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性行为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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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经济结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3—0051—02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为了某种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相互竞争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力量对比均衡状态。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近年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从体系边缘向体系中心迈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融合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的G20在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G20的出现与发展势必将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一、新兴国家崛起使国际经济结构发生变化
2001年，吉姆·奥尼尔在高盛集团全球经济报告中首次提出“BRICs国家”的概念。2003年高盛集团第99号报告《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的道路》预言：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BRICs国家”作为新兴国家的领头羊受到世界的关注，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国际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显著标志。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加快了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的步伐。西方传统发达经济体受到本次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2010年希腊引爆欧洲债务危机，欧洲国家经济面临极大困难并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世界经济衰退危险加剧的现实情况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四国对全球经济增幅贡献率超过45%，成为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火车头”。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2010年“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均进入世界前十二位，按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中印两国进入世界前五的行列，俄罗斯、巴西分别位列第六位和第九位。
尽管在人均GDP、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新兴经济体照比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距离，但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西方发达经济体地位相对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动摇了过去几百年时间里形成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国际经济体系边缘地带向中心区域靠近，国际经济中心区的国家数量增加，在成员上向新兴国家偏移，“七国集团”垄断世界经济权力的局面将发生变化，国际经济权力分配分散化趋势将逐步加强，权力将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传统强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1〕（p4-20）。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生变化
随着西方传统工业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其管控国际经济发展、应对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能力也逐渐减弱，以“七国集团”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效率降低，其作为国际经济领导者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1999年，由七国集团首先倡导建立包含十一个新兴经济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以二十国财政部长级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的形式，使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国家就防止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问题展开对话。尽管在二十国对话机制内，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经济议题，但二十国非正式对话机制的建立使新兴经济国家有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机会，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终于有了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加快了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不对称格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国际经济运行与治理机制的新变化。2008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召开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G20金融峰会，“决定增强相互合作，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新兴经济体在应对本次危机带来的影响，承担国际经济治理责任方面表现突出，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2009年于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第三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G20金融峰会被正式界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个成员占据全球经济总量90%，贸易额占全球80%，融合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机制，成为代替由传统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垄断国际经济事务的七国集团的新机制。
根据匹兹堡G20金融峰会领导人宣言，“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银行将至少增加3%的投票权”。①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在2008年通过的改革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份额和治理，按照这一改革方案，将有超过6%的份额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型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金砖四国”将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个最大股东之列。②2010年，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改革中，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投票权提高3.13个百分点。两大重要国际经济机构在成员份额和投票权上的改革，一方面表现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平等参与国际经济问题磋商的承认和对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另一方面，是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机制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参与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制定，与发达国家共同分享国际经济权力的具体表现。
三、国际经济秩序从等级向平衡的转变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涵盖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尽管调整国家间行为的权利和规则不同程度地依赖于意见一致和相互利益，可是，它们的主要根据还是一个社会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集团或国家的权力和利益”〔2〕（p49），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反映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与规则，在全球经济体系内导致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技术扩散速度增强，处于经济体系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国际经济秩序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力量对比关系的外部表现，在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增强，国际经济体系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建立在固有国际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国家经济秩序必然要发生转变。
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将使新兴国家成为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修正主义者”，利用获取的经济权力设法以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变原有经济制度。但从国际经济现实来看，新兴国家群体并不具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也没有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意愿。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大多数新兴国家经济结构上仍然以制造业和原材料出口为主，经济结构质量和经济发展可持续能力受到质疑。其次，新兴国家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崛起，是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中国和其他新型强国不想抗拒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只是想在秩序内获得更多的权威和领导力”〔3〕（p37）。国际经济制度体系正在现行经济秩序内进行渐进性调整，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变化着的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案已于2011年3月正式生效，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方案也已提出。“现存国际秩序越是公开并呈现良性，相对于挑战原有秩序来说，崛起国家如果参与其中，那么它获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就越大”〔4〕（p143），当新兴国家群体认为可以通过国际经济秩序内部变革实现其利益，就削弱了新兴国家通过颠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因而，当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将是渐进性的而非颠覆性的。
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是一种进程性变化，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进行渐进性调整。从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实际情况来看，尽管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根本性易位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国家的崛起将使国际经济权力分散化，国际经济体系将从由西方国家垄断到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新兴国家将更多参与全球经济议程的设定，在国际经济机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表决权。调整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同时包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打破由发达国家垄断控制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形成多元共存、相对平衡的国际经济秩序。
结语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新兴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承担责任的表现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要求，清楚地表明新兴国家正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国际经济制度与规范正逐步兼容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新兴国家群体并不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革命性修正主义者，国际经济秩序正在传统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两个群体的互动中通过和平调整推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进程。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将逐步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西方发达国家将与新兴国家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国际经济秩序将从由西方发达国家大权独揽的等级制走向由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平等协商、合作共治的更加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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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又将经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各国的发展情况不同，其经历的时间长短等情况也就不同。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被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以后，基本实现现代化，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再经过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其发展过程是一个特定阶段。其社会性质，属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5页）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矗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其他经济成分是指占公有制经济以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成分，它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归根到底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就决定了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3～14页）
