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拯救还是破产，关键看年初上台的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希腊新改革方案，能否与国际债权人的立场靠近。当地时间7月11日，齐普拉斯政府提交的经济改革方案在议会获得通过。这份提案对债权人做出明显让步，承诺通过养老金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增税等行动，换取第三次金融救助以免于破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保留了一线解决的希望。一个GDP只有2400亿美元的经济体的债务困局，何以左右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前景和一体化进程？何以成了世界经济的风险源？对中国又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A危机的缘起
希腊债务危机并非骤然爆发。过去的6年，希腊债务危机都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伴生物，其间经历了发作―平息―再发作的反复过程。2009年10月，当时的希腊新政府宣布，前任政府的统计数据有误，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预计将分别达到12.7%和113%，远超欧盟规定的3%和60%的上限。随后，国际三大评级公司相继下调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
希腊债务危机揭开了欧洲债务问题的盖子，正处在金融危机恐慌中的市场突然发现，除希腊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都有严重的债务问题，这五国被称为“PIIGS”五国。经过7个月观察，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结论，希腊债务危机无法靠希腊自己解决。2010年5月，欧元区启动希腊救助机制，和IMF共同为希腊提供3年1100亿欧元贷款，这是对希腊进行的第一轮经济援助。欧盟同时决定，联手IMF设立资金规模达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
为得到援助，希腊宣布实施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然而，第一轮援助和希腊的财政紧缩，未能改善希腊的经济情况。而且，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下降导致希腊出现政府更迭和社会动荡，债务危机就此成为政治性危机，危机进一步升级。到2012年3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欧洲一体化支持者的推动下，欧元区财长会议正式批准1300亿欧元的第二轮救助方案。此后，希腊危机似乎一度缓解。2013年，希腊财政略有盈余，2014年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股市也一度飙升。
然而，进入今年以来，希腊债务危机再次显现。希腊激进党1月在大选中胜出，主张结束紧缩措施、对严苛的救助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在赢得国内民众多数支持的同时，也导致新政府与国际债权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希腊违约和全民公投，将各种矛盾同时推到前台。
表面看，希腊债务危机是2009年统计数据造假点燃的，实际上却有更深层的原因。希腊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负债率不能高于GDP的60%。而希腊与这两个标准相差甚远。为此，希腊求助著名投行高盛。高盛为希腊设计了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法，帮希腊政府隐藏了一笔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欠债。由于这笔债务需要10到15年归还，因此只具有长期风险。事实上，不止希腊，这种“金融创新”被广泛用于欧洲国家。就此来看，以希腊为爆发源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以美国为爆发源的金融危机，具有同源性，都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弊端。
B辐射到他国
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在一个中等经济体，按道理没有美国金融危机那样的辐射性，但欧洲一体化体系提供了希腊债务危机扩大的条件。更严重的是，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会引发财政危机、货币危机，还可能引发跨区域的政治危机。
首先，希腊是欧元区成员，一旦债务危机走向退欧，将意味着欧元信用贬值。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对美元及非美十几种主要货币大幅贬值。据国际投行评估，如果希腊危机走向最不好的结果，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有可能降至0.95比1。欧元失去信用不仅意味着退出与美元争夺国际货币“铸币税”特权的较量，还可能导致欧元资产被大量转移和抛售，从而让整个欧元区陷入困境。已经援助给希腊的2400亿欧元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法偿还。
其次，欧债危机并非只发生在希腊，意大利等欧洲中心国家，同样面临债务问题。假如希腊退欧，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既可以暂时“赖账”，又可以保住国内的支持率。一旦债务问题严重的国家群起效仿，欧元区就可能走向坍塌。而欧元区的坍塌，意味着二战后启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终止。
第三，历史证明，每一次深度经济危机都会导致社会思潮反转。二战后的多数时期，欧洲基本延续的是一条中性道路，而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使激进政治力量抬头。这种由中间偏向激进的潮流，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蔓延到其他深受经济低迷困扰的国家。一旦形成这样的趋势，欧洲政治风向就可能发生转变。
第四，动摇国际金融市场和欧盟的原则底线。按照欧盟的规定，成员国负债率不得超过年GDP的60%，这一底线希腊早已突破。按照IMF的规定，成员违约则立即停止发放贷款，并于两年内评估是否将其逐出IMF，希腊也突破了这一底线。尽管希腊是对IMF违约的第一个发达经济体，但在欧盟内部，违反欧盟规定已是大面积现象，多数发达成员的债务水平已突破GDP60%。这既挑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也挑战了欧盟法律体系。如果希腊退欧，只能表明，IMF和欧盟没有纠错能力。
正因为对希腊债务危机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有充分评估，所以国际债权人仍不遗余力地推动与希腊的谈判。其目的不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挽救希腊经济，而是为了控制希腊债务危机的负面效应。
C能否过难关
