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招生制度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存在着“反差”；－－改革的社会现实与学校传统的德育内容及方法存在着“反差”；－－开放的社会环境与学校德育相对封闭性存在着“反差”；－－学校的正面教育与社会的负面影响存在着“反差”；－－学校全面发展的目标与家长的单一要求存在着“反差”；－－学校德育的不变性与青少年学生思想的时代性存在着“落差”。
总之，改革开放的社会大潮，一日千里。我们教育的航船却慑于大潮冲击，蹒蹒跚跚前进，有的学校不思适应而遁入桃花园里，颇赞尝高打院墙。紧锁大门，有封闭式，所谓“桃花园里好教育”。
面对学校德育层层困惑，我们认为需要采取必要的对策。与市场经济的潮汐共涌，与时代脉搏共振，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改革招生制度的德育考核，促进德育工作的加强和落实。升学考试是个“指挥棒”。现存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主要是凭文化考试成绩录取，至于德育素质却很少考虑。这种招生制度必须改革，增加德育考核成绩的录取比重，才有利于德育工作的加强和落实。
1、可通过学生座谈，问卷了解，班主任的反映等途径，对考生进行品德考核，作为录取新生的第二大依据。
2、取消不切实际的“三好”生，“优干”生的优惠加分。
3、改革政治课考试办法，政治课成绩要与平时思想品德表现挂起勾。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使德育工作落到实处，使社会、家长都来关心德育。
二、面向改革时代，转变教育观，改革教育内容。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我们教育的对象是改革开放时代的青少年，要确立符合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德育观点。这就要做到既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又必须剔除形式主义和“左”的影响；既要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又必须借鉴外国的伦理道德教育；既要进行艰苦创业教育，也必须进行消费教育等。
2、要压缩超越当代少年思想接受能力的部分德育内容，增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的新知识，贴近时代，贴近学生生活和思想实际。学生是社会大环境中学生，脱离现实的德育，是收不到好效果的。
3、要建设好一支有时代特点的德育队伍。搞好班主任，政治课教师，团干部的培训。
三、走向社会，建立基地，变学校德育封闭式为开放式。改革开放的年代，学校封闭式的德育当然是行不通的。应引导学生走向社会，了解和认识社会，学会运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从而锻炼学生的生存能力。
要充分利用本地的德育资源，建立德育基地，对学生进行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要以市尝商店为基地，进行改革开放的商品经济观念教育，提高学生的商品意识，培养学生将来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
四、优化教育环境，建立学生、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1、公安、文化和教育部门要共同整顿文化娱乐、书刊市场，清除“病菌”，净化育人大环境。
2、建立社会德育管理委员会。
可由当地政府、团组织、学校、家长等各界代表，吸收退休干部和教师组成。
3、建立家长学校。
一、工作总目标
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安全工作指示精神及学校有关安全工作的规律，建立领导在教师之间的各种安全规章制度，健全班主任与副班主任之间的安全工作组织机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层层落实签订安全目标工作，责任书，做到各项到位，责任到位。经常向家长、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教育内容要以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和防中毒、防传染病、防盗窃、防爆炸、防侵害、防突发性事故为重点，加强法制教育。自防自救教育与防火防灾教育，食品卫生与健康教育等，增强广大师生员工的防范意识，提前消除事故隐患，提高自我保护和自救能力。二、具体工作和措施
二、定期分析学校的事故隐患，加强研究，即时处理有关问题，把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1、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有关规章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各项
部门安排专门管理人员，坚持“一日三讲”制、“一日三查”制，加强学校封闭式管理。加强值班、值日教师的管理。
