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经夏县西阴村时，李济先生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
不久，他们即返回北京。嗣后，李济因病耽搁了半年时间，当他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即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先生商量发掘西阴遗址这件事。毕士博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商量了几条合作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由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承担；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
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为1.17---1.25米。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的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超级秘书网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李济：《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考古》1983年8期。
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北京。
3袁复礼：《西阴村史前的遗存·附录一图说》。
4、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
5、严文明：《西阴村史前遗存分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摘要】考古现场作为文物出土的第一现场，其安全保护的技术及方法滞后，存在着人力不足、设备匮乏、手段落后等不利因素，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考古现场人身安全；本体安全；资料安全；考古现场大、小环境安全类型；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学迎来黄金时代，学科体系日臻完善，考古项目数量激增，科技应用日益广泛，重要发现层出不穷，课题研究屡有突破，发掘报告大量出版。南京市文博事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蓬勃兴旺的良好态势。在政府和文物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及倾力支持下，博物馆内的安全保护工作在资金投入、设施配备、方式方法和管理水平上发生了极大地改观。然而作为文物出土第一现场的考古现场，其安全保护的技术及方法仍显滞后，存在着人力不足、设备匮乏、手段落后等不利因素，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工作实践，对加强和改进考古现场安全保护工作谈些粗浅的认识。考古现场的安全保护是关乎考古工作能否圆满完成的至关重要环节，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作，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庞杂，需要考虑和应对多个方面的复杂情况。保证考古现场的安全，重点是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安全工作：一是考古工作人员在考古工地的人身安全；二是出土遗迹和遗物的本体安全；三是考古资料的安全。以上这些方面，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在现场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因受资金、人员、设备和环境等因素影响，考古现场的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漏洞和不足。考古现场安全工作要真正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就必须从源头抓起。针对考古工地项目、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工作对象、工作人员以及出土文物、遗迹和遗物的特点，通过对相关技术和方法的可行性研究，有的放矢地形成一套技术先进、手段科学、适应实际、切实可行的考古现场安全防范体系，切实提高安全管理实效，更好地为考古现场工作提供安全保障。考古工地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大环境安全和小环境安全两个类型，其基本内容见图1。
考古现场大环境安全中的大环境主要指考古工作面对的自然和气候环境。南京地下水资源丰富，如何有效地处理地下水对发掘区的影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难题。每年频发的雨水，特别是六七月间的梅雨天气极大地影响考古工作，对现场安全工作提出很高的要求。考古现场小环境安全中的小环境，主要指考古现场所面临的实际安全问题，也是考古现场安全面对的落脚点，主要有：①考古现场人员安全。人员安全问题是考古现场安全的基础，在考古现场考古人员所面对的安全隐患多种多样。主要有考古劳务用工人员情况复杂；烈日下劳作形成的日光灼伤和中暑风险；因发掘工具使用不当造成的人身伤害；探方过深有坑璧坍塌及意外坠物砸伤；人员在隔梁走动时意外坠落摔伤；发掘区位于崖壁下，有落石的风险等。②考古现场文物安全。考古现场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文物本体的安全。考古现场对出土文物采取临时性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文物的安全，包括对发现的文物予以及时抢救和处理。同时实施必要的保护预防措施，降低发掘现场对出土文物的损坏。③考古现场信息安全。数码技术、互联网技术、计算机辅助管理、远程监控系统等科学技术的发展给野外考古现场的信息提取、存储和传输带来了巨大便利，但同时也埋下泄密、截收、窃听、篡改和伪造的隐患。以往考古队在每项考古工作开展前，都会对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预判，并采取相应的防护办法和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权宜之计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弊端。首先是现场的安全规章制度并未得到完全落实，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闭环管理模式。其次是安全保护手段过于简陋粗糙，考古资料没有集中专门管理。再者是安全保护措施没有形成体系，不能及时发现各种危险和隐患。最后是各类遗迹临时性保护措施受资金等因素制约过于简单，不能彻底解决其存在的隐患。为解决考古现场的安全工作，主要应从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上予以保障。重点内容见图1。
