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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两个朝代都做了一件类似的事情，那就是远征高句丽，然而结果却大不相同。隋炀帝杨广三征高句丽，却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引发国内矛盾，导致隋朝灭亡;然而唐朝五次东征，却成功将辽东收复，尽占高句丽，且唐朝愈发强盛。那么，同样是远征高句丽，为何隋炀帝与唐太宗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呢?
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隋炀帝与唐太宗两人悬殊的军事指挥能力。隋炀帝杨广虽说不是庸才，也曾上过战场，建立功勋，但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听不进去群臣的建议。在第一次东征时，隋炀帝将庞大的军队分为三道，但凡有攻击军事行动，必须要三道之间相互通报，且要先向隋炀帝汇报。这种做法虽然让军队更加具有纪律性，但应变能力太差，一旦战事遇挫，情报部门出现混乱，整个军队将如同无头苍蝇，不知如何是好，这也是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损失惨重的原因。
除此以外，隋炀帝还下令只要高句丽投降，隋军就必须先进行安抚与收编，不能继续进攻。隋炀帝的这个命令导致隋军畏手畏脚，高句丽多座城池多次诈降，但隋军却受限于命令，不敢进攻，使得高句丽有了喘息的机会。然而当高句丽找到机会以后，却对隋军没有丝毫仁慈，他们将隋军的尸体筑成京观，以震慑隋军。与隋炀帝相比，唐太宗李世民却是一位百战将军，而且他能够虚怀纳谏，用人不疑，给予前线将领较大自主权，从而发挥出将领自身的能力。两相对比之下，唐军的战果自然要比隋军好太多。
战争的基础是国力，而这也是杨广与李世民东征高句丽结果不同的根本原因。隋炀帝不是昏君，他的许多举措虽然利在千秋但太急于求成了。修运河、建宫殿、东征高句丽，隋炀帝一刻没有停歇，不管是百姓还是士兵，都对隋炀帝十分不满。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在登基以后却进行休养生息，面对诸多外敌，李世民忍辱负重，与他们签订和约。李世民继位以后运用道家思想，颇有汉朝“无为而治”的风范，同时他励精图治，选贤任能，虚怀纳谏，发展经济，最终缔造出“贞观之治”。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盛赞李世民与他的贞观之治道：“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欧阳修将李世民比做汤、武，足以可见李世民深得民心。
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前国力经过大运河的开挖已经损耗严重，他奢侈无度的宫中生活也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因此在东征时隋炀帝只能依靠横征暴敛，强行征兵以及徭役，来支撑他的庞大战争。而唐太宗却先发展经济，实行均田制，减轻赋税，促进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唐太宗带头厉行节约，杜绝奢侈，国家财政迅速好转。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唐太宗与唐高宗开始了他们的东征，有了强大的国力支撑，即使唐太宗与唐高宗共进行五次东征，比隋炀帝的次数还要多，但唐朝却没有因此垮掉。
而且，在两朝国力悬殊的情况下，隋炀帝发动的战争规模却比唐朝庞大的多。隋炀帝东征高句丽并非迫在眉睫，然而他却下诏官吏督促劳役尽快建造战船。在隋炀帝诏令的督促下，造船工匠在水中不分昼夜的工作，“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资治通鉴》)。除此以外隋炀帝为扬国威，不惜倾全国之力，他将全国大部分的军队全部聚集起来，同时征发数百万民夫，人数多到造成踩踏，《资治通鉴》中记载：“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战争还未开始，活活累死的百姓与士兵就已经不计其数，民怨如何能不沸腾?再加上隋炀帝战场上的愚蠢指挥，战争安能不失败?
然而与隋炀帝相比，唐太宗东征高句丽却只发兵十万左右，连隋炀帝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唐太宗甚至拒绝了主动要求参加东征的百姓，只率领精锐的陆军和水军。军队人数少，后勤补给就简单得多，军队的灵活性也高。因此高句丽可以让隋军所谓的数百万大军溃不成军，却无法击败只有十万的唐军。之后唐高宗学习父亲的经验，控制军队的规模，减少了战争损耗。唐朝经过贞观之治国力本就比隋朝强大的多，再加上唐朝战争损耗小，最终结果自然天差地别。
除此以外，唐太宗与隋炀帝不同的性格也导致结果的不同。高句丽善于守城，不管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在进攻高句丽时都因为攻坚能力不足而没有达到战略目的，然而两人的反应却完全不同。隋炀帝第一次东征失败以后恼羞成怒，随即准备第二次东征，而唐太宗却明白讨伐高句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于是他改变策略，实行以偏师袭扰的战术。在唐军不断袭扰下，高句丽不得不全民皆兵，国力损耗严重。最终在唐高宗时期，他彻底占领整个辽东和朝鲜半岛。
实际上隋炀帝在战术、战略上都犯下巨大的错误，他不结合国力，不对战争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最终导致国内矛盾尖锐，隋朝最终灭亡。而唐太宗目睹着隋朝灭亡，天下民不聊生，因此他吸取隋炀帝失败的教训，先发展国力，创造出贞观之治，再根据战争调整战术与战略，最终取得成功。
参考资料：
《新唐书》
《资治通鉴》 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