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义务；强制性规则；能源教育；立法内容提要: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在面临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时，利用技术创新改进动力供应与消费模式的探索。在法治社会中，这种探索必须依托彰显社会责任与公众义务的立法，并且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心理与运行机制。这些条件都需要通过具体化的强制性规则清晰、准确、完整地表现出来，成为指导政府与社会具体行动的标准。许多国家为此将强制性规则作为立法的主体内容，而我国尚缺乏充分、系统的规定，直接影响立法目标的落实。强制性规则具有必要性、确定性、约束性、不利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构建强制性规则应当遵循利益均衡、定量控制、系统管理等原则。我国应通过出台高层政策、编制产业发展路线图、推崇地方制度创新等方式逐步完善强制性规则。序言可再生能源是当今国际社会为缓解传统能源供应紧张、降低环境污染、确保生态安全而开发利用的非化石能源，它以清洁、环保、可再生等优点逐步成为现代生产生活的动力源泉。目前，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普遍制定了以可再生能源立法为基础的政策体系，诸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立法推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我国于2006年1月正式实施《可再生能源法》，在此前后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划、标准等文件。不过，基于政府观念、配套措施以及执行机制等障碍，立法实施效果受到影响。笔者认为，在我国现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倚重经济绩效指标，相对忽视环境与生态问题，可再生能源尚未构成政府工作的主题；二是公众消费普遍追求高耗能的奢华享乐，可再生能源蕴涵的减量消费(节能意识及产品)无法博取普遍的社会响应；三是可再生能源技术具有高投入、慢产出的特点，风险与收益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热情；四是我国绝大多数产业法属于“软法”，立法执行力缺乏刚性；五是运行机制存在管理部门及其职能设置分散、立法统一性权威受到制约的现象。这些来自战略、意识、技术、规范及其运行机制等多方面的障碍决定了可再生能源立法推广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笔者认为，在消除这些障碍的诸多对策中，加强立法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疑是一个突破口，理由有四：一是强制性规则能够将可再生能源法的“权利(力)—义务—责任”分解至各社会主体，促进“软法”的可操作性；二是强制性规则有助于强化义务主体的守法意识，提高全社会对可再生能源法的关注与重视程度；三是强制性规则是国外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构成要素，其促进立法目标实现的成效非常明显；四是强制性规则适合我国社会转型中“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政策变迁路径，有利于促进地方性的制度创新。当然，强制性规则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指令性计划。在现代法治语境下，国家应当秉承科学与民主精神构建强制性规则。为此，本文拟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比较研究国内外可再生能源法及其强制性规则，为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改进思路。强制性规则的特点与构建原则强制性规则是要求行为主体必须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规则，必须作为的规则是义务性规则，必须不作为的规则是禁止性规则。强制性规则与授权性规则、指导性规则相对应，不仅存在于公、私法中，更主要地存在于融合公法与私法为一体的社会本位的立法中，如劳动法、能源法、环保法，反映出国家在调整重要社会经济利益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一)强制性规则的特点作为约束行为自由的正式制度，强制性规则具有必要性、确定性、约束性、不利性和强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是判断规则能否具体执行且满足其设定目标的重要依据。1.必要性是指规则指向的行为是特定时期必须予以禁止或者限制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一直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污染大、能耗利用率低，2001年的单位产值耗能比美国、日本高出2倍以上。为此，原国家经贸委于1999年、2000年、2002年分三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要求相关项目限期退出市场。可见，强制性规则的必要性来自于政府对社会发展需求的认知。2.确定性是指规则指向行为的下列要素是明确、清晰的：(1)主体确定，即主体不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民，其资格均应独立、明确且可以具体指认；(2)时间确定，即规则效力不管是临时性、阶段性还是长期性，均应采用确定的时间概念表示；(3)地域确定，即规则在明确的地理界域内实施；(4)情境确定，即规则指向特定的社会经济领域；(5)行为确定，即规则指向的行为方案均是主体有能力实施的方案；(6)效果确定，即主体能够感知并预期履行规则与否的后果，包括问责机制。确定性是我国产业政策的普遍弱项，这是因为产业政策规定的强制性规则需要对产业运行规则进行创新，而创新经常受制于宪政结构与制度想象能力。3.约束性是指规则阻碍主体依照自身意愿从事立法禁止或者限制的行为。规则的约束性是文本意义上的静态约束力，它不同于行为人的内心约束。不过，强制性规则的落实需要依托主体的道德自律。