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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建筑材料方面的应用
水泥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之一。1993年，计算量子化学开始广泛地应用于许多水泥熟料矿物和水化产物体系的研究中，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钙矾石相是许多水泥品种的主要水化产物相之一，它对水泥石的强度起着关键作用。程新等[1,2]在假设材料的力学强度决定于化学键强度的前提下，研究了几种钙矾石相力学强度的大小差异。计算发现，含Ca钙矾石、含Ba钙矾石和含Sr钙矾石的Al-O键级基本一致，而含Sr钙矾石、含Ba钙矾石中的Sr，Ba原子键级与Sr-O，Ba-O共价键级都分别大于含Ca钙矾石中的Ca原子键级和Ca-O共价键级，由此认为，含Sr、Ba硫铝酸盐的胶凝强度高于硫铝酸钙的胶凝强度[3]。
将量子化学理论与方法引入水泥化学领域，是一门前景广阔的研究课题，它将有助于人们直接将分子的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能联系起来，也为水泥材料的设计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3]。
（二）在金属及合金材料方面的应用
过渡金属(Fe、Co、Ni)中氢杂质的超精细场和电子结构，通过量子化学计算表明，含有杂质石原子的磁矩要降低，这与实验结果非常一致。闵新民等[4]通过量子化学方法研究了镧系三氟化物。结果表明，在LnF3中Ln原子轨道参与成键的次序是：d＞f＞p＞s，其结合能计算值与实验值定性趋势一致。此方法还广泛用于金属氧化物固体的电子结构及光谱的计算[5]。再比如说，NbO2是一个在810℃具有相变的物质(由金红石型变成四方体心)，其高温相的NbO2的电子结构和光谱也是通过量子化学方法进行的计算和讨论，并通过计算指出它和低温NbO2及其等电子化合物VO2在性质方面存在的差异[6]。
量子化学方法因其精确度高，计算机时少而广泛应用于材料科学中，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随着量子化学方法的不断完善，同时由于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和普及，量子化学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范围将不断得到拓展，将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供一条非常有意义的途径[5]。
二、在能源研究中的应用
（一）在煤裂解的反应机理和动力学性质方面的应用
煤是重要的能源之一。近年来随着量子化学理论的发展和量子化学计算方法以及计算技术的进步，量子化学方法对于深入探索煤的结构和反应性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
量子化学计算在研究煤的模型分子裂解反应机理和预测反应方向方面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如低级芳香烃作为碳/碳复合材料碳前驱体热解机理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明确的研究结果。由化学知识对所研究的低级芳香烃设想可能的自由基裂解路径，由Guassian98程序中的半经验方法UAM1、在UHF/3-21G*水平的从头计算方法和考虑了电子相关效应的密度泛函UB3LYP/3-21G*方法对设计路径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进行了计算。由理论计算方法所得到的主反应路径、热力学变量和表观活化能等结果与实验数据对比有较好的一致性，对煤热解的量子化学基础的研究有重要意义[7]。
（二）在锂离子电池研究中的应用
锂离子二次电池因为具有电容量大、工作电压高、循环寿命长、安全可靠、无记忆效应、重量轻等优点，被人们称之为“最有前途的化学电源”，被广泛应用于便携式电器等小型设备，并已开始向电动汽车、军用潜水艇、飞机、航空等领域发展。
锂离子电池又称摇椅型电池，电池的工作过程实际上是Li+离子在正负两电极之间来回嵌入和脱嵌的过程。因此，深入锂的嵌入-脱嵌机理对进一步改善锂离子电池的性能至关重要。Ago等[8]用半经验分子轨道法以C32H14作为模型碳结构研究了锂原子在碳层间的插入反应。认为锂最有可能掺杂在碳环中心的上方位置。Ago等[9]用abinitio分子轨道法对掺锂的芳香族碳化合物的研究表明，随着锂含量的增加，锂的离子性减少，预示在较高的掺锂状态下有可能存在一种Li-C和具有共价性的Li-Li的混合物。Satoru等[10]用分子轨道计算法，对低结晶度的炭素材料的掺锂反应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锂优先插入到石墨层间反应，然后掺杂在石墨层中不同部位里[11]。
随着人们对材料晶体结构的进一步认识和计算机水平的更高发展，相信量子化学原理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领域会更广泛、更深入、更具指导性。
三、在生物大分子体系研究中的应用
生物大分子体系的量子化学计算一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尤其是生物大分子体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量子化学可以在分子、电子水平上对体系进行精细的理论研究，是其它理论研究方法所难以替代的。因此要深入理解有关酶的催化作用、基因的复制与突变、药物与受体之间的识别与结合过程及作用方式等，都很有必要运用量子化学的方法对这些生物大分子体系进行研究。毫无疑问，这种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有目的地调控酶的催化作用,甚至可以有目的地修饰酶的结构、设计并合成人工酶；可以揭示遗传与变异的奥秘,进而调控基因的复制与突变，使之造福于人类；可以根据药物与受体的结合过程和作用特点设计高效低毒的新药等等，可见运用量子化学的手段来研究生命现象是十分有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材料、能源以及生物大分子体系研究中，量子化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近十几年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飞速发展和普及，量子化学计算变得更加迅速和方便。