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仪式观；芝加哥学派；詹姆斯・凯瑞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6）07-2-0023-03
“从何处汲取源泉，以获得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视野，基本上，最切实可行的传统还是来自杜威的同事及后人的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的社会思想：从米德、库利到罗伯特・帕克，直至欧文・戈尔曼。”凯瑞毫不掩饰杜威等人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在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传播”一词的理解：所谓“传播”，就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tion）、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可见，芝加哥学派对詹姆斯・凯瑞对于传播学研究的分野观点影响极大，虽然其理论观点吸收了格尔兹、英尼斯、詹姆斯等其他学者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但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在其理论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分野
在詹姆斯・凯瑞提出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分野之时，正是传播学美国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美国的传播研究将效果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及其核心内容，重视受众在大众传播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拉扎斯菲尔德作为量化研究的代表，开创了美国效果研究的经典范式并在美国传播学界传习。詹姆斯・凯瑞表达了对这种研究范式以及传播观念的不满，因而提出了仪式观与传递观两种传播学研究分野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对于“仪式观”的观念相对“淡薄”，有必要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
传播学研究的“传递观”视野在美国传播学学界中占主导地位，通常与“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别人”等联系在一起，将传播作为出于控制目的的社会行为，能够使信号或信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而“传播的‘仪式观’并不是信息在空间维度中的扩散，而是指信息在时间维度上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不是单单指代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整个社会及参与社会过程的人们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此意义上，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不但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行为，而且创造出一个社会或民族独特的文化构成。仪式观的提出，不仅开阔了传播学界的研究视野，并对人文主义理念的重新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二、仪式观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溯源
在仪式观提出之际，詹姆斯・凯瑞毫不掩饰自己对芝加哥学派的好感，坦言自己对传播学的探究始于杜威对传播的定义和解读，称自己的传播学研究“始于杜威”。芝加哥学派的思想及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凯瑞关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论述。芝加哥学派作为20世纪初到30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派系，在传播学系统成型之前对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奠基意义，在美国后来的传播学研究中，许多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源头。同样，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仪式观的思想也可以从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论述中找到其根源。
（一）杜威的传播思想
首先，詹姆斯・凯瑞从杜威开始，解析了杜威对于传播的定义，并将其关于传播建构社会共同体的思想直接运用于对传递观的解读：“对于社会的维系”作用。杜威作为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其传播思想主要在两方面影响凯瑞：一是关于传播的定义；二是由定义所衍生的关于传播对于社会的“建构”以及“维系”的作用。
从定义上看，詹姆斯・凯瑞将杜威关于传播的两种意义完全转化为自己关于传播学研究两种分野的直接起点，从杜威对传播与社会的关系见解来看，“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与传播而得以继续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是在传递与传播中存在着。在‘公共的’‘共同体’‘传播’这几个词之间具有超出字面上的联系。”杜威认为三者共同的词根展示了其天生的联系性，共同含有“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产在一个共同体内”的本质。另外，杜威将传播的定义分为地理上，运输上的意义，以及共享和沟通。杜威的划分方式直接为凯瑞提供了传播学两种研究视角的划分依据。
而在第二个方面，杜威关于传播对社会的建构和作用则被凯瑞用来阐述自己关于仪式观的内涵。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的说，它就存在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而詹姆斯・凯瑞则认为，传播具有建构社会的作用，传播为受众参与社会建构提供渠道和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受众创造、理解和使用符号系统，并通过符号系统等传播行为建立自身与他人及社会的联系。凯瑞认为“如果我们追随杜威，便会发现，传播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与围绕着我们创造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性质有关。”也就是仪式观所认为的共享信仰的表征。在杜威这里，凯瑞找到了自己关于传播研究文化取向的起点和理论来源。
（二）库利与米德的传播思想
对于传播所建构的社会，以及人们的互动行为与符号互动过程的问题，芝加哥学派学者库利和米德，为詹姆斯・凯瑞的传播观点提供了支持。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人类行为层面，芝加哥学派的米德和库利成为凯瑞传播思想的源流。凯瑞认为，人类的传播行为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文本，而传播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发掘文本中的意义并对其进行解读。
