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多边主义;一体化;相互依赖;合作理论;建构主义;结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是一个直到最近20年才广泛流行起来的概念,因此,如果翻阅较早以前出版的辞书,甚至找不到这个词汇。关于多边主义,存在着许多定义,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说法:“要确定多边主义的含义,必须首先评估世界体系现在和未来所处的环境,其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赋予多边主义以具体的意义。”〔1〕尽管人们对多边主义有多种定义,但是从总体来说,多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2〕并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从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国家———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理念、指导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中进行磋商、协调,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通常是与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相对立的。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把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画上等号。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有关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之上用来协调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3〕是一种“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4〕随着与多边主义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兴起和日益普遍,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将这种使国际关系的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动的现象纳入了研究视野,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与此有关的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各种与多边主义有关的理论。〔5〕
一体化理论
最早涉及多边主义研究的是一体化理论。它是一种研究国际社会协作与聚合过程的理论。有关一体化的定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结合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时,可以说它们被一体化了。尽管一体化追求一种比多边主义更高层次的制度目标,但是,它在寻求一体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方面可以说是与多边主义基本重合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体化理论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大基本派别,它们分别是早期机能主义学派、新机能主义学派和通讯理论。
早期机能主义学派以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为主要代表,他认为,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日趋复杂,大大增加了各国政府面临的技术性或非政治性任务。这些任务不仅在国家一级上提出了对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需要,而且在国际水平上造成了大量的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专家们的合作,这使各种职能性国际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成为必要。职能性合作组织可能逐步取代或淘汰过去的政治性机构,这样就可以大大限制、甚至消除潜在的冲突。同时,由于在一些领域,技术性、职能性问题上的合作必定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指望在这种有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全面合作或一体化呢?为此,米特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分枝理论”(doctrineoframification)。他认为在某一技术领域合作的发展会导致其他技术领域的合作。这样,一个部门的职能合作或一体化便可以分枝、长杈,扩大到其他许多部门。例如,几国间建立了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和要求,推动它们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工资、银行、以及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合作。这种职能合作行动将会改变国家行为的方向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此种职能合作将会逐渐渗透甚至同化政治部门;经济的统一即使不至于废弃政治部门,也会为政治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新机能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NLindberg)和约瑟夫·奈。新机能主义在很大程度将其理论建立在对欧洲共同体实践经验的考察之上。在理论上,该学派主张将政治问题与经济福利问题分开,前者叫做“高级政治”(highpolitic),后者叫做“福利政治”(welfarepolitics)。在“高级政治”领域,“权力”扮演了主要角色,权力斗争依然是核心问题。而在“福利政治”领域,各国之间的人民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容易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和一体化。战后西欧社会,福利政治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西欧一体化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的有利条件。新机能主义十分强调超国家组织在国际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把他们与早期机能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超国家组织而非职能专家机构是对国际一体化过程加以领导的政治机关,它运用某些政治技巧,寻找和确定扩大一体化新的问题领域,帮助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确定一致的目标并采取联合行动,对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加以弥合和调节,从而推进一体化的“分枝”和“外溢”,并使各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增进。尽管新机能主义把“福利政治”和“高级政治”分开,但他们并未完全割断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们一般把经济领域的职能合作视为通向政治合作的一个步骤,而不是要以之取代政治合作。特别是到后来,一些新机能主义者根据实践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的某些想法,逐步抛弃了那种以为绕过政治问题(高级政治问题),甩开政治部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
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多伊奇。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某一政治系统所以能够获得并保持其凝聚性,是其成员广泛共享某些价值,并对该系统的结构表示一般的赞同。这样的系统是建立在合意(Consensus)之基础上的。这种一致性程度越高,政治系统就越趋于一体化。而要使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沟通的作用至关重要。沟通是构成组织的结合剂,只有沟通能够使社会集团一起思想、一起观察和一起行动。为此,他把各种形式的政治单位都视为一种信号交流的系统。输入、输出、反馈,这一切都有赖于该单位内部以及它同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渠道。以沟通理论为基础,多伊奇对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条件作了研究。他把政治共同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混合政治共同体,它不仅把维持共同体的和平,而且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当作自己的任务。这种共同体需要具备12项必要条件,包括主要价值的相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对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其好处抱有预期、参与者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显著增强、与共同体外部相比获得显著利益、共同体内形成了实质性和不可割断的社会沟通、共同体内政治精英分子扩大、人员的地理和社会交流增加、相互沟通和交易渠道多样化、将要一体化的诸单位之间沟通与交易中的报酬的全部补偿、诸政治单位中间各种群体角色相当频繁的某种互换、相互行为有较高程度的可预测性。同时,出现下述六项因素中的任何一种,这种共同体都可能解体:共同体及成员所受各种负担急剧增大、社会变动和政治参与过快以致超过共同体在各方面的同化速度、各种差异迅速增加、行政机构和政治精英的能力严重衰减、政治权贵相对闭塞、政府与社会权贵不能按照民众的要求实行必要的改良和调整。〔6〕还有一种共同体叫多元安全共同体,它以争取和维持和平为主要目的,加入这种共同体的诸单位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共同体比较容易建立和维持,它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就可以了:主要政治价值相容、各成员国的政府以及相应的阶层相互之间拥有对信息和行动做出迅速适当和非暴力的反应的能力、相互之间对有关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7〕
相互依赖理论