希腊债务危机中的相关各方不时有惊人言行出现，让希腊危机在6月30日之后显示出失控的趋势。但实际上，许多言行都是用来博弈的筹码。齐普拉斯政府应该清楚，除有条件满足国际债权人的要求、获取新的援助资金外，希腊别无选择。这一点，国际债权人同样清楚。各方博弈的标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希腊该不该退欧，而是希腊最新的改革方案。
对于齐普拉斯政府来说，无论激烈言词还是发起公投，目的都是尽可能让债权人降低援助条件，同意希腊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推动养老改革，选择合适的领域增税以增加还款能力。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使债权人同意减免30%的债务，按照希腊已获得的援助，这涉及大约700亿欧元。对国际债权人来说，迫使希腊通过改革延长劳动时间，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保证欧元汇率稳定，避免危机扩散，是核心目的，这一点默克尔表达得十分清楚。在希腊的具体改革细节上，并非没有弹性，这也为双方在12日达成妥协提供了基础。
在齐普拉斯政府基本按照债权人的意愿提出新改革方案后，焦点已有所转移。鉴于此前齐普拉斯政府对改革一直“述而不作”，因此欧盟的领导人们可能更在意希腊能否实施改革，而未必会将重点放在改革方案细节的调整上。事实上，法国总统奥朗德7月10日已表示，希腊政府提交的旨在解决债务问题的新协议草案是“严肃可信的”，这显示出欧洲主要国家将希腊留在欧元区的决心。
当然，即使7月12日的欧盟领导人会议皆大欢喜，希腊债务危机的反复发作和解决的高成本，也一次次凸显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存在制度性问题。从欧盟到欧元区的制度设计，都过于偏重一体化进程带来的经济和安全红利，而对出现危机时如何应对缺乏考量。因此，虽然希腊这次有可能渡过难关，并获得第三轮援助，但根据前两轮经济援助的情况看，最乐观的情况是保证两年内不发生大的危机。双方达成的妥协未能触及危机发生的根源，因此，希腊债务危机今后仍有再次发作的可能。
D对中国影响
到目前为止，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蝴蝶效应”基本是在欧洲内部显现，但并不是说与中国毫无关联。
一方面，虽然规模不大，但中国在希腊有一定投资，其中最大的投资是比雷埃夫斯港两个码头的运营权。如果希腊危机深度爆发，中国企业可能面临投资损失和被违约的双重风险。此外，通过IMF渠道，中国也参与对希腊的经济援助，希腊违约将导致中国援助资金面临无法收回的风险。
另一方面，如果希腊危机蔓延，导致欧元信用流失，中国可能面临更大的外部环境恶化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至关重要。在中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消费增长缓慢的现实情境中，保持出口稳定仍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希腊危机如果扩大导致欧元不稳定，欧盟的市场需求势必出现下降，从而让中国面临出口市场萎缩和汇率风险的双重挑战。
除了经济影响，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还不无警示意义。其一，对于债务问题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危机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中国也局部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不同的是，希腊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对外欠债，中国则是对内欠债，而且国家信用足以保证债务问题不致失控。尽管如此，希腊危机也提醒我们，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严密的风控体系、对地方债务及时跟踪监管是涉及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大问题。
其二，希腊债务危机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必须把风险控制放到突出位置。“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亚投行等战略的推进，除了强调互利共赢的前景，也需要在风险控制方面作出缜密设计。
同时也要看到，希腊债务危机固然给中国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也改善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环境。出于对中国资本的需要，近来英国等国放宽中国资本的准入条件，积极与中国开展货币互换，加入亚投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等等，表明中国与欧洲的战略合作关系正在升级。
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
与以往债务危机不同的是,希腊债务危机并不是一个局部的危机,而是危及整个欧元区的危机,其危机根源并不局限于局部的金融市场的投机攻击,而是根植于全球经济运行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
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2009年希腊的预算赤字占GDP比重超过12%,是年初的4倍,其债务余额为2800亿欧元,占其GDP的124%以上。而《马斯赫特里特条约》规定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不得超过3%和60%。“笨猪五国”(pigs)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4%、14.3%、5.3%、11.2%,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4.6%、82.9%、116.7%、66.3%。整个欧洲只有保加利亚和卢森堡保持在3%的警戒线以下。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外债水平,在GDP增速放缓的时候,引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会突然增加。
金融市场投机攻击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贷危机,再到希腊债务危机,所有的这些金融危机都与金融市场的投机攻击有一定的联系。早在希腊2001年加入欧盟前,高盛就通过一系列的货币互换与信用违约掉期协议(CDS),使得希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实际的5.2%在账面上降低到欧盟《马斯赫特里特条约》所规定的3%。但另一方面,高盛却又在债务即将到期的时候,通过一系列的炒作,使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大跌,从而使得希腊等国归还美元债务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此外,高盛还通过一系列的债权证券化手段帮助希腊获取资金,通过这些操作,希腊在名义上减少了大约23.67亿欧元的外债。随着全球经济的高度虚拟化,全球热钱增多,这些钱开始是进入私人部门,但接着就是进入政府部门,从而导致各国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