可再生能源法以新技术推广为基础，社会对新技术的接受更多取决于其心理准备。为此，一些国家要求政府部门首先履行强制性规则，凸显政府的示范效应和象征意义。例如，美国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要求所有政府建筑能耗在2006-2015年期间以2003年为基础每年降低2%；韩国政府要求公共机关车辆全部实行每天限制一个牌照号码尾数的汽车上路的“十部制”。4.不利性是指规则指向的行为客观上会造成主体成本增加或者利益减损。根据可再生能源法的要求，政府承担财政支持义务需要增加补贴，企业承担技术改造义务需要增加投入，公众购买节能产品需要增加开支。为引导行为人主动寻找立法允许的利益空间，政府通常制定大量激励性规则并设置费用分摊机制，将不利性向趋利性转化。这种约束性向指导性的转变，折射出法律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5.强制性是指行为主体不执行规则时的外在约束，包括否定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处罚或者责令作出补偿等。规则的强制性并不完全来自国家，企业、行业协会、社区、媒体、公众等均能够辅助甚至降低国家的强制力。一项关于我国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分析表明，在1949-1999年期间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中，国务院各部委与直属机构设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的文件数量(145件)远远超过设定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71件)与法律数量(33件)。[11][11]这是规则设定权下移的表现。目前，业界呼吁制定《可再生能源法》配套规章、标准与专项规划的思路也受此现象影响。不过，强制性权力应当在立法、行政以及非政府组织间进行合理分配，防止过度集中在行政部门。[12][12](二)强制性规则的构建原则重视强制性规则在可再生能源法的适用反映出可再生能源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笔者认为，构建可再生能源法强制性规则应当遵循下列五方面原则：1.维护多元利益原则。毋庸置疑，可再生能源法具有显著的公益取向，而公共利益是多元利益的结合，并且以私人利益为基础。在内容上，多元利益包括立法维护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安全等利益，因此，立法时应当整合利益结构，确保强制性规则之间的衔接，避免利益的倚重与褊狭。在主体上，多元利益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殊利益集团(如农民、少数民族)以及公众等方面的利益。在可再生能源立法中，利益冲突尤其是公私融合的利益冲突是必需协调的矛盾。譬如，强制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至少涉及消费者、住宅区业主、建筑商以及政府等主体间利益冲突。构建强制性规则时，这些利益均需要予以考虑。2.均衡利益原则。从政府规制角度看，受资源短缺影响，政府通常对多元利益按照权重关系实行序列化支持。其中，长期与短期利益、中央与地方利益、公共与私人利益、生态与经济利益构成基本的利益组合。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意义，这些利益组合应当强调长期、中央、公共以及生态维度利益的主导作用，但不能忽视另一维度的利益。行政法理论以“比例原则”(即最小损失原则)来衡量行政强制对公众权利的限制程度，这是一个抽象的平衡公私利益的标准，实践中则贯穿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2007年12月，美国政府颁布新能源法案，提高了30年不变的汽车能耗标准；同期，联邦环境保护署拒绝加州自行制定本地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请求。这一事件背后是国会、总统、地方政府、汽车制造商与民众多方的利益冲突与妥协过程。[13][13]3.定量指标控制原则。定量指标控制是一种数量的刚性约束，它便于界定个人或者组织的责任，将强制性义务落实在可控数量上。传统立法中，诉讼时效、责任年龄、表决比例是量化控制的惯例。随着专业分工与高科技的发展，量化指标开始广泛运用在社会经济领域并纳入合法性评价范畴，其中，规划指标与技术标准是最为重要的量化工具。可再生能源法涉及大量目标性与调控性指标，前者如《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与消费的总量与结构指标，后者如《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实行办法》确定的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电价补贴标准。两类指标应当明确、可分解，并且统一于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中。[14][14]4.系统管理原则。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技术转化为商品、生产推动消费、政府诱导公众的复杂过程，可以具体化为前生产、生产、市场化与消费四个阶段。[15][15]每个阶段都有强制性要求，譬如前生产阶段对技术研发的财政支出、生产阶段对技术标准的推广落实、市场化阶段的强制上网以及消费阶段的费用分摊，其内容涉及环保、科技、知识产权、物权、自然资源、企业、投资、金融、行政许可、税收、价格、建筑等方面立法。[16][16]可再生能源法确立的定价、补偿、交易、管理、服务等机制，必须与相关立法有机结合，发挥立法之间的联动与聚合功能。5.国家责任和公众义务相结合原则。这是可再生能源法的基本原则。可再生能源的公益性要求国家与社会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任何一方缺位都会影响立法效应。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第9条规定：“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及事业者、国民及事业者、国民组织的民间团体，应当对能源的供需相互理解，相互协助，努力发挥各自的职能。”