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态困境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生态风险评估体系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作者简介：刘珊，湘潭大学经济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因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而引起的生态危机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威胁着人们的幸福生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决定的号召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应该只是功利的经济人，更应是高尚的道德人和理性的生态人，应当清晰：最生动的中国人应当是各种形象人的集合体，集合着所有的“人性美”。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市场竞争化、竞争法治化的时代浪潮里，且看经济法学如何解读生态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以此强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营造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稳健运行的外部环境。
一、生态困境的现实存在
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是生态破坏趋势愈发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酸雨、雾霾以及危险物跨境转移和越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现代科技文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反而是越积越多，越积越难，以致于演变成了当下无法破解的生态困境。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体系下，“搭便车问题的广泛存在，必然使得市场机制提供生态保护这样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有时甚至出现供给为零。”必须清晰，正因为生态环境被当成是公共资源，其自身的不可分割性导致其产权根本无从界定，既然界定不了，市场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相当于给了企业一个违法的“正当理由”，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必然极大的降低。
“环境破坏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生长的问题。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可再生资源的例子是过度捕鱼和过度采用地下水。雨林的毁坏和湿地排水是对自然界有意破坏的两个例子，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日渐降低。”显然，在转基因技术主粮化的背景下，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其“负外部性”亦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理念，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同时也应是理性生态人。客观上，“国家应该强大的理想来自于推动环境修复、规制建立和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一系列环境与社会破坏性活动的需要”生态环境如同人一样，拥有正常的身体机能，一旦体力被严重透支，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恢复，那么精疲力竭而亡则是难逃的命运。在我们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过多消耗大自然的“体力”之时，生态系统是无力抵抗的，必然会面临崩溃的窘境。“目前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都应立即解决，因为任何拖延都会提升威胁背后的风险。”因此，我国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经济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尽管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现代国家机器应该为大量环境难题的产生负责，而全球生态难题也日渐凸显，挑战着现代国家机器。”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并非只是国家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大自然无法享有或者主张人类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生态困境必须动员公众的力量，让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首次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竞争实现、共同分享”这一新型的增量利益关系。
单个经济法主体以及企业这一典型的结合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生态困境，其理应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优化使用自身的劳动力。正所谓，“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而经济法作为现代私法，旨在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以激励各经济主体持续保有最大积极性投身于劳动创造，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大自然来成就当代的工业文明，其所内含的“同创共享”理念对吸引全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因而，从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解读生态困境并寻求破解之道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突破口。
三、社会化大生产下生态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在个体生产时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限的生产，而且个体劳动力利用自然的程度相当有限，生产工具有限，生产方式单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不够。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日益密切频繁，社会财富大多是由众多劳动者协作创造，个体劳动力变成了普遍的结合劳动力。“个体与个体间合作创造形成结合的劳动能力”，同时这种结合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单个个体的生产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砍一棵树凭一己之力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现在砍一片树林都只需一个晚上便能完成，由此可见，规模化、集合化、机械化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力正在不断加大。
（二）经济原因资本的逐利性正蚕食着生态自净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使得大量的生态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市场经济下必然得究其经济学原因。“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面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愿当一个如此的好人――费力不讨好的放弃争取眼前利益的机会。“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既然没有企业愿意投资环保设施，或者投资了环保设备仅仅只是个装设，并非真正投产运作，如此对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基于非合作的博弈思维，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生态治理困境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三）政治原因
诚如李大钊所指，“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政绩讲究GDP增长，公共决策必定偏离了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中心主义”几乎束缚了所有市场主体的思维观念，导致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尤其是政府官员这一握有公权力的群体。基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国家偏重于保护既得利益，维护政权的稳定。“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我国当前不计成本、不计环境污染与破坏，一味追求高速度的GDP至上的发展观”，正是国家政治的盲目偏向助长了污染、浪费这一畸形市场的强大成长。
四、破解生态困境的具体路径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坚持，“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法律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强效武器。治理生态问题，破解生态困境，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双边信任难题，以良法保障生态文明的善治。
（一）微观产权激励：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
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使然，个体以及个体结合而成的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法主体，有动力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而选择依法有序地参与生态经济建设，聚焦生态效益的“同创共享”，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然生态秩序的重建。必须承认，“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者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而现代经济法强调生态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得以保障，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都能从环保治理中感受到有利可图，这一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人的功利性内在需求。其旨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是明晰产权的过程，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就是以微观产权激励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务实之举。