深层次的问题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与巨额财政赤字,与金融投机行为有关,而实际上则是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从经济管理到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都预示着未来全球经济复苏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一是政策根源。巨额的财政赤字是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干预政策密不可分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刺激与政府财政赤字相互推动,导致政府公共债务规模不断攀升。政府刺激经济的结果是:政府支出上升、社会保障支出上升、税收收入下降,最终导致通胀与赤字并存,宏观经济运行存在巨大风险,从而给金融投机攻击提供了机会。
在凯恩斯赤字政策背景下,通过赤字财政、发行外债、希腊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信贷,希腊经济在2003年―2007年呈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但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加深,消费需求大幅度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进一步的赤字政策推动投资和消费,从而使债务问题越积越深。大多数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在经济泡沫时候过于乐观而借了过多的债。这些国家为什么会借这么多的债?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凯恩斯有效需求刺激方式克服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手段,其本质乃是只针对总量平抑周期波动,而不能从结构上化解经济内在的矛盾,政府开支不仅不能够克服经济体系内在的问题,反而会走上一个自我循环的不归路,直至最终导致经济危机。
二是结构矛盾。欧洲债务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有着一些共性的问题。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000年IT泡沫破裂,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到这一次的欧洲债务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市场的投机所致,而实际上,乃是全球经济体系和经济制度存在根本性的不可化解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乃是危机爆发的基础条件。就希腊债务危机而言,由于在欧元框架内,希腊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必然导致其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并最容易受到金融投机攻击。
三是政治问题。导致希腊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还包括一些政治问题。严重的政治腐败一方面导致贿赂成风、偷税漏税严重,从而导致税源损失;另一方面,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借助公共工程的寻租行为增多,从而导致无效率的政府开支过大。希腊人享受退休前收入96%的退休金,公务员的未婚或离婚女儿,可以在父母死后继续领取他们的退休金。政府缺乏公信力,也是希腊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缺乏公信力的政府,其任何政策都难以培育市场信心。此外,作为欧盟成员国,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向集团内其它国家的看齐,进一步加重了政府开支,而这些政府开支并没有相应的税收支撑。
最严重的政治问题在于国家企业化运作,基金存在“去政策化”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赤字?名义上都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存在政府“经济人”现象。美国的一些赤字更多的是与就业有关,就业与选举有关,而在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与工程有关,工程与腐败有关。很多中国学者在讨论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会提出“抄底”的概念,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他们就主张去美国抄底房地产,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时,他们就主张抄底美国国债,现在欧洲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又有“学界权威”和“专家”主张抄底欧洲债券。由此可见,国家基金不完全是用来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和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堕落到从事商业投机的地步,更何况,这些“专家”的预测几乎都是失灵的。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
新的金融危机因为希腊发行的国债,要么是欧元区各大银行承购,要么就是得到这些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担保,希腊的主要债权人是法国和德国,分别有500亿欧元和300亿欧元,葡萄牙的主要债权人是西班牙和法国,分别有600亿欧元、300亿欧元。如果欧洲债务危机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导致欧洲各大银行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一大批欧元区银行面临倒闭威胁,欧洲中央银行更是难逃灾难。实际上,危机爆发后,欧洲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不断攀升,已经出现信贷紧缩的现象。西班牙政府已经宣布接管一家小型储蓄银行,西班牙对外银行可能无力偿还10亿美元的债务,外国银行正收紧对西班牙等欧元国家金融机构的贷款。当然,单纯的金融危机是能够很快克服的,“笨猪五国”的债务总共8000多亿欧元,其中,希腊和葡萄牙分别为1060亿欧元和440亿欧元,75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计划足以应付。
欧元区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汇率大幅度下跌,从2009年12月25日至2010年1月底,欧元兑美元贬值8.4%,2010年2月欧元对美元汇率在10天之内下跌10%,从1.45∶1左右迅速贬到1.2∶1,而美元指数从70多上冲到90以上。欧元汇率的大幅度下降,一方面有利于欧元区内的出口大国,但另一方面导致了整个欧元区的政治危机。除了欧元汇率大幅度下跌之外,“国家破产”正在考验欧元区域货币一体化。作为获得欧盟救助的条件,希腊承诺降低财政赤字,削减开支,将降低公务员的薪金、冻结社保等福利,2010年5月5日希腊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抗议政府采取紧缩措施。如何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统一的财政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成为欧元区今后的一大难题和任务。