[17][17]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可再生能源义务的承担。国外可再生能源法的强制性规则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制定有可再生能源法，起步较早的欧美等国通过强制性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揭示了立法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主要表现有：1.突出可再生能源法在能源法中的战略地位，提高全社会对可再生能源的认知水平，为推行强制性规则塑造社会舆论与心理准备。欧盟于1997年《未来的能源：可再生能源白皮书》，将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政策的中心目标且提出战略措施，随后出台生物柴油、能源税收、电力市场自由化等指令，为成员国立法提出依据和方向。2005年起，欧盟重新开始评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提出加速能源替代步伐的新思路、新目标与新行动。[18][18]伴随政府计划、资金、项目的落实，启发公众意识的能源教育也在迅速展开。美国于2007年专门修订、《美国绿色能源教育法案》，以促进高等教育课程、高年级研究生培养以及绿色建筑科技的发展。德国2005年由Forsa-Institute开展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为推广可再生能源是实现可持续能源政策的最佳途径，公众的普遍支持促使德国十万屋顶计划(即2003年底完成10万套光伏屋顶系统)提前完成。[19][19]2.将可再生能源义务作为可再生能源法的主体内容，突出立法的义务本位。英国2002年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义务条例》是专门规定电力供应商如何履行义务的立法；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除立法宗旨与附则外，其余13项规则都是针对社会各界的义务性要求。此外，很多国家在可再生能源立法中冠以强制、促进或者普及等概念，强化政府诱导和社会回应之间的互动。这种双向约束不仅赋以伦理警示，更有实体与程序方面的行动指南。在此意义上，可再生能源法是典型的“义务型”立法。3.在市场化原则下创新强制性制度，体现政府在能源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创新制度在内容上包括两方面：一是经营者履行义务方式的创新，二是政府配套措施的创新。前者包括总量规划、技术标准、配额、强制购电、绿色证书等制度，后者包括能源基金、价格补贴、能源教育、政府采购等制度。目前，美国、澳大利亚、丹麦采用配额制，德国、丹麦、芬兰采用强制购电制，英国采用发电招标制，美国多个州采用公共效益基金制度。[20][20]在两类创新制度中，政府都是积极倡导者和制度供给者，对制度运行承担主要责任。4.坚持定量控制，将可再生能源义务限定在便于执行并适时调整的范围。定量控制指标主要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与结构指标，目标执行时限，能耗标准，价格补贴数额，税收减免额度，基金额度，费用分摊比例，设备技术参数，电力收费，投资规模，拨款限额以及处罚金额等。欧盟部长理事会2001年《关于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指令共同立场》，规定其25个成员国至2010年的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耗的12%，电量消费中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份额占22.1%，德国后一目标则为12.5%。之后，德国制定《可再生能源法》，确立能源收购制度，对水利、垃圾堆气体、矿井瓦斯、污水、生物质、地热、风力以及太阳能等资源发电分别确定具体收购价格和20年的收购期限。2011年，根据能源技术与市场发展需求，德国开始执行《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提高太阳能发电收购价格以补偿十万屋顶项目的损失，调低陆地风力发电的价格，限制高耗电企业的总补偿额。[21][21]5.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问责制度。运行机制是可再生能源法的执行机构、职责及工作程序，它由一国宪政法治、行政效率与公共伦理所决定，在联邦制与单一制国家表现不尽相同。譬如，美国在联邦政府一级设立政监分离的能源部与能源监管委员会，联邦与州政府各自依照法律授权行使可再生能源产业管理权；日本则由经济产业部负责能源监管，并辅之以能源咨询委员会、新能源和工业发展组织等协调机构。[22][22]问责制度是违反强制性规则应当承担的责任及追究程序，各国规定千差万别。譬如，印度《太阳能(建筑物强制使用)法》要求每一幢新建筑物的所有人、承包人、承建人和发展商都有义务在需要热水的建筑物中安装太阳能辅助热水系统，违反者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万卢比以下罚金。[23][23]与此相反，德国在推广十万屋顶计划时采用市场诱导方式，不安装太阳能设施的则无法获得政府补偿，但不涉及处罚制度。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强制性规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可再生能源制度化的时间不长，现行立法缺乏充分的强制性规则及其运行机制，使得立法效能难以发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缺乏可再生能源优先发展与义务本位的理念支持，强制性规则主要表现为以促进、倡导为名的宣示性规范。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例，立法确立的政府义务(如资源调查、规划、产业指导、基金支持)均是原则性内容，需要相关部门(如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出台具体配套文件。而后者受其认知能力、权责配置、利益预期等要件影响，回应或快或慢，内容或精或陋。显然，立法实施效果受制于政府效率和行政协调成本。