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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登基不久，迅速向天下宣布一个重大决定：士民一体当差、纳粮，犹如一颗巨石激起巨大争议。尤其是这些“士子”们对此强烈不满，甚至通过拒绝参加科考表示抗议。雍正对此不为所动，在使用能力超强的田文镜迅速在河南展开“试点”，田不负重托，在他强力推进下，雍正的新政重大内容一体当差得到施行，其历史意义不同寻常。包括耗羡归公，包含解决绅衿与平民耗羡负担不合理的问题和“贱民脱籍”都属于雍正新政的重大方面，无疑这些都具有很大阻力，最后均被雍正以巨大的改革勇气一一推进。
清朝入关之初，依照官员品级优免该户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杂办。地方官在收税时，就把官员和士人称为“官户”、“儒户”、“宦户”，各地叫法不一,而且不断变化，所谓“绅监衿吏户名，朝改暮迁”，大概讲来，秀才称为“儒户”，监生称作“宦户”。这些绅衿户都享受法定的免役权。雍正评价这些绅衿们时说“荡检逾闲不顾名节”的士人，“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 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 或抗违钱粮，藐视国法; 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绅衿的不法是: 他们和地方上官吏勾结，包揽词讼，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横行闾里，欺压小民，致使平民惧怕他们有时比官吏还厉害。
替政府向本宗族、本乡小民征收钱粮，与胥吏勾结，加以侵吞。本身抗欠应该交纳的丁赋。将宗族、姻亲田产挂在名下，使他们也免除杂役负担，而从中渔利。绅衿的不法行为，同封建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发生了冲突，他们占夺一部分行政权力，腐蚀官僚队伍，是造成吏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要保持它的机器正常运转，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这些认识，均源自雍正对基层工作的高度了解。他甚至曾这样说自己“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是其最大优势。
雍正认为政府 、绅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肇端在不法绅衿，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希图剥夺和限制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完全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施政理想。
在登基的第二年二月，他就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不许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不准他们本身拖欠钱粮，如敢抗顽，即行重处。雍正深知地方官易同绅衿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认真落实这项政策: “倘有瞻顾， 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再次严禁绅衿规避丁粮差役，重申绅衿只免本身一丁差徭，“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适应这项方针，雍正政府施行了一些具体政策。
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在其登基一年的七月便下发指令， 河南巩县知县率先按照旨意张可标发出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引起生监的不满，恰好他同县学教官杨倬生不和，本人又曾经向属民借过银两，杨以此为由，煽动生员控告张可标，实际上是反对张的士民一体当差政策。这时内阁学士班第到巩县祭宋陵，获知此事，作了报告，雍正令河南巡抚石文焯调查张可标是否有贪婪不法情事，同时将闹事的衿监重绳以法。严禁绅衿包纳钱粮和抗粮的政策。
二年后贡生张鹏生将民人郑廷桂等应纳钱粮包揽入己的案子发生了，刑部议将张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雍正对此高度重视，拿他作典型，加重处理，枷责之外，发遣黑龙江，同时命令大臣重议生监包揽钱粮的治罪法。
次年，批准朝臣的建议: 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论多少，一律革去功名; 包揽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以枉法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罚一半入官; 百姓听人揽纳，照不应重律治罪; 失查的官员，罚俸一年。这一年，保定举人苏庭奏请缓征钱粮，雍正说直隶绅衿包揽严重，苏必定是这里头的人，命令革去他的功名，调查他日常行为。还是这一年，直隶东光知县郑三才奏称该县“地棍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雍正命严行查处。
对绅矜本身的纳粮，雍正也加强管理，凡系绅衿钱粮，在税收印簿和串票内注明绅衿姓名，按限催比，奏销时将所欠分数逐户开列，另册详报，照绅衿抗粮例治罪，若州县隐匿不报，照徇庇例议处。
对拖欠粮赋的绅衿， 雍正严惩不贷。五年(一七二七年)，甘肃阶州绅衿抗粮，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以署知州陈舜裔激变士民的罪名，题请将其革职，雍正不答应，说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伊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退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
指示将抗粮不法人犯严加审讯，同时责备钟保“沽名邀誉”，不要他办理这件事情。湖广地区不断发生士民抗粮事件，安陆县武生董建勋连年不交钱粮，当地将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九年(一七三一年)， 该县士民约会抗粮，总督迈柱和地方官捉拿首犯，雍正指示: “此等刁恶风习，自当一一执法惩究，尤贵平日不时访察化导于早也”。山东绅衿拖欠钱粮成风，有“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俗语。进士举人秀才监生因欠粮应褫革的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本应加罪，大学士张廷玉以当地荒歉，奏准宽限三年完清。官员催征绅衿逋赋不力的，雍正以因徇庇护严加治罪，十二年(一七三四年)，为此把甘肃顺庆知府潘祥等人革职。
雍正为防止劣绅干政，不许士民保留地方官。士民保留的去任地方官员，应该是有政绩的，或被冤抑的，百姓怀念他，或为他鸣不平而要求他留任。但雍正看到这中间有官员买嘱保留的，有劣绅为讨好去任官而保留的，是一种刁风恶习，严行禁止。
镇压生监罢考的政策。雍正压抑不法绅衿方针的执行，引起他们的不满，巩县生员反对张可标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是他们的最初反映，封邱生员罢考则是一起较大事件。雍正二年五月，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知县唐绥祖，不许他实行按田出夫的办法，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
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到开封府，封邱生童实行罢考，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以示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抗议。事情发生后，田文镜、石文焯迅速报告，雍正认为地方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整饬一番，申明国宪”，把为首的拿禁开封，惩办一二人，以做其余，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赴豫审理，最后把为首的王逊、范瑚等斩决，王前等绞监候。在审理过程中，科甲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钦差沈近思沽名钓誉，有意徇瞻。
田文镜不讲情面，所以生童说“宗师甚宽”，“ 陈守道是好人”，田文镜则是无人不怨，无人不恨。尤其是陈时夏承审时不坐堂，与诸生坐谈，称他们为“年兄”，央求他们赴考。雍正对此非常不满，说这是大笑话，“儒生辈惯作如是愚呆举动，将此以博虚誉，足见襟怀狭隘”。他支持田文镜，把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在处理封邱罢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雍正和田文镜采取坚决打击不法生监的方针。以后坚持了这一政策。十二年(- -七三四年)，雍正说各省常有生童与地方官龃龉，因而罢考，以挟制长官。他命令，以后凡有邀约罢考的，就永远停止他们的考试资格，如果全县罢试，也照样办理，决不姑容。在他的强力助推下，清朝社会阶层悬殊逐渐拉平，由此奠定了雍正新政的广泛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