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资源行业是我国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的矛盾日益显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关注的问题。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建立“两型”社会，同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已经成为倍受关注的重要行业。再生资源行业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个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是其它行业所无法替代的。近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对再生资源行业的保护性政策法规，如财税优惠政策、《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标准》等办法及其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今年十月份在召开的中国再生资源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再生资源的地位、作用和发展问题，并把它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加强我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发展，目前，我们已初步研究明确了加强协会建设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并积极争取项目，多方筹措资金，建设一个高质量、上档次、多功能的协会，使之成为我省再生资源行业的重要阵地。
一、基本情况
我省再生资源行业历来是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协会成立于1988年，是省成立最早的协会，20年来，协会工作得到了省历届领导的关心、爱护和支持，特别是分管领导直接抓。协会会员单位最多的时候有个，现在还有多个，其中副会长单位3个，理事单位16个。我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会员分布于全省各地，会员主要是市、县一级的再生资源公司及公司、废旧大市场。协会不仅有着丰富的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中产生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资源，而且还从事收购各类报废装备、运输工具等。协会具有拆解、加工、储存、运输的能力和畅通的业务经营渠道，也是省内冶金、机械、轻化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供应商，并与省内各相关的加工业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多年来，协会为会员办了大量实事，主要是:
1、进行工作和业务指导。多次组织会员单位到北京、上海、山东、河北、广东等兄弟省市进行参观学习。并组织协会理事单位与日本国立环境环境研究所的同仁进行了业务技术交流。
2、组织业务经营活动。协会成功地推荐和争取到国家把市再生资源大市场确定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并成为省建设循环经济示范点。协会还积极组织会员单位联合经营废钢铁等活动。指导市、州分会有效地规范与加强再生资源市场管理。积极配合公安、工商等职能部门，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打击非法经营活动，加强行业自律，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
3、争取优惠政策。我们先后争取了不少国家对再生资源行业的优惠政策，如所得税、营业批发税和增值税的减、免，再生资源行业职工的卫生保健津贴等。
4、争得报废汽车经营权。从九十年代执行报废汽车经营资格证后，我省、两家在报废汽车经营资格的问题上发生矛盾。这一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将严重危害的合法权益，严重危及再生资源行业的生存。从1994年开始，我们进行了长达8年的争取工作，终于取得了报废汽车经营资格，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局面，现在，个市州的和两个系统都采取股份制形式，共同经营报废汽车。，我们又对市的报废汽车市场重新进行了整合，为全省的再生资源行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5、组织再生资源资格培训。我们和中华全国供销合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联合组织举办了行业资格培训班，为五十多名会员颁发了中、初级再生资源资格证书。
6、利用简报形式，及时向会员单位加强行业指导、信息沟通、内外交流和经验推广。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由于受大的市场环境影响和企业改制的因素，一部分企业倒闭，一部份企业停止运转，加之该争取的政策基本上都争取到了。因此，协会的作用在逐步弱化，缺少吸引力，会员大幅减少。在新形势下，原有的组织机构和协会能力已不能适新的形势，协会要发展，就必须跨行业、跨系统、面向社会办协会，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二、加强行业协会建设的具体思路
我们将紧紧围绕国家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在规范、整合和利用现有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的基础上，结合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实现开放办协会，联合搞经营，进一步把再生资源协会工作做深做细，把骨干企业做大做强。
1、调整成立新的协会领导班子。由省领导任协会会长，省再生资源公司为常务副会长，利用我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统一对全省的回收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并对当前再生资源市场和行业现状进行调研，以供政府领导决策参考。
2、争取政府支持，加强与政府合作。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再生资源行业的发展，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免征增值税；商务、环保、信息、产业等部门也都出台了相关的支持政策。对于这些政策措施和政府的支持，我们要认真研究，组织好项目，积极主动地争取扶持，用好、用足、用活优惠政策。同时，与省商务厅、省计委、省经贸委、省科委、省环保、省税务、省工商、公安厅等政府职能部门加强联系，继续争取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参与。
3、扩大网点，建立合作网络。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价值高，有行业特殊性，是当今社会的朝阳产业之一。我们将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打破系统界限，面向社会，重新进行会员登记，建立全省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加强合作网络的建设。同时，促进企业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
4、建立共享型信息网络。目前，大部分再生资源企业信息闭塞，跟不上市场经济的步伐。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要建立一个网站，通过互联网，密切关注市场经济动态，洞悉行业发展走向，学习和掌握先进的行业专业技术，对行业进行管理指导，实现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5、联合经营，培育骨干企业。应积极突破现有的各自为战，单打独斗争的局限性业务，创新发展，集中资源、集中资金、集中业务，实行统一管理，联合经营，优势互补。从单个企业经营模式向联合经营的集团化模式转变；从单纯的购销经营向回收、加工、销售以及服务等各环节一体化经营方向转变；从省内经营向国内甚至国际经营方向转变。同时扶持培育骨干型、有竞争力的新型企业，第一批重点是市、市、市。
6、建立一个大型再生资源产业园。以省再生资源公司为龙头，在市东部镇购买150亩土地，建立全省再生资源工业园，集再生资源回收、拆解、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再生资源精、深加工基地。一旦该模式成功运行后，便可在我省其它区域推广，加强对、、等地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建设的延伸。通过园区建设，实现再生资源流通环节与地区特色经济产业链相对接，在示范效应的影响下，争取全省范围内得到地方政府更大的支持。
关键词:住房资产需求函数资产组合资产收益率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10-039-06
一、引言
住房是满足人类居住需求的基本生活要素，具有消费品属性。同时，它又是提供货币流或者服务流的资产，具有投资品属性。基于住房的二元特性，住房市场有空间市场和资产市场之分。其中，资产市场与住房的资产属性相对应，交易对象为住房资产，市场需求源于投资购置住房者，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住房的资产价格。