（二）宏观政策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今天的我们已然迈入了全新的大数据时代，能够通过样本分析而突出个性化服务和私人订制的大数据技术可谓是占据了市场比较优势。因此，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一方的政府理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理性分析各类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预测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此引导各企业建立起便捷智慧的、高效沟通的内外部协作模型，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法律政策下有序开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有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引导并推动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事故的奖惩追责机制，防止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使公权力以公共决策等形式认可自然生态的价值，将能源消耗率、环境损害度、生态破坏力等纳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尤其是必须将生态效益纳入其中。有理由相信，此举必是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创新视角。
（三）官民通力合作：强化生态法治思维重塑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是解决人的心态问题”。我们必须引导理性生态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的转变。正所谓，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有必要通过强化生态法治思维以重塑理性生态人的行为模式。谈及行为模式的重塑，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定位：理性生态人和理性经济人的二重性身份;其次必须坚持两个转变：其一，强化生态法治思维实现内在心理机制的转变;其二，着力于经济法主体外在行为模式的转变，促进官民共同体主动实施绿色生态、可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此逐步取代盲目的经济逐利方式。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今天，必须寻求官民合作的经济法路径，以法治激励“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确保每一个市场主体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生态治理。打造官民合作的理性生态人的共同体，重塑生态行为模式，让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得以集中发力治理生态环境。从经济学的立场分析，即是我们有必要营造生态法治的“溢出效应”，让生态良好惠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关键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低碳经济；资源消耗；替代性能源
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4-0005-04
中共十报告创造性地明确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阐述，是我党的重大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性的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学者通过复杂的模型和计算，预测着我们的现有生活方式还能维持多少年。全球变暖、化石能源的枯竭危险、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问题正在改变着各国对增长、发展的认识和维持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行动方式。从国内环境看，伴随着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清明、生态保护之间出现了不够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现象。科学发展理念，是我国走出发展迷局，实现民族复兴的指针。但是，现实中无论是实现人的代际公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发展进步，还是总体布局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促进，都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并加以统筹。如果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一个有机体，从生态学的角度将总体布局的五个组成部分加以整合，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在行动上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学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事实上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内容①，其中最主要的恐怕要归结为两点：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二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论述。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其核心是通过在人类自然知识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或正常关系，而不是导致“自然的异化”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同时，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替代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使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所有同时存在的社会整体，都不是地球的所有者，相反，它们只是地球的使用者、受益者，而且必须将其以一种改进的状态传递给未来后代①。资本主义立足于生产和物质的发展造成了当前的资源、环境的世界性难题，它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破坏具有内在的根源性，应该为现实中的生态危机负责。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无法提供对环境破坏和社会非正义的有效解决方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统筹考虑社会发展的各个要素，以公有制和强大公权力为基础构建基于民主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生态主义。
1978年，我党提出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1983年，环境保护成为基本国策；199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建立；2003年，科学发展观提出；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小康的目标；2012年，党的十提出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红色思想的同时，积极构建绿色发展理念。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中共十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宣言，无异于在发起一场绿色发展革命。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涵，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劳动者为己任，另一方面将劳动和生态学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是一种“红”与“绿”的综合，它将生态问题放到独立于阶级、国家和种族的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更广泛参与的民主、得到协调的社会阶层关系和平衡的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我们正在试图探索避免破坏性的进步，防止生活过度消费、资源过度消耗和污染过度排放，缓解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这种实现现代化的新的发展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
因而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包含更多的生态（绿色）含义，从构建生态型经济、生态型政治、生态型文化、生态型社会和生态型环境入手，规划、部署、指引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积极构建与自然生态约束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开创性的探索是内外环境所迫，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
二、构建五位一体的生态社会
遵循十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积极构建五位一体的生态发展新模式。
（一）构建新型的自然生态
连日来华北地区的雾霾天气，让人们对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受到自然生态的显著约束，特别是现代城市，成为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冲突最激烈的地方。基于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的担忧，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模式取代了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成为全人类共同接受、共同探索和实践的一种发展思想和模式。
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类经济活动最直接的副作用。环境被严重污染，可能来自空气、水体、土壤、噪声、光、辐射等以及气温变化，严重超过环境的承载力。自然生态是以人类居住区为中心，以园林绿地及其周边的水、气、土、能、林、生物等资源、环境为基础，为居民提供生活游憩、生态保护、氧平衡、粮食供应等功能，对人类生活起承载、支持、美化及保持生态安全、维持生态平衡等作用的生态调控系统。它一方面为人们提供必需的自然要素（水、大气、土壤、动植物等），以此调控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演化方向；另一方面，维护其自身的自然净化能力、还原能力、生产能力，保持自身结构的稳定和功能的高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支持”功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各种自然流（包括物质流、能量流等）的循环流动和动态平衡。生态恶化需要重构自然生态——它是构建整个新型生态的基础环节，影响着发展路径和其他方面生态化的实现。构建自然生态就如同一个人有了健康的体质，各部分机能能够正常运转而不会被边缘化。
（二）构建新型的经济生态