这种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和奈。该理论对多边主义兴起的原因作了最为深刻的阐释。所谓相互依赖代表着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广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该理论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当代世界出现了三个重要特征:(1)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联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跨国性组织的内部联系。在今天,无论哪一种渠道,都使国际间的联系和依赖大大加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跨国组织的作用。(2)多种问题进入国家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它们没有明确的先后次序排列,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3)在相互依赖占优势的某些地区和问题领域,一国政府不再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和其他问题上把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手段来使用。这些特征使得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占完全支配性地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实现双赢的空间有了很大增加,各国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日趋密切的连动关系,它们之间协商、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宽。
为此,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战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因此,人们有关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原先国际政治的基本观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权力政治”,这种国际政治观在相互依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因此,应当倡导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观,具体来说就是“问题政治”(IssuePolitics)或“议程政治”(AgendaPolitics)。所谓“问题政治观”(issuepoliticsview)把国际政治看作是一系列问题领域(issuearea),围绕这些问题领域形成国家间的合作和竞争。这些问题领域的形成根源于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质,而非仅仅由国家追求其民族安全和政治影响的权力动机所派生。比如,促进国际贸易、避免金融危机、解决种族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当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并变得利害攸关时,就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有所前进,和平就可以维持。问题政治观认为,与其说国际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由国家对安全的关心和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一定国际条件下发生的多种价值与利益差别引起的,从而问题政治观不再象权力政治观那样,把国家安全问题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和首要问题,而是把没有先后次序的多种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的议程,在这种议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和途径。当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产生后,应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在这方面国际法、外交实践和国际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欧汉、奈等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问题政治或议程政治还不能取代权力政治,但是,它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理论〔9〕
该理论主要是针对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市场失灵”的现象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放任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使效用最大化,原因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环境下,每个国家以自身的利益所驱动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国际市场的秩序产生很大的扰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国际间创造一种制度安排,向所有国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管制。合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保护和经济制裁等领域。例如,在缺少国际制度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管理贸易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止是一方或双方的事务和意愿。单位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有效的关税制度。然而,如果其他国家都抵制这种关税制度,那么情况就会非常糟糕,这种行为导致的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最小化。如果单位国家实行自我克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其他国家并没有仿效这种政策的意愿,结果同样也会很糟糕。这样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国际制度和规范,于是世界各国就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确立贸易的公平标准,裁决不合理的贸易行为以及贸易壁垒,监督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解决产生的各种争端。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彼特·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玛尔萨·芬那莫尔(MarthaFinnemore)和约翰·拉格(JohnG.Guggie)等,这一理论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从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到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均势问题、国家利益问题、国际体系问题、国际体系的转换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至具体的概念如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制度等,都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新解释,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创立了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列的哲学范式。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身份认同不是社会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自我设定,而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或社会性。社会行为体的社会认同与其利益设定息息相关,当某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发生转化时,它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也会重新加以界定。〔10〕将这一基本认识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为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着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是相互制造、相互建造或相互构造,国家通过他们的行为组成国际社会,而由于国家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国际社会就通过他们的共同行为构造了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11〕
建构主义也将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有关多边主义的研究,认为国际组织、国际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造出行为模式。国际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影响国家的外在行为,而且同样“构成性”地影响着国家的认同。例如,当某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它不仅必须遵守其中的规则,而且由于加入已经改变了自身以前的认同和利益,成为国际市场经济社会的合法成员,其国际身份也随之变化。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多边主义的时候,非常关注有关集体身份和集体认同的形成问题,认为,在社会互动频数急剧增加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时代,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国家之间会产生更大的认同,并最终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收益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如果这种互信和集体认同能够形成,就会在各国之间造就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感,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争端的共识,从而彻底摆脱“安全困境”。
结构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原因,认为一种具有很强“胶粘力”的制度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把许多国家“锁定”在稳定和持续的联系之中,它可以对其中各国权力的应用加以某种限制,进而减缓由于无政府和权力转移而导致的不安全,并建立一种稳定和持久的秩序。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伊肯伯里认为,制度是一种结构和约制,是一种根植于更广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定行为者活动“场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规则、惯例和实践。制度结构影响到了一个政治体内权力在个体和集体中的分配方式:给一些人提供优势和资源,同时限制他们的选择。制度不仅促进合作,同时还强有力地约束参与国的选择和行动。〔12〕
