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法域；区际法律冲突；解决模式
目录
一、中国现代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二、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现状
三、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一）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包括同一社会制度下的区际法律冲突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区际法律冲突。
（二）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了三大法系之间的法律冲突。
（三）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不仅包括各法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且还有国际协定适用上的冲突。
（四）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单一国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情况下的法律冲突。
四、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模式
（一）立法途径
1.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性质
2.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签订原则
3.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法域代表
4.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签订方式
5.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签订步骤
（二）司法途径
1.关于区际司法协助的主体
2.关于区际司法协助的范围
3.关于区际司法协助的程序要求
（三）其他途径
1.互派学生
2.互派考律师资格者
3.互派司法人员
一、中国现代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区际法律冲突概括地讲是指一国之内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所谓法域是指法律效力所及的空间范围或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地区。由于各法域法律制度不同，具体法律规定必有不同，在调整法域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时使用不同法域的法律就会导致不同的后果。可见区际法律冲突是在调整这种涉及相关法域因素的法律关系时，有关法域的法律在效力上的抵触。需要说明的是，不同法域间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多方面的，不同法律关系由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各法域调整不同法律关系部门是有差异的。因此，广义上看，法律冲突有可能是民商法等私法之间的冲突，或者是刑法、行政法等公法之间的冲突。一般认为公法具有很强的属地性，各法域原则上只适用内法域的公法，即不承认其他法域公法在内法域的效力。因此各法域公法虽不同，但法律冲突很少。而各法域间民商事法律关系是大量存在的，如果各法域都坚持属地原则，不承认外法域民商法律的“域外”效力，势必造成当事人利益的损害和民事关系的不稳定，从而抑制各法域正常的民商事交往，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各法域普遍承认外法域私法在内法域的效力，使外法域法律与内法域法律在解决法域间民商事法律关系时处于同等的可选择地位。通常所指区际法律冲突主要是指民商事法律冲突。本文所探讨的即是在此意义上的区际法律冲突。
在中国的历史上，台湾、香港、澳门一直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但后来，香港和澳门分别为英国和葡萄牙强行占领，台湾则为政府辖制。于是，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和发展了相互差异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而且，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随着历史性的分割，其相互间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虽然，大陆和台湾都认为对方是中国的一部分，都不赞成分裂为两个国家（现在“”势力抬头，但其难成为主流），但双方各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在两岸之间实行开放之前，双方的对立导致相互关系的隔绝，二者之间形同异国、甚至敌国，即使今天两岸关系已有很大好转，实行了交往的开放（如“小三通”、春节直航等），但这种对立状况并未能彻底改变。
香港和澳门长期为英国和葡萄牙领治，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在妥善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之前，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关系，实际上是以中国与英国、中国与葡萄牙的关系的形式建立的，为不同国家间的关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统一中国日益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为顺应民心，完成统一祖国大业，中国政府率先做出以诚意统一祖国的姿态。考虑到历史的原因使台湾、香港、澳门适用不同于内地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经济得到了不同的发展，若强求中国在一种制度下统一，要求香港、台湾、澳门改变现行制度，必将损害这三个地区人民的现实利益，破坏这三个地区的繁荣稳定，不利于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完成，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以“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中国统一后，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四个区域各自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局部改变，各自享有立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中国政府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从解决提出的，但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经过多次协商和谈判，这一政策终于先后为英国和葡萄牙政府接受。1984年12月19日，中英正式签署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继而，1987年4月13日，中葡也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两个联合声明确立了香港和澳门将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按“一国两制”政策分别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原则。
中英和中葡之间的联合生声明的签署是中国实现统一的第一步，两个联合声明得到了内地和港澳人民的普遍拥赞。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后，香港和澳门作为中国国内两个实行不同于大陆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被确定下来。香港和澳门已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以后，成为中国范围内的两个独立的法律区域，“一国两制”政策顺利在香港和澳门实施。
同时，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的努力，并怀有巨大的诚意，期望与台湾当局协谈，以港澳模式，同样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这一努力已经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即使在没有统一问题的现在，由于两岸公认台湾属于中国的一个部分，也有理由将台湾视为中国国内的一个特殊法域。
因此，中国将形成为一个有四个不同法域存在的复合法域国家。在中国国内，四个法域之间的交往关系，会引起涉及多个法域的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冲突，也必然引起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这就是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所谓中国区际冲突，是指中国范围内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个法域之间的利益冲突及法律冲突。
二、中国区际冲突的现状
从理论上说，1997年以前，中国的区际冲突是不会产生的，因为台湾还未统一，香港和澳门也并未回归。中国大陆与台湾还未能统一，是否能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冲突称为区际冲突，或有此一问。因为所谓区际冲突一般是指统一国家内各法域的冲突。关于这一问题，中国的状况十分特殊，仅从理论上着眼是不够的。
如前所述，两岸一直认为，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国家，所谓统一，实为政治的统一，因此，在统一前，台湾应是中国范围内的一个特殊法域，与大陆之间的冲突，应视为一种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形式。如果将统一前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冲突视为国际冲突，则有违于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极不利于祖国的统一。
这一点，在台湾学者中也有同论，如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王志文即认为：“由于目前海峡双方统治当局均主张‘一个中国’，从而就此一意义而言，两岸之间的法律冲突即不能与一般所称的‘国际法律冲突’相提并论，而应被归类为一种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尽管他同时谈到两岸间的冲突与政治统一情形下的区际冲突不尽相同，但也认为将区际法律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两岸间的冲突的解决，仍是现阶段较为务实可行的做法。
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法律冲突还涉及到另一相关问题。一般认为，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之一是法律域外效力的承认，大陆和台湾目前尚不能相互承认对方法律在域内的效力，那么，是否两岸之间不存在法律冲突？
笔者认为，法律冲突的产生以不同法域之间利益关系的产生为诱导，只要有涉及多个法域的利益冲突关系的存在，就必定有法律冲突问题存在，而不以法律域外效力的承认为绝对前提。大陆与台湾虽然目前没有相互承认对方法律在己方域内的效力，但由于两岸交往已在不同范围和程度开放，同时涉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数量日增，因而带来大量的法律冲突问题，以至两岸理论、立法和实践各界都对两岸之间的冲突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由此可见，尽管目前大陆与台湾在政治上尚未统一，对对方法律在己方域内的效力尚未相互承认，但自两岸开放至今，始终存在着大量的两岸之间的交往关系，存在着两岸之间特殊的区际法律冲突。将来大陆和台湾达成了政治上的统一，那么，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台湾将继香港和澳门之后，成为中国又一个特别行政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冲突将成为政治统一情形下的真正意义上的区际法律冲突。
内地和香港、澳门之间的冲突关系也将经过两个发展阶段。由于历史原因，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关系历来相当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冲突关系一般视为国际冲突，多援用各自国际冲突法规则解决之。现在，虽然已分别制定《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从法律上确定了香港和澳门将成为中国的两个独立法域，但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的过渡期，两地仍分别由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负责行政管理。因此，在1997年和1999年以前，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冲突仍应属于国际法律冲突性质。1997年和1999年后，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成为中国境内两个新的独立法域，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才成为现实。
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关系一经确定，就无法将相互间的法律冲突仅视为国际法律冲突，在这种国际法律冲突向区际法律冲突过渡中，二者之间的界限有时是不必截然划分的。
香港和澳门在1997年以前分属英国和葡萄牙辖治，相互间冲突属国际法律冲突；1997年至1999年之间，香港已属于中国的一个法域，港澳冲突仍带有国际性；1999年后，澳门也成为中国的一个法域，港澳冲突则属区际法律冲突。
台湾与香港、澳门之间的冲突关系较为复杂。1997年和1999年以前，台湾与港澳之间的冲突应属国际法律冲突，无论大陆和台湾在看待台湾的地位方面如何有分歧，但对此都应有一致的理解。惟在1997年和1999年之后如何看待台湾与港澳关系，两岸稍有分歧。
在大陆看来，香港和澳门回归后，无论大陆和台湾是否已经在政治上统一，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法域，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法律冲突，都只能属于区际法律冲突。
但台湾在此问题上却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台湾当局一直声称自己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在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签署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时，台湾“外交部”曾发表声明，认为在涉及香港和澳门的归还问题上，台湾为唯一合法的谈判对象，因此中国政府与英国和葡萄牙之间有关香港和澳门的任何协议均属无效，台湾概不予承认。
但台湾方面也知道，此种声明无异于徒劳。台湾学者对台湾当局对澳门问题的声明评论道，为此一声明之本身，尚无法阻止中国政府收回澳门之行动，亦难以阻止中国政府未来以区际冲突法之理念看待大陆和台湾间之法律冲突问题。自然，在香港问题上也是一样。
所以，台湾方面虽然做出过声明，但对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成为中国两个法域的前景，不得不认可，并做出相应调整。他们已认识到：“97及99年之后，港澳将完全脱离外国殖民地之地位，届时台湾与港澳之法律冲突自不能再以国际法律冲突之原理处理，亦无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之适用余地。”
