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发明一些集合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范式去把握和阐释各种社会现象。“青年亚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那里，是因应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观察年轻人的文化实践，并对之进行阐释时运用的概念。也因此，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然会发生变化。当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学术研究时，所面临的一个危险便是，无视自身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语境，搬用现成的教条，犯下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错误。《表征与透视》对此显然高度警惕，著者特别费心地在导论和第一章都强调了我们今天谈论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语境，并据此界定“青年亚文化”。
人看成一个整体，并过度强调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实，该著作者与主张“青年消失论”的学者们，都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当下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但是面对这一变化展开文化批判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角殊为有别。其间的差异或在于，“消失论”者是以曾经的精英文化为标准，表达对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批判，而该著作者则站在相对温和的平民立场，在对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表示理解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解析和批判，并探讨青年亚文化与其发生的关系。同为“大众文化”，但是在两者心目中的含义不尽相同。持温和立场的《表征与透视》，以严谨的态度剖析复杂、多元、深含矛盾与冲突的青年文化构成，而并非追求痛快淋漓的言说，发表居高临下的论断。
通览全书后回头来看著者对青年亚文化的界定过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化形态和格局之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参照主导文化对青年的期待来厘定青年文化的存在，从而区分出青年认同文化、青年亚文化、青年反文化、青年负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依据年龄，而是依据其与主导文化的距离来区分青年文化，这就凸现了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状态，也表明著者意欲以此来把握青年文化。在这个序列中，“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负文化”分别位于正负两极，前者以“认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固有的含义，即以“我是谁”发问的身份辨识和自我定位，而更接近于一种承认和趋同的意味。而“负文化”的“负”具有相反、背离、抛弃等含义，以之命名的青年文化便意味着对整个序列的颠覆。因此可以说，这个序列是包含着著者的立场预设和价值评判的“结构化”结果，它承认了主导文化的霸权地位。从逻辑上看，这意味着放弃对主导文化的省察和质询，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在中国当下特殊语境中进行言说的策略，即在两端固定的情况下，可以更为充分地谈论中间状态的青年亚文化和青年反文化。
其二，与上一点相关联，著者不仅在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中，而且在对青年文化总体的把握中来界定青年亚文化。著者指出，青年亚文化是“通^风格化、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和支配文化进行挑战的一种附属性文化方式，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这一界定本身基本上承袭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观念，但由于著者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赋予这一界定更多的文化比较的内涵。首先，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例外状态，另一个是以青年亚文化取代青年文化。其次，著者以青年亚文化为论说的中心，但并不意味将它从青年文化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而是在与其他青年文化类型的比较中展开言说。再次，著者注意到青年亚文化存在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这并非对经典亚文化理论中所指出的抵抗/收编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关注青年亚文化与其他青年文化，与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主导文化的混杂、互动、互渗、融汇的具体情况。
上述两方面不仅反映了著者所强调的“结构论”旨趣，反对以年龄来界定、衡量和评价青年文化的“世代论”，而且更意味着他以青年亚文化的言说勾连起复杂的文化关系，形成视野开阔的文化批评的场域。
于是，我们看到，著者在指出恶搞亚文化不乏智慧和创新，并可疏导郁闷情绪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中越出底线者对重要精神资源、民族传统的冲击与破坏。他在仔细剖析恶搞的典型案例《Q版语文》的戏仿与狂欢化之后，特别指出它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的区别，并揭示它与商业炒作、资本运行、利益争夺的密切关联。著者还从网络文学对各种民族主义和国家问题的想象与思考中，解析出网络亚文化的“象征性解决”与现实困境及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甄别和批判了其间狭隘、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复土主义等。在对流行歌曲的谱系进行全面的描摹中，著者则解析出其间的怀疑者、出走者和破坏者这类“非角色青年”创造的亚文化，认为“他们的寻找、实践、建设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的浮躁、偏颇和失败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他在谈论青春题材的电影时，批评中国的“怀旧经济”庸俗化，有意无意地遮蔽过去的那些庸俗、阴暗、琐屑，镜头多聚焦于个体成长中的经历，而很少深入触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他又从中洞见了青年亚文化的认同焦虑和危机。