按照伊肯伯里的具体解释,战后西方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之间一个交易的过程。霸权国美国得到了根据其意愿塑造的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和制度基础上的合法、持久秩序,它的领导权得到了二等国家和弱国的默认,为其长久保存权力留下了制度化空间。与此同时,由于霸权国同意约束和限定,根据与弱国和二等国家一样的规则和制度行事,将自己暴露在一个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中,受到其他国家的监督。这样的弱国和二等国家也可以积极地向霸权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必担心遭到强权的压制。从收益转换和平衡的角度来看,霸权国放弃战后早期的一些利益以换取保证其未来稳定收益的制度和规则。弱国和二等国家在战后早期得到较有利的回报和对强权的限制,但他们的长远利益却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得失应该持平。
这种西方内部的秩序在制度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捆绑机制。通常来说,国家间在建立制度安排和合作时,一般会保留退出的选择。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战后的做法恰恰相反:它们缔结了很难退出的长期经济、政治和安全承诺,在国家可以做到的范围内“锁定”了相互承诺和联系。捆绑机制内容庞杂,包括条约、联盟的组织机构、共同管理责任、相互关系中的一致标准和原则等等。这些机制提高了制度的退出成本,为成员国创造了发言机会,降低了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13〕(2)渗透性霸权(penetratedhegemony)。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的这种制度与其中的霸权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密切相关,并以此带动了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关系的显著增长。美国国家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决策分散化构造———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上,有大量的决策通道和制衡方式。“这种体系向其他国家提供了透明的画面、通道、代表权、通讯方式和建立共识的机制,从而提供了表现和满足它们利益的方式。”〔14〕这“使得它的西欧和日本盟友能够参与整个西方制度的塑造过程。其结果,美国的霸权具有很高的合法性,从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在这种体制下,美国好像是一个‘受邀的帝国’,二等强国自愿追随而不是抵抗领导国。”〔15〕(3)公民认同感。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内部秩序所形成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之上的。这种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采取了两种相关联的形式:其一,在所有西方国家内部,人们认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其二,在上层精英那里对整个体系的政治认同。这种公民认同感取代了更加狭隘和敌对性的传统国家认同意识。当现有的制度构造与上述认同感相吻合时,制度本身便更加持续有力,并且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认同。”〔16〕
全球治理理论
随着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使得以民族和领土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引起了人们探求新的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被引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治理”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市政学中,用以指如何更好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公共政治方面的问题。从总的情况来看,有关全球治理的理论都没有给治理这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义为“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指的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规章制度,它们虽然并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7〕奥兰·杨(OranYuang)也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治理就是建立和实行一套社会制度,以解决冲突,促进合作,从广义上讲,就是减少集体行动给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造成的问题。〔18〕奥托·切姆佩则把治理看作是在没有法律效力可借助的情况下办好事情的一种能力。〔19〕在所有有关治理的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委员会在1995年名为《天涯若比邻》的报告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20〕这样,治理的规定性特征就显现了出来:它是一个过程,涉及公、私部门,是以调和而不是以支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赖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就是各种治理理论关于治理的主要观念,在这里,“参与”、“谈判”和“协调”构成了治理活动的主要内容,“项目规划”、“伙伴关系”和“意见一致”构成了治理的三个关键词。〔21〕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而且具有“公共化”的特征,例如,在军事安全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安全已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同时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世界安全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国际经济领域,汇率的频繁波动、资本跨国流动的日益增加、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贸易的不断扩大等更多被看作是一个世界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国家层次的问题;在环境领域,臭氧层的损耗、温室效应与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沙漠化等都对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边的联合行动,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协调和规划。由于世界政府的观点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证明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那么为了解决当前迫切的全球性问题,可行的选择或许就是通过政府间、社群间的互动,实现某种程度的治理。在治理的角色方面,全球治理理论主张民族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等都应当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发挥作用,这种理论排除任何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强调行为者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主张将各种层次的子系统纳入重要的政策网络,通过跨国网络处理国际关系。在治理的途径上,这一理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紧密相连,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法治的方法,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强调大国管理全球事务的传统思想,同时也使得国家在国际系统的决策和行动越来越处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使国际社会与国家层面的法治社会更加接近。
通过对上述有关多边主义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从多边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国际体系的层面对多边主义加以阐释的。所运用的基本理论范式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所应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结构性分析、战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它们分别从国际制度的生成和维护、多边合作的条件、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关系、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以及以集体方式解决世界性问题等多种角度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探讨。尽管这些理论不能涵盖多边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从一些主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了解和认识。
[注释]
〔1〕RobertW.Cox,“MultilateralismandWorldOrder,”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April1992),No.2,p.161.
〔2〕关于多边主义两个层面的划分主要参照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3〕JohnGerardRuggie,“Multilateralism:TheAnatomyofanInstitutetion,”JohnGerard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11.
〔4〕KeithKrauseandW.AndyKnight(eds.),State,SocietyandUNSystem:ChangingPerspectivesonMultilateralism,UnitedNationsUniversityPress,1995,p.247.
〔5〕秦亚青认为,国际关系学主要理论很少有专门研究多边主义的流派,多边主义的研究大多是在国际制度框架中展开的。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和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本书在介绍多边主义理论时,参照了他的分析思路。
〔6〕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338页。
〔7〕同上,第345页。
〔8〕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Jr,PowerandInterdepend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5.