库利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予以寻根的：“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已形成的任何状态都是从遥远的过去发展至今。”构成这条历史长河主要是两条干道。一条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另一条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库利将传播的过程看作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形成已有社会的必不可少的过程，库利所说的社会传递并不等同于传递观所说的信息在空间上的扩散，而是詹姆斯・凯瑞在仪式观所提出的，传播是“时间”上的建构和延续。库利关于人类历史的论述及其对于交流行为和信息传递在时间维度上的论述，支撑了詹姆斯・凯瑞以时间维度考察传播行为的观点。
米德所倡导的符号互动理论，注重社会中的人及其行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强调人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建构自己的角色，并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与不同的交流状态下“角色扮演”。米德所提出的主我，客观的互动产生自我的观点强调，产生自我的过程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与他人和社会的交流完成，并完成自我的建构。这一观点，实质上也就是詹姆斯・凯瑞所说的信息“分享”的过程，传播在构建自我以及社会中承担的作用就是凯瑞关于仪式观的看法。
三、詹姆斯・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
凯瑞提出其仪式观的思想之际，正是美国功能主义及行为主义大行其道之时，效果研究在美国传播学界占有主要地位，凯瑞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而提出其观点。凯瑞认为，只有回到芝加哥学派，才能找到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詹佳如在《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一文中认为，“凯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与凯瑞和芝加哥学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这一共同问题即美国对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批判”的缺失。
笔者认为，詹姆斯・凯瑞除了认同芝加哥学派的逻辑起点以及面临共同问题之外，其对芝加哥学派的好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人文主义倾向。詹姆斯・凯瑞在论述仪式观之际，人类学家格尔兹对于文化的看法对其影响颇深，在《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一章中，大量论述了格尔兹关于人类文化的解读，并写到：“对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传播学的人来说，传播是仪式和神话，对从文学批评和历史角度来说，传播就是艺术和文学”。人，以及人的传播所衍生的象征体系在格尔兹所认为的文化中居于主要地位，詹姆斯・凯瑞对格尔兹的认同，主要来源于其人本主义倾向的关于文化的阐释。凯瑞认为，文化就存在于人的行为及其意义之中。
而芝加哥学派，从杜威关于民主的论述中，强调政治不应该将民众独立于外，强调人在传播过程中对于构建社会的重要意义。芝加哥学派认为公众本身就存在于政治过程之内，受众作为有人格、有理性的个体，能够发挥自己在社会传播中的作用，并对受众参与政治过程中所能展示出的潜力持肯定态度。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强调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交流。米德所倡导的“符号互动论”，则是将交流作为人在参与社会、与他人互动中的重要环节予以强调。人，以及人的行为所构建的意义，是芝加哥学派在社会与传播的研究中始终关注的问题。芝加哥学派在社会学研究中，总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考虑社会的构成以及运行，如库利对于首属群体等的论述，米德关于社会、心灵，以及自我等的论述等。芝加哥学派同样反对功利主义对于社会的消解，其研究论述都流露出对人本主义的关切。因而，凯瑞回到芝加哥学派，除了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共同的逻辑起点，以及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外，芝加哥学派人本主义的特点，也是吸引凯瑞所在，二者共同的人文情怀，让詹姆斯・凯瑞在开启传播学大门之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芝加哥学派。
四、结语
詹姆斯・凯瑞在讨论传播学，提出传播学研究的两个分野、论述其传播的仪式观之时，毫无疑问是从芝加哥学派开始的。芝加哥学派作为美国20世纪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其核心关注虽然不是传播学领域，但其在研究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传播学后来的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着启蒙和奠基的作用。詹姆斯・凯瑞提出的仪式观，吸收了芝加哥学派众多学者的理论及论述，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其对于传播的观点和认知。其在进入传播学领域之时由芝加哥学派开始，不仅仅因为两者在面临问题和逻辑起点上的共同之处，也因二者共同关注人本主义及其人文情怀。詹姆斯・凯瑞从芝加哥学派汲取所需思想，并在该学派及其他学者的影响之下形成了自己对于传播学研究分野的观点和论点。
参考文献：
[1]郭淑娟.试论传播学视野中的美国芝加哥学派[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2]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01）.
[3]周鸿雁，孙健.隐藏的维度――评詹姆斯・W・凯瑞的新闻观[J].东岳论丛，2010（12）.
[4]方师师，於红梅.詹姆斯・W・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及其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0（12）.
[5]徐平.芝加哥学派的兴衰[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8）.
[6]詹佳如.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J].新闻爱好者，2013（02）.
[7]胡翼青.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J].国际新闻界，2007（04）.
[8]张建中.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07（04）.