从宏观上看，经济过程可以大致表示为自然——人类活动——自然。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进行一系列生产过程，人类可能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向自然排放废弃物。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活动强度的增加，人类的这种活动方式，越来越显著地改变着自然。当自然无法消化人类的废弃物和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的时候，生态问题随之产生。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是应对生态危机的重要思路。但这并不能做到经济系统在上游和下游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全协调，原因是上游的资源消耗和下游的环境污染并未真正进入市场经济的评价体系或者估价明显偏低，造成资源和环境的超经济耗费。
这里谈到的新型经济生态，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在经济活动上游的资源消耗和下游的环境影响形成客观公正的经济评价机制，也就是生态指标要进入生产各环节成本和经济总量汇总的核算系统。一方面，利用资源进行经济活动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在利用资源的同时涵养资源，尽量使用可再生资源，并以可再生资源为参照，对其他资源进行合理评价；另一方面，在下游既要尽量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又要协助自然将废弃物消解掉，并以消解废弃物为参照，评估环境影响的副价值。前者要求我们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创新驱动，追求内涵式发展，在节约资源能源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广泛使用，积极采取措施涵养资源，增强某些资源的再生能力。后者要求我们通过技术手段促进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在自然承载力范围之内排放废气物，避免使用自然难以消解的材料，并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消除已经造成的污染和危害。第二，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和谐共生，既能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又能进行良性竞争，保持经济成长的活力。国内经济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结，积极参与世界分工，培养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不断增强竞争力。第三，在经济系统内部，将系统内产业间各条“食物链”连接成环，在城乡、区域之间搭起桥梁，形成市场主体间的合作共生机制。这将有利于大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物质的循环利用，并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改善生态环境。如果将经济视为生物体，那么经济活动就如同血液一样能够在体内循环往复而不会遗漏某个部分，身体各部分各司其职而不会有部分活动被边缘化。
构建新型经济生态，必须改变现代工业的生产模式，建立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运用生态技术减少消耗和污染等是其基本要求。新型的经济生态应该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呈现物质循环利用这一自然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第二，生态系统内部必须形成一套源汇能够顺利转化的完整的生态工艺流程；第三，经济活动应无损于环境的改善，在这一前提下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新型的社会生态
生态学意义上的社会生态，把社会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其核心理念是平等。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与社会分化在空间占有安排上的表现，以及这种表现对社会不同阶层和谐相处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社会流动机制在个体、阶层以及社会结构等层面，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协调功能。当前我国社会流动机制中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如：在数量上的失衡与无序、上升性流动机会的相对不足、自致性③规则的普适性受限、对弱势群体流动保障欠缺等。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有必要进一步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流动机制，改善民生，创新管理，构建新型社会生态。这样，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可以顺利地进行交流与合作，不会有某些群体（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就很可能解决利益失衡、差距扩大、阶层分化、阶层固化、草根阶层难以成功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四）构建新型的文化生态
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要构建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必须构建相应的文化生态。第一，要与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社会阶层相适应，满足文化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并存要求；第二，一定要有鲜明的主流价值观念，中共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第三，尊重人文精神和历史传统，形成地方特色文化，以利于消除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第四，文化遗产要在保护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有机的更新。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曲艺、杂技、美术、手工艺、医药、民俗等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指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实质的同时对非物质文化赋予时代精神的更新利用过程。
（五）构建新型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研究关注的是政治体系各要素之间的运行情况，以及政治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和环境变化对政治的影响这样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环境不仅仅是包括地理环境、资源环境、气候环境等在内的自然环境，也包括了社会环境，例如经济环境、历史环境、风俗环境，等等。因此，可以这样说，政治生态研究是将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政治现象、政治行为及其与周围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因而政治生态研究中的“生态”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环境问题中生态的含义。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政治生态要求权力的赋予、行使和更替形成有序常态。这就要求，保障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积极推进民主进程，完善监督制度，实现依法治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大力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创新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方式，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我们还必须摆脱对政治生态的片面理解，而从永续发展，涵盖经济各部门、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社会顺畅循环着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构建新型政治生态，就如同人有了一个有效运转的指挥系统——有规则的大脑。
三、构建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的生态发展模式
20世纪初期，生态学家发现，必须采取措施将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强度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以避免生态系统的崩溃。这样，生态学就成为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生态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的有机统一。其准则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规范人类自身的行为，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良好、文化繁荣。
那么我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呢？对于相当程度上依赖化石能源发展的经济来说，我们首先要考虑究竟是要节省使用尽可能多地留给子孙后代，还是留给他们替代性能源。这可能涉及到人造资本能否全面替代自然资本的问题，这在未来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因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保守、谨慎的态度更有好处。我们用尽了石油，后人就不能再使用，起码少了一种选择。或者说，即使将来生产出了可替代的能源，留一些石油也可以增加后代的选择机会。再者，开发新能源也许存在着许多无法预知的风险。我们主张必须摒弃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创造新的适宜人类活动的生态系统的幻想，善待和保护现有的生态资源，将人造资本视为生态系统的互补品，而不是替代品，以生态系统为约束开展经济社会活动，并将活动范围和强度控制在资源环境其承载力阈值之内，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郇庆治：《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石山、刘国光等都认为，当今人类文明发展正在“进入生态时代”。“我所说的生态时代，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发展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观正是人类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的思想理论表现，其主旨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现在，可持续发展已成为21世纪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战略纲领。因此，2001年4月，由23名世界著名学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可持续性学科》论文，将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升为可持续性科学，希望综合现有各学科及领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促进可持续性科学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观是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观，它的学理表述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或者说可持续性经济的理论形态就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这是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生态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时代的必然的理论表现。随着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中国正在从非主流经济学科走向主流经济学科。本文就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建设谈几点意见。