我国住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是与住房制度改革的进程相辅相成的。特别是从1998年发展至今的十年间，由于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市场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居民拥有的住房资产价值通过住房市场得以真实显现，住房业已成为国家财富和居民家庭财产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住房市场进入了繁荣周期，表现为商品住房开发投资增幅高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住房销售量稳步攀升、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由于住房需求的集中释放，住房领域的供需矛盾开始凸显。政府部门对于住房市场的需求调控定位于保护自住性需求、抑制投资性需求。但是，就目前我国住房资产性需求的研究成果而言，尚难以准确地评估各类政策措施抑制投资性需求的有效性。因而，定量地研究我国住房的资产性需求的决定因素，建立相应的住房资产需求函数，有着明确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纵览国内外关于住房需求研究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住房消费需求研究，该方向的研究历史及成果均居于住房需求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它将住房视为普通消费品，把异质的住房商品抽象为同质的住房服务，依据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效用论研究住房需求方程。在此基础上，考虑住房的异质性及搜寻成本，发展成为广义的住房选择理论。二是基于资产组合的住房资产研究，该研究方向近年来随着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而成果颇丰。Kullmann等人建立的股票市场参与离散选择模型显示，是否拥有住房资产与股票市场的参与程度在高概率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Cocco等学者构造的投资者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最优资产组合和消费选择的数理模型表明，劳动收入与住房价格显著的呈正相关，预期收入较高的投资者将会加大住房投资。三是考虑住房二元特性的需求研究，该方向撷取了消费品和资产组合的研究方法与结论，是一个崭新的领域。Dusansky等学者研究得出重要结论，即当住房市场趋于繁荣、住房价格连续快速上涨时，投资动机可能成为居民购买住房的主导因素。
在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形成了以下的研究思路：首先，根据Dusansky关于投资动机影响住房需求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近年来住房价格上涨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从住房的资产特性研究住房需求的基本方向；其次，借鉴宏观经济学的住房投资理论，将住房资产需求的影响因素设定为住房资产价格、住房资产收益、其他资产收益、人均财富水平等实际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可以直接度量的变量；再次，引入包含住房资产在内的资产组合理论的研究方法，参考Cocco等学者使用的最优资产组合数理模型，构造住房资产需求函数，并将数理推导结果与经验数据回归结果相互验证。
尚需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住房需求不是广义的居住需求，而是一种狭义的住房资产需求，即购置住房资产的需求。当然，购置的住房资产用于自住也表现为住房的消费需求，对此本文只将其考虑为投资行为，而通过租赁住房满足的住房需求属于纯粹的住房消费需求，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列。
二、中国住房资产需求因素的理论实证研究
（一）含有住房资产的资产组合配置理论
资产在经济学中的定义是能够为所有者带来货币流或服务流的物品。据此，住房、储蓄存款、股票等都应当视为资产。以住房为例，它既可以为住房所有者提供满足居住需求的服务流，又可以当所有者将其出租时提供租金形式的货币流。国外有关居民家庭资产组合的研究显示，住房一般占据资产组合的最大份额。就我国情况而言，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显示，住房、储蓄存款是我国居民当前主要的两种资产保有形式，两者占居民资产总量的比重达70％以上。另外，考虑到从2005年伊始，我国证券市场趋向繁荣，出现居民储蓄存款向以股票为代表的证券市场集中流动的现象，股票资产在居民资产组合中比重明显上升。根据我国居民资产组合的实际构成情况，可将储蓄存款、住房和股票作为待研究的居民资产组合的基本形式。
金融经济学认为，典型的资产所有者是这样进行资产组合的：首先，要确定待研究资产的主要类型。资产可划分为三种典型类型，即无风险资产、低风险低收益资产、高风险高收益资产。姑且将我国居民资产组合中的储蓄存款视为无风险资产、住房视为低风险低收益资产、股票视为高风险高收益资产。
其次，通过图1说明储蓄存款、住房和股票等资产组合的配置过程。横轴度量资产的风险（由收益的方差表示），纵轴度量资产的期望收益，点S代表股票资产，点H代表住房资产，点Rf代表储蓄存款资产。由于股票的高风险高收益，点S位置在点H的右上方，而储蓄存款资产由于无风险性，点Rf位于纵轴上，且纵坐标值小于点S和点H。
根据金融经济学的分离原理，资产所有者的决策包括两个独立的过程。第一步，由住房和股票两种风险资产的期望收益、风险及两种资产的相关系数，可以计算得出风险资产组合的可行集，如图1中曲线HAS所示。曲线HAS中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结构比例的住房、股票的风险资产组合，MV点表示最小方差组合，MVAS为有效集。当储蓄存款收益率Rf确定后，通过点Rf作有效集MVAS的切线，切点A即为资产所有者所持有的风险资产组合。因此，切点A由住房资产的收益及风险、股票资产的收益及风险和存款资产的无风险收益共同决定。
第二步，资产所有者要在无风险资产与风险资产之间进行选择，即在射线RfA上选择代表不同组合的点。其中，线段RfA上的点表示资产所有者的自有资产一部分以储蓄存款形式保有，另一部分以住房、股票形式保有；A点右侧直线上的点则表示资产所有者在自有资金基础上以利率Rf借贷部分资金而全部投资于风险资产的情形。射线RfA是所有资产组合（包括无风险资产与风险资产）的有效集。资产所有者在有效集RfA中如何选择资产组合，是由个人对资产收益及风险的偏好而决定的。
（二）基于资产组合的住房资产需求函数的数理模型
1.存量住房资产需求函数的数理模型。本文认为资产组合为资产所有者带来的总收益（Ret）由资产的账面收益（即资产增值）、资产收益的波动以及资产兑现的难易程度（分别简称为资产的盈利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等共同决定。由住房、股票、储蓄存款等资产组成的代表性资产组合的总收益用下式简洁的表示，称其为资产总收益函数：
（式1）
其中，houseinv、stockinv、depositinv分别表示用货币计量的住房资产总值、股票资产总值和储蓄存款资产总值，单位皆为一单位货币。
假设资产所有者总是寻求资产总收益的最大化。同时，该最大化是一种有约束条件的最大化，这一约束条件可以表示为资产所有者对资产的预期账面增值率（通俗地称为资产保值增值目标）是一定的，可表示为：
（式2）
其中，Assete为预期的资产总值；（1＋rhe）为住房资产预期收益率，可视为住房资产的远期价格，用Rhe表示；（1＋rse）为股票资产预期收益率，可视为股票资产的远期价格，用Rse表示；（1＋rde）为储蓄存款资产预期收益率，可视为储蓄存款资产的远期价格，用Rde表示。
可见，资产组合配置问题最终转化为求解既定的预期资产总值约束条件下资产所有者总收益最大化问题。假设总收益函数Ret为一阶连续可微函数，引入多元微积分中求n元函数条件极值的Lagrange函数方法。由于Lagrange函数的驻点即为Ret函数的条件极值，即用构造的Lagrange函数对自变量求偏导并等于零（求解过程在此不再赘述），可得如下所示的住房资产需求函数：
（式3）
该式以存量住房资产需求（houseinv）为函数，以全部资产总值（Assete）、住房资产预期收益率（Rhe）、股票资产预期收益率（Rse）、存款资产预期收益率（Rde）为自变量。
在确定存量住房资产需求函数主要自变量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文献中住房需求函数的构造范式，本文采用双自然对数的函数形式，继而还原得出指数形式的存量住房资产需求函数：
（式4）
2.增量住房资产需求函数的数理模型。为了由存量得到增量的住房资产需求函数，尚需在存量需求函数中加入时间信息。在式4中加入时间点t，并用t时的存量住房需求减去t-1时的存量住房需求，假设住房资产预期收益率（Rhe）、股票资产预期收益率（Rse）、存款资产预期收益率（Rde）在短期内保持不变，得到t时期增量的住房资产需求Δhouseinv为：
（式5）
对上式中的在t-1时点处进行泰勒展开，忽略高阶无穷小余项，最终得到双对数形式的增量住房资产需求函数的数理模型：
（式6）
理论模型式6表明，基于资产组合配置理论的推导分析，在增量住房需求函数中，因变量为t期增量住房资产需求（ΔHat），自变量包括同期的增量住房价格（PHt）、资产增量（ΔAssetet）、住房资产预期收益率（Rhet）、股票资产预期收益率（Rset）、存款资产预期收益率（Rdet）和t-1期的资产存量（Assetet－1）。
三、中国住房资产需求因素的经验实证研究
（一）计量模型和样本数据
1.计量模型的设定。在经验实证研究中，将不同城市的住房市场作为待研究的经济单位，考察每个城市在连续若干时期内住房市场的需求情况，根据理论实证所得到的增量住房资产需求函数数理模型的基本形式及主要变量，采用如下所示的基于面板数据（paneldata）的计量模型：
（式7）
式中，下标i代表横截面上的各个城市，下标t代表时间序列上的每个季度，μit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为新建商品住房的人均销售量（areasale/pop）。将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量作为增量的住房资产需求，并假设增量住房资产市场达到均衡，其销售量等于需求量。在解释变量中，资产增量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pop）表示，假定资产的增加量全部是由收入流入造成的；增量住房资产价格采用新建商品住房交易的平均价格（PH），即新建商品住房销售金额除以销售面积；住房资产预期收益率（Rhe）为二手住房资产的名义收益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以CPI衡量）后的实际收益率，此项收益指住房资产价格变动引起的资本利得，并假设租金收入、资产折旧、住房交易成本之和为零；股票资产预期收益率（Rse）亦为实际收益率，此项收益指股票资产价格变动引起的资本利得，并假设股利收入、股票交易成本之和为零；储蓄存款资产预期收益率（Rde）为名义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以CPI衡量）的实际利率。另外，暂时忽略人均资产存量，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归并到误差项（μ）中，由此可能造成的序列相关问题在回归分析中予以考虑。
2.样本数据的说明。回归分析所用样本数据是我国38个主要城市从2005年第三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最终的面板数据集包含样本观察值共38×9=342组。38个城市包括了全部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除拉萨、兰州和银川外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其他重要城市，从地域来看涵盖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些城市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住房制度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住房商品化程度较高；二是，新建商品住房供给充分且保持适度的空置率；三是房地产市场体系健全，房地产中介组织完善，二手住房市场较为活跃，住房供求信息流动充分。上述特点不仅能够确保样本数据的质量，而且可以使有关市场均衡等假设条件得以成立。因此，本研究所选城市已经涵盖了可选样本城市的大部分，其他大量的中小城市由于住房商品化程度较低、房地产市场尚在发育，不宜作为本研究的样本城市。