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量子化学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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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纠缠态的性质刻画特别是它的大小测量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研究表明量子纠缠态的大小一般可以由纯态的冯诺伊曼熵来衡量，对于一个两量子比特系统，冯诺伊曼熵大的态可以通过局域量子操作及经典通讯变换为另一个冯诺伊曼熵小的态。但是对高维系统，却经常存在两个量子纠缠态并不能互相转化的情况，甚至存在更复杂比如所谓纠缠催化的情况：即在纠缠态转换过程中有辅助的纠缠态起到类似化学催化剂的现象。在刻画这些纠缠态性质方面，大家最近发现冯诺伊曼熵的推广即任伊熵是一个好的量子纠缠大小的测度，可以准确的刻画纠缠转化行为。同时随着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人们也希望能利用量子信息科学里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来研究比如凝聚态系统的一些量子行为，例如对量子相变的刻画。反过来也希望凝聚态物理对物质量子相的性质研究能对量子信息处理和量子计算是否可以在这些系统实现给出提示。
最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理论室范桁研究员、博士生崔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合作在不同量子相的不同量子计算能力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NatureCommun.3，812（2012））。他们通过对模型基态任伊熵的偏导正负性的判断，发现其行为可以准确区分凝聚态模型的不同量子相，而且不同的量子相确实在量子计算的能力方面是不同的。
量子计算的实现在方法上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种，量子逻辑门方法和绝热量子计算方法。研究表明这两种方法在计算能力和计算复杂度方面是等价的。他们选取了一种可以用绝热量子计算实现的量子算法，通过对一维横场伊辛模型和XY模型基态纠缠任伊熵的分析发现，在绝热量子计算的实现过程中，在一些量子相里，绝热量子计算需要整体相干操作，而在另一些量子相里，绝热量子计算可以通过较简单的局域操作辅助以经典通讯。而对比如量子搜索的研究表明，局域操作在所谓的量子加速方面并不起作用。从而表明不同的量子相具有不同的量子计算能力。
凝聚态模型基态的任伊熵研究对量子相变的刻画及在量子计算中的作用是一个新的方法，不同量子相有不同的量子计算能力这个结论对具体物理系统的选取有指导意义。相关工作发表在近期NatureCommun.上（NatureCommun.3.812（2012））。
关键词：人力资本理论；微观研究；教育水平；收入
中图分类号：F06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5-0270-03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该理论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宏观研究，主要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二是微观研究，主要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从文献上看，目前国内对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现状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但是随着人们对教育之需求的膨胀，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意识不断强化，我们觉得有必要理清国际上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研究状况，这不仅对我们研究人力资本微观理论有着铺垫意义，而且对理性教育投资有着实践价值。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1961年舒尔茨（TheodoreSchultz）在《美国经济研究》发表“人力资本投资”一文，首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对人本身进行投资的结果，即人拥有的知识和技能，而知识和技能影响着人的工作能力，从而影响了工人工资收入的增长。他的研究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形式，可以解释1929-1956年美国劳动力收入增长的36%～70%，同时也能解释美国经济增长中其他资本未能解释部分的103/10～1/2。1962年《政治经济学研究》整刊出版了主题为“人的投资”系列文章，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丹尼森、贝克尔、明瑟等在此刊探讨了教育、在职培训、迁移、健康等多种人力资本形式，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于个人收入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还包括收益率的计量等等。1964年贝克尔出版的《人力资本》一书，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还作了大学和高中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这一系列文章、书籍的发表和出版，从概念到理论再到实证，将人力资本与传统的物力和财力相区别，论证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揭示了人力资本对于个人和国家的经济价值，从而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增加人的知识和技能并提高人的收入，但随后这一观点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有研究认为教育能提高人的收入这一关系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个人能力（Ability）等因素也会影响人的收入目，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人的个人能力影响了他的受教育程度，从而影响了他的工资收入，因此最终决定工资收入的是人的能力。