〔9〕对合作理论的介绍主要参照了王逸舟对这一理论的阐述,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529页。
〔10〕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159178.
〔11〕PeterJ.Katzenstein,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NewYork,pp.3375.
〔12〕G.J.Ikenberry,“TheMythofPostColdWarsChao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6,p.90.
〔13〕JohnG.Ikenberry,“Institutes,StrategicRestraint,andthePersistenceofAmericanPostwarOrd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3,Winter19981999,pp.4378.
〔14〕PeterCowhey,“ElectLocally—OrderGlobally:DomesticPoliticsandMultilateralCooperation,”inJohn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15〕GeirLund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19451952,”inCharlesMaier,ed.,TheColdWarinEurope:EraofaDividedContinent,NewYork:Wiener,1991;G.J.Ikenberry,“RethinkingtheOriginsofAmericanHegemon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04,Fall1989.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16〕王逸舟,前引书,第492页。
〔17〕詹姆斯·N.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变革》,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8〕OranYuang,InternationalGovernance:ProtectingtheEnvironmentinaStatelessSociet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p.15.
〔19〕奥托·切姆佩:《治理与民主化》,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Wallersteined，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pp23-42
12.StateandMarket，pp23-32
13.S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byCMurphyandRTooze，Boulder:Col，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bySChanandJWiener，Lewiston:NY，TheEdwinMellenPress，1999，p51
关键词：国际形势；影响；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381-02
人类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矛盾的加剧；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些特点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在多变的国际形势背景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和特点
1.冷战后两种社会制度斗争呈现出新特点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斗争，经历了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热战”、二战结束至80年代末的“冷战”，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新的形式。一是斗争的主要形式由对抗转化为竞争、遏制与反遏制，战略重点转向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军事战略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二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存在，且更加隐蔽、间接和复杂。三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接触”和“交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
2.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日渐明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由于世界上多种战略力量的存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欧盟正在走向经济、政治一体化，独立于美国的倾向日益突出；日本尽管近年来出现了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但仍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它还在不断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俄罗斯虽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挫折和困难，但它仍是一个具有资源、科技和经济巨大潜力的核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如巴西和印度，经济实力也在持续增强，一些地区性的集团如东盟、非统组织等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中也日益显示出它们的地位、作用和力量。
3.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变化
政治多极化的过程中单极和多极的激烈较量，西方某些大国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热衷于扮演“世界领导者”，充当“世界警察”。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呈现新的形式：一是“新帝国主义”理论凸现；二是“新干涉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三是美国单边主义气势逼人；四是文化霸权日益突出。从霸权主义的变化中可以知道，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对实力和绝对实力的增强为其称霸世界、建立单极国际政治格局提供机会，但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也越来越引起了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称霸和多强反称霸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突出矛盾。
（二）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斗争加剧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融入世界经济竞争体制，“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绝对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1]这就要求各参与国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其经济。实际上，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不平衡，这种让渡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这就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的不合理的条件，不得不放弃其某些权力，以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自身发展。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就面临国内规则与国际不协调的冲突。
（三）科技发展是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
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中，一个国家的强弱和国际地位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而科技的影响已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影响着综合国力的发展。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其较强的渗透性，虚拟性，突破了民族、国家和地区地理、心理和制度的障碍，拉近了世界的距离，扩大了人们活动范围。使整个世界经济连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极大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不仅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这就是说，科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关键因素。虽然科技发展能提高国家实力，改变国际关系，但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威胁是人类不可估量的，尤其是核武器带来的危害，给世界和平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全。