本研究所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各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交易面积、平均交易价格和二手住房价格变动率采集于有关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各城市GDP、人口、CPI来自国家统计局和各城市统计局的统计公报和统计快报，存款名义利率取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历年存款利率数据，证券市场的股票指数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证统计月报。
（二）回归过程及结果
在选取回归方法时需考虑面板数据的两大特征：一是数据的横截面特征，即横截面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异；二是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即由于计量模型设定的偏误导致的序列相关。本文分别选用混合回归模型（PooledOLSmodel）、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并用横截面加权（Cross-sectionweights）、一阶自回归（first-orderautoregressive）、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anel-Corrected-Standard-Errors）等多种方法进行异方差、序列相关的修正。
1.关于异方差的修正分析及结果
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各城市的住房需求函数模型的待估参数是一致的，横截面上各经济主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异方差性。因而，回归分析的估计方法采用横截面加权最小二乘法，以消除异方差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对计量模型（式7）用Eviews5.0进行横截面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表1第二栏所示。结果显示，全部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3％的概率水平上显著，而序列相关的Durbin-Watson检验结果为0.64，说明模型误差项存在序列相关。
2.关于序列相关的修正分析及结果
对序列相关的修正主要是采用一阶自回归模型，记为AR（1）。对加入AR（1）的计量模型（式12）进行采用CO变换法，其结果见表1第三栏。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进一步提高，序列相关性明显降低，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除住房资产收益率外均在高概率水平上显著。
3.关于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
横截面上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住宅市场的成熟程度不尽相同，由于存在上述无法观测到的异质性（unobservableheterogeneity）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宜。但是，囿于数据链较短的限制，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会导致估计精度下降的问题，因而，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对混合回归模型的结论予以验证，见表1第五栏。正如预期分析，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最佳，而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修正后的混合回归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
4.关于资产预期收益率组合的计量分析
在上述计量回归过程中，住房、股票和储蓄存款等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均采用当期资产收益率，而实际经济生活中投资者所用的预期收益率可能是滞后的（即前期实际收益率）或者是超前的（即理性预期的后期收益率）。为此，本文对不同类型的预期资产收益率组合进行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并用PCSE方法进一步修正异方差和序列相关，表1第四栏报告了住房资产预期收益率采用t+2期实际收益率、储蓄存款收益率采用t-1期实际收益率的计量回归结果。比较表1所列出的各项结果，统筹考量模型的总体性指标以及与理论模型的一致程度，确定以本结果为住房资产需求函数的最终计量结论。
结果显示，调整决定系数（AdjustedR2）为0.946，表明回归模型对被解释变量的估计值与其样本观察值的拟合优度为94.6％，即增量住房需求可以由人均收入、住房资产收益率、储蓄存款资产收益率、股票资产收益率和增量住房资产平均价格等五个解释变量解释94.6％，其余5.4％归因于除上述解释变量外的未考虑变量及其他扰动因素。F统计量为92.69，其相伴概率为0，表明该模型具有总显著性。Durbin-Watson检验结果为2.256，说明修正后的模型基本不存在序列相关。
（三）实证结论与住房市场实际状况的比较分析
1.住房资产需求的人均收入弹性系数与平均价格弹性系数符号相反且二者绝对值相等，当人均收入增长的百分比略高于住房价格上涨百分比，且其他影响因素保持不变时，住房市场的资产需求应当有所增加。住房市场的实际情况正如结论所示。从2004年至2007年6月，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幅度达到了9－10％，与此同时，全国住房价格以7－8％的水平连续上涨。住房资产价格明显上涨对住房市场需求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国民收入增加对住房市场需求的扩张作用所抵消，在同期利率保持相对平稳的条件下，新建商品住房的交易量呈上升趋势。
2.股票资产收益率的弹性系数为0.245，说明股票资产收益率对住房市场的需求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从2006年开始，我国以股票市场为主的证券市场由复苏转为趋于繁荣。当时有观点认为，股市收益的增长将会造成居民一部分投资于房地产的资金转而进入股市，居民的置业投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房地产市场有望降温，即股票资产增加对于住房资产需求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实际上，新建商品住房市场的交易量从2006年初至2007年9月一直攀升，“替代效应”没有出现，或者说股票资产增加产生的“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住房市场的需求产生了正向作用；而从2007年10月开始，上证综指、深成指大幅回调，股票市场的资本利得减少，住房市场的交易量也有所降低。这些经济现象与研究结论基本相符。
3.在众多解释变量弹性系数的回归结果中，储蓄存款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程度最大：当期储蓄存款资产收益率的弹性系数达到3.53，滞后一期的系数为7.87，均对住房市场的需求产生负向影响，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从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2007年上半年我国出现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在名义利率变动不大的前提下，实际利率水平持续走低，全国住房市场的交易量前三季度出现激增，当部分城市的新增住房供给量未显著增长时，其存量住房空置率开始下降，甚至抢购住房、争抢房号等现象纷纷见诸报端。2007年下半年伊始，人民银行密集上调存贷利率，其对全国住房市场的影响在第四季度开始显现，当季新建商品住房的交易量环比下降约17％，开创了近年来四季度住房交易量低于三季度交易量之先河，利率水平对住房资产市场需求影响的有效性得以充分展示。
4.住房资产收益率的回归系数在理性预期回归中是显著为正的，这说明当房价持续攀升时，只要投资者预期住房资产收益率会提高，增量住房资产的需求将继续膨胀。此结论与部分城市住房市场的投资性购房占有相当比例的状况是相符的。但是，应当看到，在不同的回归模型及资产收益率组合中，住房资产收益率显著性结论并不一致。结合经济生活的实际，可以这样理解：一是，住房资产可以提供货币流或者服务流，当资产所有者只考虑服务流时，资产收益率对需求影响的显著性下降；二是，38个样本城市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其住房显现的消费品和资产特性也不同。例如，在部分发达城市，商品住房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一类投资品，住房资产收益率在这些城市中对于需求的影响会相对地较为显著。
四、政策涵义
住房市场的需求调节是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政策导向是“支持自住性需要、引导改善性需求、抑制投资性需求、遏制投机性需求”。投资性需求与投机性需求在经济学上可将其统一划分为以获得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为目的而产生的投资需求。基于资产组合的视角研究住房资产需求函数，可以将居民住房投资需求决定因素的影响程度定性化与定量化，相关的研究结论对于住房市场的需求调节政策，特别是投资性与投机性需求的调控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资产增量对住房市场需求影响程度的研究结论说明，在住房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的条件下，人均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居民财富的不断累积，会直接导致增量住房市场的需求膨胀。有研究显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的“高位－平稳”增长态势还将延续至2022年左右（GDP以年均7－9％增长），由此造成的住房市场潜在需求的扩张将是长期且不可避免的。因此，当增量商品住房的供给水平保持基本稳定时，由于需求的扩张一定会引起住房市场的价格水平趋于上涨，这是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关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及调控政策目标的设定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
