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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诸帝除了朱元璋、朱棣等少数几个有为君主外，大多昏庸无能、荒于政务。但吊诡的是，明代的皇权又是高度集中的，任何时候皇帝的权威也都是至高无上。太阿之所以没有倒持，主要得益于明代的政治体制，皇帝利用内阁和司礼监的分权，达到了牵制作用。
一，明初内阁制的形成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兴起大案，诛杀了丞相胡惟庸。随后又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废除丞相制度不仅是明代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国封建社会中君权与相权长期矛盾斗争，至此画上句号。
丞相制度废除以后，朱元璋提高六部的权重，但少了丞相从中周旋，所有政务都压在了皇帝一人之身。即便是以勤政著称的朱元璋也认为难以应付，他不得不承认：“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为了缓解这一压力，朱元璋与废除丞相当年，便设置了“四辅官”，让他们协助办理政务。尽管这个制度后来也宣告流产，但这正是明代内阁制度发展的一个雏形。
明成祖即位后，为了更好地强化皇权，同时又为了减轻政务负担，开始设立内阁“始开内阁于东角门”，挑选了7名翰林官入职文渊阁参预机务。因为文渊阁在内廷，所以便有了“内阁”这个称呼。
内阁成员俗称阁成，也叫殿阁大学士，或简称大学士。这个由7人组成的内阁队伍便是明代的第一批阁臣。关于内阁，《明史·职官制》中如此描述：“殿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悔，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
可以看出，“票拟”是内阁的最主要的权力，所谓的票拟就是先对各部奏章先提出初步意见，然后交给皇帝“批红”再付诸实施。不过票拟这个权力在明成祖时期尚未出现，直到明宣宗时期，内阁因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权势重大，才获得了票拟的权力。
而且，作为离皇帝最近的权力机构，内阁还可以允许和皇帝一起议事。同时内阁成员还有一个特权，那就是可以向皇帝“密揭”。按照明代制度，六部九卿上疏言事，必须通过通政司转呈，然后由宦官转给内廷才能到皇帝手中。只有内阁成员才能直接上上达天听，以至“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
然而，明成祖虽然信任内阁，但是阁臣们的品级却不高，仅仅是正五品。这就导致了内阁在处理很多重大政务时，六部高官掣肘的现象。有鉴于此，仁宣时期阁臣的地位迅速抬升，原来正五品的内阁学士，转而跻身公侯尚书之列，内阁的势力也因此超过六部。
二，首辅制度的确立
随着内阁权势的提高和阁臣品级的尊崇，内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阁臣在名义上地位是不分尊卑的，但到了明中叶以后，开始出现了“首辅”制度，首辅往往是根据入阁的先后、资历的深浅，以及皇帝的旨意，在阁臣中挑选一人担任。首辅之下为“次辅”，其余内阁大学士作为他的助手，权力较首辅要小很多。
自首辅制度形成后，实际上又恢复了丞相的很大部分权力，因此内阁首辅号称是“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但即便如此，首辅与丞相还是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丞相具有裁决机宜的执行权，遇事可以上奏执行，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而内阁首辅却没有宰相的实权，事无巨细都要向皇帝汇报，请旨定夺。衡量首辅权力大小，主要取决于皇帝对他们信任程度，因此，明代的首辅权力轻重一直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中。
其次，丞相是最高的行政长官，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诸多属官。而内阁则不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首辅亦非最高行政长官，六部也不是它法定的下属，有时，阁臣的品级甚至还不如六部尚书。
最后，丞相只有位极人臣者才能跻身相位，但阁臣却未必。明初时只有正五品，到了后来入阁之人往往也是先被任命为礼部侍郎或尚书，再以兼任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参预机务。
三，内阁和司礼监分权
票拟是内阁最大的权力，但是否批准则取决于皇帝的“朱批”。换句话说，票拟只是提出初步意见，而朱批则是皇帝的最后拍板。不难看出，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正因为如此，即使向嘉靖、万历那样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仍然可以“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前面说过，明代皇帝勤政者少数，大多厌倦政务。事实上，真正拥有批红大权的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掌大太监。“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的奏章，传谕诏书，在一等程度上成了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正因如此，宦官借着皇权操纵朝政成了明代的一大特色。
明中后期，皇帝往往深居内宫，而将宦官视为心腹，故而几度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样一来，内阁和司礼监便成了皇帝左右手，形成了内阁和司礼监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
内阁和司礼监的争斗一直是此消彼长，互有胜负。很多时候，司礼监抓住“批红”的特权，将权力延伸到了外廷，影响了内阁的职权范围，甚至是操纵内阁，将自己凌驾于内阁之上。清人赵翼就为此评论：“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权力又在首辅之上。”
因此，内阁为了保权保官，就必须要和司礼监搞好关系。如嘉靖朝严嵩和万历朝张居正，都是因为擅于搞好同司礼监的关系而权倾朝野的。原本相互牵制的两方合穿一条裤子，皇帝就势必会被蒙蔽，皇权也势必会受到威胁。
但更多的时候，内阁和司礼监都是处于对立中。随着明朝后期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和阁权出现了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官宦的权力也急剧膨胀。内阁与司礼监之间的争斗，皇帝也往往更加偏袒后者。
嘉靖时期的内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一个内廷太监曾形象的说：“昔张先生(张璁)进朝，我们要打躬;后夏先生(夏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严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
从嘉靖朝三人首辅对宦官的态度中变化中，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上升和阁臣势力的衰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因得罪宦官而被放逐。张居正因为秘密结好冯保才得以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
至于明末时魏忠贤专权时期，内阁就形同虚设，很多阁臣不惜卖身投靠。当时，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都要看他的脸色。朱元璋在《大明律》中曾明确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交结，泄露机密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
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和内外勾结的打击十分严厉，但我们发现，明代的党争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党争的双方拉帮结派，纷争不断，互相倾轧，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客观上讲，这种纷争对于皇帝来说是有利的。但随着争斗程度的逐渐加深，阁臣之间，内阁和宦官之间的党同伐异，进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晚明时期，这种争斗更是搅的国无宁日，而皇帝又多无能，不能掌控局面，最终导致了国势日衰。因此，晚明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这话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