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法》有过分迁就市场与私益之嫌，即过多强化政府的鼓励责任而降低社会成员的责任，譬如将住户安装太阳能利用系统的自由选择权优位于其社会责任的承担，这种安排与我国当前民众能源意识低下的现实不相符合，也有悖于立法初衷。[24][24]2.缺乏在逻辑、目标与效力上相互统一的法律体系。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社会治理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规则体系构建呈现“政策指方向、法律定框架、规章出细则”以及“中央讲原则、地方讲创新”的特点，中央政府各部门与地方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大量规则拟定权。这样，规则位阶越低，执行力越强，但合法性程度越弱。如此往复，形成行政机关牵制立法机关、地方牵制中央的局面。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也是如此。目前，除《可再生能源法》外，还有下列复杂繁多的可再生能源立法：一是专门规范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规划、部门规章、技术标准、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司法判例以及国际协定等，这些规则构成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主体，它们彼此间的统合程度直接影响《可再生能源法》的实施效果；二是交叉规范可再生能源的立法，包括能源立法(如电力法、节能法)、能源资源立法(如水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环保立法以及循环经济类立法。可再生能源要纳入这些立法，必须处理好政策组合问题，譬如生物质燃料生产政策与农业增收、土地利用政策的组合，水电站建设政策与水资源分配、移民、动植物资源保护政策的组合；三是政府提供财税、物价、贸易、教育等支持性配套立法，这直接涉及政府增加预算的义务，也是当前可再生能源市场推广中企业呼声最多的要求；四是强化私权意识的立法，包括物权法、合同法、企业法以及限制公权力的部分行政法，这些立法都存在公私混合的调整区域，通常需要依托政策与司法审判来均衡其利益关系。基于这些错综复杂的立法，我国目前尚不能将《可再生能源法》设定的各项义务与相关立法有机对接。3.分头监管体制削弱了强制性规则的效力。可再生能源是新技术对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产物，是一种改变社会动力来源的新产业、产品和服务。它本身尚未触动政府管理的基本构架，但是对政府系统内部的权力配置产生影响，导致权力的细化、让渡与整合。在权力变迁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对接机制，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现象难以避免。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监管体制呈现能源管理与资源管理相分离、重经济性管理轻社会性管理、城乡二元分管等问题。[25][25]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为前述规则体系的不协调、不统一与不配合，因此，在规则制定(决策)环节加强政府权力配合是改进立法实施效果的关键。结论与建议综上，可再生能源是人类在面临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困境时，利用技术创新改进动力供应与消费模式的探索。在法治社会中，这种探索必须依托彰显社会责任与公众义务的立法，并且需要与之匹配的社会心理与运行机制。这些条件都需要通过具体化的强制性规则清晰、准确、完整地表现出来，成为指导政府与社会具体行动的标准。我国是可再生能源立法起步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落后的能源意识与变化中的政府职能影响着规则的落实，可再生能源的立法目标注定需要一个曲折的过程才能逐步实现。从当前发展趋势看，我们可以尝试在下列方面改进强制性规则的实施环境，逐步接近立法预设的目标。1.通过党的政策、法律或者国务院法规明确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产业中的优先地位，从政治、法律和社会舆论上引导全社会予以充分的关注，其现实意义将超越现行由部门规章细化规则的效果。国务院办公厅2007年12月下发全国范围的“限塑令”就是一个可以仿效的事例。[26][26]这种高层次的立法与政策可以迅速调动全社会资源，统一认识，快速落实。2.中央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编写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及其规划体系[27][27]，统一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政策依据，防止政出多门。编制路线图可以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立法及其实施等工作有机协调。相关机构、部门可以建立工作协调会，通过沟通协作来消除分歧、赢得共识，这是我国府际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另外，政府决策需要吸收公众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这同时也是一种提高公众能源意识的教育方式。3.加强可再生能源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汇总与体系化工作，逐步提高规划、部门规章与技术标准的法律效力。按照行政法学流行的观点，规划与技术标准等属于典型的“软法”，不具有显著的强制力[28][28]，这种看法直接影响立法与执法者的工作思路。如前所言，《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义务与责任是概括抽象的，更加具体的内容需要呈现在规划、技术标准以及部门规章里。为加强“软法”的约束力，《可再生能源法》可以采用附录或者规范援引方式，将“软法”纳入立法体系，使量化控制的技术性规范直接成为执法依据，这种做法在欧美立法中非常普遍。我国在税收立法中采取附录方式确定税目与税率的做法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推行也是一种创新，其本质是法律规范的技术延展，效力隶属于立法本身。