（二）关于住房资产价格对住房市场需求影响程度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宏观经济处于平稳持续增长的现阶段，住房资产价格上涨的常态水平不应高于经济增长水平。根据住房资产价格与资产增量的弹性系数绝对值相等、符号相反的结论，当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时，如果住房资产价格的增幅高于收入增长，住房市场的需求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若增量住房供给水平不变，住房资产价格将会下降，直至回复到增幅低于收入增长的稳态水平，即住房市场自身存有稳定住房资产价格的机制。相关调控政策的制定应当注意保护和发挥这种经济内在机制，充分把握住房资产价格变化所反映的经济信息与经济涵义。
（三）关于利率水平对住房市场需求影响程度显著的研究结论说明，当前利率调节是抑制住房市场需求膨胀的重要途径。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而利率是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媒介，房地产市场对利率变动的反应较一般的商品市场更为敏感。住房市场需求过于集中的释放会引起一些不良后果：一是住房价格在短期内快速上涨，超出购房者的经济承受能力，致使正常的住房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二是，住房价格骤增吸引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囿于我国目前住宅的设计理念、施工技术水平所限，导致开发建设大量难以达到节能、省地、环保标准且住用性能较差的住宅产品，从而造成资源能源的浪费；三是，住房价格暴涨必然伴随着价格暴跌，这对于金融稳定乃至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均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同时资源向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业的不合理流动也影响了宏观经济层面上资源的合理配置。分析住房市场需求函数的自变量不难发现，多数自变量属于不可控变量，而利率是为数不多的由政府掌控的有效手段。诚然，利率水平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因素，不能仅仅因调控房地产市场而频繁变动，但是，根据通货膨胀率及时调整利率水平，使储蓄存款的无风险收益率处于正常合理的区间，防止实际利率长期处于负值水平，从而避免公众形成负利率的心理预期，是房地产市场、同时也是宏观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关于股票资产收益率对住房市场需求影响程度的研究结论说明，不同的资本资产市场之间的关联性会对住房需求市场调控的效果产生一定影响。以股票为代表的有价证券收益增加所产生的资产“财富效应”进一步使住房市场的需求增长，居民倾向于将增加的部分财富以住房的形式保有，这可能源于我国民众“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传统观念而产生的对土地房屋财产的偏好。应当说，这种关联性增加了住房市场需求分析、预测与调控的复杂性，股票资产收益率的变动有可能部分冲抵调控政策抑制住房市场需求的效果。
（五）关于住房资产收益率对住房市场需求影响程度的研究结论说明，由于住房资产收益率对于增量住房需求的正向作用，一旦居民形成住房资产价格持续快速上升的预期，收益率对需求的扩张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湮没资产价格自身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住房资产价格泡沫的出现，而旨在降低住房资产收益的有关税收政策具备抑制投资需求的理论可能和实际效果。尚需注意的是，鉴于经验实证显示我国当前住房资产收益率有限的显著性，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的调整幅度应当根据市场反应适度加大。
注：
本文涉及内容均为个人学术观点，与所属单位无关。
参考文献:
1.郑思齐，2007：《住房需求的微观经济分析－理论与实证》，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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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再生资源利用是缓解我国资源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分析发达国家资源再生产业现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市场化的角度，提出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市场化发展模式的构想，为科学发展我国的资源再生产业提供可行的参考。
关键词：资源再生产业；发展模式；市场化道路
中图分类号：F06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69X(2009)04-0022-02
1引言
资源短缺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约束。研究表明，每回收利用1万t废钢铁，可出钢8500t，节约成品铁矿石2万t，节能0.4万t标准煤；每利用1万t废纸，可生产纸浆8000t，节约木材3万m3，节约能源1万t。可见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对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缓解我国资源危机、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资源安全战略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要充分发挥资源再生产业的巨大潜力，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就必须探索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式。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积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为资源再生产业打造一个市场化的平台，是资源再生产业得以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再生产业发展模式就应该成为我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当务之急。
2发达国家的资源再生产业
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相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资源再生产业的实践，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
2.1政策导向是资源再生产业发展关键
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就非常重视资源再生问题，政府不但在政策上对资源再生给予正确引导，制定鼓励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而且在财政上也给予直接支持。
2.2产业化政策和配套的产业布局是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平台
西方国家政府运用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产业配套设施建设等市场化手段，构建产业化发展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为资源再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市场空间。
2.3健全的法律规范是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保障
西方国家资源再生的相关法律、规范比较完善，已经形成标准化和系列化，同时辅以必要的量化措施，可操作性非常强。
2.4回收再生资源的五个体系构成
根据大量的资料分析与总结，西方国家的逆向渠道资源再生体系主要由以下5个体系构成：制造商一体化体系负责收集大量的可用材料，减轻制造商对原生材料的依赖；废弃物转运体系负责通过和政府合作，优先获得规模、稳定的物资来源，保证持续获取大量稳定的可回收利用废弃物；处理――加工商体系拥有专业的处理、加工、运输设备，对废弃物进行收集、分解、加工，使之达到工业标准的要求；零售――批发商体系的职能是完成分销任务，消费者在这样的体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们把“产品”带给渠道成员后换回押金；临时性体系不定期地收集可回收利用物资，卖给永久性的渠道成员。这些组织的活动具有间断性，是消费者和买方的中介。
可以看出，各个体系是把可回收利用的废弃物资与最终市场的物资需求联结起来的纽带，体现了市场的整合与调节。该体系能否正常运行，不仅取决于该体系自身的功能和作用，还取决于再生物资的市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性，即再生物资的回收利用必须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及市场化的有效渠道。
2.5资源再生的四个基本条件
事实上，资源再生的过程是一个循环流动的渠道体系，上述体系从对再生资源进行初步收集、分解和分类开始，到与工业企业进行市场交易并为工业企业重新利用，其本质就是市场体系的运作，其运转必须满足四个基本条件：具备回收物资的高效处理技术、有可利用的物资或产品存在、有产品收购商和制造商、有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因此，建立资源再生体系，必须从市场的角度出发，从资源需求的层面考虑目标市场的性质、分销物资的类型及相应的处理要求、渠道成员作用及整个企业的赢利能力。
3我国的资源再生产业
.1我国经济再生体系的三个层次