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IMF的一项研究发现:从1972年至2000年,债务违约后,其借贷成本在第一年平均上升4%,第二年有所好转,第三年基本恢复违约前水平。在一个依赖于凯恩斯经济刺激政策的经济社会里,这将会导致经济复苏困难。IMF的研究还发现,债务违约期间,企业外部信用平均减少40%。实际上欧盟与IMF的援助方案本身就要求希腊持续四年以每年10%的速度削减经常性的财政支出(除去国债利率的财政支出),私人投资者愿意以5%的利率购买希腊国债。据统计,债务违约国家在债务重组过程中,GDP平均增长速度要比其它国家平均低1.2%。
历史经验也表明,20纪80年代新兴市场债务危机波及到整个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没有债务违约的国家也深受其害。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全球各国推出的削减赤字计划,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有人担心,2010年全球经济可能因欧洲债务危机而“二次探底”。由于全球各国的赤字和公债水平都已经创下或接近历史新高,未来全球经济的复苏难度将会大大增加。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使得中国资产面临缩水的危险,随着债务危机的发展,外汇储备投资不是在好资产与坏资产之间进行选择,更多是在坏资产与更坏的资产之间进行选择。
中国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多于金融联系,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是出口需求,但是,发生债务危机和具有潜在债务危机的“笨猪五国”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并不大。当然,当欧洲债务危机波及整个欧洲的时候,欧洲作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其出口需求冲击还是巨大的。同时,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战略性转型,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如果转型成功,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太大。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未来全球债务风险
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0%左右,预计2011年将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整体债务近80万亿美元,超过GDP的550%,包括联邦债务、地方债务和政府支持企业(GSE)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40%,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00%,公司债务占GDP的比例为320%。所以,欧洲债务危机绝不仅是欧洲的危机,而是全球的危机。
全球债务风险还体现在基于债务的信用违约掉期(CDS)这类非现金的衍生品交易上,美国市场上的CSD规模大约有15.5万亿美元。大量的CDS风险发生在2012年。一旦大量债务到期,全球性的“迪拜债务危机”就可能上演,2010年2月4日三大评级机构警告,如果美国到2013-2015年赤字不减少,美国的信用可能会被下调。
未来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就是债务:居民债务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债务导致投资需求乏力;政府债务导致公共需求下降,同时,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加重。随着金融创新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恶性循环,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加剧,风险从银行到政府;从希腊到欧盟;从富人到穷人;从穷人到人类;从现在到未来,终将导致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危险。解决债务危机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全球经济高度虚拟化的环境下,金融市场投机过度而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社会再生产循环体系出现梗阻是必然的结果。
欧洲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虽然是一个财政盈余的国家,但是,潜在的债务威胁也是不可忽视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预计,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不含票据)约为7.2万亿元,预计2011年底达到约10万亿元。1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负债约占中国2009年GDP的三分之一。这些地方政府债务所使用的手段类似于西方投资银行的“创造性会计手法”,虽然在名义上不构成政府债务,但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政府债务负担。同时,中国的公务员开支、未来的民生工程、国防建设,以及日益逼近的人口老龄化都将形成刚性支出,如果没有根本性的结构性改变,未来中国的债务负担将会持续加重。
当前全球经济与政治体系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摩擦加剧,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而国际游资最热衷于抓住这些不稳定因素,趁机制造更大的动荡,以便从中渔利。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也必将成为国际热钱的攻击对象,中国应致力于构建更加完善、稳健的经济运行体系,坚决克服市场中过多的投机行为,防止经济泡沫,以及不恰当的地方政府行为产生不稳定的后果。
关键词：债务危机财政赤字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目前，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结语
尽管全球经济正在逐步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但美国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经济重回衰退。我们应密切关注其动向，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东亮.美国会陷入债务危机吗?[j]中国外汇，2011，(2)：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