然而，台湾与香港、澳门之间关系究竟如何确定，尚未说明。对此，台湾学者评论道，1997及1999年之后港澳与大陆之间关系，应属于地方与中央关系，然而解释港澳与台湾之相互关系究竟为何，则较不易定位。未来港澳两地如欲继续与台湾发展多元化之关系，势必须在《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对于外国在港澳设立代表机构之问题设有明确规定，但港澳当局显然并不能将台湾定位为外国；《香港基本法》与《澳门基本法》虽然提及港澳与中国大陆其他省、市等地方行政区域之关系，但台湾目前还未处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之下，因此未来港澳应在何种法理基础上界定台港澳之关系，即有待进一步探究与厘清……另一方面，届时台湾应如何定位港澳，也需要首先建立明确的法理依据。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于1993年1月表示，未来港澳将被定位为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特别区域。此种定位原则与中国政府将港澳定位为特别行政区之原则有相近之处；所不同的是，港澳特区与大陆将有事实上之行政隶属关系，但与台湾之间则没有。
在此，虽然没有明言台港澳之间应属区际关系，但既已认为台港澳关系将不再是国际关系，而又已承认港澳为中国的特别区域，那么，台港澳关系应为区际关系，其相互间法律冲突应为区际法律冲突，则不言而喻。香港和澳门基本法中没有关于港澳与台湾之间关系的规定，这一问题有待港澳将来自行立法作规定，但将来港澳对于台湾之间的关系也只可能确定为区际关系，其间法律冲突只能被视为区际法律冲突。
所谓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不仅是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冲突，也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地区相互之间的冲突。港澳台无疑是将来中国国内三个十分重要的区域，在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各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其相互间的关系及冲突的调整对整个中国影响甚大。但纵观国内法学理论界，极少注意港澳台三者间关系及冲突问题。如加强此方面研究，或许有利于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调整。
三、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
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同世界上现有的多法域国家的法律冲突相比，有明显的区别。它有下列一些重要的特点：
第一，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包括同一社会制度下的区际法律冲突与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区际法律冲突。
世界上现有的多法域国家的法律冲突，都是一国一制下的法律冲突……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一致，或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或者都是社会主义制度（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由于这些国家具有统一的社会制度，因而其各地区的法律都具有同样的阶级本质，都有同样的基本原则。这些国家内各地区法律的共同点是主要的，其不同点是次要的。这种区际法律冲突比较容易解决。而我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法律冲突，是一国两制下的法律冲突，是社会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的冲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中国对港澳恢复行使后，港澳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上述地区还将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财政独立权、社会治安维持权。其原有的法律除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或者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就香港来说，其原有的法律有以下几种：
1.普通法和衡平法，这是英国通行的法律；
2.条例，这是香港总督根据立法局的建议或经立法局同意而制定的法律，当然也是根据英国的法律原则制定的；
3.附属立法，亦称授权立法，是香港的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或各种独立的管理机关制定的、调整某些特殊关系的规范性文件，包括电力、电视、供水、公共交通、旅游等方面的规则；
4.习惯法，即中国过去的习惯法，主要是清朝时的法律和习惯，其适用范围很窄，仅在上述法律没有规定的领域内适用之，主要用于亲属关系、继承等方面。
香港的上述法律，同我国大陆的法律有根本性质的差别，不可避免会发生法律冲突。例如，香港法律规定21周岁为成年，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18周岁为成年，相差3周岁。另一方面，香港法律规定男女16岁可结婚，比我国婚姻法规定低4-6岁。这样，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定约能力问题上，在婚姻关系的结婚年龄问题上必然有法律冲突。大陆与澳门台湾也会有类似情况。这种法律冲突，是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冲突，是根本性质的冲突，而非形式的冲突。
港澳台三个特别行政区之间也存在着法律冲突，这种法律冲突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冲突，是相同社会制度下的法律冲突，但它与多法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情况。多法域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统一的宪法和各项主要的法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从全局来说，法律是统一的，冲突是局部的。但在港澳台三个特别行政区之间并无统辖三区的宪法性法律和主要的部门法，因此港澳台之间的法律冲突较之多法域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要复杂一些。
由此可见，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有同一社会制度下的区际法律冲突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区际法律冲突。而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是无统一宪法性法律和各主要部门法情况下的法律冲突，这是我国区际法律冲突和任何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会呈现出其他多法域国家未曾有过的特殊的复杂情况。
第二，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表现了三大法系之间的法律冲突。
我国大陆各省区属社会主义法系，香港属普通法系（英美法系），台湾和澳门属大陆法系。这种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其他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有属于不同法系之间的法律冲突。美国大多数州属于普通法系，只有路易斯安娜州属大陆法系；加拿大属普通法系，但魁北克省属大陆法系。这两个国家内部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两大法系的法律冲突的因素。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都是同一法系内部的法律冲突。但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却具有三个法系的法律冲突的性质。
第三，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不仅包括各法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且还有国际协定适用上的冲突。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第29条规定：“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或另经确定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之约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目前，世界上各多法域国家，其中央政府缔结、批准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通过一定法律程序适用于其全部领土，而地方政府则无权对外缔结国际条约，所以在适用国际条约方面没有矛盾。而在我国，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附件一第十一节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订和履行有关协定”。中国“缔结的国际协定，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也有这样的规定。依上述规定，港澳等特别行政区，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等领域有一定缔约权，而我国中央政府缔结、批准和参加的国际协定有可能不适用于港澳，而港澳独立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协定不在中国大陆生效。这样，涉港澳案件就不仅会发生大陆与港澳的法律冲突，而且可能发生是否适用国际协定的冲突。因为有些国际条约明确规定，在当事人选择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时，或国际私法规则指向某一缔约国法律时应适用该国所参加的国际条约。因此，若某一涉港或涉澳案件，涉及某一国际协定，而该协定只有中国中央政府或港、澳特别行政区政府一方参加时，就会发生适用该国际协定，还是适用中国法，还是适用港、澳法的问题。在其他多法域国家一般不发生这类问题。
第四，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单一国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情况下的法律冲突。
我国是单一制国制，但港、澳、台三个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不仅远远超过大陆各民族自治地方，而且也超过世界各联邦国家的州或成员共和国。在立法和司法上，特别行政区享有广泛的权力，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与其他多法域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大不相同。其他多法域国家，全国性的法律对国内各法域的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约束力。在立法方面，中央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其效力高于地方制定的法律。例如前南斯拉夫宪法第206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共和国自治省的宪法“不得违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与依照本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即使与任何州的宪法或法律相抵触时，各州法官均应遵守”。在瑞士，联邦法律与州法律相抵触时，总是适用联邦法律。在司法方面，各多法域国家的终审权一般归中央的最高法院。美国属于联邦性质的案件，终审权归联邦最高法院，只有属于各州的案件，州法院才有终审权。而且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对各州法院均有约束力。英国也有类似情况。这种立法权和司法权在基本方面的统一，为全国法制的统一和各地区法律冲突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我国大陆和港澳台等特别行政区的情况却不然。港澳台只有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实行基本法，还有其原来的法律（与基本法抵触者除外），以及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样，特别行政区法律和处于完全平行的地位。特别行政区还有终审权。因此特别行政区在立法和司法上几乎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除了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外，中央的立法、司法机关不能对特别行政区立法、司法施加影响，进行控制。从而就增加了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复杂性和解决这种冲突的艰巨性。
由此可见，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虽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有质的区别，但却包含了这些国际法律冲突的特点。在制定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方案时，需考虑到这一情况。
四、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模式
在了解了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和区际冲突法的产生、现状和特点之后，我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是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调整模式及其完善。中国区际冲突法律在调整冲突的实践中得以完善，而只有较为完善的区际冲突法，才能更好的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
在调整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方法中，以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为主要的方法，法律的统一应该成为各法域解决冲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坚持这一方法，可避免各法域以政治观念和方式解决法律冲突，从而破坏中国区际冲突法的正常完善和发展，以至有损于祖国统一。以法律方法为主导，主要是立法和司法方面，逐步完善区际冲突法，并依靠区际司法协助，促进和保障法律冲突的有效解决、以及区际冲突法的有效适用。中国区际冲突法的完善，应体现为调整区际冲突的法律规则的完善。这一完善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寻求和发展解决利益冲突和法律冲突所必需的合理、公正、有效的规则；二是寻求和发展各法域调整区际法律冲突所采用的一致和相近的规则。此两方面必须同时促进，方能使中国区际冲突法趋于完善。因此，本文将在研究调整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法律规则的完善时，既探讨调整冲突关系更合理、更有效的规则，又比较四个法域的有关规则的异同，以期寻找各法域规则趋近的途径。
（一）立法途径：平等协商签订区际法律协议
关于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立法途径，大陆学者提出以下解决方法：一是统一实体法的途径；二是订立冲突法的途径；三是类推适用国际私法途径。统一实体法的途径固然是消除区际法律冲突的根本方法。但是一般认为目前已知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法域较难具备统一实体法的条件，而且这一设想与“一国两制”原则相冲突，所以这一设想几乎为所有学者所不取。
制定冲突法的途径包括订立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和各法域的区际冲突法两种方法。关于统一制定全国性的区际冲突法，大陆绝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一观点。也有学者反对这一设想，其理由是中国的四法域共同制定统一的冲突法条件尚不成熟。笔者也持这一观点，因为制定共同的冲突法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不切合实际。关于分别制定各法域的区际冲突法，大陆只有少数学者支持这一观点，台湾部分学者主张大陆也应制定自己的冲突法，他们认为：“由于目前实行于港澳两地之法律，与大陆内地之法律存在明显之差异，因此港澳与大陆内地之间的法律冲突现象较多。部分学者认为大陆即应发展一套新的冲突规范，以处理与港澳法律之法律冲突。”于1989年颁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和1997年颁布的《台湾地区与港澳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具有一些区际冲突法的内容，旨在调整其与大陆和港澳的法律冲突。大陆目前并未制定区际法律冲突规范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不过，有学者设计了一种地区性的冲突规范：《深圳经济特区涉港澳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条例》（建议稿）。但是由于各自制定冲突规范，有可能造成法域之间的冲突规范的冲突，所以，笔者认为这一方法难以实行。