着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等政策的出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在我国已经受到极大的重视。当前，我国资源再生体系主要由回收网络、市场集散交易和综合利用处理3个层次组成：回收网络负责回收可再生资源并进行简单分类、整理，以便企业利用或进入集散交易中心；集散交易中心网络接收回收网络回收的再生资源，按照分类标准进行分拣、整理、加工，通过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方便资源利用企业采购利用；综合利用处理网络重点利用高新技术对再生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形成再生资源产业群，使再生资源行业产业化。上述资源再生利用体系在我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形成了一批典型企业，建立了一些大型废旧物资配送交易中心和省级再生资源加工园，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资源约束矛盾。但是，我国的资源再生产业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制约了我国资源再生产业的良性发展。
3.2资源再生产业的缺失
第一，缺乏健全的管理法规和行业标准。虽然我国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确立了产业基本规范和法律框架。但比较西方国家，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仍不甚完善，缺乏必要的操作层面的制度、办法，致使再生资源市场秩序混乱。第二，资源回收企业规模小，资源流失严重。我国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不足50人的小型企业占相当比例。由于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有限，再生资源流失严重，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
第三，行业技术进步缓慢，与国外同行业差距较大。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投入，我国资源再生行业技术普遍落后，大多数企业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工艺流程落后，缺乏深加工能力，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同时由于科技投入低，科技人员比重远远低于其他行业，企业发展潜力不足。
第四，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资源整合能力弱，资源再生产业的潜力难以充分发挥。第一，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一个相对具体的资源再生产业的发展规划，因此产业发展缺乏实质性的产业化政策以及相应的配套产业布局。直接影响资源再生企业的规模化，行业集中度低，难以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无法发挥行业整合优势，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第二，行业管理缺乏市场化手段，无法发挥市场的潜力。我国在市场定价、企业融资、企业资格认定、税收政策等方面还缺乏必要的市场化手段，导致资源再生企业鱼龙混杂、群雄割据、各自为战，甚至为争夺资源或市场进行恶性竞争；企业缺乏必要的优惠政策，缺乏融资渠道，企业规模难以扩张，行业技术进展缓慢。第三，由于缺乏市场机制，资源调控和优化配置难以顺利实现，再生资源产业调整经营结构、资产结构、人员结构和发展战略都缺乏必要的基础，产业的发展潜力受到极大限制。
4资源再生产业市场化发展模式
4.1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有关统计表明全世界再生资源产业的产值可以达到每年6000亿美元，其中美国达到1100亿美元，日本350亿美元，而我国仅为200亿美元。与此同时每年可以回收利用但是没有回收利用的再生资源价值达350~400亿美元，如何将这些庞大的资源迅速转化为市场需求的资源，为其构筑一条高效的转化渠道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既反映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显示出我国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因此，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资源再生产业的潜力，缓解我国当前的资源约束矛盾，就必须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市场化发展道路。
4.2开展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模式研究
对比发达国家资源再生产业的现状，分析我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比较优势，找到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制度建设、社会观念和技术角度确定适合我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的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模式。
4.3研究资源再生产业发的市场化发展方式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出发，以市场结构、规模经济、行业集中度、配套产业为切入点，研究我国资源再生产业的市场化发展方式，分析其产业辐射与带动能力，确立我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市场化发展道路，为决策提供数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支持。
4.4明确保障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产业化政策
对比发达国家资源再生产业的实践，结合我国资源安全状况和产业结构状况，依照市场化的发展模式，
从产业布局、运行模式、产业技术、成本效益、产业链ぬ酢⑴涮咨枋┑确矫嫒胧郑研究市场化手段和方法，提出市场化对策，明确提出保障资源再生产业发展的产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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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对于并购的价值效应的经验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使用超常收益法（AbnormalReturn、Methodology）研究并购事件发生前后证券市场的反应，通过计算并购公告前后某段时间（事件窗口期）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Cum-ulativeAbnormalReturn，CAR），即窗口期实际收益与假定无公告影响，公司股票的预期收益之间的差来反映并购的价值。研究的角度是投资者权益的变化。另一类是通过建立一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一定的财务指标，通过考察事件发生前后指标变化来评价并购的价值效应。Jensen和Ruback（1983）总结回顾了13篇使用计算并购事件窗口期累积超常收益的方法对并购的价值进行评价的研究文献。事件发生的时间主要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选取事件的窗口期从事件前后1天（Dodd，1980；Asquith，1983）至前40天到后20天（Jarrell&Brickley，1988），但都是属于对并购的短期效应的研究。Jensen和Ruback回顾的证据显示被接管的公司产生正收益，公司的投资者受益，收购公司投资者没有损失，并且结果没有证明这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的。Anup和Jeffrey（2000）回顾了22篇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分别计算了发盘收购、其他收购、购买资产等重组方式发生后公司长期的超常收益。时间段分布从发生后11.4个月（Asquith，1983）到70个月（Langetieg，1978）。综合的结果是并购后长期绩效为负，发盘收购的绩效为非负（甚至可能为正）。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利用事件研究法对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效应进行了研究。陈信元和张田余（1999）研究了1997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公告前10天至后20天内的累积超额回报，运用方差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市场对并购重组有一定的反应。采用非正常收益模型得到股权转让、资产剥离和资产置换类公司的股价在公告前呈上升趋势，随后逐渐下降，但市场对公司的兼并收购并没有反应。李善民和陈玉罡（2002）对1999年~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深、沪两市共349起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并购能给收购公司的股东带来显著的财富增加,而对目标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不显著；不同类型的并购有不同的财富效应。高见等（2000）研究了1997年~1998年发生的并购重组公告前后2天，前后1天和公告日前10天至后5天3个时间段的累积超额回报。余光和杨荣（2000）研究了1993年~1995年上市公司的一些并购重组事件在公告[-10，10]，[-5，5]，[-1，11]期间内的累积超额回报，发现目标企业价值上升，而主并企业价值基本不变。超常收益法计算的并购的短期效应衡量的是短期内投资者权益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由生产行为带来的，而是短期内现有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买卖行为决定的，因为态度决定行为，所以追根溯源，这种变化是由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对公司并购活动的态度决定的。因此本文认为并购的短期价值效应作为一种市场反应，受到投资者在事件发生之前对公司的预期的影响。