当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经济学家开始试图考察人的能力对收入的影响。一些研究者希望通过构建结构性模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这些变量包括：教育年限、在学校获得的人力资本、能力和工资收入。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Knight和Sabot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所作的研究。他们认为收入是教育年限、推理能力和认知成绩以及工作经验的函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采用简化形式的估计模型（如明瑟收入函数）会高估教育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即能力因素影响了教育与工资收入的关系。
二、研究进展
如前所述，能力等变量可能是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能力变量在这一关系中是个调节变量。为了证实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并不受到个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Ashen-felter和Krueger从1991年开始了一项以双生子（Twins）为样本的经济收益研究。为了确定教育与工资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由于教育与工人的能力或其他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所引起的，Ashenfelter和Krueger采用双生子样本，对比了不同教育层次的同卵双生子（identicaltwins）的工资率。结论是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受较多教育的人其工资收入也越高。
1数据收集
研究的样本是从美国每年一度的双生子节日获取。确切地说是在1991年8月俄亥俄州特温斯堡市举行的第16届双生子节（AnnualTwinsDaysFestivalinTwinsburg）上访问样品（case）。特温斯堡双生子节是世界上最大的双生子聚会，1991年它吸引了超过3000对双胞胎（双生子）、三胞胎（triplets）和四胞胎（quadruplets）参加此盛会。研究者在该节日举行的三天内共收集了495个18岁以上的独立样品。为了能够独立测量每个双生子的受教育水平，研究采用同时分别访问双生子中的两兄弟或姐妹，且他们两人均报告自己和另一个的情况。这同时也是为了估计测量误差在计算教育的经济收益过程中所占比重的大小。
研究样本区分了同卵双生子（identicaltwins）和异卵双生子（fraternaltwins），原因在于同卵双生子是从同一个受精卵分裂而来，科学上通常认为是基因具有一致性，因而彼此能力相同。而异卵双生子则是从不同的受精卵发展而来，被认为与普通兄弟姐妹一样，只是其基因相似，因此彼此之间仍存在能力差异。
2问卷调查
研究所用的问卷基本按照人口调查局使用的当前人口调查CPS（CurrentPopulationSurvey）问卷，问卷大部分题目与CPS相同，也有一些是重新加入的且只与双生子有关的题目。由于数据收集在双生子节现场进行，这项研究相对严格区分了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而不像随机抽样那样很可能混淆两类双生子，从而提高了同卵双生子的样本代表性。而且在访问每一对双生子的时候都将他们分开，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回答问卷的情况。
3研究框架
Ashenfelter和Krueger认为个人工资收入同时受到家庭变量和个人变量的影响。家庭变量是指随家庭变化的变量，如年龄、种族、家庭背景等。而个人变量主要指随个人不同而变化的变量，比如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在这项研究中，同一对双生子中工资函数被表达为：
（1）y1i=αXi+βZ1i+μi+ε1i
（2）y2i=αXi+βZ2i+μi+ε2i
（3）Y1i-y2i=β（Z1i-Z2i）+ε1i-ε2i
y1i和y2i代表第i对双生子中的第1个和第2个的工资率，Xi代表一系列随家庭而变化的变量，如年龄、种族和家庭背景，对于同一对双生子这些变量都一致。Z1i和Z2i代表在同一对双生子内变化的变量，如受教育水平。μi表示无法直接观测的家庭变量的部分（Xi的剩余），ε1i和ε2i表示无法直接观测的个人变量部分（Z1i和Z2i的剩余）。公式1和2表明个人工资收入是家庭变量（xi）和个人变量（z）的函数，而公式3表示，同一对双生子，由于其家庭变量完全相同，所以其收入的差异就取决于个人变量（z），而其中很重要的是受教育水平。
4研究结果
Ashenfelter和Krueger认为教育的经济收益可能在过去被低估了。因为他们的研究显示，当控制了能力变量和考虑了测量误差之后，学校教育每增加一年，会让工人的工资率增长12%～16%。这一结果几乎比过去的估计结果高出近一倍。如果不调整能力变量和测量误差，教育的经济收益就会比这一结果低很多。
他们还发现：（1）能力变量与教育层次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能力与教育层次之间的关系为弱的负相关。也就是说，能力与教育层次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有些研究所认为的那样，人本身的能力强，他的教育层次就越高。此研究结果显示，人的能力越强他所受的教育层次反而越低，当然这种负相关的程度比较弱；（2）过去的研究存在很大的测量误差。在用兄弟姐妹（siblings）做样本的情况下，产生的误差将导致相当程度地低估教育的收益。
5基本结论