类推适用国际私法，即参照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的规范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目前这种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反对观点认为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的根本性质和解决原则均不相同，因而不宜套用。我们认为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解决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确实也不合适。
如何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严格遵循“一国两制”的政治原则；其次应该充分尊重各法域的实际情况。四法域平等协商签订区际法律协议，是目前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合适的和可行的方式。
首先，平等协商签订区际法律协议方式，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提出的解决区际司法联系包括法律冲突问题的途径。根据《香港基本法》第95条和《澳门基本法》第93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的协助。对于平等协商签订协议，这里所谓协议，是指一国范围之内各个法域之间所达成的法律协议，而非国与国之间的协定或者条约，强调的是坚持“一国”宗旨；这里所谓协商，是指四个法域之间地位平等，通过讨论协商达成法律协议。在此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尊重“两制”原则。所以，平等协商签订协议方式符合“一国两制”原则。
其次，平等协商签订区际法律协议的方式，是两岸四地能够接受和可能实施的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方法。通过签订区际法律协议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能够充分体现法域平等原则。法域平等是中国“一国两制”政治制度确定的法律原则。以平等协商签订协议的方式协调各法域的法律冲突，完全不影响各法域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实践中，通过签订协议进行区际司法联系已有成功尝试。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大陆与香港已通过平等协商签订了若干个法律协议。例如，1999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在深圳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司法文书的安排》。又如，1999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在深圳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虽然目前这些法律协议仅仅限于司法协助范围，但是这种协议形式无疑提供了一种适当的方式，今后两地解决相互间的法律冲突问题同样可以效仿。推而广之，今后大陆与澳门、大陆与台湾都可采用签订法律协议方式解决相互间的法律冲突和司法协助等问题。
签订区际法律协议作为中国一种联系区际司法工作和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目前也正处于探索阶段。为了促进这项工作，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性质。区际法律协议是指法域之间就解决有关的法律冲突问题而签署的法律文件，内容包括解决有关法律冲突问题的原则、规则、方法和程序。这些法律文件对签署协议的法域具有法律效力，法域之间发生法律冲突，如属协议内容，则有义务按照有关协议解决。作为一种法律协议，在形式上具有灵活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协议内容不仅可以包括法律冲突规范原则，而且也可以包括司法协助程序内容。协议既可以就某个急需解决的法律冲突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以应急需；也可以对一些经过实践的法律冲突问题重新签署协议，以利形成较成熟的法律冲突规范和司法协助协议。可见，区际法律协议一方面可以视为中国区际冲突规范的雏形，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区际司法协助法的尝试。
2.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签订原则。签订中国区际法律协议的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相互尊重对方法律制度原则。四法域的法律各有自己的历史延续和文化传承，在签订法律协议时，法域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不得强求。
（2）参照有关国际条约原则。由于国际条约为许多国家所认可，成为国际通行惯例，四法域参照有关国际条约签订法律协议，内容易为各方接受。实践中，参照国际条约签订区际法律协议，已为大陆和香港所尝试。例如，近年所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就参照了《海牙送达公约-》；《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则参照了关于相互执行仲裁的《纽约公约》。
（3）促进相互之间法律趋同原则。签订区际法律协议，目的在于协调四地司法关系，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所以四法域应当具有求同的积极态度，促进法律趋同，减少法律摩擦。
（4）适当保留公共秩序原则。由于四法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在签订有关法律协议时，应该允许一方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作法律上的保留规定或者例外规定。
3.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法域代表。签订中国区际法律协议的法域代表，我们建议应该由各法域各自推举立法官员、司法官员、行政官员和法律专家等组成专门的委员会，通过立法确认或者法律授权，使之具有法域代表资格，有权代表本法域与他法域签订法律协议。目前，大陆与香港签订的司法协议，大陆方面多以最高人民法院出面，而香港方面出现的不仅不是终审法院，而是香港高等法院，或者香港律政司。我们认为，这一做法显然存在主体之间不对等或不对应的问题。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终审法院或者澳门终审法院签订司法协议，同样也不合适。因为根据宪法，最高人民法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香港终审法院、澳门终审法院虽然在其他区司法上享有终审权，但并非一个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在法理上也属中国地方法院之列。所以，最高人民法院不宜出面签订区际法律协议。另外，中国省市自治区地方法院是否可以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签订法律协议？第一种观点持肯定态度，其根据是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都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法协助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因而认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都可以与香港、澳门法院签订法律协议。第二种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不能以行政区域划分来解释《基本法》中的全国其他地区，要求香港、澳门同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分别签订协议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全国其他地区应指大陆地区法域”。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大陆应该视为一个法域整体，应该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组成法域代表，签订区际法律协议。
4.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签订方式。四个法域可以相互签订法律协议，既可以是大陆与香港、或者大陆与澳门、或者大陆与台湾之间签订协议，也可以是香港与台湾、香港与澳门、或者澳门与台湾之间签订协议。总之，是一个国家内四个法域之间相互签订协议。
5.关于区际法律协议的签订步骤。签订中国区际法律协议的步骤可以分两步：第一步，签订单独协议。各个法域根据相互需要以及实际条件，可以先就急待解决的某一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或者司法协助问题，分别签订法律协议。第二步，签订综合协议。随着时间推移和条件的成熟，四法域可以就相互之间的法律冲突问题签订综合性的协议。
（二）司法途径：积极合作开展区际司法协助。
一般认为，区际司法协助是指法域之间根据有关协议就诉讼文书的送达、委托调查取证和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司法问题或者其他与司法关系密切的问题进行互惠合作的活动。开展区际司法协助是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的实质举措。
目前，在区际司法协助问题上，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第一，法域之间已经开始签订有关司法协助协议。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高等法院签订了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协议和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协议。第二，法域之间已经开展了初步的司法协助工作，特别是在刑事法律领域。目前，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在香港和台北均设有中心局，与澳门警方也有着密切联系；大陆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专门设立了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广东联络处，处理涉及港、澳的刑事案件。二是通过司法协助途径，例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与香港廉政公署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合作，在相互提供证据、传询证人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又如，澳门警察机关和广东省公安机关定期举行粤澳两地治安会晤，在互通情报、遣返逃犯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互助关系。还有，大陆与台湾之间也曾在移交案犯上进行过合作。1989年，双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大陆警方将抓获的台湾案犯杨明宗移交给台湾警方。1999年，通过双方红十字会组织，台湾警方将潜逃至台湾的大陆重大经济案犯吴大鹏移交给内地司法机关，由此达成“金门协议”。同年据此协议，大陆警方将特大枪支走私案犯吴文信等17名台籍案犯遣送台湾。尽管区际司法协助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毋庸讳言的是，目前区际司法协助范围狭窄、手续复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四法域之间司法联系和合作的现实需要。法域之间开展区际司法协助作为一种社会现实需求，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已更加强烈和迫切。由于区际司法协助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加之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较之其他复合法域国家法律冲突更为复杂，所以中国区际司法协助有一个探索和磨合的过程。目前，关于区际司法协助方面，以下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1.关于区际司法协助的主体。目前形成三种意见。一是法院主体论，认为司法协助是指不同法域内的法院之间相互代为诉讼行为，所以法院是进行司法协助的有权机关。二是司法机关主体论，认为司法协助主体包括所有司法机关。三是有权机关主体论，认为依法享有职权的任何机关都是司法协助的主体。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根据复合法域国家区际司法协助的丰富实践和当今世界司法协助理论的最新发展，区际司法协助的内容与范围都已扩展，既有民事、刑事方面的司法协助，也有商事仲裁、行政司法方面的司法协助。所以，区际司法协助主体已不限于不同法域的司法机关之间，而扩展到其他主管机关之间。例如，公证机关之间进行协助相互认可公证文书；又如，各法域的税务机关相互委托进行税务审查，等等。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区际司法协助主体不仅应该包括各法域的法院、检察院、警察局等司法机构及具有司法机关性质的行政机构，例如香港的廉政公署、澳门的反贪公署；且应该包括公证机关、税务机关、海关、仲裁机构等依法行使职权的专门机构。
2.关于区际司法协助的范围。司法协助范围素有宽窄之争。由于区际司法协助并不涉及问题，为了更妥善地解决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区际司法协助范围应该宽泛一些。笔者认为中国区际司法协助应该包括民事、商事、刑事、行政司法协助四大类别，区际民事、商事司法协助应该包括司法文书相互送达、协助调查取证、相互承认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代为执行某些强制措施（搜查、扣押、冻结帐户、没收财产）、相互提供公证、相互提供法律情报资料等项内容。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应该包括相互协助缉捕和遣返罪犯、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为其他法域的刑事诉讼活动提供服务性的协助（包括司法文书送达，询问证人、嫌疑犯，移送证据，委托勘验、鉴定）、被判刑人移管等项内容。区际行政司法协助可以包括各法域的海关相互合作打击走私活动，税务机关相互提供帮助，进行税务审查等。
3.关于区际司法协助的程序要求。区际司法协助是一个国家内的不同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所以无须如同国际司法协助那样设定复杂的繁琐的审查程序。应该以有利于各法域开展诉讼活动或者司法行政活动为出发点，尽可能地简化司法协助审查程序，减少不必要的限制规定。例如，在相互遣返罪犯上，就不应该采用国际罪犯引渡制度中的“双重审查制度”和“双重归罪原则”，而应相互尊重对方法域的刑事法律和司法行为，直接给予认可与协助。
（三）、其他途径
1.互派学生
自中国政府开始将以“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事业付诸实践以来，内地与港澳即已互派学生到对方学习法律，一向封闭的海峡两岸现在也已开始互相接待对方的学生。现在，大陆已有10多所大学招收港澳台各类学生，其中，中国政法大学等政法院校也已向港澳台地区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政法院校中，港澳台地区学生系统的学陆地区法律，学成之后，他们将成为港澳台地区对有较全面、深入了解的人员。四个地区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更是日趋频繁，其规模和所涉范围不断扩大。互派学生和举行交流活动都能收到良好效果，基础进法律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熟悉，开发相互之间的共识。这些都会对中国区际法律冲突起到有力的作用。