一、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主要特征
2001年，我曾在《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学说史来看，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是经济学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新兴经济学理论获得的突破性进展，从经济理论危机中找到通往21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新道路。”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服务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以至网络经济学等一大批新兴、交叉经济学科开始产生与兴起，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则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形态。在国际上，20世纪中后期，美、日等发达国家学者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中，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e·戴利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1996年出版，影响较大。次年，笔者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问世。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已屹立于世界可持续性科学与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之林。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被不断赋予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此，本文强调三点：
(一)在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兴的、交叉经济科学。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思想与生态经济理论进行可持续性经济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观，不仅表现了可持续性思想，而且反映了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思想，即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了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观的先河，是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二)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民族特色。“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此，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论著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基础很脆弱，是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支配和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态经济基本矛盾发展尖锐和突出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在近些年来保持10％以上的超高速增长，使我国很快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面临的各种不可持续性经济社会问题，通过认真总结人民群众经济社会实践活动与他们协调自然生态相互发展关系的独创性经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指导。
(三)顺应当今人类社会经济“三重转变”的时展客观要求，赋予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任何学说与学派都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与标志，并服务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洪流。”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站在这个新时代的高度，推进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科学建设，它的时代特色就体现为对“三位一体”新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这个新时代精神的把握，并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因此，坚持与时俱进，把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同“三位一体”新时代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现代经济“三重转变”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解决“三位一体”时代课题，不断赋予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
发展中国特色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理论根源。20世纪的100年以来，极端的经济主义(又称极端发展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在世界各国的蔓延和泛滥，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正像弗朗索瓦·佩鲁曾指出：当初穆勒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时候，是有各种高尚的道德意图的，但后来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被后人退化为把发财致富、追求物质享受作为目的的经济主义、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苦果：一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和发展观指导下，工业文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享受、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即两者统一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具有“反社会”和“反自然”的性质。这是当今世界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直接根源。二是工业文明发展到当代，在整体上已经堕入极端的经济主义、贪婪的功利主义、腐朽的享乐主义，标志着工业文明发展进入了衰落的阶段。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表现的传统经济学，必然从兴盛走向衰落，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以适应当今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第一主义、经济功利主义和物质享乐主义是与现实世界系统即“生态——经济——社会”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带来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严重结果，故可以称之为“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所谓“不可持续发展陷阱”是指人们经济活动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和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物质财富占有过程中，生态与经济、人类的个体与整体、部分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当人们经济实践的终极价值选择时，作出的决定依据是一种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只顾经济牺牲生态、只顾个人牺牲整体、只顾眼前牺牲长远、只顾现在牺牲未来的“路标”，如以自然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人的可持续发展，以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他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以整体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局部的可持续发展，以长远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眼前的可持续发展，即以后代人的不可持续性为代价谋求当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按照这种“路标”前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运行落入“不可持续发展陷阱”之中，使现代人类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有的人甚至断言，“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工业文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观与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极端经济主义、贪婪功利主义、腐朽享乐主义盛行，使当今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已在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总量极限，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地球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时至今日，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反自然”的性质，继续在朝着通向生态灾难的深渊飞奔。正如保罗·霍肯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面对生态系统极限所提出的产出力的挑战，而是暂时地绕过了这个问题，用更快的速度掠夺资源……这样做不仅是借用了将来的资源，威胁到人类社会的长远未来，而且还对这些生态领域中依赖同样的资源生存的其他物种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而，“今天世界上的每个自然系统都在走向衰落。”这是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深刻根源，从而决定了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创新