Ashenfeher和Krueger此项研究的基本结论为：尽管工人的工资率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总的趋势很清楚，在一对双生子中（能力相同），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那个双生子报告了较高的工资收入。Ashenfelter和KrueKer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教育投资拥有较高的经济收益，教育与个人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不受个人能力因素的影响（见下图）。
三、研究的影响
Ashenfeher和Krueger1994年发表的这项研究对于人力资本理论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它引起了近十多年来关于教育与工资收入以及能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研究的不断发展。我们搜集了自1994年以来，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实证研究，归纳整理如下表：
从上表看，自1994-2002年主要的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样本基本上集中在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样本来源主要来自双生子节、双生子注册处和双生子调查。且样本量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从1994年的147对双生子到2002年的3300对）。研究方法上主要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GLS（一般最小二乘法）和IV（工具变量）。教育收益率在美国较高，处于9%～16%之间，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相对较低分别处于5%～8%之间。
关于研究的主要结论，除了Rouse的研究认为个人能力影响个人受教育程度进而影响了工资收入以外，其他研究结论都报告教育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不受个人能力的影响。
通过这十几年来的研究不难看出，人力资本理论微观层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无论是选样还是研究方法都越来越科学。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显示了教育与工资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能力因素基本不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结论。这给人力资本理论无疑增添了大量新的证据。
四、思考与启示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思考：
首先，有些研究认为80年代中期后以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内生性变量纳入增长模型之中，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经济发展，这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新发展。实际上这是对该理论宏观层面的把握。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将人本身作为投资的研究对象，它不仅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且对于个人工资收入的增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微观角度研究可能是将来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其中一个方向。
其次，经济学者们在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受到其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挑战下，使用了更加精心的研究设计和方法，不断地探寻支持人力资本理论的新证据，在实证和方法层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为该理论的存在和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这非常值得我们在教育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加以借鉴和思考。
第三，从Ashenfeher和Krueger的研究至今的十多年来，大多数西方学者进行的同卵双生子研究结果都证实了在个人能力相同的情况下，接受较多教育的人其工资收入也较高。因此，无论个人能力高低，多受教育将有益于增加其未来的收入。这一基本结论对于个人教育投资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教师党支部；学科建设；作用发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4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7-0085-02
一、引言
高校教师党支部作为党在高校的基层单元，是从教学上和科研上团结凝聚师生群众的核心，更是贯彻落实党的高等教育路线方针的基础力量，肩负着高校基础党组织建设、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学术环境建设等许多方面的重要责任。同时，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中心，是集学科方向、学科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基地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建设，是高等院校各项工作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围绕学科建设来开展党的工作，将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放在推动高校学科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对于推动高校学科建设的发展，提升学科建设的水平是非常必要。虽然关于“党组织推动学科建设的作用”的研究已有大量文献报道，但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开展研究，而对高校教师党支部在学科建设中作用发挥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因此，本研究将现有的理论研究推向实证研究，同时为高校教师党支部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发挥提供一个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量表开发