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个人私有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是一种小私有经济。个体经营者通常自己购置生产工具、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自己参加生产劳动，生产经营的收入纳税后归个人所有。
私营经济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佣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形式，就是说它是以雇佣劳动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私有制经济。
二者的不同点是个体经济主要依靠自己和家庭从事生产、经营，私营经济主要是雇佣工人从事生产和经营。
二者的相同点是生产资料、劳动成果都归个人所有，都以单纯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在我国现阶段，对它们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4～15页）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况，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时，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在现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正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五、一部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7页）
共同富裕与一部分先富起来是统一的、一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可以借助先富者的经济力量，并通过先富者的示范作用，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励广大劳动者积极进取，奋发图强，学习致富技术、经验，探索和开辟致富之路，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六、“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首先，必须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是互相促进的。其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安定团结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1页）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以改革和发展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八、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9页）
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就是既要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增长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这就要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九、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第36页）
从狭义上讲，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亦称“社会经济制度”、“社会经济形态”，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等。从广义上讲，经济制度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包括有关经济工作的规章制度等内容。生产关系的内容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采取的具体形式、国家管理经济的具体制度等属于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又称“经济管理体系”，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权限划分、管理机构设置、企业经营方式等内容。经济体制既反映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性质，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和方式，又反映社会生产、经济运行的具体特点和要求，是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
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36～38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具体表现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和基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一方面把土地承包给农民，由农民分散、自主经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立起了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发展。只有建立双层经营体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优越性。在80年代前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为了克服带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通过创造条件，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形成，为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和农户承包经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十一、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
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手段。计划，就是由国家行政部门通过编制经济发展计划，依靠行政命令下达计划，按计划安排生产和流通。市场，作为调节手段，就是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和商品价格的变化来促使商品生产者调整生产和流通。
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活动中，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两种调节手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并没有排除必要的计划，并且，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国家宏观计划的范围不断扩大，手段不断改进，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市场经济有序地、健康地发展。
十二、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4～45页）市场，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生产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的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要求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
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有市场不等于就有市场经济。市场是在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就出现的，而市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全社会生产和流通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时才产生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占主导地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因此存在市场，但不存在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的。
十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5页）
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市场经济侧重讲的是一种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有市场经济，就一定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不一定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市场经济则是产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高度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
十四、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间的关系（教材第49页）
实行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实行对外开放，是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途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矗崇洋、全盘西化，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十五、经济特区与内地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3页）
经济特区，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行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一块特定地区。所以，特区在经济上“特”，在政治上不“特”，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国的经济特区实行许多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经济政策，但同国内其他地区仍保持着广泛密切的联系，既依托内地又服务于内地。全国都可以利用特区，观察和了解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经济特区比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世界各国可以通过经济特区来观察和了解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因此，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十六、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教材第58～59页）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条件。我国向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足是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是，人口多、增量大，按人口平均占有的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一定的条件下，人口数量的多少和增长速度的快慢，对资金积累的规模和速度具有很大影响。人口多、增长快，用于居民消费和社会消费部分的基金就多，国民收入中用于基本建设的资金就会减少，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十七、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64页）
人口素质与经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智力的发展，体力的增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和经营管理的科学化，要求劳动者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当今世界，国际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和智力的竞争。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大问题。
十八、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页）
政治制度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在我国包括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下，还有具体的政治制度，即政治体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体制则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不断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促进和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
在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还存在不少弊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九、人民、人民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0～78页）
在我国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的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只能通过人民民主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来自人民，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代表人民，是人民的公仆。