21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与发展是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使经济系统的运行与发展已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的时代。因此，引起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几个重大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一)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地球有限论。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无限的，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取之不尽，可以无偿索取和利用，是不受限制的；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无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纳之不尽，也是可以无偿利用不受限制的。建立在这种地球无限论基础之上的工业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可以无限增长，经济可以无限增长，消费和人口可以无限增加。传统经济学理论就是为经济无限制增长指明道路和提供手段，整个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是在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又是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供给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不仅存在极限而且存在总量极限，对它的索取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自然环境消纳废物能力是有限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环境容量也是存在着通量极限和总量极限，对它的利用受到极限制约并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在这种地球有限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发展，必然相信物质财富增加是有限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消费和人口的增长也是有限的，它们都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经济发展绝对不能超越地球或本国、本地区生态系统承载力极限的发展。所以，可持续性经济科学作为21世纪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形态，既是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进程中的产物，又是生态文明时代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
(二)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生态环境从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的转化。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一个积习难改的特性，就是从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生态环境一直被作为经济增长或发展过程的外在因素对待。而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基础作用，着重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一般的协调发展关系，指出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这些就为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其创新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但还是没有将它作为决定经济发展及其可持续性的内在力量来对待。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才作生态环境内生化及创新分析，从而将生态环境假定为经济系统运行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纳入经济分析过程，真正成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核心因素。对此，通过世界经济学说发展史考察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内生化的过程，现在只有确立生态环境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才能摆脱传统经济学的困境。从物质资本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到技术创新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再到制度创新内生化经济理论等，都是生态与经济相脱离的经济增长理论。生态创新内生化经济发展理论是过去所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变革。’因为，长期以来，反生态环境决定论的传统理论，把生态环境从现实的世界系统中分割开来，对人类经济社会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态环境仅仅看成是一种“社会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的发展史就好像是互不相干的东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的二三百年，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东方经济学，先是经济增长理论，后是经济发展理论，都把生态环境看作经济增长或发展的外在变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传统经济发展观念的“生态环境外因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克服了过去所有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关于生态环境外生假定的根本缺陷，转向在生态环境内生假定下考察现代经济发展及可持续性的源泉，将生态变迁、生态创新这一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基础的决定因素视为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的内在力量，突破了当今国内外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框架，形成了生态创新内生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它的核心内容是生态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决定作用和生态创新内生化及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一起构成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三大支柱。事实表明，20世纪的生态灾难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生产力运行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生态环境不仅是现代生产力运行的外部环境，而且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因素，成为现代生产力稳定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素。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关系，环境变迁、生态发展将日益决定现代经济发展模式、道路方向和发展趋势，使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力量。这就是“生态环境内因论”。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确定，为把生态环境内化为独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素提供了基本经济框架，21世纪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将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三)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工业文明发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当代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都向人们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供无限制地追求经济增长或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理论原则和实现途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所创立的地球有限论已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换言之，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强度不能越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污染物排放量在生态系统的容纳能力范围之内，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