由此可见，这些论述不仅指认了青年亚文化的确切存在及其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主导文化所宰制的文化整体的裂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著者将青年亚文化置于青年文化序列之中，呈现为一种“在……之间”的状态，待看完全书对具体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与对青年亚文化的定位相适应，关于它的言说形成了一种中介的力量，贯通起不同的文化形态，并将价值评判蕴含其间。这样的论述表明，著者力图从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中提取和淬炼青年亚文化的因素、质地和内涵，并在与文化、政治、经济、传媒、教育等领域复杂的联系中辨析其价值，评价其功能。这就显示出著者强调青年文化的“结构性”的意义。当然，对“结构性”的强调带来的“空间感”，也可能会冲淡对青年文化思考的“时间感”，即历史意识。著者对此颇为警惕，我们看到他对网络文学的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就深入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对其他现象的思考和评析中，历史感则相对淡薄一些。
斯图亚特・霍尔在谈到对美国嬉皮士现象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分析者要“尽可能地使尽浑身解数，设身处地地从嬉皮士的主观愿望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将此称为分析中的“现象学”运动。这或许在根本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研究者来说，只有努力将作为事实的世界从与主观感受和意识的相联中分离出来，才能把握事实的确切存在。对此，《表征与透视》显示出自觉的意识，强调对青年文化实践的“参与式观察”，主张多一些代入感，认为“这样才能注意到其中的复杂因素”。因此，虽然该书并没有网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有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甚至对更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或有遗漏，但它所谈论的恶搞、网络文学、流行歌曲、青春电影几种类型，都建立在深入详尽的观察基础之上，让我们与青年文化实践的一个个细节相遇，在那些词语，那些画面，那些笔触，那些人物的命名，那些回荡的旋律中捕捉到关于青年亚文化的感性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贴近的、理解的途径。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社会现实；抵抗性；娱乐性
亚文化是隶属于少数群体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仅仅为少数群体接受。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亚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生产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则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亚”字在字典中有“次一等”的解释，显然已带有阶层意味和结构意味，与社会所宣扬的主流区别开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亚文化其实就是处于非统治阶级的思想，即只是属于少数边缘群体，代表着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处于从属的地位，因而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与主导地位的文化相对抗的意味。依照美国学者波普诺在《社会学》中对亚文化做出的界定：“亚文化通常被定义为更广泛的文化的一个亚群体，这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亚文化的某种特征，又包括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包括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1]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群体创造，与其他群体与众不同，为青年群体所认同，形成独特的青年生活方式以及态度，并与成人社会相反抗的文化现象。
一、我国青年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纵观我国当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从嘻哈文化到恶搞文化，从杀马特到小清新，从潘课幕到二次元再到宅文化，以及网络文学、同性恋文化等，种种亚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显著多样。我国青年亚文化之所以出现，则与青年所处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艾伯特・科恩在著作《越轨男孩・帮伙文化》提出了“问题解决”假设来探讨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他从亚文化产生的根源入手，认为每种行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换言之，出身低的青少年面临着身份地位低下、嘲弄、被社会抛弃等等现实问题，因而产生了各种亚文化现象与行为，形成非主流，与主流区分开来。艾伯特・科恩的这一“问题解决”理论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依然有借鉴意义。洞悉青少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的竞争，严峻的就业形式，盛行的消费主义以及自身潜在的学业压力，无法获得解决的现实问题，无疑给青年的生存套上了金刚罩，牢牢地被拖住却又无法挣脱，只能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逃避以及缓解社会带给自身的压力，因而形成一种潜在意识的想象性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亚文化的风格表达自己，表达对压力的宣泄，希望社会现实获得关注的微弱呼唤。
二、我国青年亚文化的特征