2.互派考律师资格者
在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中，律师可起到很大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状况形成初期，由于各地区解决法律冲突的立法不完善，律师往往可起到弥补立法不足的作用。此外，在区际法律冲突解决中，各地区的律师还可提供域外法律的内容，代当事人到外法域出庭，以及办理其他涉外法域的法律事务等等。可见，律师在区际法律冲突解决中有着其独特的作用。但律师要真正起到上述作用，必须要在熟知本法域法律以外，还能了解其他法域法律，并可在其他法域已律师身份进行活动。
律师要熟知外法域法律不是很容易的。同时，各地区律师法一般都规定，只有通过本地区律师资格考核的人，才能在本地区以律师身份从事相关活动。大陆《律师法》、台湾地区《律师法》、澳门《律师通则》都有这类规定。因此，各地区应准许其他三地区人员到本地区从事律师资格的考核，合格者授予律师资格，可在本地区从事律师工作。这样，一方面，各地区人员通过到其他三个地区参加资格考核，以及取得律师资格后在当地工作，便可对所在地区法律有直接、广泛的了解，能准确地为本地区法院和当事人提供所在地区法律的内容；另一方面，取得所在地区律师资格的律师，可在该地区以律师身份活动，这些人既同时熟知本地区法律和所在地区法律，又具有同时在两个地区以合法身份活动的便利，在解决两个地区法律冲突中可起到更全面的作用。可见，各地区相互派出人员到对方地区考核律师资格，是一种十分有利于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方法。
3.互派司法人员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困难，大多产生于司法环节，如司法人员对外域法的不了解，造成外域法难以适用或适用错误的结果；了解外域法的困难，致使司法人员不愿适用外域法，外域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排除适用；在提供法律内容、基于司法协作方面，各地区司法人员缺乏合作等等，解决这些困难，除了上述两种方法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各地区互派司法人员到对方法域工作。
一个地区司法人员到另一地区内工作，可使所在地区司法机关在必要时，很便利的向派出地区在所在地区工作的司法人员寻求提供派出地区法律内容、在派出地区内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在派出地区承认和执行所在地区判决等方面的协作。这比一个地区司法人员到另一地区内去完成这些工作或寻求完成这些工作所需的援助要便利得多。同时通过各地区司法人员之间的这种交往和相互协作的关系，可促使它们之间发展一种友好和熟悉的关系，建立积极和默契合作的基础，也可有助于各地区司法人员对其他地区法律的了解和理解。
（一）、区际司法协助的起源与概念2
（二）、区际司法协助的原则3
二、澳门与内地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现状4
（一）、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法律渊源4
（二）、澳门司法协助的内容范围与司法协助机关5
（三）、澳门司法协助情况统计6
三、澳门统一区际司法协助草案的内容探索7
（一）、总则7
（二）、司法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9
（三）、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9
1）、民商事裁决与仲裁的范围10
2）、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提出及附件10
3）、提交裁决承认与执行请求的两地主管法院11
4）、作出裁决法院的管辖权确定标准11
5）有关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程序问题12
6）、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及其拒绝的标准12
7）、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效力与费用13
8）、附则13
四、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前景13
一、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原则
（一）、区际司法协助的起源与概念
从14世纪起,后期的注释学派代表巴特鲁士（bartolus,1314-1357）与他的学生巴尔杜斯（bardus,1327-1400）在研究法律冲突式时所提出的法则区别说成为区际私法和国际私法的基础。以后又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司法协助，它被称为国际司法协助。
然而，从区际司法协助上的性质来分析，区际司法协助与国际司法协助是有区别的。区际司法协助是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独立法域之间为保证实现本法域司法权，相互代为履行某些诉讼职能或提供某些便利的制度,区际司法协助是与一个国家有关的司法协助，它属于（单一制或联邦制）复合法域国家的国内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个国家内与另一国家内的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司法协助）属于国际条约的范畴，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与两个以上有关的司法协助，它不属于区际司法协助，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内法。虽然在的标准上，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冲突法也以是否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来区分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冲突法，但是区际司法协助却往往并不像区际冲突法与国际（私法）冲突法那样仅限于具有域外效力的民商法领域。区际司法协助可以包括私法与公法的内容，它可分为民事司法协助、刑事司法协助和行政司法协助(比如：欧洲委员会1977年通过的《关于在行政案件中向国外送达文书的欧洲公约》)，但尤以刑法与民商法的协助为主。
除此之外，从区际司法协助内容上分析，区际司法协助还可分为狭义区际司法协助和广义区际司法协助。持狭义观点的认为，司法协助仅限于一国中独立法域之间送达诉讼文书、代为询问当事人和证人以及收集证据。英美国家、德国和日本的学者多持此种狭义观点。澳门与
适用于不同国家中的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而制定的，它原不属于澳门与内地区际司法协助的范围。在已有的区际司法协助的情况下不能简单照搬。
至于其它关于澳门与内地关于法院裁决（包括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虽然还没有司法协助协议，但是由于澳门实行的是单边的有限度的开放主义，也即“有条件单向承认”的原则，所以澳门与内地及与国外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典第1199条至1205条的审查程序处理。在没有其它优先的法律规定（比如澳门民法典第1条第三款规定：适用于澳门的国际协议优于普通法律）的情况下，外地法院的裁决或仲裁员的裁决可以以普通执行程序处理，也即按民事诉讼法典第24条由初级法院执行（但是由中级法院受理）。
（二）、澳门司法协助的内容范围与司法协助机关
行政长官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第3/1999号法律第6条第1款及第5条（3）项的规定，命令公布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内地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在内地包括劳动争议案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包括民事劳工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均适用本安排。在完成受托事项的期限方面，送达文书最迟不得超过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两个月，调取证据最迟不得超过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三个月。委托书应当以中文文本提出。所附司法文书及其它相关文件没有中文文本的，应当提供中文译本。受委托方法院收到委托书后，不得以其本辖区法律规定对委托方法院审理的该民商事案件享有专属管辖权或不承认对该请求事项提讼的权利为由，不予执行受托事项。受委托方法院在执行受托事项时，如果该事项不属于法院职权范围，或者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该受托事项将违反其基本法律原则或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认为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执行该受托事项将违反其基本法律原则或公共秩序的，可以不予执行，但应当及时向委托方法院书面说明不予执行的原因。此外，委托方法院可以根据委托方法院的请求代为查询并提供本辖区的有关法律。
从司法协助机关方面来看，双方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均须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进行。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可以直接相互委托送达和调取证据。
至于关于澳门与内地或国外关于法院裁决（包括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主要按以上提到的民事诉讼法典的相关内容处理。涉及确认的管辖法院按9/1999号文件有中级法院处理，涉及确认的审查条件按照民诉法典第1200条等相关条款。
（三）、澳门司法协助情况统计
从内地法院通过澳门终审法院委托澳门各法院的送达司法文书与调查取证方面来分析，从2001年7月3日起至2004年3月16日有递增的趋势。2001年司法协助案件为8件，2002年为34件，2003年53件，2004年从1月1日起至3月16日有10件。但与澳门法院通过国内各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国内法院办理送达司法文书与调查取证相比较，澳门法院委托内地法院的司法协助的案件相对较少。从2001年至2004年3月16日共有14件，这与澳门与内地人口与疆域悬殊有关。从比例上看，实际上澳门委托内地的司法协助比内地委托澳门的法院要多。
如果从送达司法文书与调查取证两个方面来统计完成的情况的话，那幺从2001年7月3日起至2004年3月16日内地法院完成送达司法文书案件为94件，待完成为8件；完成调查取证2件，待完成为1件。共计完成数为96件，待完成数为9件。在同一期间，澳门法院完成送达司法文书案件为3件，待完成的为1件，完成调查取证9件，待完成的1件。从中可以看出，澳门法院在完成的调查取证数上远远高出内地众多法院完成对澳门所请求的调查取证。
总之，两地法院完成司法协助数为108件，待完成的11件。从两地法院的数值来看内地与澳门随着经济的交往，司法上的协助日益重要，这符合世界各国以往所出现的趋势。加上2003年10月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这种重要性的分量会更重。
除刑事司法协助与行政司法协助之外，上述的民商事司法协助的统计数值的内容也值得分析。从司法协助相关的案件的类型来看，最多的是买卖合同纠纷，然后依次为经济纠纷、股权转让协议纠纷、其它合同纠纷包括借贷合同纠纷等等。他涉及到合同法与公司法等领域。其它诸如离婚、侵权、继承、破产、商标与专利、抚养等也有涉及。这表明内地与澳门的民商事司法协助主要集中在民商法与经济法领域。而从所请求的内地法院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占请求数的31.43%,其次是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占请求数的17.14%,依次为福建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与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为最高人民法院，较少的为江苏与浙江以及四川高级人民法院。从中可以看到，除了上海作为
澳门民事诉讼法第24条由初级法院执行。
2、应规定区际司法协助的范围及拒绝司法协助的原则。在区际司法协助的范围方面，缔约双方应根据协议相互提供下列司法协助：1）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2）代为调查取证；3）承认和执行法院裁决和仲裁裁决。3)协议规定的其它协助。如协议是兼有民事、刑事方面内容的司法协助条约或协议，还需加上其它内容。
司法协助的拒绝是指如果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提供某项司法协助有损于本法域的公共利益或违反本法域公共政策，或者认为按照本法域法律，该项请求不属本司法协助所指主管机关的职权范围，可以拒绝提供司法协助，但须将拒绝的理由通知提出请求的缔约一方。在刑法等方面另有规定，比如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政治性质或为军事犯罪时，而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请求所涉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时，需要本着“一国两制”精神论证理由才可以拒绝等。
3.应规定区际司法协助的适用法。缔约双方在本法域内实施司法协助的措施，各自适用其本法域法律，但司法协助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被请求一方的中心机关按照本法域的法律规定，决定采用最适当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被请求一方的法院代为调查取证的方式，适用本法域法律，必要时可以实施本法域法律规定的适当的强制措施。在执行司法协助请求时，被请求机关应适用其本法域的法律，根据请求，它也可以采用请求书所特别要求的方式，但以不违反上述法律为限。
此外，可参照相关的司法协助公约去规定诉讼费用的预付、减免（法律援助）、诉讼费用的保证金、中文文字与翻译文字。在民商兼有刑事与行政的司法协助协议中，还需对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的保护与费用的补偿做出规定。
（二）、司法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
如上述所述，行政长官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第3/1999号法律第6条第1款及第5条（3）项的规定，已命令公布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注意与香港相比，香港没有调查取证的内容）。所以，就澳门与内地的民商事协助而言，如有必要，可根据此协议结合双方的实践对相关条款作出修改与补充。在此不再阐述。
（三）、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澳门与内地在法院民商事裁决（判决等）与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目前还没有司法协助协议。而香港与内地已有了互相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澳门可以加以参考。此外，葡萄牙虽然于1994年10月18日有保留批准加入纽约公约，但是并没有将公约延伸到澳门。但是
裁决的情况下，根据在其法域内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未参加诉讼并被缺席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已被适当地通知应诉；d)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事先未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诉讼标的作出最终裁决；f)在作出该裁决的诉讼程序开始前，相同当事人未就同一诉讼标的在被请求的缔约一方法院提讼；g)被请求的缔约一方认为裁决的承认或执行不损害公共利益与法律；h)根据被请求的缔约一方的法律，裁决不论基于何种理由，都不是不可执行的；i)裁决或其结果均不与被请求的缔约一方任何法律的基本的与绝对的原则相抵触；j）根据法律规定，裁决不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
但是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a)按照被请求一方法律有关管辖权的规则，裁决是由无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b)在自然人的身份或能力方面，请求一方法院没有适用按照被请求一方区际私法冲突规则应适用的法律，但其所适用的法律可以得到相同结果的除外；c)根据作出裁决一方的法律，该裁决尚未确定或不具有执行力；d)败诉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传唤，因而没有出庭参加诉讼；e)裁决的强制执行有损于被请求一方的