二、国际形势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一）国际政治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合作交流成为主流，促使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出现了非制度融的新形式。所谓非制度融指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具体体制层面上日益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相互影响和吸收，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可以被资本主义利用，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为社会主义利用，这必然会使人们在思想上“淡化”不同制度的国家间的差异与斗争，从而潜在地影响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2.政治多极化加剧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流转和冲撞，西方发达国家借机对外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对于文化霸权主义，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为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2]因为不同文明的生存根底和传播力量不同，科技力量相对落后、文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丧失文化市场竞争力和丧失意识形态阵地的危险。
（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改变经济生活，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不同思想和文化相互学习、借鉴，经济全球化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大量涌入，混淆人们的视野，加大了人们辨别是非的难度。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对人们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伦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路途就变得更加艰难，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遭到了挑战。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信息全球化，在这个信息时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成为一些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三）科技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各地区、各国家的生产、生活方面的失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防御和控制上也产生倾斜。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波曾说过“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控制信息的优先权，占据网络的制高点。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科技发展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对如何运用高科技传播信息还处于劣势。在国际交流和沟通中，西方运用强大而完善网络和科技设备，进行文化渗透，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冲击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淡化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
三、国际形势多变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扩大，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对人们灌输西方价值观，降低人们鉴别能力，国外的敌对势力试图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这时候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特别是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和研究。要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加强国情教育，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扩大优秀成果的影响力，推动优秀成果更多地应用于实际，提高全民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素质。改进宣传的方式方法，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个极具艰巨性的理论建设任务。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快，一方面，使得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使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也不断加紧对我国的“细化”和“分化”。为了适应现代经济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向社会化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经济工作、业务工作、管理工作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发挥其社会作用。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独角戏”的状况，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要引导广大群众和各个部门学习并掌握一定的教育方法，参加教育活动。只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和社会化的教育。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国际交流
随着世界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势头的强劲，导致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要面向国际发展，加强与世界的交流和沟通成为这时期的重中之重。首先要增强国际化意识，加强对外宣讲，要解放思想，冲破思想的禁锢，打破不同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接触，不能交流沟通的观念，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交流，对外要讲清楚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争取更多外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支持。与此同时，在面对国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理论、学派，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自身发展。要进一步培养人们的分析辨别能力、选择吸收能力和批判抵制能力，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总之，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清楚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和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展示自己，使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处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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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还原主义理论；系统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说，华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提倡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而戴维・鲍德温则说，正如20世纪50年代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是现实主义的里程碑一样，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斯坦利・霍夫曼又说，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之后最具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也是新现实主义最早和最重要的代表作。现在，我们即将从源头揭开华尔兹理论这层神秘的“面纱”。
一、对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
1.传统主义的理论
以往的理论，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这样的传统理论，多多少少存在着严重的还原注意问题，对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并不充分的解释。霍布森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即如此。