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假设1：对于实施并购活动的公司，市净率影响公司的短期价值效应。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的竞争态势日益严峻，生存和发展压力持续增大，公司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在产品市场上不断创新，满足顾客的需求，还要在资本市场上满足另一个上帝”———投资者的要求，争取投资者的支持，获得支撑生存和发展必需的资金。关注投资者，不仅要满足投资者最基本的权利，还要引导投资者正确认识公司的价值。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所购买的产品是一种抽象的产品，是未来的回报，是目前尚未实现的未来价值。因此，投资者对公司的价值判断，是在信息不对称的资本市场上进行不确定性投资的行为。尽管公司的价值是抽象的，但是投资者能够通过资本市场上的公司信息所传递的信号，对公司的价值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此，本文试图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对并购的价值效应进行深层次的探究，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的一种战略行为，是否能够通过互动沟通来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并购实施的窗口期内对公司的短期价值发挥调节作用。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假设2：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于市净率对并购的价值效应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二、研究设计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以沪市A股市场钢铁板块的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研究，通过研究钢铁板块企业并购重组的价值效应可以为其他板块即将上演的并购大戏提供理论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经过数据收集，本文共得到2006年~2009年9月沪市A股市场钢铁板块的并购公告信息104条（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经过合并事件（当并购活动涉及几个交易标的时，会在同一日与交易标的数量相同的公告），剔除一家ST公司、数据不全的2家公司、以及上一并购公告以后不足6个月的并购公告信息，最后获得研究样本40份。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并购公告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和网站监测数据，其中前瞻性信息、历史性非财务信息、部分沟通渠道信息以及组织设置信息通过对样本公司并购上一年度年报查阅、分析、专家评分以及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跟踪获取，另一部分沟通信息内容来自于对上市公司网站的跟踪观测。市净率数据和并购类型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2.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指标的设计。本文认为，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一种自主性治理机制，能够在保护投资者基本权益的基础上，运用营销手段，通过互动性的信息沟通，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马连福、陈德球等（2008）利用深交所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定的等级标准为数据来源，研究投资者关系水平与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公司信息披露等级之间呈现在1%水平上呈现显著正相关。因此，本文采用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投资者关系管理研究室（马连福等）设计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从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前瞻性信息、沟通渠道与组织设置等披露的信息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进行评价。3.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为衡量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于市净率对并购窗口期的价值效应的调节作用，我们选用带有交互项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基本模型如下：Value=β0+β1PB+β2PB*IRM+β3OWNER+β4TYPE+β5SIZE+β6D1+β7D2+β8D3+ε（1）被解释变量：关于公司并购价值指标的选取，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以并购公告宣布前后各10天，共21天为事件窗口期，通过计算窗口期股票的累积超常回报（CARi（-10，+10））来衡量并购窗口期内公司价值的短期变化。假设公司股票的回报率满足市场模型Ri=αi+βiRm+μi，其中，αi为常数项，βi是公司的系统风险系数，Rm是市场组合的回报率，μi是随机扰动项且E（μi）=0，Var（μi）=σ2i。以样本公司清洁期（公告前第41个交易日起，向前90个正常交易日，即到公告前130个交易日）的回报率数据和市场组合回报率数据（采用上证综合指数回报率），利用市场模型进行回归，求得样本公司对应的αi和βi。事件窗口期样本公司各交易日的股票回报的期望为：E（Rit）=E（αi+βiRmt+μit）=αi+βiRmtARit=Rit-E（Rit）CARi（t1，t2）=t2t=t1ΣARit其中，t为事件日，Rit为事件日的实际股票回报率，E（Rit）为假定没有发生并购公告，公司股票回报率的期望，即正常回报的期望。（2）解释变量：对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前景的预期，本文使用并购公告前一个月市净率的算术平均值（PB）来衡量。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3）控制变量：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影响并购的价值效应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公司规模、产业周期、战略相关性等。李善民，陈玉罡（2002）通过事件研究法,对1999年~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深、沪两市共349起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并购能给收购公司的股东带来显著的财富增加，而对目标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不显著；不同类型的并购有不同的财富效应；国家股比重最大和法人股比重最大的收购公司其股东能获得显著的财富增加，而股权种类结构对目标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不显著。冯根福，吴林江（2001）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从整体上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不同并购类型在并购后不同时期内业绩不相一致；另外，并购前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并购绩效在短期内呈正相关关系。本文以公司最终控制人（国有控股=0，其他=1）、并购类型、公司规模和公司的财务杠杆作为控制变量。#p#分页标题#e#三、实证分析1.描述性统计分析。表2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可见，40家钢铁企业并购样本在事件窗口期内的累积超常回报的平均值为0.0097，方差为0.2346，这说明，我国的钢铁企业并购可能为主并企业带来短期的价值效应，但是并购的价值效应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企业的价值效应差别较大。不同企业的市净率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也显示了较大的差异。2.实证结果与分析。考虑到本文采用混合截面数据，作者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对并购价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是在没有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作用下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预期对于并购产生的短期价值效应的影响，大多数变量显著，只有并购类型这一变量不显著，这说明，在沪市钢铁板块并购的钢铁企业的并购价值并不受并购类型的影响，投资者对于并购活动是股权并购还是资产并购并不关心，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发达，投资者缺乏很多投资知识。市净率与并购价值显著负相关，即市净率越低，即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的预期越差，则在公司宣布并购公告时，投资者会寄希望于并购活动改变公司经营状况，主并公司获得正的短期价值效应。反之，市净率越高，即投资者对公司未来预期较好时，则不希望公司进行并购活动，当并购公告宣布时，投资者持悲观态度，公司将获得负的短期价值效应。资本市场上进行的并购活动并不一定是业绩较好的并购业绩较差的，当业绩好的（市净率高）并购业绩差的公司时，投资者反对（负的价值效应），当业绩差的（市净率低）并购业绩好的公司时，投资者赞成（正的价值效应）。模型2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投资者预期对于并购的价值效应的调节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实施并购活动的公司而言，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于投资者预期对公司短期价值的调节效应是显著的。