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第39/2001号行政长官公告）。
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号。此安排于2001年2月1日起施行。
9.澳门还参加了相关的公约，它们是：《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公约》（1965年11月15日于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1970年3月18日于海牙）、《民事诉讼程序公约》（1954年3月1日于海牙）、《扶养儿童义务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1958年4月15日于海牙）、《未成年人保护的管辖权和准据法公约》（1961年10月5日于海牙）、《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公约》（1961年10月5日于海。
10.在1965年的海牙公约（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与司法外文文书）的公约中提出。
一、“一国两制”是我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
一项重要方针
本世纪末，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曾有过论述，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一国两制”，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理论带来些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具有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1]
按照传统的理论和模式，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只能允许一种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而绝不允许同时有另一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和发展。而实行“一国两制”后，就突破了“一国一制”的固有理论和模式，形成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它们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出现的一大奇观。
二、两种法律制度并存是1997年后中国法制的新特点
一国之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必然要求和导致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与之相伴，这就是说，在统一的中国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会是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和相得益彰。这将使中外法制史上罕见的政治法律现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诚然，在一个国家内，两种不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曾存在过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一种是在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另一种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制。但是，它们同今天实行“一国两制”而出现的两种法律制度的并存是完全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形成不同。1949年前的两法并存格局，是由于革命根据地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对立和斗争而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两个敌对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实行“一国两制”下的两种法律制度的并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本着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以协议和法律的方式产生的。其二，地位不同。1949年前，由于革命根据地只存在于部分地区，其法律制度也只局限于这些地域内生效，是地方性的。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其法律制度居统治地位，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允许根据地政权及其法律制度的存在。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在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制度，但它并不排斥、而是同特别行政区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长期并存。这是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并受其保障的。其三，关系不同。根据地的法律制度与国民党的法律制度并存，是在军事和政治对抗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敌对关系。且斗争的结局，必然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而“一国两制”下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制度，已不是原来那种对抗关系，在相互关系上，已由对抗转为非对抗，由彼此排斥转为彼此联系，同时并存。即内地的法律并不改变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时，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也不影响内地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
总之，在本世纪末我国出现的“一国两制”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不同于中外法制史上任何一种两法并存的情况，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在法制发展战略上的必然选择，是“一国两制”必然导致的法律结果和法律表现。它决定于并服务于“一国两制”，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提供法律保障，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固定化。这是“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制度基本结构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三、“一国两制”下中国立法制度的发展变化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对内地来说，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都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在实行“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对于涉及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则应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从坚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并发展两制间的共存关系出发，既要坚持在中国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原则，同时又要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既要坚持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又要有利于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为了全面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国家在立法时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又要考虑“两制”的要求，反映国家对特别行政区所采取的一整套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为此，在香港基本法中明确作出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的规定。
立法权一般是一个国家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讲的立法权限的划分，具体指的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在立法权限上的划分问题。
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改变我国原有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管辖的地方行政区域。这在基本法中都已明确作出了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因此，我国原来建立的国家立法体制和划分立法权限的基本原则，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原则，仍然适用于大陆内地。但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是与内地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权。与此相适应，在划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立法权限时，在基本法上都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它们都可以根据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这一点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基本法规定它们都设有立法机关，这种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可以同适用于内地的法律不一致，只要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和法定程序者，均属有效。这就突破了中国现行宪法规定的一般地方权力机关和民族自治机关所享有的立法权限。
按照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权力机关只能行使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而在“一国两制”下，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却享有立法权。对于这种立法权，应该怎样理解？显然，对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的规定，是不能用传统观念来作出解释的。这是因为，实行“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立法权就是这种高度自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这种立法权，是有新的含义的。它实际上是全国人大授予的特定立法权，既不同于中央的立法权，又有别于一般的地方立法权。这种规定的确是很独特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一种创新，是中国立法体制的一个特色。
四、“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变化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根据中英、中葡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97年7
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将于1999年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将来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后，无疑也将设立台湾特别行政区。在这些特别行政区内将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这将不仅会使我国的国家构成发生一定变化，而且也会使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实行“一国两制”，将突破我国原来的单一法律体系，从而形成在一国范围内多种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一般情况下，在单一制的国家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这不仅由于在单一制国家里只存在着一个最高的立法机关，一个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同时还由于在法律体系中所包含的各个部门法、各种法律规范，都统一地奠基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共同的政治本质和共同的指导原则。这种统一性是单一制国家法律体系的当然属性。如我国在实行“一国两制”前，就大陆来说，只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只存在着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主导的各部门法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着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是其统一性的主要依据及其标志。而实行“一国两制”后，在香港、澳门设立了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原有的法律将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可根据它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制定法律。这些原有的法律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根据基本法制定的法律，都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这样，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下，一国范围内就会出现几种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这里应该指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地位独特，它既在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特区”的根本大法，又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一国范围内多种法律体系的这种“并存”，并非“并列”或“并重”，而是在大陆内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体的前提下的并存。因为，第一，我国的主体部分，有12亿人口的地区实行的仍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在少数的、局部的特别行政区保留它们原有的法律体系；第二，这种地区性的法律体系，也要受到中国主体性法律体系的制约和影响。不论是保留下来的原有的法律，或由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都不得同全国人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所以，在“一国两制”下形成的中国法律体系，是以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体的多种法律体系并存的新体系。
