下红颜谁说不封侯这样的诗句。这样的野心，终于发展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人生在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
她的方式，就是她对日本人服部繁子所言，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从1903年2月23日起，秋瑾正式改穿男装，曾令初次见面的服部繁子不辨雄雌。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服部繁子：《回忆秋瑾女士》）1904年至1905年，秋瑾至少参加了天地会、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六个会党、革命组织，其热情和精力，为大部分男子所不及。
赴死·拷问
1907年1月，就在秋瑾死难前半年，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秋瑾集总务、印刷、发行、编辑、撰稿于一身，在北京、杭州、绍兴设立了特约代销处，每期售价洋二角。这份只出了两期的报纸（第三期未印刷），志向非凡，在发刊词里，秋瑾比喻《中国女报》为脱身黑暗世界，放大光明的一盏神灯。她对好友吴芝瑛剖白自己的想法：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但日渐扩散的暴力氛围，个人建功立业的野心，又让秋瑾选择了暴力的革命行动。她和表兄徐锡麟成为光复会领导浙江起义的合适人选。秋瑾往来于杭州和上海，运动军学两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陶成章：《秋瑾传》）
秋瑾人生的最后一幕，是在绍兴大通学堂。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身亡，一周后，官府包围了大通学堂。严刑拷问，毫无结果，秋瑾两日后被处决。
秋瑾的死给当地人留下了难以湮灭的印象。多年后，有位种菜老人回忆说，当年他十二三岁，行刑队伍就打他家门前经过，他亲眼看见临刑前的秋瑾，神态自若；那时候，人们对革命党普遍觉得神秘，而且是一个女犯，但见到秋瑾的英雄气概，都为之感动。（姚瑾：《访秋瑾遗迹》）
公众舆论则不断抨击浙省官员对秋案的处理。在此过程中，各界人士不拘是出于开脱、同情或怜惜，秋瑾的女性身份被有意无意凸显、放大。一心一意要像男人一样参与社会变革，甚至做得比男人还要好，若地下有知，鉴湖女侠不晓得会作何感想？
秋瑾甫被捕，媒体迅疾把对徐锡麟一案的关注转移到秋案上，前因后果，细枝末节，追踪报道，秋瑾之死很快扩散到社会上。就在清廷刚刚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以如此残酷的方式杀死一位新学界的女性，这最为当时社会舆论所诟病。据范文澜回忆，当时他所接触的大都是守旧派，不同情革命，可是他们也不同情清政府的凶暴行为。他们议论纷纷，大致是：秋瑾没有口供，按律例不应该杀没有口供的人；轩亭口是杀强盗的地方，秋瑾不是强盗，不应该到那里去杀；妇女只有剐刑和绞刑，对秋瑾不应该用斩刑留日浙江学生等民间社团，《申报》等媒体，都以1905年光绪帝的上谕据理力争。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地方官吏如此杀害一位学界中人，堪称横行不法。
而在媒体的连续报道中，秋瑾被描述成一位弱质女流，面对官府的残暴无能为力，更激发了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仅一弱女子，藏一手枪，遂足以扰一郡之治安，岂真如吾国社会所崇拜之九天玄女、骊山老母，有撒豆成兵之神术耶？（《时报》，1907年7月27日）
浙江巡抚张曾敭和绍兴知府贵福不得不尽快搜获证据，刊出安民告示。此后秋瑾的革命诗文、军队编制均被披露，她的革命党身份确证无疑，但舆论仍以为，在预备立宪时期，依照法律办案最为重要。