4.强化规则创新与典型案例的示范意义。地方试点是规则创新的重要形式，我国各地可再生能源资源储备和拥有量不同，各地政府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实行制度创新是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客观要求。2006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建筑节能条例》，要求具备太阳能集热条件的新建12层以下住宅建筑，建设单位应当为全体住户配备太阳能热水系统，否则不能通过建筑节能专项验收。该项强制性规则明显悖于《可再生能源法》关于安装太阳能利用系统时私权优先保护的规定，但是却符合立法精神和地区民众利益。这种创新的示范意义是可再生能源立法构建中必须认可和推崇的。注释:王明远：《“看得见的手”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撑起一片亮丽的天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分析》，《现代法学》2007年第6期。任东明、张正敏：《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新机制的建立》，《中国能源》2003年第10期。金彭年、吴德昌：《以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为视角透视法律规避制度》，《法学家》2006年第3期。刘满平、朱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供给、消费的协调发展研究》，《中国能源》2006年第1期。AleksandrKalinin&AleksandrSheindlin：《新能源技术：发展与安全》，《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0年第3期。张梓太：《我国〈节约能源法〉修订的新思维——在理念与制度层面的生成与展开》，《法学》2007年第2期。马宏权、龙惟定、马素贞：《美国〈2005能源政策法案〉简介》，《暖通空调》2006年第9期。张友国：《韩日经济—能源—环境政策协调机制及启示》，《当代亚太》2007年第11期。倪正茂：《法的强制性新探》，《法学》1995年第12期。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11]胡建淼、金伟峰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所设行政强制措施之现状及实证分析》，《法学论坛》2000年第6期。[12]肖金明：《论强制规则》，《法学》2000年第11期。[13]李北陵：《新能源法案：美国能源战略的“历史转折点”》，《中国石化》2008年第3期。[14]任东明：《关于建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若干问题探讨》，《中国能源》2005年第4期。[15]赵嫒、郝丽莎：《世界新能源政策框架及形成机制》，《资源科学》2005年第9期。[16]杨解君：《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之新思维》，《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17][23]何建坤：《国外可再生能源法律译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244～245页。[18][27]李俊峰、时璟丽、王仲颖：《欧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新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可再生能源》2007年第3期。[19][21]MischaBechberger&DanyelReiche：《德国推进可再生能源良治研究》，《环境科学研究》2006年增刊。[20]任东明、张正敏：《论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年第5期。[22]潘小娟：《外国能源管理机构设置及运行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3期。[24]李艳芳、刘向宁：《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与其他相关立法的协调》，《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25]李艳芳：《我国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研究》，《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26]200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要求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为落实该项强制性措施，《通知》对发改委、质检总局以及工商、环卫、环保、科技、税收等政府部门提出监管责任，对超市、商场、集贸市场以及企业、公众提出配合义务。[28]宋功德：《公域软法规范的主要渊源》，载罗豪才等编《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201页。
关键词：低碳经济能源可再生能源能源利用
1可再生能源与低碳经济概述