一、制度保障
1.全面实施考古现场安防专业人员负责制。考古领队是考古工地的最高领导，他们具有较强的考古专业素养，既负责业务又兼管安全责任。这种模式有利于考古现场的集中统筹管理，但客观上分散了领队的专注力，极有可能导致考古现场安全管理失控。消除这一隐患的有效方法就是推行考古现场安防专业人员负责制，即在领队的统一管理下，由专职人员负责考古现场的安防工作。考古发掘单位可根据本单位人事、经费等方面的实际，采取以下三种方式组建专职安保人员队伍。一是从本单位安保人员中抽调组建队伍，或与专业保安公司签订合同。二是在考古现场所在地临时聘用符合安保工作需要的人员，在进行必要的安保业务培训后上岗。三是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积极建立与地方各级公安机关的联动、联防机制，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2．深入推行临时雇用人员准入登记制度。对临时雇用人员推行严格的准入登记制度，对于保障考古现场及出土文物的安全意义十分重大。要根据工作需要，详细制订临时雇用人员应当具备的年龄、文化程度、体能标准等条件，更要注重对雇用人员文物保护意识、思想道德水平的考察。对于初步符合条件的人员，还应进行与考古有关的专业知识培训及考核，考核合格者才能正式成为临时雇用备选人员。对于最终被选中、实际参与考古发掘工作的雇用人员，考古领队还应对其工作成效进行认真评估，凡实际表现与工作要求差距过大的解除雇佣关系。
3．科学划定考古现场安保隔离与核心。考古现场容易引发群众围观，地下文物及出土文物极易发生因人群拥挤踩踏导致的损毁灭失，一些不法人员也会借着人多混乱之机实施盗抢。为此，在考古现场设立，把围观人群阻止于之外，既能保证围观人群的安全，又能有效防止文物意外损毁、失窃。在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前，划定考古核心范围，除考古专业技术人员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进入该。在核心以外划定考古隔离界限，设立围栏或警戒线，悬挂警戒标志、警示标语等，由专职安保人员负责值守，必要时可请求当地警方设置警戒线及标志，严禁任何人员进入该。对于依照规定或根据考古工作需要临时获准分别进入前述两类的考古人员及专职安保人员，均要进行登记签认备查，严禁任何未经登记的人员进入。④合理配置考古现场安保物防设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考古现场采取必要的物防措施是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最直接、最有效手段。现阶段可充分考虑考古现场实际，因地制宜地选用不同类型的物防设施，如网格式防盗栅栏、金属质地的围栏、隔离刺网、简易防盗门等安保设施，确实不具备条件的也可安装缠绕刺绳或钉有铁蒺藜的竹质或木质材质的安保设施。这些设施应当具备较强的阻挡通过、防止翻越等功能，实现对考古现场的防护隔离效果。此外，还要充分利用一切有效的方式方法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⑤制定考古现场安保应急预案。不同考古项目的发掘现场因地质、季节、天气及所处地点等条件的差异，安全管控的重点应有所不同。但是象可能遭遇的极端天气、突发停电、现场文物被盗、被抢等，则是比较具有共性的隐患问题，我们要认真回顾总结、深入反思本部门及同行业内曾经遇到的特殊状况，分别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定期对预案进行应用效果评价，对照新环境、新情况进行修订完善。
在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之前，要在应急预案的基础上，制定专属本次考古工作具体实用的应急方案，明确规定遭遇突况时，考古现场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具体实际职责以及各项应对措施的操作程序，使之具备更强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并组织考古小组全体人员提前学习演练，人人熟知，以便在特殊情况突然出现时，考古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都能处变不惊、各司其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因素造成的损失。⑥严格执行考古现场安保问责制。保护文物、保护考古现场的安全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不履行职责或未全面完整地履行职责，导致考古现场的文物损坏或被盗抢的部门及个人都必须受到严格问责。只有追究文物保护中缺位的相关部门责任，对失职、渎职者予以惩戒，才能让缺位的部门尽快归位，为考古现场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保护网”。
二、技术保障
目前考古现场配置安防监控系统已成为一种趋势，主要运用现代信息传输技术，将考古工地监控中心的数据通过远距离无线传输设备，跨区域传送到发掘单位监控系统的监控计算机上。监控室值班人员协同考古现场保卫人员可24小时对工地实施监控，将考古工地安防纳入监控系统，及时预警因环境、治安情况突变变化对考古发掘现场和文物产生的破坏，保护相关人员和财产安全，为及时打击文物犯罪创造条件，起到提前预警、争取出警时间、延缓非法活动、缩小被破坏范围、方便事后追溯查证的重要作用。同时可有效减轻安保人员的工作负担，大大增加考古现场安防系统的安全性。并且还可对考古发掘活动进行全过程、多角度记录，这既可实现对出土文物的全程安全监控，又可将文物发掘中的文化层信息全方位记录，为出土文物的长期保存积累必要的基础资料。①加装报警探测器，用于考古人员退场后对考古现场进行入侵监视。将报警探测器就近接入网络型摄像机自带的报警端口，通过网络传输、交换以及现场网络录像机的编程，可以方便地对考古现场的报警探测器进行布、撤防操作，实现对考古现场入侵事件的实时监测、报警及联动。通过4G网络远端的监控中心也可以同步进行监测。