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私人利益――主要是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来保障其海外经济利益”。其他因素也发挥作用，但经济因素是“根源”所在，否则帝国主义事业将走向衰亡。经济动力是“解读现行政策的真正决定性力量”。列宁吸收了大量霍布森的思想，只是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区别。霍布森认为，通过政府对财富的重新分配，可以消除实行帝国主义的动力，但列宁认为控制政府的资本家永远也不会采取这一政策。帝国主义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后的必然选择。霍布森说，帝国主义竞争是帝国主义国家国家间绝大部分冲突的诱因，也是他们花费具额资金扩充军备的主要原因。列宁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财富的转移，以及海外投资机会模式的不断变化，这种合作性安排不可能持久。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战争。
现在，我们开始对这一理论进行检验。我们要问该经济理论本身你的完善程度如何？霍布森和列宁二人都认为，由于国内消费不足所形成的推力，以及海外投资的高额利润所形成的拉力，二者合力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形成。他们指出，资本为追逐更高的利润而不计手段。但从这一理论我们不能推论出建立帝国是必须的，资本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可能会流向国内，但是否需要或被认为需要进行帝国政府以确保资本的安全则取决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条件。第二点，按这理论的要求，出现一个与实际现象不符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既是资本主义国家又是生产剩余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日本和横跨欧亚的俄国当然也属于帝国主义国家。这足以上述理论了。第三点，历史记载资料显示，帝国主义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便早已出现。霍布森和列宁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些问题，也没有很严肃地试图去解释。而那些新殖民主义理论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们只不过是对理论的“重新定义”罢了，而非解释。与其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现象进行解释，不如说只是为了挽救一个理论。
2.流行的系统理论
在国际上，不同国家曾造成过类似的或不同的后果，而类似的国家也曾造成过不同或类似的后果。相同的原因有时会导致不同的效果，相同的效果有时则源于不同的原因。这是我们质疑还原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揭示国际政治不能依靠分析方法，而必须采用系统方法。
某种力量对行为体具有限制作用，或是介入了行为体与行为结果之间。在国际政治中，系统层次的力量似乎是在发挥着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一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用法相一致的方式来构想政治系统。于是系统被定义为一系列互动的单元，从一个层次来说，系统包含一个结构，结构是系统层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它才能设想单元组成一个体系，而不同于简单的集合。在另一个层次系统包括互动的单元。系统方法所构想的国际政治系统如图2.1所示。
图2.1
接下来我们将对三个著名的系统理论家的理论进行检验：
（1）查理德・罗斯克兰斯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描述如图1.2所示。他的框架有四个要素组成：①干扰源或说输入；②调解者；③一系列环境制因素；④国际后果（在3的作用下，将1和2转变）。国家是干扰源。在不同历史时期，调解者或是作为一种机制，或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进程。环境是指对政策具有影响的一系列物质性制约因素。
图2.2
通过这个系统我们要问，在这个公式里有没有一个限定了国家的行为，影响了国家间互动的结果的系统层次的概念？答案是：没有。罗斯克兰斯并没有创建一个理论，他只是勾勒出一个框架。他将理论称为“系统的经验主义分析”。他的理论是经验的，也是分析性的，但却并非系统研究。他的理论都不是系统的，因为组成部分导致了整体变化，而这些组成部分并没有一个属于系统层次。他所描述的系统对国家的行为和互动都没有影响。所以，罗斯克兰斯的方法是还原主义的，而非系统的方法。
（2）斯坦利・霍夫曼
在霍夫曼看来，国际系统既是一种分析架构，又是一个假设，作为假设，系统是一个论断，即“存在着无需以人为或武断的方式便可以发现的、可以分辨的关系模式和关键变量”。因此，系统也是现实，这一观念主导了霍夫曼的研究。从某种角度说，这就已经限定了他所采用的方法只能是一种归纳的研究方法。曾经呼吁要在国际政治领域进行哥白尼式革命的，力主从系统层次角度分析国际政治的霍夫曼，还是把单元层次的原因与系统层次的原因混杂在一起，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前者还占据着支配地位。所谓的系统，最终被纳入并服务于霍夫曼一直坚信不疑的“由内及外”的分析模式中。这样，“系统”不再解释任何事物，相反，系统有对任何事物的详尽描述来定义。而且每当有理由对这一描述的重要方面加以修改的时候，便被说成又一个新的系统诞生了。而这些系统只能反映出所观察和加以描述的现象的多样性而已，显然不是什么好理论，也算不上科学意义上的理论。
（3）卡普兰
以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而闻名的莫顿・卡普兰，对这样的系统理论有过详细论述而且始终持有这一观点，即它将结构视为一个具有因果影响的、系统层次的概念。他将他的尝试性理论称为一种“行动系统”，主要有六个系统：即均势系统、松散的两极系统、紧密的两极系统、单元否决系统、全球系统以及等级系统。其中，均势系统最引人入目。他还指出了足以描述不同系统状态的五个“变量’即“系统的基本规则，转换规则，行为体分类变量，能力变量，以及信息变量”。但他没有指出这五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及相互作用，因此，他的系统理论方法并不是理论。不过，“系统的基本规则”似乎是五个变量中最重要的一个。卡普兰将可能的结果变成了系统的假设，将一个因变量变成了自变量。
他将行为系统定义为“一套有别于环境的、相互联系的变量，那些可描述的行为规范刻画了这些变量间的内部相互联系以及各组独立变量由外部变量的组合之间的外部联系。但不幸的是，他理论的表现却与其主张不符。如果我们将基本规则视为恒定不变的，那么根据卡普兰的假设和定义，只要国家遵守这些规则，任何既定的系统都将永久保持均衡状态，即稳定的均衡状态。因为他将行为体的动机和行为等同于其行为的后果或是结局。这里的环境条件这一术语指的是国家所处的环境，而非系统的环境。（我们似乎看到了还原主义的影子了）只要国家遵守了规则，国际系统就将保持不变，而国家所处的环境当然就成了国际系统。显然，卡普兰混淆了国际系统与其所处的环境。第二，他没有对系统的结构进行定义，他认为国家并非国际系统的环境，而是国际系统的次系统。在卡普兰的理论中，始终没有对国家所处的环境――该环境既与构成他的国家相联系又有所区别――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清晰划分。所以，他无法对系统以及此系统影响的程度进行考查。由于卡普兰未能将系统的特性没与系统的环境以及该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区别开来，导致其把互动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也归为系统层次的因素。这严重制约了其理论解释的范围。他多次询问国家行为会对国际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他无法从相反的角度来提出这一个问题，因为他对于系统结构作为组织性的限制对行为体所具有的制约作用毫无认识。因此，卡普兰的系统理论是具有内在局限性的，与其说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分类法。
3.归因――还原主义理论
在华尔兹看来，不论是以往的理论，还是系统理论，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严重还原主义问题，所谓还原主义方法，就是为了解释某一集团行为，从而对其组成成员的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这种方法表现为通过研究个人、国家官僚及官僚机构来解释国际政治结果。
还原主义理论着眼于单元或者国家层次，通过行为者属性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华尔兹认为这种理论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交政策或者国家的理论，不能够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国际政治现象。还原主义理论为解释国际结果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导致不同的国际结果，而还原主义所要解释的国际结果，却往往源自各种不同的原因。这就使还原主义陷入困难的境地，当似乎是产生了国际结果的原因发生变化时，国际结果却依然如此，因而，此种解释不牢靠，也不充分。
二、华尔兹系统理论的建立
仅仅通过国家内部特性的观察，是理解不了国际政治的。在华尔兹看来，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政治研究，首先需要处理的是国际政治系统中集体的行为而非个体的行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其目的应该在于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着时间改变，而在系统中的行为却如此有规律。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抛弃从国家层次入手的幻想。
1.理论构成
华尔兹系统理论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结构定义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国际政治系统中单元的排列原则是分权的、无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经久未变的特性。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舞台转变为类似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的本质就始终没有变化。第二个重要原则是，结构不能够根据单元的功能来定义，因为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但是可以根据单元能力的大小来定义结构。互动单元的能力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