其次，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法律传统或所属的法系来看，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即出现属于几种不同法系的法律。我国内地法律虽受民法法系的影响较大，带有民法法系模式的某些特点，但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实行“一国两制”后，在我国将存在普通法系传统和民法法系传统。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允许保留的原有的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等，原本就是属于普通法系的；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允许保留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将来对台湾实现“一国两制”，也允许保留其原有的法律，而后二者按它们的法律传统来说，属于民法法系。这样，实行“一国两制”后，在中国就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法律制度，而且还存在着多种法系，即中国社会主义法系和民法法系、普通法系。这种多元格局，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律体系的一大特色。
第三，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法律体系的内部结构，也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层次性。目前，就内地而言，它的法律体系除分为不同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外，在每一个法律部门中还有不同的层次。如在宪法这一法律部门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宪法外，还包括第二层次的部门法，如国家机关的组织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实行“一国两制”后，就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来说，除基本法和少数全国性法律外，还有被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将使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自成一个体系而存在。它们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部门法律。这些不同的部门法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又结成为不同的层次。这样，从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结构来看，将呈现更为复杂和各有特色的多层次性。
五、“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渊源体系的发展变化
在我国，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律渊源主要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四种。在“一国一制”的条件下，我国法律渊源的主要特点是采取制定法形式，上述几种法律渊源都是制定法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至于判例法还不是我国的法律渊源。当我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后，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我国法律渊源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根据两个基本法的规定，港澳两地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只要与基本法不相抵触或经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基本保留。这样在我国必然出现三种渊源体系并存的局面：一是就内地来看，以宪法为最高效力的，依次结成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渊源体系；二是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来看，它是以根据宪法制定的香港基本法为最高法典，之下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等组合的香港法律渊源体系；三是就澳门特别行政区来看，它也是以根据宪法制定的澳门基本法为最高法典，以及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和澳门原有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组成澳门法律渊源体系。这里，我们暂时不包括未来的台湾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渊源体系。总之，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的法律渊源体系不仅包括内地的法律渊源及其体系，也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渊源及其体系，在将来还要包括台湾的法律渊源及其体系。这种“一国两制”下法律渊源体系的特点是：既是统一的（都以宪法为依据），又是独立的（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既是多层次的（每种体系内部都有主从有序的、效力大小不同的层次），又是多样性的（就法律渊源的组成看，既有制定法，又有判例法，还有习惯法）。这种结构复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一国两制”的法律渊源体系，在中外法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六、“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发展变化
在我国，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机关，主要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由它们行使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及其主管部门对行政法规进行解释；国家地方政权机关对地方性法规进行解释。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大体与大陆法系的法律解释模式相似，而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制度有较大差别。因此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同香港的法律解释制度，有很大不同。同时，香港法制属于英美法系，其立法机关没有类似我国代议机关的广泛权力。它虽拥有立法权，可以制定或修改法律，但却不享有解释法律的权力。香港的行政机关在具体应用法律时，也不享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法律的权力。这就是说，在香港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不存在立法解释和行政解释，而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是香港的法院，即香港的任何法院都有权在审理具体的、个别的案件中进行法律解释。因而，在香港只有司法解释。这种司法解释的范围，不仅可以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还可以对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的界限加以解释和说明，而且只有这种司法解释才具有法律效力。
从上述我国内地和香港现行的法律解释制度来看，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为了贯
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在法律解释上，既不能完全按照我国现行的模式，一成不变地去确立立法解释的权限；也不能完全保留香港原来的法律解释制度。如由英国的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享有最高的法律解释权这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法律体制，在香港回归后就决不能保留下来，而必须加以废除。
应当如何建立适合于“一国两制”这一新情况的法律解释制度呢？同样只能依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即既要坚持“一国”，又要体现“两制”。这就是说，要兼顾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两个方面，要兼顾我国和香港现行法制中合理和可行的因素，既要保证中央对香港主权的行使，又要充分体现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为此，在香港基本法中对法律解释问题作出的规定是：
（1）对基本法的最高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基本法进行解释前，为了使解释能尽量符合香港实际和香港同胞的意愿，以及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应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3）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需对基本法中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的，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此外，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及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均享有解释权。香港的终审法院享有最高解释权，但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
上面着重讲了香港的情况。澳门地区的法律解释制度又不同于香港，而且也和我国内地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故在澳门基本法中，基本上依照香港基本法作出了相似的规定。
由此可见，在“一国两制”下，也将极大地突破我国原有的法律解释体制，从而形成内地和特别行政区多种法律解释体制并存的新局面，这也正是“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新变化。
七、“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适用制度的发展变化
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出现两种不同性质法律制度、多种法系并存的新局面，这无疑给我国法律的适用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发展。其中最主要的，首先是关于宪法的适用问题。
实行“一国两制”条件下，我国现行宪法是否适用于特别行政区，是人们在认识上首先遇到的一个难点。毫无疑问，“一国两制”方针已载入根本大法，同时关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也是以宪法为依据的，但宪法对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是否仅限于第31条或部分条文，还是整个宪法都适用？究竟应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一国两制”下，宪法适用的效力问题。
从法理上说，作为国家的一部根本大法，是国家统一的法律象征，其适用效力应及于一个国家的全部领域。这是由宪法的根本属性和地位所决定的。因此，我国现行宪法适用于特别行政区是有充分的法理依据的。但是，我国宪法在本质是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其中有许多关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政策的规定。而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在特别行政区将继续保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宪法中大部分条文又不应该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正确的答案，只能按照“一国两制”原则作为依据，既要承认我国现行宪法作为一个整体对特别行政区的有效性，同时也要承认宪法中大部分条文和规定，是不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这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依据的。基本法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精神，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均以基本法的规定为依据。这就是说，宪法是制定基本法的法律依据，这表明宪法在整体上的最高权威性，但是凡涉及上述规定的内容，又不受宪法规定的影响，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这种灵活辩证的处理方法，既维护了宪法的至高地位和权威性，又保证了特别行政区实行特殊的制度和政策。应该说，这也是我国立法制度上和法律适用制度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的一个范例。
其次，关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根据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在法律适用中所执行的原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应该说，不论是“一国一制”，还是“一国两制”下，不论是内地还是特别行政区，都是可以通用的原则。但是，在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这就必然在法律适用上保持其原有的特色。
比如香港法律，是以英国普通法和衡平法为基础的，因此，遵循判例的原则，就是香港法院在适用法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1997年7月1日后，在香港实行的法律除有基本法外，还包括原有的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等。因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仅适用制定法，也可适用判例法，甚至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也可以在审理案件时作为参考。当然，在贯彻遵循判例这一原则时，也应以基本法为准，而不能与基本法相抵触。
在内地，由于立法权与司法权有严格的划分，法律主要是由制定法构成，判例原则上不是一种法律渊源，因而遵循判例的原则，并非内地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原则。这可以说是“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中的一个主要区别。又比如，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保留原来香港适用的原则。香港法律规定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两项。一是保持平衡的原则。这个原则，一方面要求对确定的罪犯必须惩治；一方面要求在未判罪前应对嫌疑犯无论在拘留、审讯、判决等程序上都要采取“公平措施”，公平对待。二是无罪推定的原则，即任何人在未经司法机关确定为有罪之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这一原则，在1996年3月19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已被确认。）