大众传播的传统传播者
1大众传媒的双重身份
单从字面意思理解，大众传媒是一种媒介。但是，现实中的大众传媒具有双重身份。大众传媒，是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电影和期刊等的总称。从该定义看，大众传媒不只是一种媒介，也是一个传播者。它作为传播者，专门收集社会各类信息；它作为媒介，以纸质、电子类媒介等为传播载体。在大众传媒的双重身份下，传统传播者就是大众传媒。
2现实中大众传媒的传播模型分析
从受众的角度分析，最终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大众传播模型非常简单：
大众传媒一受众
构成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起码需要五要素，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反馈。以上的模型显然没有包括信息、媒介和反馈。但它可以称为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因为，现实中的大众传媒，除了具有传播者的身份之外，还提供甚至制造信息，提供媒介，控制反馈。因此，笔者给出了上面的大众传播模型。
单就这一模型而言：
(1)大众传媒主导传播过程，受众被抑制。
(2)参与传播过程的其他部分被淡化或隐藏。
比如信息被选择传播给受众，受到了哪些干扰?把关人都把关了什么?这些关键问题被隐藏。受众从大众传媒上了解的，只是把关人按照某种价值标准塑造的虚拟世界。又比如消息来源，也在绝大多数的新闻报道中被隐藏。这意味着大众传媒将千千万万的消息来源全部占为己有，从而使自己成为传播者。
大众传媒通过这一模型，巩固了自身既作为媒介又作为传播者的双重角色，这是大众传媒权利的主要来源。
新型传播者
相对于传统传播者而言，新型传播者不再是“传…媒”结合，而是“传…媒”分离，传播者成为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者，即传者，与媒介分离开来。它也可以被称为“信息来源者”，即提供信息给媒介的人。这个人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
新型传播者有以下的特点：
1传播者与媒介分离
这是新型传播者区别于传统传播者的最显著特点。“传…媒”分离是指，传播者成为传播学意义上的传者，不再与媒介结合。他们只负责提供信息给大众传媒。传媒分离给传播界带来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传播者从大众传媒中分离出来，代表着一种力量的崛起，这种力量不再为大众传媒控制，甚至可能控制大众传媒。
2传播者主动走进大众的视野
与大众媒介分离后的新型传播者充分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权利，认识到大众媒介依赖他们来获取信息。于是，他们从不被大众关注的暗处走出来，主动提供信息给大众媒介，同时让自己通过大众传媒走进大众的视野，以此来获取某种利益。
3传播者“制造新闻”
传播者提供信息给大众传媒。这里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传播者会提供什么样的信息给大众传媒?传播者会不会提供经过修饰甚至是策划的信息内容给大众传媒，会不会“制造新闻”?近年来的一些事件，比如芙蓉姐姐、华南虎事件等，证明了传播者在有意制造新闻。而各种营销书籍里面的“新闻营销”、“事件营销”宣告了大规模制造新闻时代的到来。
4传播者多为“利益共同体”
获得独立的传播者中，绝大多数将结合为“利益共同体”。所谓利益共同体，是指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主动结合到一起的个人或集团的总和。
新型传播者产生的原因
社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利益共同体。
传媒的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大众传媒已经无法掌控所有的信息来源。觉醒的传播者开始从大众传媒中分离，继而影响大众传媒，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众传媒。同时，大众传媒也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大众传媒需要直面市场。广告费收入占据了它们营收中的较大比例，因此，加深了它们对广告主的依赖。
受众的变化。个体意识的觉醒正在改变受众作为被动方的传受格局。受众的一个最具意义的变化是碎片化。它使大众传媒不可能瞬间影响所有受众，也意味着个体意见的诞生和繁荣，是对大众传媒传播效果的一种消解。
启示
1话语权争夺下的民生期待
觉醒的传播者为了追逐自身利益，往往结合成利益共同体。早期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为了保持已有利益和继续获取利益，必然会去争夺话语权；新兴的利益共同体，也不会坐视话语权的旁落，传统话语权的掌握者，更会加强对话语权的控制，草根阶层也会加入对话语权的争夺。
在话语权的争夺中，社会公平正义能否战胜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利益共同体?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房地产行业的波动，反映的就是利益共同体同政府与公众的话语权的争夺。这种争夺下，民生会怎样呢?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2乌合之众
毫无疑问，大众中隐藏着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但是这股力量从来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大众之中，而是由“利益共同体”引导着。现代民众有可能成为乌合之众，有以下理由：第一，民众没有结合成组织，这意味着民众依然是一盘散沙。第二，受众的碎片化也表明受众失去了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在信息不平衡的情况下，碎片化的受众极易受“人”摆弄。第三，利益共同体分享了大众传媒作为传播者的权利，利用自身掌握的巨大社会资源，传播有利于他们的信息。
3新闻交易行为将愈演愈烈：传媒的再结合
大众传媒身兼传播者和媒介的双重角色，只是传媒的第一次结合。觉醒的传播者从大众传媒中分离出来，这是传媒的第一次分离。但在第一次分离中，隐藏着传媒“再结台”的可能――分离出来的传播者与大众传媒结合，其结果是“合作”。这种结合的危险性在于新闻交易行为将产生甚至愈演愈烈。