与西方青年亚文化发展历史所不同的是，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大多处于后现代主义浪潮之下，因而呈现出与伯明翰学派研究下青年亚文化相比显著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抵抗性逐渐弱化。英国伯明翰学派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对嬉皮士、垮掉的一代、无赖青年和摩登族等青年亚文化群体作了详尽讨论，将青年群体所表现出的风格视为一个符号的集合，一个战场，对主流文化宣战以及抵抗。“微不足道的物品”能够神奇地被挪用，被从属群体“盗用”，承载着“隐秘的”意义：这些意义以代码的形式表达了一种抵抗形式，抵抗着使他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秩序。[2]在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之中，“阶级”、“抵抗”是重要的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就是青年阶级的意识形态，青年的风格就是青年得以表达自己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手段。但在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与西方青年相较而言，已明显的弱化，简言之，即是“微抵抗”。一方面与当前我国的社会阶级不复存在密切相关，尽管青年间存在一些阶层，但阶层间并无对立性。另一方面，源于主流文化的相对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年亚文化具有的抵抗性和反叛性，转而变成了一种戏谑，一种恶搞，以及一种态度的宣告，如杀马特亚文化。位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的90后青年是社会转型中的乡村失落者，另类甚至怪诞的形象只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尝试，其风格也只不过表达自己的一种态度而已，颇少了些强烈的抵抗性。此外，青年亚文化的微抵抗与其最终不可改变的被收编宿命也密切相关。商品化和媒体的贴标签和重新界定无疑使得亚文化的内涵变得如此单一和平淡无奇，青年亚文化的表达变得如此“低廉”，丧失了浓厚的抵抗性，只是沦为一种景观、一种奇观的存在。
（二）娱乐性增强。我国青年亚文化的表现风格更多的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解构是后现代评论家喜欢的一个词语。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巨型文本，对其叙事、氛围及表现手法等解构，并实现建构，改变了原有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意义因而实现了由严肃化变为平常化、戏谑化。如恶搞文化，《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式的调侃、“杜甫很忙”以及“人生若只如初见，社会主义天天见”等类似的戏仿，故意曲解原有的意义，实现了网络式的狂欢。恶搞文化是对作品的重新审视与解读，通过夸张、拼贴、模仿等手法对经典的作品、权威的人物或严肃的事件进行解构、重组和颠覆原有的所指，消解了原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实现搞笑、戏谑及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亚文化青年借用恶搞手法对社会事件进行解读，用嘲讽的态度对待严肃话题，其最终目的在于娱乐自己，娱乐大众，充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赫伯迪格在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问题：就算亚文化是文化，但它算艺术吗？赫伯迪格的这一问题无疑表现出了他对于青年亚文化的态度以及思考。纵观亚文化的形成与过程，其中都伴随着亚文化群体对于流行的指向。如2007年出现的小清新，LOMO相机、白色帆布鞋、棉麻连衣裙的标配，掀起了一股流行的清新风。此外，即使亚文化是属于少部分群体的文化，纵然社会强调的是主流文化，但与社会主流对立的小众文化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文明开放的社会是兼容并蓄，是多元并存的。青年亚文化就像是存在于主流文化中的一条鲶鱼，为主流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每一个亚文化群体的产生都与社会的状况息息相关，当一种亚文化出现时，主流媒体首先做的是秉持尊重的态度，对青年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注青年亚文化背后折射出的现实意义才是我们亟需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一、犯罪亚文化的概念
“亚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886年。“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为‘次文化’或‘副文化’）是一种既包含主流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文化。Subculture一词通常表现为两种含义：（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其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其派生含义。
随着社会发展，“亚文化”一词已经突破文化学范畴而被引入犯罪学研究之中，美国犯罪学家艾伯特？科恩在1955年出版的《少年犯罪者：帮伙文化》一书中率先引入“亚文化”概念，以此分析青少年帮伙行为，认为下层阶级贫民区存在着一种少年犯罪文化和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他们是下层阶级少年为克服社会适应困难或地位挫败感而产生的群体性反应：这些亚文化和中产阶级的文化相矛盾。遵守这种帮伙亚文化，必然导致越轨和犯罪行为。
该理论不断发展而得以完善。形成犯罪亚文化理论，将其概念定义为：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中逐渐形成并予以信奉和遵守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现象的综合体。该理论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犯罪现象，特别是指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理论的总称。
二、犯罪亚文化的产生原因
一定的社会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现象相适应，犯罪亚文化的产生亦是如此，具体来讲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不同利益群体所获利益不均，产生个体心理失衡，为犯罪亚文化的产生奠定心理基础
在一个社会群体之中，不同文化观念价值体现不同的利益倾向。由于教育、财产等方面的差异，主体所获得的利益分配不均匀。当这种不均匀的持续发展时，由于不能通过主流文化的手段在现有利益分配机制下得到满足，利益主体就会寻求另一种极端的违法犯罪的方式来实现。由于这一利益群体成员没有社会经济地位而被社会排斥，所以持有相同思想而又处境相同的亚文化群体就纠集在一起。力图相互支持、相互满足彼此需要寻求能感受到自己存在价值的生活方式，包括参加犯罪团伙和从事犯罪活动。出身社会底层的青少年，长期被传统社会排斥，几乎没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却可以较多的接受较多的非法机会，这样便结成自己的犯罪团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一种脱离社会主导文化的犯罪亚文化群体。