2、要定期对实验室、仪器室等易然、易爆物品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电教室、各班级、办公室进行全面检查，加强安全管理。
3、要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预防和以外事故的发生（禁止骑自行车，违反规定结果自负），1—3年级学生放学回家时应在班主任带领下学生排队出大门，以及指定接送地点。
4、加强上课安全，完善其制度。特别是加强体育课（课外活动）教师的安全上课意识，不许随意提前上下课，课内不准离开岗位。
5、要加强学值班，值宿工作，强化值班人员们的责任意识，严格遵守值班、值宿工作制度，严禁社会闲杂人员随意进入学校、班级。（值班人员保证一天**次以上巡学校任务，并及时记录）。
6、后勤人员要加强校园校舍安全检查（电水、暖气、体育设施等），严格把好维修校舍确保校舍维修的质量，全面消除和杜绝学校危房。
7、全体教师要重视食品卫生工作，有人专管。坚持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严把食品、药品质量关，不得向无卫生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购进课间餐、营养午餐食品，不容许过期，变质食品进入校园，防止食物、药物中毒和传染病和各类突发事件、事故的发生。
8、学校少先队要积极配合学校值班、值日教师和公安、综合治理部门，搞好学校治安工作打击各类扰乱学校秩序的犯罪活动和学校安全、学生安全工作，积极参与封闭式管理活动。并且利用校园媒体宣传安全工作，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工作。
9、严格执行大型活动审批制度，凡是组织学生到外地参赛或集会、娱乐活动、野游、社会实践活动、考察等活动的必须经校长批准，并制定有关安全防范措施，做到组织管理无疏漏。（必须一名以上校级领导负责）
10、贯彻执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加强学校计算机信息系的安全管理，有专人负责，坚决杜绝不良信息处理和发送以及上网下载等问题发生，净化校园网络环境。
11、严格把好教师和学生进出入，实行封闭式管理，实行教师没有组长的批准一律不能擅自出入学校，学生没有班主任、专师批准不能外出。
正是在此背景下，为拯救基础教育校长制面临的危机，日本立足于校长的权限、选任、资格、决策等方面，推出了系列改革举措。
一、梳理政府与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能，创设校长自主办学必需的宏观背景
有效梳理、界定政府与学校的管理职能，转变政府职能，确立学校自主性，重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这既是为校长自主办学创设必需的宏观背景，也是校长自主办学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这意味着学校的管理权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特别是校长之间的重新配置。这方面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修改学校管理规则，对其管理职能重新界定，改革后这种职能的主要变化包括：
1.由主导强制型向辅助支援型转变
修改后的学校管理规则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教育内容及方法选用等具体运营事项上，由强制性命令、指示型领导，转向非强制性指导、建议性领导，把这些事务的管理第一责任者从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转移到学校校长，进一步增强对于学校的辅助与支援机能。与直接控制减少相对应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支持性和服务性机能的加强，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帮助学校处理一些特殊情境，如突发事件、向父母及居民做出某些说明、与有关机构的联系协调、媒体宣传等；二是为学校提供必需的相关专业服务，如涉及儿童的保健卫生、安全管理、设备管理及法律诉讼方面。
2.由直接管理型向间接管理型转变
修改后的学校管理规则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学校的职能，放松、弱化管制的程度，重新明确规定了在各项管理规定中，哪些是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或认可做出的，哪些是只需学校事前呈报或事后报告的。批准、认可、事前呈报、事后报告，放松、弱化了管制的程度，反映了依法递减的控制强度，从而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管理各领域的层级控制。这种在一些领域控制强度的降低与淡化，也正是学校自主增强、权限扩大的一个方面。例如，一些学校例行的活动如需要在外留宿，原是需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改为事前呈报则强调了学校在这方面的决定权。
3.由微观管理型向宏观管理型转变