在民事诉讼方面，按照香港法律规定，主要有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民事诉讼当事人，不论是居民、社会团体或政府部门，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他们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都是平等的，适用法律也是平等的；二是处分原则，即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既可处分自己的民事权益，也可以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三是和解原则，即民事争议双方在起诉前可按契约的规定自行和解，或起诉后，自行和解，中止诉讼。
上述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都是香港司法机关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后，香港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保留这些原则对于香港司法机关在审理民、刑事案件中，正确适用法律，不枉不纵，合情合理地保护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意义。
八、“一国两制”下中国司法制度的新发展
在“一国两制”下，中国司法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独立的司法权与司
法独立，不是一回事。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它的含义是说，在“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权是独立于中央的司法权，它不受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管辖，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这一规定是很独特的，它与基本法规定的行政权和立法权是不同的。因为，在基本法中，对行政权、立法权之前，都没有加“独立”二字。特别行政区虽然享有高度自治权，但从行政权方面说，它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要经中央人民政府任何，与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等。从立法方面说，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依法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立法机关可依法提出对行政长官的弹劾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可见，在基本法中规定“独立司法权”，而在行政权、立法权之前未加“独立”二字，是有特定含义的。[2]
终审权，是司法权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一般讲的司法审级制度问题。在基本法中规定特别行政区享有终审权，这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原有的司法制度一般予以保留。但“基本不变”，不是绝对不变。对体现殖民主义色彩的内容必须彻底废除，也是基本法所要求的。这就是说，过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由殖民统治者行使的司法终审权，必须改变为由特别行政区设立的终审法院来行使，案件的终审，不需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而只需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解决。这是在司法体制上体现“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原则所必需的，也是保障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标志。
「注释
一、强化职能创特色，以“有为赢有位”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长期以来，我区基层司法所存在的体制不顺，职能不强，队伍弱小等薄弱环节，成为制约我区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发展的瓶颈。为改变这一状况，局党组决定从强化司法行政职能入手，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职能优势，以作为求发展，以发展求地位。
一是以乡镇规范化调解室建设为突破口，赢得乡镇、街道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省厅邳州现场会后，局党组一班人一致认为，在全区乡镇建立规范化司法调解室，是强化司法行政职能的需要，也是打开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的突破口。在确定泰东、九龙为试点乡镇后，我与分管局长王成寅、基层科长周广明反复跑乡镇找党政“一把手”协商，落实司法调解室的办公用房与资金。经过努力，从XX年2月我区第一家乡镇规范化司法调解室在泰东镇建立，到10月份所有乡镇全部建立，标志着我局在规范化司法调解室方面迈向了新的起点。司法部、省委政法委以及市、区有关部门领导先后视察了司法调解室，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市局为此召开全市司法调解室现场会总结推广“**经验”。有了这次成功经验，XX－XX年，我们先后把建设乡镇司法调解室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分别向街道和村（居）延伸。目前，我区已建成规范化调解室107家，建成率92.2％。调解室建成后，在维护社会稳定、调处矛盾纠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先后调处了120多起重大疑难纠纷，调处成功率98％以上，减少了大量信访、集访事件，有力地配合了乡镇、街道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同时也为下一步推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打开了局面。
二是以构建“大调解”工作机制为契机，大力推动司法所的基础建设。XX年是我区“创建‘平安**’、建设最安全地区”的关键一年。司法局作为重要组成部门之一，承担着建立大调解工作机制的重任。为此，局党组明确提出要两条腿走路：第一条是要在“大调解”上创出一些特色；第二条是通过“大调解”不断提高司法行政的基层基础建设。随着创建工作的逐渐深入，我局先后推出了民主恳谈会、治安民调联合调解室、百场法制宣讲等一批创新举措，成为全区“创安”活动中的“亮点”，为推进司法所建设打下了基础。同时，我局积极争取两办转发了《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软、硬件标准，要求乡镇、街道及有关部门要在政策、人员、经费、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去年7月区编委正式批复：同意我区6个街道办事处建立司法所，明确为区司法局派出机构，级别为股级，政法专项编制各2名（合计12名），6个街道司法所中有5个所解决了独立的办公用房，办公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全区5个乡镇司法所的办公用房也普遍由原来的1间增加到2－3间，设有规范化的调解室和调处服务中心，配备了办公桌椅、档案柜、“148”电话等基本的办公用品，有4个司法所添置了电脑、传真机、文件柜、打印机等办公设备。
2009年8月1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决定任命崔世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总理在会上讲话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法律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崔世安先生高票当选,充分表明了崔世安先生得到了澳门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总理说,自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崔世安先生一直担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是澳门特区管理团队的重要成员,始终坚定支持、配合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依法施政,在其负责的工作领域内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组织领导能力。
由崔世安先生担任第三任行政长官,符合澳门各界人士的意愿,有利于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也有利于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总理表示,相信崔世安先生在未来五年的任期内,一定会带领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各界人士再接再厉,努力开创澳门繁荣稳定和发展的新局面。
自从澳门前任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于2009年7月26日当选为澳门新一任特首候任人,崔世安这个名字背后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和成功轨迹、他的生活和家庭以及他所代表的澳门“三大家族”之一的崔家、他和另两大家族重要成员的关系都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崔世安简介
崔世安,祖籍广东新会,1957年1月生于澳门,毕业于澳门岭南中学,后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卫生管理学士、俄克拉何马州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及博士学位。
论文摘要:澳门特区与香港特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但是两地在司法机关的范围、法院体系、审判原则、法官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都是有关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它们在具体制度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之际，探讨澳门特别行政区与我国其他地区司法制度的异同，对于深入理解“一国两制”的方针具有现实意义。
一、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香港特区司法制度的比较
澳门特别行政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都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司法机关均自成体系。但是，由于法制传统的不同，两地在司法制度上存在着不少差异。
(一)司法机关的范围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只包括各级法院，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除各级法院外，还包括检察院。香港原有的司法体制是以英国的司法体制为母本的。由于英国历来是将刑事检控职能归于行政系统，不设立独立的检察机构。因此，在原香港，主管刑事检控的机关一直属于港英政府的律政司管辖。这样，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关于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的变化外，予以保留的精神，香港基本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就只包括法院，而行使检察职能的律政司仍旧纳入行政系统之列。澳门现行的司法体制则是建立在葡萄牙的司法体制基础之上的。葡萄牙设有独立的检察官公署，检察官公署作为司法机关的组成部分，享有自主权和法律规定的检察职能。秉承葡萄牙司法体制的传统，澳门不但有检察院的设置，而且检察院被列入司法系统。这样，澳门基本法仍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组织中设立检察院，检察院得立于其他机关之外。
(二)法院体系的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院体系，一方面是按地区设立的，另一方面又按法院的功能设置。在地区一级，设立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区域法院;在全港范围内设立了一个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之上，设立有一个终审法院。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根据专属管辖原则依法设有独立于其他法院之外，受理某一方面诉讼案件的专门法庭，如土地法庭、劳资审裁处等。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院原则上是按审级设置，即澳门特别行政区只设立初级法院、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在初级法院内可根据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此外，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按法院功能设立行政法院，管辖行政诉讼和税务诉讼，同时保留了原刑事起诉法庭的制度。
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层次较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层次多，这是由两地地域、人口的不同状况决定的。而行政法院的设置和刑事起诉法庭制度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的特色，这些制度具有大陆法系司法体制的一贯传统，在澳门已运作多年，为广大居民所熟悉，因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体系中得到了保留。
(三)审判原则的不同
从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看，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奉行的某些审判原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中所不予要求的。
1、遵循先例的原则。长期以来，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的司法制度。普通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文法只是法官可予适用的法律的一部分，以判例法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通法、衡平法，也是法律的重要渊源之一。由于普通法、衡平法都是法官在司法判决中积累起来的司法原则，因此，法官在判案时，就应当遵循过去法官在判决同类案件时所确立的司法原则，这便是普通法系国家和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所应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遵循先例的原则。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在适用法律时仍应坚持这一原则。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制度属大陆法系，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主要依据制定法，无须奉行遵循先例原则。
2、陪审制度的原则。香港基本法第86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时由陪审员参与庭审并认定案件事实的制度。”其原则包括:担任陪审员有资格的限制和要求;原则上，只有最高法院原讼庭受理刑事诉讼案件时才实行陪审;香港居民有应召出任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上述陪审制度的原则作为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得到了保留。而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中不实行陪审制度，自然不会遵守陪审制度的有关原则。
(四)法官制度的不同