高校教师党支部对学科建设的量表开发是依据对高校教职工访谈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不同高校教师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和高校学科建设的主要特征，选择和设计有关高校教师党支部对学科建设作用发挥的影响因素调研问卷，为了提高调查问卷中各指标的针对性、适用性和科学性，笔者于2015年6月进行了前期调研，根据前期调研访谈过程和结果，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改与优化，形成最终的调研问卷。调研问卷选取高校基层党支部对学科建设作用发挥的12个可能影响因素，其中包括教学态度X1、教学能力X2、科研项目数量和金额X3、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X4、党支部对党员干部的考核内容X5、对学科建设中对党员的要求X6、学科建设中党员带头作用X7、党员干部对学科建设的参与程度X8、党支部的权力职责范围X9、党支部权力执行力度X10、党支部制度健全程度X11、党支部的组织能力X12。为了研究方便，我们把教师党支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程度分为五类，分别为“影响强烈”、“影响较大”、“一般”、“影响不大”、“影响非常小”，并分别取值为1、2、3、4、5。
（二）调研样本
本研究的调研对象为北京市部分市属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师，时间为2015年7月到9月，共发放调研问卷200份，回收192份，其中有效问卷185份，有效回收率为92.5%，调研样本容量大于进行分析所需的最小样本容量。在被调查有效样本中136份由党员填写，49份由非党员填写，分别占73.5%，26.5%；男性75人，占40.5%，女性110人，占59.5%，女性多于男性。年龄结构上25～34岁占15.3%，35～44岁占30.9%，45～54岁占35.3%，55岁以上占18.4%。
（三）研究方法
因子分析就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根据相关性大小将随机变量重新分组，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因子，把多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本研究运用SPSS19.0forWindows进行数据处理，并对处理结果进行科学分析与评价。高校教师党支部对学科建设的影响因素众多，涉及的方面较多，为此我们假定观测到的每一个随机变量Xi线性的依赖于少数几个不可预测的随机变量Fi和一个附加的方差源Ei，即：Fi=ai1X1+ai2X2+……+aimXm+3i，（i=1，2……，p）其中，Xi为观测到的随机变量，Fi为第i个公共因子，是不可观测变量，aij（j=1，2，……，m）为因子载荷，3i是特殊因子，是不能被前m个公共因子包含的部分。
三、因子分析
（一）Bartlett和KMO检验
可通过巴特利球形检验（Bartlett’sTestofSphericity）与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来判断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如表1所示，巴特利球形检验统计量为1446.128，相应的概率Sig为0.000，因此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MO检验值为0.764（大于0.5），说明各指标之间存在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中前3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2.7%（如表2），反映了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表2还说明旋转前后累计贡献率没发生变化，即总的信息量无损失。尽管3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在最大方差旋转前后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重要性地位并未改变。因此，前3个因子可以作为综合因子评价前述12个指标。
因子F1在X1、X2、X3、X4有较大的相关系数，包括了高校教师党支部党员的自身的科研和教学的能力，为党员自身建设因子；这表明高校教师党员教学与科研能力的高低是影响高校学科建设的第一因素。因子F2在X5、X6、X7、X8有较大相关系数，包含了高校党支部在学科建设中的关系及二者之间的配合程度，为协作因子；这表明高校教师党支部和学科建设的协作程度是影响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因子F3在X9、X10、X11、X12这几个指标上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包含了高校教师党支部对学科建设执行能力的程度，以及教师党支部在学校及学科建设中的地位等，称之为制度因子；这表明高校教师党支部在学校及学科建设中的地位也是影响学科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结果，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才能要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党支部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1）进一步提升党员教师队伍自身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一方面为高校学科建设提供人才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使党员干部能够真正起到带头作用，为高校学科建设提供模范作用和标杆作用。（2）加强高校教师党支部和学科建设的协作程度，搭建党支部和学科建设之间的桥梁作用，引导党建工作和学科建设双向发展，因此，围绕教学与科研工作抓党建，加强党支部建设，保持党支部活力。（3）提升党员教师在学科建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维护党支部凝聚力的必要条件，也是改变党支部作用弱化、向心力不足的重要手段，党员在学科建设中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促进和支撑作用，创新党支部的工作机制，构建发挥作用的党支部长效机制。