2.第一个关键要素――系统的结构
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系统中一系列约束条件，通过奖赏某些行为或者惩罚其他行为来实现选择。结构是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结构的“刚性”对单元来说有两层功能性的含义：一是通过社会化进程限制和行诉行为者的行为，一个是通过竞争来调节单元之间的秩序。在既定结构长久不变的的条件下，社会化和竞争会促使单元的属性和行为具有相似性。
（1）第一个重要原则――排列原则
结构界定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或顺序。结构并非政治机构的集合，而是它们的排列。在系统理论中，结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它产生于主要单元之间的互动。定义一个结构必须忽略单元是如何联系的（即如何互动），而关注它们在彼此的联系中所处的地位（即如何排列和定位）。互动，发生在单元层次。单元在彼此联系中的地位如何，它们排列和定位的方式如何，这些并非单元的性质。单元的安排属于系统的特性。结构是一种抽象，无法通过列举系统的物质特性来界定。结构必须根据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及其排列原则来界定。在定义结构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各部分的排列原则。系统的秩序原则提供了某一领域中各组成部分联系方式的首要、也是基本的信息。
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为从属关系。某部分有权发号施令，而其他部分则必须服从。国内系统是集权制的、等级制的，而国际系统内各部分的关系则是平等的。形式上，各国都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以国有权发号施令，任何一国也不必加以服从。国际系统是分权的、无政府的。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经久不衰的特性导致了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生活就有显著的相似性。
（2）第二个重要原则――单元能力的大小
单元在相互关系中的位置不完全是由系统的排列原则或是各部分在形式上的区别来规定的。单元的位置随着它们的相对能力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国际政治系统单元的国家不会因功能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无政府状态要求系统单元间是一种同等关系。这意味着功能的同一性。那么国际结构只有在单元的能力发生变化时才会改变。
在一个系统中，主要形体的行为以及互动对所有国家命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次要行为体的影响。国家不是，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但是结构是根据系统的主要行为体，而非活跃于其中的所有行为体来加以定义的。我们只从构成系统的无穷多的个体中选取其中某一个或几个主要行为体，然后根据它们来定义系统结构。国家在领土、财富、权利和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在面临的任务是相似的，每个国家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复其他国家的行为，它们的区别在于能力的大小，而非功能。国内政治由各异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单元构成，而国际政治则由同类的、重复彼此行为的单元构成。结构的差异并不取决于单元在特性及功能上的差异，而取决于单元能力的差别。在无政府状态下，单元主要依据其实现类似任务的能力大小来加以区分。
（3）第二个关键因素――单元能力的变化
互动的单元的能力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系统的结构随着系统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而变化，并且结构的变化导致对系统单元行为以及它们互动结果的预期也随之变化。一个拥有3个或3个以上强国的国际政治系统分裂成两大联盟，该系统依然是一个多极系统――在结构上有别于两极系统，在后者没有任何一国可以对为首的两大强国构成挑战。在定义市场结构时，无需知道有关公司特定的属性及其互动的信息，除非公司间的合并时公司数量急剧减少。在市场结构的定义中，不对公司加以识别，也不对它们之间的互动加以描述。将公司属性与互动的性质作为市场结构的一部分就等于是说，某一经济部门是否属于寡头垄断类型取决于公司内部的组织以及他们彼此间如何互动，而不是取决于有多少共存的大公司。市场结构是根据公司数量来界定的，在国际政治中则为国家的数量。在这种计算中，能力是唯一的区别标准。
参考文献
[1]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二战后，新制度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比较推崇的研究方法，它认为即使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治抉择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主义认为需要深层次地考察和分析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并将个体行为放在历史条件中进行考虑，通过运用归纳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然后再对国际政治展开研究。新制度主义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特别是对国际政治学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大启示。
一、新制度主义范式的兴起与演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从对制度的普通研究转向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彼得斯认为，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研究，经过行为主义流行的30年后，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中开始兴起。新制度主义学者反对把行为界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用行为去解释政治现象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某种特定的制度环境之内的，这种行为才能充分地被理解。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重新发现制度”“回归国家”与“回归制度”，但“回归国家”似乎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人们不应该简单地接受制度的一般定义，而应该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途径。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科学逐渐以美国为重心，欧洲失去了传统的学术中心地位，在欧洲盛行的历史分析范式、制度—法律分析范式及哲学思辨传统也逐渐被重视实证、数量分析方法的科学主义所取代，定性研究和价值判断在研究中被最小化。经济学随着日益强大的经济领域力量凸显了其显学地位，并逐步得到确立，它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崇尚个人主义和以市场原则的自由文化扩张，并使这种文化发展为新理论范式的基本框架。理性选择范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并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兴起并迅速主导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方法形式客观、中立，论据实证并能近乎精确地解释政治活动，这是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行为主义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权。行为主义是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革新，但其用科学标准来衡量社会政治现象似乎脱离了实际，暴露出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忽视，研究的形式主义和数理语言难以表述的困难，导致其会容易遗忘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各种研究范式开始尽显其能，取长补短，交叉与融合，逐渐打破了行为主义在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新制度主义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巨大成功的影响下，为了矫正行为主义方法中过于关注政治个体及其行为，忽视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而产生的。实际上，新制度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旧制度学派的一些合理“内核”，和旧制度主义学派用静态眼光看制度不同，新制度主义用动态的眼光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理论、政治行为和制度的作用。因此，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不是制度分析范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其向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
二、新制度主义的解析