1、法院院长资格的不同。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者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而对于出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者则无此限制。香港基本法的上述规定是针对英国政府单方面搞“居英权”计划而作出的，目的在于限制取得居英权及其他国家居留权的人士，担任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澳门的情况则不同。根据葡萄牙国籍法，凡在澳门出生的居民均有权取得葡萄牙国籍。相当一部分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都具有葡萄牙的居留权。鉴于这是历史形成的问题，澳门基本法没有要求终审法院院长在就职时，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但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双重效忠问题，澳门基本法采取了变通性的措施，即终审法院院长在就职时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使得终审法院院长在任职时不得使用或利用外国的居留权，不致产生双重效忠问题。与之不同的是，香港基本法没有规定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应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的限制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
2、法官任免的不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的同意，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无类似做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职，由行政长官根据其任命的不少于5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并征得立法会同意后，予以决定。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免职，也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的同意。而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院长和法官的任命无需取得立法会的同意，其免职由行政长官根据立法会议员组成的审议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也不必征得立法会的同意。3、法官任用的不同。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在香港任职的法官均可留用。而澳门基本法无类似规定，因为中葡联合声明并未规定原有法官可以留用，澳门现在的法官也基本上都属葡萄牙编制。
二、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的比较
从性质上看，澳门特区司法制度与内地司法制度都是有关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制度。从本质上看，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司法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差别。
(一)审判制度
1、法院的法律地位。我国内地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法院与政府、检察院具有平行的宪法地位，但处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权力机关之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则与政府、立法会、检察院均处于平等地位，不对其他任何机关负责或受其他机关监督。
2、法院体系。内地法院体系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含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在特定区域还设立了农垦法院、林区法院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等)和专门人民法院(含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可见，我国内地法院审级完备，建制完整。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仅包括初级法院(另在一审层次设有行政法院和刑事起诉法庭)、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三个层次，且均为单一设置。
3、法院职权。就法律解释权而言，在内地，仅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其解释对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但这种解释不是指法官个人在个案审判中对所适用法律的解释，而是指最高法院就审判实践中所遇到了法律适用问题所作出的指示性解释，并且这种解释通常产生于对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个别请示的批复。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均依法享有法律解释权，这种司法解释实际上是法官个人在具体判案时对法律条文所进行的解释，但它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此外，内地法院享有的司法建议权(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若发现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不法行为，有权向相应的机关提出建议，要求其处理)和基层人民法院享有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的职权都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所不具有的职权。
4、审判原则。内地法院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均遵循独立审判的原则，但其含义有所不同。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干涉。显然，法院行使审判权须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此外，在法院内部，独立审判并不表现为法官个人在行使职权上的完全独立，并且下级法院要受上级法院监督，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要统一受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对审判委员会就具体案件作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立审判不仅意味着法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且意味着法官在依法进行审判时，不听从任何命令或指示，法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就是在法院内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也无权过问，只有在上诉时才能对该案发表意见。可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职权时的独立性是绝对的。
5、审级制度。内地法院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即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对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抗诉。上一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后的判决和裁定除法律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外，都是终审的判定和裁定，不得上诉。但如果在上诉期限内不上诉或者不抗诉，那么第一审的判决和裁定就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二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实行三级三审终审制。即当事人不服初级法院和行政法院的裁判，可以向中级法院上诉;如果不服中级法院对上诉所作的裁判，还可向终审法院上诉。当然，终审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案件的裁判都是终审的裁判。
6、法官条件。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都将担任法官的条件法定化，由法律保障实施，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但在具体要求上存在差别。内地法官的任职条件包括政治条件和专业条件，前者要求具备纯正的政治品质，后者要求相当程度的法律知识，具备一定的业务水平。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官的选用则以其专业资格为首要标准，在学历及经历方面均比内地要求高。在国籍要求方面，内地法官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官除终审法院院长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外，其他法官无严格限制。
7、法官任免。内地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任免(在地方两届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如果该级人大常委会认为有正当理由需要撤换法院院长，须报请上一级法院报经该法院的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法官则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而澳门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的院长和法官均由行政长官任免，终审法院院长和法官的任免还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在任期上，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官一经任命，即为终身制，除非无力履行其职责不能留任，或行为与其所职务不相称不宜继续任用以外，不能被罢免。对内地法官的任期，《法官法》未予明确规定，但各级法院院长是有任期限制的(每届5年)，到期必须换届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8、澳门特区终审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澳门特区终审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享有终审权的法院，二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具有与最高人民法院同等的地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不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使审判权，但它仍然是中国的最高审判机关。虽然澳门特区终审法院有权受理当地各级法院的最后一级上诉，但它在全国法院系统中仍处于地方性法院地位。
(二)检察制度
1、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在两地，检察院都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机关。但在内地的国家机关体系中，检察院居于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与政府、法院互不隶属，相互独立。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制架构中，检察院与政府、立法会和法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2、检察院的体系。内地检察院的组织系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自治州和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县、市、自治县和市辖区人民检察院;省、县一级人民检察院还可在工矿区、农垦区、林区设置人民检察院，作为派出机构)和专门人民检察院(包括军事检察院、铁路运输检察院和其他专门检察院)。可见，内地检察院体系完备，且其设置与各级法院是平行对应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并没有参照法院的组织体系设置，而是采取单一系统的运作形式，只设一间检察院。
3、检察院的领导机制。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关系而言，内地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受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统一受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不存在检察院对其他机关负责的问题;同时，由于检察院是独一设置，所以也不存在检察院上下级之间的垂直领导关系。就检察院内部领导关系而言，两地均由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此外，为了保证集体领导，内地各级人民检察院还设有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的主持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决定，检察院应当执行。这种领导体制既考虑了检察长在检察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力图避免一长制的弊端，有利于发挥民主，加强集体监督，保证正确行使权。检察委员会的设置是中国检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澳门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院的具体组织形式，但澳门检察制度中没有集体领导的传统，由此可以推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也不会设立类似检察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机构。
4、检察院的职权。(澳门基本法没有具体列举检察院的职权，但笔者有关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职权的推定，是根据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的精神及澳门现行检察院的职权作出的。)两地检察院均具有审判监督权、侦查和侦查监督权、公诉权、参与民事诉讼权等职权。在司法解释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解释在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无权解释法律。在法律咨询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是行政长官的法律顾问，负责向行政长官就有关法律方面的事情提出意见或建议，而内地人民检察院无此项职权。
5、检察院的活动原则。两地检察院均奉行法制原则(依法行使职权)、公益原则(维护国家或社会公益利益)、独立原则(独立行使职权)。但在独立原则的具体体现上不尽一致。在内地，检察院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其检察权的行使必须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也就是说，检察院不可能以绝对分立于权力机关的形式而运作。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享有和行使高度自治的检察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的监督，也无须对其他任何机关负责。
6、检察院的组成。内地各级人民检察院均由检察长1人、副检察长和检察员若干人组成。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则由检察长1人和检察官若干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