当加入投资者关系管理这一变量后，市净率对并购价值效应的影响的显著性降低，这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互动沟通的手段，能够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预期。同时，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公司的并购价值效应显著负相关。无论公司的短期并购价值效应为正还是为负，这一效应都是公司短期的股价波动造成的，这一波动说明了投资者对于事件的敏感性。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和投资者实现沟通的有效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信息传递和沟通，帮助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正确认识公司，稳定股价，实现股价和公司价值的有效对接。因此，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与公司并购价值效应负相关说明，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实现了公司股价和公司价值的有效对接，当发生并购活动时，投资者反应较小。从这一角度来看，本文认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向投资者传递信息，形成对公司正确的未来预期（马连福、高丽，2008）。本文研究假设2也得到了支持。四、简要结论本文以2006年~2009三个年度在沪市钢铁板块进行并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其在事件窗口期内的累积超常回报，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的一种互动沟通战略，在并购活动中作为调节变量，如何对公司的短期价值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公司实施并购的过程中，公司的股票价格在并购公告宣布之后的累积超常回报，结果发现累积超常回报不显著；（2）以市净率作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预期的衡量指标，对于窗口期的累积超常回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的一种互动沟通战略，旨在向投资者传递更多的公司信息，从而使得外部市场能够正确识别公司价值，实现股价与公司价值的有效对接。
[关键词]电子废物；回收体系；延伸生产者责任；回收处理许可证；上海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065－03
[基金项目]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上海市电子废弃物管理机制研究”(批准号：沪人[2005]105号；沪科[2005]171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联合课题“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子废弃物一体化管理研究”(批准号：2008SBF001)
[作者简介]邹松涛，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07级产业经济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及政策。(上海200444)
一、上海市电子废物的来源及特点
电子废物，是指废弃的电子电器产品、电子电气设备及其废弃零部件、元器件，包括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报废产品或设备、报废的半成品和下脚料，在产品或设备维修、翻新、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报废品，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废弃的产品或设备。电子废物涵盖了生活、生产两大领域，可回收物质包括电路板、金属部件、塑料、玻璃等几大类。
上海市电子废物的来源分为工业源和社会源。
工业电子废物多来自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企业，具有排放者相对集中、排放数量较大、排放量及频率固定的特点。上海电子产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名列第3，仅次于广东和江苏。其电子电器产品在全国所占的比例相对也大，微型计算机产量上海占26.9％，北京占8.0％；打印机产量上海占44.2％，北京占2.O％。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截至2007年底，全市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有1554家，当年信息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8.52％。其中，电子计算机制造总产值占信息产品制造业总产值的53.9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7.12％，通讯设备制造业占9.02％。这些企业多集中在金桥、张江、闵行、漕河泾等工业园区内。
上海市工业电子废物的上述特点使得工业电子废物的回收相对易行。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清洁生产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以及《上海市危险废物防治办法》等，上海的电子电器产品制造企业与专门的固废处理企业签订了相应的回收处置合同，并由环保部门按照预防为主、集中控制、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原则实施全过程管理。上海惠普有限公司、上海理光传真机有限公司、上海飞利浦电子元件有限公司等近200余家电子电器产品制造企业与上海新金桥工业废弃物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回收处置合同，以达到工业电子废物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来自社会源的电子废物主要包括各种家电、电脑及附件、通讯产品、办公设备等，具有排放者相对分散、单位排放量小、排放频率低的特点。对这类电子废物的回收处置以及再利用资源化建设，国内正在探索之中。2003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确定了浙江省、山东青岛市为国家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试点省、市，2007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2008年8月国务院法制办审理并原则通过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草案)》。
笔者将“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废弃的电子电器产品或电子电气设备”称之为“生活电子废物”，具体包括废旧家电、影音设备、电脑、手机、复印机、打印机、传真机、电话等。本文中主要针对上海市“四机一脑(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脑)”的回收处置渠道与模式进行了实地调研。
二、上海市电子废物回收处置现状
通过对电子废物的相关监管部门、旧货市场(又称二手市场、调剂市场)、电子电器零售商等的实地调研，了解到目前上海市生活电子废物的回收渠道主要是“个体回收户上门收购”，回收模式主要是“有偿回收”。上海市现存的5种回收渠道，2种回收模式，并没有引导生活电子废物流向有环保资质、无害化处理能力的正规企业，而是经旧货市场中转最终流向“地下拆解工厂”、“家庭拆解小作坊”和欠发达地区(如下图)。
具体的，上海市电子废物有5种回收渠道：个体回收户上门收购、旧货经营业主坐地回收、零售商“以旧换新”、通过社区废品收购站回收、机关事业单位统一交投。2种回收模式：“无偿交投”和“有偿回收”。
综合上述上海市的生活电子废物回收处置现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一)回收体系已自发产生
这个体系是“生活电子废物排放者到个体回收户，再到旧货经营业主，最后到处理处置企业”，但由于利益的驱动，上述体系并不流畅高效，大量的生活电子废弃物流入“地下拆解工厂”和“家庭拆解小作坊”，而非流向正规企业，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二)旧货市场在回收渠道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但旧货市场的规范仍处于无序空白状态
对旧货交易(包括二手电器的鉴定，二手电器的来源、去向等)没有真正的监管和监管者。旧货市场是生活电子废物的中转站，通过旧货市场生活电子废物并没有流入正规的处理企业，而是流向了“地下拆解工厂”和“家庭拆解小作坊”。从事二手电器收购出售行业的“门槛”很低，只需由工商部门批准，并没有相应的环保技术资质认定。2006年商务部通过了《旧货品质鉴定通则》、《旧货品质鉴定――旧家用电器》2个行业标准，但行业标准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且实施上主要通过中国旧货协会来负责完成，在强制性方面存在很大问题,执行更是无从说起。
(三)末端处置体系基本完备
无论是固废、危废、工业废物，还是一般废物上海市均有完备成熟的处置技术及体系，但苦于“货源(电子废物)不足，生产能力闲置”。
截至2003年，获得《上海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就有74家，处理范围几乎覆盖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中的所有项目，其中5家具有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废旧电子电器的能力，仅上海电子废弃物交投中心有限公司一家的年处理量就为1万吨。2007年7月全国最大的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在沪建成投入运营，其焚烧炉的尾气排放及处置已达欧盟标准。
三、上海市电子废物回收处置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有偿回收为主的多主体、多渠道、开放式回收体系
首先，应实行“有偿回收”。日本对于废物排放实行“谁排放谁付费”原则，不但认为废旧家电是无价值的，而且在废弃时还要支付相关费用。欧洲也根本不存在回收废旧家电的“流动大军”和大量的二手家电交易市场。但在我国“废旧家电是有价值的”已经是普遍共识，再加上城乡消费水平的差异，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二手家电的需求依然存在而且巨