大众传媒掌握的核心资源是受众的注意力，他们以出售受众的注意力来维持自身运转；利益共同体掌握的核心资源是资本，他们通过购买受众的注意力使资本升值，同时运用资本制造新的注意力。两者合作并产生互动，新闻交易行为将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共同体通过制造新的注意力，引导着大众传媒在新闻内容上偏向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受众。
参考文献：
①[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关键词]粟；南传；农业史；环境史
[中图分类号]S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4）22-0092-03[ZW（N]
[作者简介]荆恒磊（1988―），男，河南新乡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
一、研究缘起
粟是由狗尾草属驯化而来的一年生禾本科植物。粟在中国的栽培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与水稻的传播一样，粟在北方被驯化后即向中国南方在内的各个地方传播，是对中华文明历史进程有影响深远的重要农作物之一。因此对粟的起源和粟在中国华南及东南亚传播的研究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近世学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粟的起源与传播进行了研究，涉及内容主要包括：史前考古发现、传播的过程及原因、传播的影响等。本文旨在对这些研究做简单的梳理，最后从农业史与环境史综合的角度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期为今后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线索。
二、粟的起源研究
1955年，学者李兢雄[1]从起源、经济价值、生产概况等方面对中国传统的农作物粟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张履鹏[2]称，粟的栽培集中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原地带，以裴李岗和磁山两处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并辨析了粱和粟的分类史。王尧琴[3]认为，我国粟出土实物早、地域广，古代文献中关于粟的记述非常丰富翔实；粟的近缘野生植物遍及中国各地，为粟的起源创造了条件；中国是粟遗传资源数量和类型最多的国家。游修龄[4]从区分黍、粟两种作物不同的起源开始，确定了粟起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然后分析了人类的迁徙和人类的饮食结构与黍、粟的南传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粟在华南以及东南亚的传播问题。卫斯[5]的研究也是从考古发现确定粟的起源是在北方的关中和中原地区开始，再从粟的自然传播和人类携带方式传播两个角度辨析了粟的传播过程。王星光教授[6]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这一历史时期，在广袤的黄淮之间区域已经逐渐形成了粟与稻的混合作物原始农业区。黄淮地区地处我国南北地理的生态过渡带，这种过渡的生态地理环境使得史前时期粟和稻两种作物的共生成为可能。混合作物区的出现不但体现了人口逐渐增多对食物数量和质量的需要，而且是人类开始认识自然、逐步改造自然的表现，同时还是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产物与证明。何红中和惠富平[7]的研究讨论了史前人类生活中粟作的地位与演变，古粟的栽培、储藏、加工与利用技术，历史上粟的生产布局、价格与产量的变动，粟与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等。《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年第3期发表的《农业起源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中提到，最近PLOSONE和PNAS在线先后发表了中科院地质地球所吕厚远课题组的两篇重要论文。这两篇论文主要报道了植硅体方法学在粟、黍灰化农作物鉴定上取得的突破，以及利用这种鉴定方法对河北武安磁山考古遗址中植物遗存研究取得的成果。这两篇论文的发表使得整个东亚旱作农业起源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将河北磁山定位为中国粟的发源地。自此，粟的起源研究可谓告一段落。而粟的传播研究仍然是学术界议论的焦点。
三、粟的传播研究
游修龄[8]提出粟从中心地区向外传播的层次，他将、云南、台湾视为一个层次，并且将长江流域视为有可能而未能证实的地区与以上三个地方作为同一层次。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粟在中国华南地区及东南亚的传播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从中国西北到西南进而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西部块，另一块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台湾进而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的东部块。根据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发现的植物遗址，有些研究者指出粟和稻这两种作物在农业种植上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优越的生态条件，新石器早中期采集与渔猎盛行，而稻作物农业在新石器中晚期如何由长江中游传入岭南地区目前还不清楚，粟作物农业由于在岭南地区缺乏考古发现，因此粟作物在史前是否经长江流域传播到这一地区也还有待证实。