这一切超出了张曾敭的料想，不过杀一乱党而已，哪想到竟有赔上仕途性命之虞！吴芝瑛在《祭秋女士瑾文》里，公开表达对张的嘲讽：反常移性者欲也，触情纵欲者禽兽也。以浙帅之贤，岂嗜欲之流、禽兽之类与？（《申报》，1907年8月11日）
如此压力之下，张曾敭无奈托病请假二十天。8月5日，他被调补江苏巡抚。江苏士绅立即集体行动，由写《孽海花》的曾朴领衔，致电都察院，拒绝接受这位民愤极大的父母官。已经宣布要开启新政治的清廷不得不对民意让步，调补张曾敭为山西巡抚，次年月初即以病免职。
绍兴知府贵福，也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他和张曾敭一样，调任安徽被当地士民所拒，无奈蹉跎余生，进入民国后，不得不改易姓名，苟活于世。
而此案的具体执行者、山阴县令李钟岳，则一开始便承受着良心的拷问。据秋宗章在《六六私乘》里回忆，李钟岳对秋瑾家人颇为回护，查抄其家时，也亲自监督，保证没有损失，并屡屡安慰秋家人。对秋瑾一案，他消极办案，多方维护，最终仍不得不听命于贵福，把秋瑾送上刑场。8月份他因在秋案中和上司意见不合，被撤职。10月29日，饱受内心折磨的李钟岳第三次自杀成功，自缢身亡。
藉着为秋瑾鸣冤、平反，江浙的民间力量迅速增长，联合行动，30年后，秋宗章回首当日，慨叹民权之膨胀，亦有以肇其端矣。
说到底，一个女子被斩首这个事实，才真正激发了人们的义愤。而秋瑾的慷慨赴死，又增加了悲壮的底子。她的死，成为革命正当性的思想来源和激进女性们参与革命绵延不断的动力源泉。
营葬·洗羞
女性，鲜血，这些在任何时代均是传奇的基因。秋瑾死时年仅31岁。如果以成败论，这是一个短暂不幸而无所成就的生涯，然而，这样一个以身殉国的女性榜样，却鼓动了天下之气。她的生前好友吴芝瑛和徐自华，不顾自身安危，决心为好友下葬。慷慨悲壮，舍生取义，无不可为，此种肝胆相照的侠风激扬，遂成就一部留名青史的传奇。
据秋宗章回忆，秋瑾处决当日，里保即来通知秋家收尸。秋家人事先已经到乡间避难，听闻秋瑾死难事后，害怕被株连，逃到深山。无人领尸，遗骸便由善堂施棺，暂时存放在卧龙山上。两个月后，风声渐缓，方由秋瑾之兄雇人移梓在严家潭丙舍。
秋瑾罹难半月，便有一位慕秋女士致信吴芝瑛，认为秋瑾之死，此可为吾女界第一最惨之记念也，吴芝瑛义心侠骨，应发起开会追悼秋瑾。（《时报》，1907年8月4日）11月10日，徐自华写信给吴芝瑛，约吴联名登报，以葬秋瑾。吴芝瑛见多识广，认为如登报，可能会引起政府的干涉，反而于事无补。两人相约分任购买墓地和营葬之事。
《时报》刊登了吴芝瑛将赴山阴为秋瑾营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震撼。在上海的绍兴人越凡投书《时报》，赞赏吴芝瑛义肠侠骨，愿共成义举。浙江象山的一位林放卿先生也来信说，浙中之须眉男子汗颜无地，愿助一臂之力。
秋瑾曾与徐自华相约埋骨西泠。徐的幼女不幸患病身亡，她无法亲往西湖觅地。此时，出现了一位神秘的尼姑慧珠。这位自称西湖大悲庵主的女尼，投书吴芝瑛，言及当年秋天，听闻山阴道友说到秋瑾冤狱，乃在城中搜购报纸，方晓得事情的始末。于是，更为关注秋瑾下葬一事，对吴芝瑛极为激赏，我佛慈悲，侠士肝胆，惟夫人兼而有之，因此，愿以庵堂余地奉献，安葬秋女士，且愿终吾之身，躬奉祭扫。（《时报》，1908年2月6日）于是，吴芝瑛致函徐自华，告知已有墓地，但她已有身孕，而且病体缠绵，只得请徐亲自前往山阴移柩。
徐自华上路之际，已是江南深冬。12月29日，满江风雪，孤舟渡江，抵达山阴秋家。当时，秋瑾的小弟宗章只有12岁，多年之后他忆及这段往事，仍历历在目：一主一婢，间关西度，勾留三日，一舸赴杭。徐自华义气深重，那是一种氤氲于江南文化下的女性传统，她们纯净，高雅，富有激情和自我牺牲精神。
徐自华与秋家人和绍兴同人商议，回报吴芝瑛，同人决议，秋瑾为人一贯独立不肯依附于人，因此反对合葬。她和同道数次到西湖相地，在西湖的中心点，得了一块地，旁有苏小小墓、郑节妇墓。仍服膺旧礼教的徐自华因此大为欣慰，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同时，徐自华遍访西湖，却未找到大悲庵，也没有一位慧珠比丘尼。日后，吴芝瑛偕同丈夫访慧珠，还在《时报》刊登广告，约来相会，终不见其人。