在能源领域中，人们往往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称。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含义在技术层面已得到明确，即以新技术和新材料为基础，使传统的可再生能源得到现代化的开发与利用，用取之不尽、周而复始的可再生能源来取代资源有限、对环境有污染的化石能源，重点在于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氢能等。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旨在通过全球合作，形成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双向机制，不断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提高传统化石能源使用效率，推动以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逐步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建立新的低碳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低碳经济”具有如下特点。①全球性。低碳经济的概念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立地完成低碳经济的发展。②主动性。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以政府的政策引导为前提，以主动地干预为保障，而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③技术性。低碳经济实质是通过各种节能减排高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目标。
2低碳背景下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2.1低碳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2009年11月25日由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2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从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到确定GDP增长的碳排放指标，我国正在逐步跨入低碳经济时代。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带来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传统能源的使用比例缩小，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上升。苏州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2苏州本身的发展属性决定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向。苏州地处东南沿海，能源资源贫乏，3/4以上靠外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苏南地区不仅面临着能源的巨大缺口，同时也面临着环境的压力。苏州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主要靠资源的大量消耗。因此，矿物能源的日益耗尽以及矿物能源无节制使用所引起的环境问题，使人们迫切要寻找清洁能源。
3苏州可再生能源利用现状
3.1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范围广泛，且随着新能源的发现呈逐步扩大趋势。从能源的大类来看，苏州可在再生能源的利用领域从最初的水能和生物职能，到现在的风能、太阳能、海洋能、地热能等。从各类别的再生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来看也在不断的扩大和深化。以生物质能的利用为例，起初我们只是将秸秆、薪材等剩余农作物直接燃烧来取得传统的煤炭能源，而如今不仅应用新技术提高了剩余农作物的燃烧能力，而且还可以将其转化为优质化工原料。
3.2可再生能源产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末，可再生经济与制度研究能以相对节约的方式消费，而不是选择对环境有影响的产品和服务。把低碳经济表述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的经济，实质上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它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实现经济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3.3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方面，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加强。近年来，苏州依托政策、地域、经济、产业优势，已成为江苏省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试点城市之一。在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技术发展较快，并在某些领域已处于先进水平。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应用技术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建筑业、制造业等产业非常发达，节能应用产品与技术迅猛发展，涌现出大批技术含量高、规模化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和新技术。
4苏州可再生能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4.1相对薄弱的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业使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的本地化和商业化进程严重受阻，这是苏州可再生能源成本过高和市场发育滞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江苏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仍沿用一些传统技术、设备与工艺，明显落后于国际发达国家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较快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表现出企业生产规模小，产品生产成本高，价格与常规能源相比高得多，缺乏市场竞争力。