以上研究中，粟的西部块传播的研究最为充分、完整。西部地区史前族群生产活动频繁，所以史前民族文化也具有多样性，粟在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传播也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族群不断迁徙的结果。学者李星星[9]认为当时在西部地区活动的某些游牧族群实际上已经学会了农业种植，他们也可能是小米农业的创造者，而小米早在五千年前就传到了澜沧江上游，之后传到更远的云南剑川。小米的传播很有可能影响到当时的缅人，因为在语言学上，缅人先民与卡若先民存在一定的联系。对于我国东北部与西南部文化是否有传播，童恩正给出了明确结论。童恩正[10-11]不但从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遗迹等方面论述了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且在研究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时，通过比较四川古代文化因素与东南亚文化因素，得出四川古代文化对东南亚有一定的影响的结论，粟的种植正是体现这种影响的文化因素之一。童恩正[11]认为，岷江上游秦汉时代石棺葬中发现粟，而新石器时代种粟是西南夷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东南亚的粟可能是西南夷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这种文化传播是有迹可循的，其中之一是四川经云南进入东南亚的交通，在秦汉时期就修有官道，这些官道是根据人们以往的活动基础修筑而成的。可见在此之前，四川地区与东南亚已有文化交流。至于粟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是否有一定地位，童恩正未作进一步的说明。
据考古报告，广西那坡感驮岩出土的粟被鉴定为鸭掌粟。[12]鸭掌粟与一般的狗尾粟有明显区别，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粟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而与粟同期出土的陶器和广西武鸣、广东东莞出土的同类器有相似之处，与越南冯原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在器形及装饰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考古发现都表明当时中国南部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广泛的文化联系。
贝尔伍德[13]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时也发现了粟作农业在史前族群迁徙与融合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粟作物和稻作物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核心要素，这个核心要素使得黄河与长江中下游连接起来，而掌握了这两种农作物种植技术的农民大规模地进入狩猎和采集民族的领地，这样才能解释狩猎采集民族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接受了农业。
四、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粟的起源问题在学界已经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即粟起源于中国北方，但是众多学者在粟的南传问题上却看法不一。粟的原始祖先狗尾草在中国分布广泛，南北均有，为何在北方的狗尾草被驯化为粟，并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同时，粟向南传播是否还有别的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的现代环境史学研究，传入中国后在学界形成持续的热潮，这对农史学科发展有深远影响。环境史学以现代生态理念为指导，把自然和社会视作互动的整体并予以研究，给历史研究和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理念和新视野。自然环境作为能动的要素从不同的层面参与人类历史的创造活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衣食住行为基本内容的生计方式首先打上了环境的烙印，生计方式是在环境的直接影响和制约下，在人们对环境的应对过程中形成的。这是自然环境参与人类历史创造的第一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它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环境史学需要着力展示的内容。生计方式不等同于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无疑是它最重要的内容。农业史可以为环境史研究提供最基本的要件。由于农业与环境密不可分，农业史与环境史的关系密切，因此环境史的勃兴引起农史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运用环境史的理念和视野重新审视农业史，总结农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尤其是总结可持续发展的经验教训。[14]因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环境因素对粟的起源和传播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希望将来能够从这个角度入手，为粟作农业史的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兢雄.中国的粟[J].生物学通报，1955（9）.
[2]张履鹏.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J].中国农史，1986（1）.
[3]王尧琴.粟的起源[J].古今农业，1987（2）.
[4]游修龄.黍粟的起源及传播问题[J].中国农史，1993（3）.
[5]卫斯.试论中国粟的起源、驯化与传播[J].古今农业，1994（2）.
[6]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J].中国农史，2003（3）.
[7]何红中，惠富平.古粟（SetariaitalicaBeauv.）研究综述[J].中国粮油学报，2010（4）.
[8]游修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9]李星星.粟（小米农业）经长江上游南传的途径与方式[J].中华文化论坛，2005（4）.
[10]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C].文物出版社编辑部.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1]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J].文物，1983（9）.
[12]韦江，何安益.广西那坡县感驮岩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