②安装红外高清网络摄像机，实时监控考古现场的发掘情况，并对可能发生的盗窃行为起到威慑作用，同时为事件调查提供有力证据。③全面引进和利用GIS电子信息技术，对考古现场的安防工作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GIS技术逐渐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逐步应用于考古方面。通过对数码相机及监控录像生成的影音数据、图像数据、考古发掘人员记录的文字资料、环境监测系统记录的实时数据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归类、编码、矢栅一体化处理，建立相应的属性数据库和空间数据库，依托这一数据库进行查询、分析、统计、3D模拟等，就等于搭建了GIS信息系统。不但有利于提高研究工作，也能为发掘和保护工作提供各种方案，同时电子地图和电子监控也可以相辅相成。以上技术广泛运用于考古野外现场，将极大降低考古现场安全事故的发生。但实际工作中要注意以下五点：一是采用加密技术，确保系统的安全性。用户登录时，在网络中传输的用户名和密码信息经过128位DES加密处理，他人无法通过网络截取用户信息。在监控中心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同样也应采用加密技术进行存储，保证系统信息的安全性。另外，所有硬件设备均可设置密码并且通过网络防火墙进行保护，用户权限可根据需要做细致的设置，非管理人员无法随便操作系统。二是做好系统的维护工作，做好系统运行值班和交接班记录，明确责任时间段。三是考古工地的视频资料应确保完整，任何人不得随意删减、损毁、破坏。四是考古工地多在旷野之中，必须做好防雷安全。五是考古工程结束后做好系统设备回收，检测养护，以便再次使用，降低工作成本。
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对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1](P11)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搜集。当时由于科学的埃及考古学尚未确立，埃及政府也没有颁布相应的法令将自己国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护之下，致使祖先的遗产遭到无情的破坏，尼罗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场所。
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3](P10)这是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及国土上。
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达30年之久，发掘了30多处重要的大型遗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为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但他决不是完善得无可厚非。他一生主持过规模浩大的发掘工程，却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他的大部分发掘成果，这一缺憾便由他的继任者马斯伯乐(1846—1916年)补偿。1869年，马斯伯乐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埃及语，187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授，后率领法国官方考察团赴埃及，该团后来成为法国东方考古学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继续组织考古发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间，马斯伯乐调查了萨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宗教经文，1894年用《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一名发表。1881年因怀疑王陵被盗而捕获一盗墓贼，并椐其供词而发现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隐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殓于镌刻文字的石棺内，其中装饰品和随葬品亦极丰富。马斯伯乐对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发表于所著《戴尔•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书中。[4](P279)1886—1889年，马斯伯乐回到巴黎，重返大学讲授埃及学。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个博物馆内的大量古物，这些古物后来成为开罗博物馆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纪所能看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将古代埃及的历史纳入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语言和艺术，确定了古埃及宗教与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马斯伯乐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间，进一步规范了考古发掘工作，继续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动，他当之无愧地继承了马里埃特所开创的埃及考古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现代考古学标准，马里埃特和他的后继者马斯伯乐在发掘埃及重要遗址时也嫌过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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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J.BrewerandE.Teeter.EgyptandtheEgyptian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6]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