4.2缺乏完整的激励政策体系。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执行效果不好，主要应归因子所制定的政策缺少相应的机制。苏州由于缺少目标机制，使政府机构难以制订长期稳定的发展计划，从而制约了项目开发商的投资信心。由于缺乏竞争机制，目前可再生能源价格的降低缺少压力，开发商与电网之间难于就电力的供应达成协议。由于缺少融资机制，导致该行业投资渠道单一，政府成了投资主体，财政投入难以满足行业发展对投资的渴望。因此，必须建立新的运行机制。
4.3可再生能源分属不同行业，缺乏统一归口与管理。政出多门，部门间协调性差，造成了管理混乱，即所谓的“有机构无管理”问题。长期以来，江苏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工作分散在多个部门。科技厅、发改委、建设厅、农林厅、经贸委等多头管理，资金分散，重复建设。另外，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事业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法非常复杂，许多不同的机构都被包含在内。这些程序为项目的开发设置了过多的障碍，限制了开发商和投资人进入市场。
5对策和建议
5.1加快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本地化和商业化进程。可再生能源设备本地化无疑将会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可再生能源本地化的实现可以为当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当地可以通过销售可再生能源设备获得利润：当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产品可以出口外地、海外市场；可降低当地可再生能源厂商购买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成本，进而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提高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等。苏州应加快可再生能源设备本地化、商业化的进程。
5.2建立、完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商业化的初期，由于新技术、新产品的价格承受力与政府推广目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政府往往会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支持和激励以及鼓励民间投资是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关键因素。苏州再生能源政策应该是一个政策体系，该体系围绕一个核心目标建立起来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机制。目前苏州应着力建构包括目标机制、定价机制、选择机制和补偿机制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
5.3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宏观管理，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并清楚界定管理机构的职责。另外，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事业中所采取的系列方法适当简化，便于开发商和投资人进入市场。
5.4通过政府积极干预建立可再生能源的主导产业地位。对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产业出台有足够吸引力的税收、投资和产出补贴政策，将闲置的民间资本引向可再生能源产业，将有效解决主导产业建立所需的资本积累和投资问题。通过宣传和消费补贴对消费者进行有效的消费引导，逐渐培育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市场。采取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材料、现场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同时通过消费补贴使其在选择可再生能源时不至于承受比传统的化石能源更高的成本和代价。
5.5立足苏州市情，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发展经验。今后，进一步深化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立足点，更多地调动全球资源，我国在开发和产业化方面的差距。
参考文献：
[1]牛丽贤，张寿庭.低碳经济背景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对策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0，（9）.
[2]叶瑛莹.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研究.2006.
关键词：政府规划；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
Abstract：The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ofrenewableenergyisacomplexsystemengineering.Scientificgovernmentplanningcaneffectivelypreventitsoperationfrombeingblindfoldandimproper.InChina，therearelotsofshortagesingovernmentplanninglikethestategovernmentplanningandlocalgovernmentplanning.Systemtheoryshouldbetakenintoaccountwhendrawinguptheplans，suchas，thinkingovertheexternalityofgovernmentplanning，theentiretyofstategovernmentplanning，andterritorialityoflocalgovernmentplanning.