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总之，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十、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5～76页）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二者密切联系。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没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二者是有区别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十一、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7页）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国家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构成我国的国家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是分工的不同而不是分权，是一种从属关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超越它，也不能与之平列。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执行机关，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是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
二十二、人民民主与对敌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1～73页）
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
民主与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对广大人民来说是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来说是。不可能只有民主而无，也不可能只有而无民主。只有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对敌对分子实行；同时，也只有坚持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毫不手软地打击敌人，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利
二十三、阶级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20、第72页）
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阶级是一个经济范围，是经济实体。当剥削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完整的剥削阶级就不复存在了。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同时被消灭。因为剥削阶级一经产生，就不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而存在，而且是一种政治力量，有自己的思想、政治观点。因此，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同时还存在于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这表明，阶级斗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斗争可以直接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也可以不以完整的阶级为依托，阶级与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离。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上还有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还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严重经济犯罪分子等。对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实行，依法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二十四、中国共产党与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3～74页）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和各派彼此互相依赖、真诚相待、共同承担着国家和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责任。在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的共同任务。
二十五、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教材第76～80页）
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关系。两者密切联系，国体决定政体，政体是国体的表现形式。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它的管理形式只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与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能最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集中人民的意志，使人民参加对国家的管理，从而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只有坚持人民民主，才能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巩固人民民主。
二十六、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要求四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6页）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有法可依，是指立法方面的要求，是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只有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才有法制可言；有法必依是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有法不依，等于无法，只有严格守法，才能实现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是执法方面的要求，要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违法必究是指无论何人，只要违了法，一律要受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全面贯彻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才能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形成依法办事、依法治国的法治环境。
二十七、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关系（教材第88页）
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密切联系的。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矗法制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只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同时，社会主义法制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只有发扬民主，了解人民的意愿，才能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其次，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社会主义法制以法律形式把人民的民利和其他权益肯定下来，并用法律手段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人民以法律为武器，同侵犯自身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使民利得到保障。
二十八、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的关系（教材第92～93页）
宪法与普通法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都是法律，在阶级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不同点：宪法与普通法律相比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最大的权威性。首先，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普通法律只能依据宪法精神制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行为规范。其次，从法律效力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矗普通法律、法规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宪法为“母法”，普通法律为“子法”，就是从法律效力方面说的。再次，从制定和修改的程序看，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
二十九、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2页）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首先，权利和义务的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国家的建设者。因此，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承担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重要职责。其次，权利和义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前提，只有保证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和自由，才能调动公民履行义务的积极性。义务又是实现权利的基础，公民只有自觉履行义务，为社会、为国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充分享受权利和自由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
三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7～108页）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革命的理想、信念，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社会主义道德可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严格的纪律，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其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只有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建设，才能提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再次，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立尝观点和方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可见，两个文明建设缺一不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始终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即做到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三十一、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页）
在我国，共同理想与个人理想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共同理想从总体上和全局上包括了个人理想，共同理想的实现为个人理想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共同理想还为个人理想指明了基本方向。另一方面，共同理想要通过个人理想来实现。由于整个社会是由各个社会成员及其从事的各行各业组成的。因此，符合共同理想要求的又切合自己实际的个人理想，有利于共同理想的实现。没有个人理想，共同理想就会落空。
三十二、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09～118页）
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部分，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思想道德建设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理想、道德、纪律教育，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三十三、纪律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13页）
纪律与自由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自由如果脱离纪律的约束，就会成为损害他人利益的自由。只有遵守纪律，才能保障人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那种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是任何社会都不会存在的。我们不仅要遵守纪律，而且还要同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斗争。只有人人遵守和维护社会主义纪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十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0页）
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属于同一性质的社会形态。两个阶段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消灭了剥削制度；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整个社会事务的权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在整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这些共同点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共产主义因素。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完善、发展，必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是由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决定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三十五、共同理想与最高理想之间的关系（教材第121页）
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与人类的最高理想是密切联系的。具体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