大。因此，“无偿交投”、“付费排放”目前在我国都尚无实施的群众基础。而“有偿回收”既符合中国的消费观念，也利于回收处置体系建设的市场化运作。
其次，应构建“多主体、多渠道、开放式”回收网络。“多主体”是指由废物排放者到最终无害化处理企业之间，存在多个回收主体。“多主体”不是人为设定的，而是符合市场需求自发形成的。“多主体”不但能满足废物排放者位置分散、数量众多、排放量少、排放频率相对低的特点，也能满足处理企业大批大量运输处理的要求，实现收集、运输、处理的总成本最小化，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多渠道”是指从废物排放者到最终无害化处理企业之间具有多种途径。“多主体”的存在决定了回收网络的“多渠道”，家庭可通过个体回收户上门收购，也可到社区回收站，家电维修店有偿交投，还可到零售商处“以旧换新”。生产商可通过售后服务网点回收，处理企业可通过专职的回收公司，或自建回收网点进行回收。上述多渠道视其经济效益由各市场主体自发完成。
“开放式”是指回收体系是依靠市场力量建立和运行的。政府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相应的职能部门行使引导、监管权力，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指定或建立各级回收者。引导生活电子废物最终流向具环保资质、无害化处理能力正规企业的是价格杠杆而不是政府干预。
(二)规范化管理旧货市场
1.实行废旧电器回收、处理许可证制度。对废旧电器的回收公司、旧货经营业主和处理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并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及登记。可设置废旧电器收集许可证、处理许可证、收集处理综合许可证3种。凡获得收集许可证的企业只能进行废旧电器的收集、运输、仓储，并保证将收集到的废旧电器售给具有处理许可证和综合许可证的企业，不得进行拆解、销售活动。凡获得废旧电器处理许可证与综合许可证的企业可对废旧电器进行集中拆解、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并保证不可资源化部分的填埋与焚烧。凡获得综合许可证的企业可同时展开上述回收许可证、处理许可证涉及的全部业务。
2.实行二手电器登记、标识制度。要严格区分废电器与旧电器。废电器严禁进入再流通，只能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旧电器电实行登记、标识制度。具备检测维修能力，且维修后的电子电器产品能达到质监部门标准的废旧电器回收、处理企业(包括旧货经营业主、专职回收公司、综合回收公司、处理企业)，才有权使用“旧货”、“再利用产品”的标识。收集到的旧电器经检测维修贴上“再利用产品”标识后，才允许进入合法的旧货市场。废旧电器回收、处理企业定期向监管部门上报其检测维修产品的数量、类型、去向；回收且销售旧电器的旧货经营业主定期向监管部门上报其销售的旧电器的来源、类别、数量，并承担售后服务责任。
(三)推行“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
“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ExtendedProducerResponsibili－tv，EPR)，其核心是“谁生产，谁负责”，即产品消费后回收、处理以及再利用责任从由政府承担转向由生产者承担，将产品生产者的责任延伸到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特别是产品消费后的回收、处理、再利用阶段。简单讲，就是产品生产者要负责消费后产品的回收、处理、再利用。目前，在日本和欧洲等国践行的“延伸生产者责任”回收处理模式有以下3种：
1.生产商独立回收、处理。该模式是指生产商自建回收网络、处理工厂，独自负责其产品的收集、拆解、无害化、再利用。即生产商自行承担消费后产品回收处理的实物责任和经济责任。如惠普的“星球伙伴(PlanetPartners)回收与再生计划”形成了惠普产品的全球回收网络。
2.行业联盟负责回收、处理。该模式是指行业中若干生产商自愿结成联盟，由联盟来承担消费后产品回收处理的实物责任和经济责任。这个联盟被称为“产品责任组织”(ProductResponsibilityOrganization，PRO)，PRO通常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按企业化模式运作，一般有商业协会组建，企业加盟。PRO可以自己组建电子废物回收公司和处理工厂，也可以选择已有的回收公司与处理工厂。生产商则可以选择一个加盟费用比较低的PRO，由PRO来履行延伸生产者责任。比如，东芝、松下在日本北九州联合建立的日本家电再利用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产品责任组织。
3.第三方回收、处理。该模式是指生产商将自己应履行的延伸生产者责任委托给第三方(回收公司或处理企业)，由独立的第三方来承担消费后产品回收处理的实物责任和经济责任。这个第三方企业被称为“产品责任提供商(ProductResponsibilityProviders，PRP)”。比如，欧洲最成功的再循环企业之一――MIRECRecycling，原先是荷兰飞利浦公司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处理废弃电子产品的附属企业，至上世纪90年代，该企业从飞利浦公司独立出来，目前已成为一个与30多家国际电气品牌合作的专营电子废弃物处理公司。
依据上述3种模式，结合上海市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在上海市乃至长三角地区率先推行“第三方EPR制度”。第三方可以是专职回收公司，也可以是综合回收公司(兼有回收、处理两个职能)，还可以是非营利性独立的行业协会。具体这个“第三方”采用那种形式，由市场需求结合政府意愿视实际情况而定。
国内家电行业已进入微利时代，行业平均利润率只有5％，生产商自建回收、处理体系所带来的高昂费用，潜在技术风险，使许多国内生产商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废旧电器回收、处理行业联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现阶段承担生产商EPR责任的“第三方”应是具有环保资质、无害化处理能力的处理企业。
上海市工业基础设施、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完善，无论是处置固废、危废、工业废物、一般废物均有完备成熟的技术及体系，这为推广“第三方EPR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利用现有的处置体系，避免了重复建设，保证了集中统一处理。第三方回收公司或处理企业或行业协会凭借技术、信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可实现回收处理集约化、效率化的规模经济，生产商则可通过委托――关系锁定延伸生产者责任成本，专注发展主营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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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著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著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著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著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著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著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二）推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其原则
1、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本身就可以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有利调整。从根本上讲，上述主要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完成其实质是一个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源将优先配置于能够产生较高回报的经济活动领域。那么市场化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对于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能产生的回报进行更为准确评估并按照这种评估不断调整其配置的过程。而这正是运用财政政策对资源配置进行调节所要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确认环境产权的基础上展开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使污染行为形成成本而被排污企业内部化，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再比如，进一步放开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户展开资本合作以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增强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就可以增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推动体制转型进程的财政政策可以间接地推动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
2、推动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总量型的，仅采取单一政策手段，而应该是结构化的，采取综合政策手段。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相对改变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所能产生的回报来实现的。总量型的财政政策是在同一方向上普遍改变了资源配置于各个经济活动领域的回报水平，其结构调整效应是通过不同领域回报率受影响的差异来实现的，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相对较弱。而结构化的、综合性的财政政策是推动资源在不同经济活动领域配置的回报率产生不同方向上的变化（有的提高、有的降低），并且可以有意识地调节不同领域资源配置回报率变化的幅度，所以其结构调整效应的强度要显著强于总量型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