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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绝对是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了，在位的十三年里，为国家殚精竭虑费尽了心思，但雍正的严酷统治也使天下人胆战心惊，同时也得罪了天下人，包括自己的手足兄弟。作为儿子的乾隆非常清楚父亲的许多过激举动是不对的，因为他认为在这种严酷的统治之下，无论是江山、大臣、百姓都是“畸形”的，所以乾隆一心想改变这种“畸形”。
乾隆皇帝上位以后一心要以儒家的思想理念治理国家，施行仁政从而改变国家的“畸形”，他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就以实际行动对其进行改变。而且他还连发多道圣旨，对前朝被处理的叔辈皇族和其子侄都从宽处理，该平反的进行平反，该恢复宗籍的恢复宗籍，这一举动扫除了皇室成员对乾隆父子的怨恨，也让他们对这位年轻的新皇帝刮目相看。
继位之初乾隆对文武百官也作了同样痘处理，他没有效仿父亲的酷政，反倒是一直欣赏爷爷康熙仁政的做法。对于在贪污腐败上处罚过重的官员都给予释放，不再株连家人。对于前朝老臣，比如鄂尔泰和张廷玉也都恭敬有加，毕竟他还年轻没有执掌天下的经验。清朝的著名将领岳钟琪原先被判死刑，乾隆也对其进行释放，这阶段是乾隆和整个清朝大臣之间的蜜月期。
大清帝国上下一下子从雍正时期的酷政转而成为乾隆时期的宽仁，这本来是新君继位赢得人心的需要，也是乾隆这位年轻皇帝仁慈价值观在国家治国理政上的自然体现。另外一点，经过雍正十三年的高压统制，整个清朝的吏治有了很大改善，乾隆认为此时适当放松一些，对于他这个新君来说有必要，同样他也有放松的本钱。
大清帝国在乾隆的手里走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执掌天下的过程中，他也从一个对治理天下懵懂年轻的皇帝成长为一个经验老道同时又善弄权术的国家最高领导者。
这十三年的帝国统治中，乾隆皇帝扪心自问自己一直坚持儒家治世的道理，可是残酷的现实告诉他这种儒家治世理念并不适用治理朝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登基以来对大臣们非常信任，尽可能给他们一些优厚的待遇，希望大臣们都能心存感激从而勤勉尽责。
但事实上，在乾隆这种宽仁的政策下，各地官员腐败受贿案层出不穷，触目惊心，康熙末年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巨额亏空又出现在乾隆治下的天下。
乾隆对这帮大臣的表现越来越感到不可理喻，他感觉自己的以诚待人得到的反而还是欺瞒和贪婪，而且得寸进尺。老百姓同样也是这样，虽然给了他们宽松仁和的政策，但只要一有机会获利，他们就会见缝插针，为了一点小利就扰乱治安，仗着法不责众的道理，公然违背国家政策。
于是乾隆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他像一个刚刚进入社会历练过的孩子，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父亲的做法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经过一系列挫败后，他突然觉得父亲当初的治国理念是英明的。他开始明白，并不是父亲雍正不愿意施行仁政，而是朝中大臣和顽固不化的刁民实在是不能太宽仁。
这位执政十三年的中年皇帝似乎开窍了，原来治理国家凭儒家的仁政，靠自己良好的出发点，到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乾隆越来越觉得应该改变治国理念，所以《韩非子》这类法家书籍经常摆上他的书桌上，原来他是十分反感法家学派书籍的，但现在读起来却是如沐春风。
通过对《韩非子》的阅读，他开始明白君主控制臣民不能仅凭道德仁政，还要通过严峻的法度来治理国家。
由此，乾隆皇帝在登基十三年后，放下了儒家的仁政，捡起法家的统御之术。原本温和从宽的执政风格步入中年后突然变得严峻暴戾，大臣们发现“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乾隆的心态变化历程自然不会向大臣们坦白，他只会让他的大臣们揣测，对他而言理论指导行动，理论变了，行动当然也变了，只不过行动变得大了些，在别人眼里就成了狂风骤雨。
乾隆十三年后，对于贪污亏空的处罚比雍正时期还要严厉，挪用超过一千两，贪污超八十两就得杀头。以前对死刑犯乾隆皇帝还会网开一面，但现在是一点都不留情基本全部处死。就算是皇太后大寿时期，按常规不应该处决死刑犯人，可乾隆宣布贪污挪用公款的犯人除外，即使破坏大庆气氛乾隆皇帝也要将贪官们绳之以法。
乾隆和臣子的关系回到了他父雍正亲的老路上，而且他精力充沛，智商情商又高于常人，对所有事物都可以明察秋毫。中年乾隆驾驭他的臣民就像拉紧一根橡皮筋，时刻让它处在高度绷紧，他随时会在旁边动手来剪断，让人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这就是法家提倡的治国之术，同样这也是中年乾隆希望的状态。
其实如果乾隆时期的大臣们懂事儿，不惹怒乾隆，乾隆也不会使用严厉的酷政来治理国家，可以说乾隆之所以变得颐指气使，都是大臣们不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所以说乾隆的改变，都是大臣们自己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