(四)从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关键是市场原则、技术原则和生态原则三者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正确地把市场机制运行——技术进步推动——生态环境支撑三者紧密结合、有机统一、成功协调，充分发挥三大原则的协同作用，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缺陷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的。因此，直至今日，国内外主流经济学仍只是强调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极端相信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而否认生态原则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原则。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确实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两个基本工具。但由于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都是把无限制地追求经济效率作为惟一目标，而忽视生态上的要求，这种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而且还成为当今生态危机的经济和技术根源。在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即使可以解决资源环境的某些具体问题，但它们最终都不能也不会克服地球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因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全球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下，对于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方面，市场和技术只是个配角，必须依靠它们与生态原则的紧密结合与成功协调的协同作用，才能终止当今不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这是21世纪现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最基本原则。“现代人类实践活动就应该也必须首先遵循生态优先规律；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要根据生态系统安全优先的原则，构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体系。”这就是说生态优先是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等一切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尊重自然生态极限的原则。尤其是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导致的生态环境负效应，规范2l世纪现代经济的发展，使现代经济运行朝着生态化的可持续性方向发展。
(五)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理论假设是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的转变。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范畴或理论基石。所谓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是在不断地变换自身存在的形态，但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本质是不变的。因此，按照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有的行为主体惟一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当代人自身的经济利益，就可不惜牺牲自然的利益，牺牲他人或他民族的利益，尤其是涉及代际资源配置问题时，这一假设就只会起负作用，只能牺牲后代的利益，从而产生对自然、对他人或他民族、对后代的不公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当今不可持续发展危机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换言之，建立在理性经济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这种经济根源反映了当今全球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在西方经济学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西方学者不断对理性经济人进行尖锐的批判，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因西方经济学天然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承认人的自然本质是生态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和环境性，错误地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一个外生变量，是人的征服、掠夺和占有的对象，经济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既可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环境，又可以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也就必然形成“公有的悲剧”。哲学家余谋昌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造成的。”①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奠基人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在经济领域，生态社会的视角拒绝把人看作‘经济人’，还反对把经济当作社会的核心焦点和驱动力量。”在10年前，笔者就明确指出，“鉴于经济人假定不仅在涉及代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且在涉及代际公平问题研究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不应该将它视为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更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必须把新兴经济学理论引入现代经济发展理论，拓展和修正经济人假设与新经济人假设，确定社会生态经济人的新观念，将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视为社会生态经济人，使其行为规范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理论假设基础之上，推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从经济人向社会生态经济人转变。
所谓社会生态经济人，是指现代经济行为主体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的偏好仍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其在维护人的利益的同时必须同等地维护自然的利益，必须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必须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的代际公平获得实现。在21世纪的生态文明时代，经济人、社会人和生态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统一的。经济人是社会人，也是生态人，每个人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是集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于一身的，既是个体人同时又是多种生态、经济、社会关系主体，即人在经济系统中是经济关系主体，在社会系统中是社会关系主体，在生态系统中是生态关系主体，因而，在现实世界“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现代经济行为主体就是生态人、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有机统一整体。只有这种有机体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人假设是经济人、社会人与生态人假设的有机统一论，必然成为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新兴经济学即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假设。
四、加强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综合的理论平台建设
(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是过去所有的东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的非持续性，即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的无限性，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的无限性，地球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无限的，并把经济看作不依赖生态环境的孤立系统，是可以无限制增长的。二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的非持续性，即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是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行为规范，必然造成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退化，极大危害后代的发展。三是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非持续性，尤其作为发展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资源配置理论，它所关注的是在资源数量一定条件下，如何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配置，无视自然资源的稀缺与极限，甚至认为经济增长或发展不可能受到自然资源的绝对短缺所阻碍，也不会构成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限制条件。四是当今主流经济学研究目标的非持续性，它们始终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及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为根本目标。因此，这种理论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强调以物为中心、以物为本，人和自然都工具化了，完全不符合可持续性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根本目的。
(二)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为代表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20世纪中后期经济学的新兴学科产生和原有新兴学科的发展，使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获得突破性进展，这表现在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知识经济问题的认真探讨，成为21世纪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基本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就作为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典型学科，是传统经济学走向可持续性经济学的基本标志。它不仅在理论前提、基本理论假设、核心理论、研究目标等基本理论问题上都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它能保证现代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的内在统一，达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的“双赢”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经济学科的产生与形成，完全可以称之为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变革的重大成就。它是对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突破，是对现存的东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创新，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传统经济学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