一切准备妥当，1908年1月25日，秋瑾正式落葬西泠。吴芝瑛虽生病未能前来，亲笔题写墓碑呜乎山阴女子秋瑾之墓。徐自华还在《时报》上刊登《公祭鉴湖公函》。2月25日，数百人在杭州凤林寺，举行秋瑾追悼会。与会者还发起秋社，募得管理墓地经费361元。
吴芝瑛则一直非常持重。她深知，秋瑾仍是清朝的重犯，在西子湖畔为一个女匪筑墓，还举行祭奠活动，不啻于对官府的示威。4月3日，在写给徐自华的信中，她提议善后事宜，由两人徐徐为之，尽量避免他人过问。对于成立秋社，她亦不很赞同。当然，她并非胆小怕事，她曾说过：一息尚存，必将此狱平反，方为不负死友。不出吴芝瑛所料，她们的大胆为自己招来了灾祸。当年10月，御史常徽路经杭州，大为震惊，奏请平秋坟，严惩吴芝瑛和徐自华。秋墓在12月11日被毁，棺柩由秋誉章迁运回绍兴。
此时，两位女士的义举经报章、诗词传播，早已海内皆知，人人感佩。吴芝瑛发电给两江总督端方，全力担当营葬秋墓一事，愿一身当之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
上海、江苏等地的士绅亦上书两江总督，为吴芝瑛鸣冤。北京协和女书院监院、美国女教士麦美德还把吴芝瑛的故事投送欧美报纸，也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最终在浙江巡抚增韫和端方的斡旋下，吴徐二人被免予置议。
在给端方的电文中，吴芝瑛谈及她和秋瑾的不同，芝瑛守家学，而秋瑾好为高论。吴芝瑛是桐城派后人，在服部繁子的印象中，她谦恭贞淑，很有学问。而秋瑾却秉性质直，胸无宿物。所以吴芝瑛总觉得秋瑾锋芒太露，经常劝诫她慎言。时代风雷激荡，个人性格往往成就命运河流的推桨。
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日本文部省应驻日公使杨枢的请求，公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浙江同学会集会讨论，轮到秋瑾发言，力主回国，词意激昂。她随手从靴筒里取出倭刀，插在讲台上说：如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一时震动会场。（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
秋瑾死后，浙江等地的光复军余部，纷纷举事为她复仇。1910年8月15日，秋瑾被害三年后，涉嫌告密的绍兴士绅胡道南被刺杀。胡道南的老友蔡元培颇为之打抱不平。
秋瑾去世之后，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皆出现了取材于秋瑾的作品，影响力之大，令那位常御史痛诋目无法纪，败坏人心，殊堪痛恨。（《常徽奏请平墓之谬妄》，《申报》，1908年10月17日）
在被捕前两日，秋瑾自知不保，作《致徐小淑绝命词》，悲叹：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秋瑾绝笔词秋雨秋风愁煞人早已为人所知。秋瑾最后的几天，是在伤感中挣扎过去的。这也许是她挣扎、奋斗，壮志未酬一生的一个缩影，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被革命话语过滤后的丰富人性。晚清民初，女性要面对和男性一样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
一百多年之后，我来到绍兴，站在古轩亭口，看着汽车和人力车簇挤着疾驰而过。这里和中国其他城市的道路一样繁忙芜杂。秋瑾纪念牌正对西边的古轩亭口牌楼，它的东后侧，是一尊汉白玉雕像，背后是孙文的题字巾帼英雄。我碰到的每一个绍兴人似乎都知晓这位秋先烈，对她在城里的踪迹了如指掌。仰赖他们的指点，我顺利地走访了城南的秋家故居和畅堂，她教学和被捕的大通学堂。正值劳动节前夕，纪念馆里参观者寥寥，与同城熙攘的鲁迅纪念馆相比，明显冷清许多。秋瑾所开启的女性独立自主的历程，还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