四、结语
高校教师党支部处在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工作的第一线，是党联系和团结广大教师队伍和学科建设的桥梁和纽带，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服务的基本单位。因此，高校教师党支部必须始终围绕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两个中心点，推动教学科研和党组织建设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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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因子分析；研究性学习
一、问题的提出
本科研究性教学的思想源于洪堡最早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大学教学原则。研究性教学作为一种有效地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教学方式，已成为国内外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重点。在国外，在德国开创研究性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教学制度改革影响下，美国和欧洲各大学相继探索了一些新的研究性教学模式，如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导读”课程，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的项目学习等等；在国内，华中科技大学总结出的CCBP、面向大班的合作式学习群体创新实验区、基于项目的专业教育试点班、基于自由探索的自我发展模式等多种研究性教学模式，对研究性教学的条件和环境进行了研究和实践探索[1]。
作为地方性综合性大学工科学院，专业人才培养主要目标是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型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研究性学习作为一种符合工程能力培养规律、符合综合素质形成逻辑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它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着力推行的方式之一，关系到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能否切实提高，就业目标能否实现[2]。本文根据笔者所在学院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具体情况着重选择学生应具备的素质、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方式进行分析，探索影响研究性学习的关键因素，以期为参与高校进行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式的改革、为参与高校的教师开展研究性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数据资料来源
1.样本的选取与获得
本文选择样本数据以黑龙江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械、电气两个专业三个年级共计631人为总体，通过随机抽样，抽取大学二、三、四年级学生，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问卷185份，有效问卷173份（男139人，女74人；大二48人，大三90人，大四35人），12份无效问卷未被列入统计，产生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第一、大学毕业年级部分学生的问卷未答完整或答案之间有矛盾；第二、个别学生未按要求答题，全部选择某一个选项；第三、个别学生基本信息未填写，难以统计。通过随机抽取方法使得样本有代表性和收集到的数据能保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
2.指标的选取
在选取指标时借鉴关于影响学生研究性学习因素的资料，以学院实际开展研究性学习情况为内容选取了15个较为典型的指标：专业成绩、计算机水平、数学与物理水平、个人兴趣、责任心、参与创新项目情况、参与创新竞赛情况、研究性学习试点班级、自发组建研究性团队、专业seminars课程、指导教师定期指导、实验室条件、院领导重视程度、制订研究性学习制度和高年级带低年级制度，将这些指标制作成问题，做成问卷，进行调查，再选取学生个人基本信息相关问题一同调查。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因子分析最初是Sperman、Thomson和Burt等心理学家提出的一种统计方法，主要目的适宜较少的维度来表示原始的数据结构，也就是简化数据，而又能保留住原有数据所提供的大部分信息。
表一