（二）主流文化价值暴露出的弱点为犯罪亚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青少年是一群特殊社会群体，正处于未成年向成年的过渡时期，身体发育逐渐完善，但是心智尚未成熟，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模仿能力强，逆反心理天生的会对主流价值产生一种抵触情绪，青少年希望通过这种反叛心理来换取更多的注意以此体现自己的价值。如果受到不良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且不能进行的及时教育改正的话，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在社会快速变化的复杂形势之下，由于原有主流文化较为单一，对新情况的出现缺乏相应的预见能力，会出现一定的滞后性和空白之处，同时也没能对新形势下的各种消极因素给予合理的批判和消除。由于青少年认识观念的模糊性，没有对主流文化形成统一的认识标准，这就给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以可乘之机，“犯罪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恰恰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了合理化的理论支持”。故，社会结构的转型和主流文化的缺陷，往往为犯罪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舒适的温床。
（三）社会结构转型为犯罪亚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主导统治使得犯罪亚文化没有多少存在的余地和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逐渐放开，使得犯罪亚文化得以趁虚而入。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一些与主流文化不相适应的带有消极和反逆性的文化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这又使得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多元化的文化价值使辨别能力不强的青少年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迷失正确的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犯罪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三、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有着甚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犯罪亚文化能够催化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形成
在犯罪心理学中的犯罪行为指的是犯罪人在一定犯罪心里的支配下实施的违反刑事法规定，应该受到处罚的行为。犯罪行为都是在犯罪心理支配下实施的。没有犯罪心理就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个体在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会产生心理冲突，这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再加上一些人际关系中严重的淡漠性，往往会激发不良的情绪反应。导致在控制能力降低。由于青少年辨别是非能力较差，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在面对这种心里的挫败感之后，往往找寻不到正确的化解途径。往往走上犯罪的极端道路之上。以此发泄其不满情绪，而这正是犯罪亚文化往往迎合了青少年的这种心理。将其潜在的犯罪心理激发出来。
（二）犯罪亚文化对违法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为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和价值观方面的参照基准
化为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价值观支持与行为规范的参照标准。亚文化对主文化的直接对抗，使与社会主文化相悖的行为在亚文化的场内合理化、合法化。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淡化主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在犯罪青少年心理上的恐慌和压力，甚至还能够消除其违法犯罪之后的罪恶感，助长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生。青少年为了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而获得这种所谓的“自我价值实现”最快而又最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他们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胆大妄为，无所顾忌，并且在犯罪团伙之中，为了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江湖义气”，将违法犯罪视为儿戏，只是一种获得认同感的手段。这样就更加强化了青少年犯罪的决心和勇气，并且在犯罪亚文化的指引之下，各行为人之间的交流更加的紧密，其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更严重。所有这些对犯罪起促进作用的，恰恰是犯罪亚文化所倡导的。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这种显著而直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和小觑的。
（三）犯罪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团伙化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提高了青少年犯罪的技能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中，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通过正常的手段其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所以往往会转而求之于违法犯罪行为，这在青少年犯罪身上的体现尤为明显。犯罪亚文化为他们提供了滋生环境。一些青少年的行为不被主流文化观念所接受，会产生一种挫败感，此时他们会趋向于有着共同境遇和心理的群体，彼此之间相互帮助，逐渐形成一个群体，在受到不良犯罪亚文化影响之后，他们便通过实施犯罪来形成犯罪亚文化群体，最后向团伙方面发展，演化为犯罪集团。另外。这种团伙集团一旦形成，成员往往较多，又加上犯罪亚文化的控制。集团成员之间会相互交流犯罪经验，作案手段不断娴熟，从而犯罪技能得以提高。
四、结语
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的文化，其天生具有一定的因素的存在。再加上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固有的特点，很容易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而实施犯罪行为。所以有必要对这种犯罪亚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从而为遏制青少年犯罪提供有力的武器，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和未成年犯罪人的帮教工作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2]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