新制度主义最早从经济学中兴起，由于有学者不满意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对于“政治”“国家”“制度”的轻视，将政治的分析片面地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才被引入政治学研究。新制度主义是对行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思，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在制度因素中结构与人哪个更重要?行为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而新制度主义认为对人的独立影响作用的研究应该放在对社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这样才能获取有力的解释论证。新制度主义着重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制度约束人类的行为可以促进行为的规律和规范，增强解释和预测的可靠性。新制度主义认为人类接受制度的约束，同时制度又是人类行为的结果，所以新制度主义必须解释作为个体的人接受制度约束的原因，不同的解释促成了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的产生。新制度主义各流派认为政治的核心要素包含制度，制度是政治管理和解释政治现象的有效工具;个体及其行为虽然很重要，但必须把个体放进一定的制度背景中进行分析。
相比旧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在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注重分析个体偏好行为，这增强了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力。新制度主义丰富了“制度”内涵，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结构、惯例和观念。旧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普遍以整体主义为主，而规范制度主义类似整体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则居中。与旧制度主义相比，尽管新制度主义在发展研究的可传递性、可重复性、量化等方面还不完善，但新制度主义更加重视理论的发展和方法论。
按影响力不同，可将新制度主义分为以下三大类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发端于以罗纳德·科斯和奥利佛·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科斯认为在制度选择中交易成本权衡很重要，引起了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革命，威廉姆森则提出了将交易成本推理操作化，他认为制度环境是政治制度存在的表现形式。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源自于对政治制度本身进行交易成本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每个政治个体都有固定的偏好，实现偏好最大化是政治行动者的最大目标。理性制度主义视行为为导致政治结果的关键因素，建立了理论来解释制度的产生：相关行动者能从中获得比其他制度更多的利益。理性选择范式认为理性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动机是自我利益最大化，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理性策略算计的行动者行为上，强调政治人的理性和稳定的偏好，认为政治的过程是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过程，行动者通过制度安排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
历史制度主义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旧制度主义对正式制度的重视，接受了关于集团理论的观点。豪尔和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有四个特征：历史制度主义广泛地界定了制度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与制度的运作和演进相联系的非对称的权力分配;在分析制度演进时强调“路径依赖”和“意外结果”;注重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结果的其他因素整合起来。历史制度主义将现场制度融入历史环境，强调既有制度中的权力对比关系对新制度的产生所带来的不公平的压力，它认为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分析微观现象时缺乏有效性，它不能解释制度与行为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不及它在分析宏观现象时的效用性。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从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不少社会学家认为西方的世界文化强调韦伯的理性观念，即将理性看作实现正义和进步的手段。这种世界文化规则构成了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体，并为其确定了合法的追求目标。世界文化规范也使全球范围内的组织和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由于他们将这些文化规范和规则称为“制度”，他们的研究路径被命名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打破了把基于组织结构的“制度分析”与基于共同价值的“文化分析”分裂的做法，促使两者交融，强化了宏观解释力。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有效地解释了无效率制度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是前两者所不及之处。制度不是简单地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指出在特定背景下人们觉得该做什么。制度不是直接影响个人的策略性计算和行为选择，而是为行为提供了必备的认知版本、类别判断和行为选择模式，影响人们偏好、认同和自我形象的形成，从而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三、新制度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正是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学理支援下，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发展出了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部著作“提供一种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新的理论视角”。基欧汉的功能理论有力地论证了“制度是重要的”，但仍有其缺憾性。有学者批评说，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机制发展为正式的组织，而另一些机制却没有。基欧汉的不足被后来的学者们弥补，他们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不止“囚徒困境”，必须创设不同类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不同的集体行动所提出的功能性要求。由于采用了与微观经济学相同的行为假定，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能够从微观经济学中输入理论和方法，如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等。尽管理性假定受到了认知心理学、期望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等多个流派的质疑和批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裹挟“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威，迄今仍是国际制度理论与经验研究的主流，有助于开拓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发展。
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国际政治学中的建构主义有某些共同点。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所构成的，而是由正在扩张和深化的世界文化所构成的。现代国际体系被以韦伯的理性观念为核心的文化规则所主导。这些西方的、理性化的规则通过两种方式将国家塑造为国际体系下的单位，一种是为国家确定“理性的”目标，如追求“现代性”和“进步”，另一种则是确定“理性的”制度以实现这些目标，如市场和官僚制。社会学制度主义是在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论假设明确，方法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者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在国际生活中的力量，为国际制度的独立价值提供了更具刚性的论证，国际制度会增强，不仅是因为它便于达到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国家以最小成本实现目标，而且认为参与日益增多的国际组织网络在文化上是必要的和适当的。
国际制度研究在早期阶段打上了形式或法律的制度主义烙印，在研究方法上属于旧制度主义范畴。行为主义革命的发生和“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为新制度主义取代旧制度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又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就解释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体系运行的基本逻辑而言，理性选择属于“预期结果逻辑”，社会学属于“适当性逻辑”，但就历史观而言，理性选择和社会学都认为历史总是有效率的，历史制度主义则将无效率的历史带入研究议程。
【关键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正文】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注：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p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