此举有助于减轻学校的行政负担，因为政府大量微观管理行为不可避免地给学校带来繁杂的行政事务。日本的基层学校每年都承担大量的各级各类调查统计、各学科竞赛活动的组织任务，应付来自都府县各相关部门的事务委托或工作询查，因此学校核心管理业务以外的行政负担非常沉重。为使校长及教职员专注于职责，教育行政部门必须致力于通过整理，停止、精简或减少对学校的依赖来减轻学校基层的行政冗务。
二、扩大办学自，改革校长任职资格标准
校长自主办学权力的扩大既意味着责任和使命的进一步加重，也意味着校长将拥有更多实现自己教育理念和进行教育创新的机会。在这次学校管理权的下移和学校自主性与自律性增加的改革中，校长自的扩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学校人事管理权
现行制度下，教职员的人事调动，包括新人采用、退职、转岗、职务升迁等人事权限方面都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的。虽然《关于地方行政的组织及其运营的法律》中规定校长在人事的结构和人员的变动上具有提出意见的权力，但实际情况是这一权力形同虚设。正如日本一些普通初中的校长所说，学校有空岗待补时，校长的责任是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岗位要求，然后就是等待被确定的人选来跟他会谈，中间的其他事情都与他无关。依照上述咨询报告，在代课教师和特别非常勤讲师的录用上，允许校长推荐具体人选，提供给校长多名候选人，以此赋予“意见提出权”实质上的意义。此外，校长对特别非常勤讲师的评价将会直接影响到其以后的录用，而日本正计划实现“学校生力计划”，计划在3年内，采用引进社会人非常勤讲教师和短期制教师5万人，这为校长在该方面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校长还将在同一地区内小学、初、高中之间实行教职员兼职的改革中拥有很大的决定权。2000年教育国民会议提案中提出将校长的人事权扩展到所有正规编制的职员。比如2003年，大阪府教委有如下举措：高中校长可以自行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限额两人），并亲自主持选考，合格者由校长向教委举荐。虽然最后的决定权仍在教委手中，但校长的意见会被充分尊重。[2]
2.学校的财务预算权
日本中小学学校的财务预算，由地方政府的预算委员会负责编制。预算基本决定于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的规模，在编制流程中有听取学校意见的环节，但编制决定权在地方政府，预算的执行权原则上属于地方行政长官，教育行政部门接受委任行使辅助执行权，并进一步委托校长执行。如此一来，校长在预算执行中的权限已经非常狭窄了。改革要求除了在预算编制时可以更多考虑校长的意见外，专门设置能由校长商定的项目，以便支持本校个性化和特色化教学和管理的需要。同时，赋予校长在一定的预算额度内自主决定财务内容的权力。在校长的“财权”方面，一些地方在制定学校预算时，开始听取校长的意见，并给予校长一定范围及程度的预算编制权。横滨市2001年开始，从财政中拨给每个高中500万、初中400万、小学300万日元作为“创办特色学校推进费”。校长可以自主地编制“推进费”的具体使用项目，年度使用中即使中途变更已制定的项目也被允许。
3.校长课程管理权
进一步下放课程管理方面的权力，扩大校长课程管理权。在制定学校教育目标、指导重点、学校经营等重点方面，校长却拥有较大的自。在遵循教育法律、法规及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中国的课程标准）基础上，校长可以根据地区性特点（包括自然环境、人文背景、教育环境等）以及学校的传统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教育目标。有调查表明，学校教育目标的制定主要有三种类型：法规型（与法规规定的目标相近）约占10%，实态型（具有浓厚的地区性及学校、学生特点的色彩）约占10%，并列型（法规型及实态型同时存在）约占80%。教育目标一旦确定，教学及学习指导的重点、学校经营的重点、课程的安排等都要围绕它展开。此外，校长拥有校本课程商定权，有权决定在本校采取一些灵活的、有利于学生个体发展和学校教育特色形成的课程及其组织方式，如学生自选课程、自定节奏的选择学习项目；实行弹性班级规模，生活和学习可以采取不同的编班，使用同一教材的学生可以根据习熟程度再分为小班教学；校外人士参与学校教育；优秀教学法共享；促进IT教育、英语教育中与真实场景和实物的结合等等。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校长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自主办学的成功与否，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确保扩大的校长办学自直接发挥作用，达到改革的预期目的，这次改革中对校长的任职资格更加注重经验能力、独立见解与创造性。在校长的选任方面，各地方教委已向社会公开招聘。2000年文部省修改实施的《关于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等的部分改正的省令》中，原定校长必须持有教师许可证并具有5年以上相关教育职位的履职经历，现追加为具有10年以上相关教育职位经验者，即使没有教师许可证，也可被视为具有同行任职条件（在日本被称为“民间人”或“社会人”）对待，都可以应聘。原先以知识考察笔试为主的选拔考试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校长的年轻化、任期长期化、开辟校外人士担任学校领导的途径、鼓励校长吸收企业组织管理经验的培训计划、建立替代年功序列的新的评价体系等，也在积极的酝酿当中。截至2003年4月，已有125人通过选考后走马上任，其中58人是“民间人”校长。被聘用的“民间人”校长一般都是些银行或大企业等部门经理级人物。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学校与地方的交流和协作，学习企业的管理模式。