KMO和Bartlet的检验是为了证明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其中KMO值越接近1表示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从该表可以得到的KMO值0.805，表示适合做因子分析，球形度检验的原假设为：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阵，Sig值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因此拒绝原假设，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合做因子分析[3]。在公因子方差表中，因子分析的变量共同度都非常高，基本上大于0.5，表明变量中大部分信息均能够被因子所提取，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共同因子，而因子选取标准是适当的旋转因子轴，保留因子载荷量最大且在0.5以上的变量，目的是希望使各因子的意义能够更明确一点[4]。利用相关系数矩阵，在15个变量方面找出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个数，可知当采用特征值大于1的方式抽取因子时可有5个独立因子，它们占总方差的60.66%，能解释原变量的大部分差异。
碎石图中的横坐标为因子的序号，纵坐标为相应特征值。从图中可以看到，第5个因子以前的特征值普遍较高，连接成了陡峭的折线，而第5个因子之后的特征值普遍较低，连接成了平缓的折线，而且前5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为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的前m个主成分。特征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示主成分影响力大小的指标，如果特征小于1，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还不如直接引入一个原始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因此一般可以用特征值大于1作为纳入标准[5]。下表就是按照这个原理取出大于1的前5个主成分因子，这进一步说明提取5个因子是比较适当的。
表二
从表二可知15个变量可提取5个公共因子，公共因子解释了变量大部分变异，累计解释总方差的60.660%，每个变量都在其中的一个公共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大于0.5），而对其他公共因子的载荷值较低。分析各因子所包含的变量指标，可以用以下因子进行解释。因子一包括成立研究性学习试点班级、自发组建研究性学习团队和专业seminars课程、制订研究性学习制度、高年级带低年级制度5个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研究性学习方式对大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影响作用，可以解释和命名为学习方式因素；因子二包括个人兴趣、责任心和指导教师定期指导3个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研究性学习中对个人和指导教师的个人特质的规定性，可以解释和命名为规定性因素；因子三包括专业成绩、参加创新项目和创新竞赛情况3个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专业技能对大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影响作用，可以解释和命名专业技能因素；因子四包括计算机水平和数学、物理水平两个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基础知识对大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影响作用，可以解释和命名基础知识技能因素；因子五包括实验室条件和院领导重视两个指标，这些指标反映了政策和基础设施保证对大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影响作用，可以解释和命名为保障性因素。
四、结论与评价
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可知：本研究凝练了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影响因素的五个主要方面，分别是：学习方式因素、个人规定性因素、专业技能因素、基础知识技能因素和保障性因素。为了有效的推进研究性学习制度的实行，应该综合考虑以上五方面因素，以确保学生在研究性学习中取得良好效果。以学生和学院两个角度为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出发点，为地方性综合性大学开展研究性学习教育提供如下建议：在推进研究性学习制度中选拔学生方面，以个人规定性因素、专业技能因素和基础知识技能因素为指标，设计选拔研究性学习团队的测评问卷，问卷在专业方面可以包括专业课的成绩、对专业的兴趣、专业领域内的创新能力、专业理论知识的实践能力等等；在个人规定方面可以包括做事的语言表达能力、责任心、学生的勤奋情况、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性思维等等；在基础知识能力方面可以包括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文字能力以及阅读文献能力等等，通过上述指标选的学生团队研究性学习的效果会有所保证，避免出现中途退却、开展研究不卖力、敷衍了事等现象。在开展研究性学习实践中，作为教育主体――教师应重点关注学习方式因素和保障性因素，努力创建形式多样的研究性学习手段，如高年级带低年级、定期学术报告、教师的定期指导等等。同时争取学院为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政策性支持，包括教师、学生的激励政策、基础设施条件的匹配以及研究性学习开展的过程监督检查等等。
参考文献：
[1]许晓东.理工科本科研究性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育，2008，（11）：913.
[2]林健.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研究性学习[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6）：515.
[3]王世通.基于因子分析的大学生就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J].当代经济，2013，（21）：14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