三、学校职员会议、协议会、评议员制和顾问制度携手，完善校长辅助决策机制
现代决策非常重视辅助决策机制的构建。完善的辅助决策机制，无疑是校长办学自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日本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顺应现代决策理论发展趋势，通过学校职员会议、协议会、评议员制度和顾问制度携手，共构校长辅助决策机制。1.学校职员会议
“职员会议”是指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参加、定期举行的会议。一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如遇重大事情也可随时举行。日本中小学中普遍设有职员会议，审议讨论学校的一些重要事项，这是教职员参与学校管理的一项重要渠道。但是职员会议的设置、构成和运行，一直是依照惯例而行，没有法令上的明文规定。于是关于职员会议的性质和功能，究竟是校长的咨询和辅助机构还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莫衷一是，影响了职员会议辅助功能的充分发挥。鉴于“职员会议”性质不明确的状况，在2000年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等的部分改正的省令》中，“职员会议”被定位于校长的辅助机关，校长成为“职员会议”的主宰。但另一方面，校长也有责任把自己的教育理念、管理经营方针，以及有关校务方面的决定告知“职员会议”，并听取教职员的意见。尤其是在教学方面，由于教师拥有“掌管儿童教育”的权利，因此校长要充分尊重教师的意见。可见，现在“职员会议”的组织活动，更体现出“民主集中制”的特征。2000年1月《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的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职员会议的辅助功能，职员会议是由校长主导、促进教职员间沟通、辅助校长决策的机构，它的设置是为了加强校长的领导权，协助校长进行正确决策并更好地贯彻决策。这将有助于完善校长决策机制。
2.学校协议会
现代新型的学校制度特别注重建立具有亲地域性的开放学校，以改变由于封闭办学造成的地区社会与学校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感，使学校走向“社区的学校”。同时，家长、居民和企业的参与也是提高校长决策质量的保证之一。日本此次改革高度重视积极发挥学校协议会的作用。日本的学校协议会是依各学校或地区的需要而设、结构弹性的组织，实质上是以校长为核心的辅助管理机构，促使校长决策时充分考虑到地区社会的理解和需要，是家长居民和职员共同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载体，有助于提高教育管理决策水平。日本学校协议会尽管从构成上类似于英国的学校理事会和美国的学校委员会，都包含有学生代表、家长代表和教职员代表，但其所履行的职能却与英国学校理事会、美国学校委员会有本质上的差异。英国学校理事会的构成、选举和职能是以1988年教育改革法为依据，有着包括参与校长任免在内的实质性的学校管理权限；美国学校委员会，以芝加哥学区为例，是以1988年的《芝加哥学校改革法》为依据构成和运作的，直接参与校长的选聘、签约和履职考核、审议学校计划、预算和教职员聘任等工作，也具有实质性的管理职能。
3.学校评议员制度
2000年文部省颁布的《关于学校教育法实施规则等的部分改正的省令》明确规定设置学校评议员制度。学校评议员由本地区各行业推荐，经校长决定，由当地教育委员会委派一定的校外人士担任。职责是应校长要求对学校教育提出建议，使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校长每学期都要与评议员逐个会面，听取其对学校管理运行的意见和建议，以使决策更加符合学校所在地域社会的实际状况，更加符合本地区儿童的教育需要。这并非一个合议制的委员会与许多地区业已存在的学校协议会不同，该制度注重评议员作为个人的看法。虽然法令并未规定每所学校必须设置，但事实上学校评议员制度推行非常迅速。据文部省2001年4月1日调查，都道及县立学校（含指定都市立学校）中已设置学校评议员的占57.5%，市町村立学校中占41.9%。另据文部省调查，有47%的公立学校已经引入学校评议员制度，30%的公立学校准备引入学校评议员制度。《日本二十一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彩虹计划）》还将学校评议员制度确定为改革战略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