Keywords：governmentplanning；renewableenergy；exploitationandutilization
可再生能源，是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并有规律地得到补充的能源，可以循环再生，不会因长期使用而减少，主要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这些能源基本上直接或间接来自太阳能，是可连续再生和永续利用的能源形式。这类能源的推广有助于缓解能源供应压力和环境污染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主体、多个环节，同时又依赖于环境的支撑，受环境的制约，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或影响因素出现不协调，都会阻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总体目标的要求以及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笔者拟从宏观上考量政府规划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规划是对将来一定期限内实现某个特定目的或构想的确定，科学的政府规划可以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提供明确的目标和途径，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避免因为发展目标不明确而带来的浪费。政府规划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中的核心部分，它对系统内部与外部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可以避免机会主义的政府规划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首先，应该有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宏伟蓝图，应该包括细化的目标及其达成时间、具体的发展区域划分、具体的考察指标等等，由这些细化的目标构建一个整体的发展前景。其次，一个确保目标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的配套方案。为实现既定目标或构想，政府规划必须同时综合、系统地选择和提出一系列必要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规划实质上是为未来的大规模活动制订的行动方案。再次，应变方案。政府规划对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应该有所预料，并对可能采取的政策调整做出合理估计。
实践证明，制订这样的政府规划并不容易，而科学的政府规划将会给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和发展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以英国为例，在1990～2003年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英国都没有逃脱机会主义的模式，直到2003年，明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和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出现在政府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白皮书中，英国的可再生能源推广才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这一进步也被英国评论界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注：CatherineMitchell，PeterConnor，RenewableEnergyPolicyintheUK1990-2003，EnergyPolicy(journal)，2004。)。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并非一件简单事宜，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先纳入系统的政府规划范畴，以避免盲目和不当。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政府规划，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集合，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规划和作为其子系统的区域规划(注：事实上，区域规划下还存在次一层或多层的政府规划(如江苏省长三角区域)，为论述的清晰，在此不论。)。我们一方面需要从整体和宏观上把握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统筹考虑国家的能源需求和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需要同时考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系统下的区域子系统的发展特点，整体与局部相统筹，实现最优目标。
二、全国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国家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制订了长期的发展目标。例如，欧盟提出到2022年风力发电将达到150吉瓦，风力发电装机占整个欧盟国家发电装机总量的15%以上。到2050年，再生能源要占整个能源比重的50%。更重要的是，各国纷纷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把提出的目标变成强制性的指标。如，澳大利亚2001年4月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提出了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MRET)。该法案规定，到2010年，全国增加9500GW·h(2%)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提供相当于整个悉尼市的用电量，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在2010年要达到40亿澳元。总量目标的制定，对未来的市场容量和走向起到一个明确的指示作用，特别是通过立法明确表明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可以清晰地知道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从而有利于引导投资方做出果断和正确决策[1]。
可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国家规划而言，明确性和强制性是确保其成效的重点所在。而我国在这一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
“九五”规划期间，原电力部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万kW的规划目标，但这一“宏伟”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强有力的立法保障和相关有效的配套政策。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发展缓慢和市场容量狭小的主要原因[1]。
2005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在人大常委会获审议通过。该法明确提出了政府和社会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升到了法律的高度。该法明确提出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是，在总量目标制度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据查，2004年8月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发给各相关部门的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在最能体现该法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和总量目标制度中明确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2022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不低于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然而，这些规定却在最终审议稿中被删除了。《可再生能源法》最终还是成为一部以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特征为主的法律，其所确定的发展总量目标制度虽然具备了政府规划的外形，却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规定而存在先天欠缺，立法的强制性在无形中被卸去了功用。
2007年6月7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此规划，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争取达到16%，水电总装机达到3×108kW，风电装机目标为3000万kW，生物质发电达到3000万kW，沼气年利用总量达到4.43×1010m3，太阳能发电装机180万kW，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3×108m2，燃料乙醇的年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t，生物柴油的年生产能力达到200万t。并且将采取以下措施保障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是建立持续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特别是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定强制性市场份额目标；二是落实优惠电价和费用分摊政策，按照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和经济合理的原则，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三是加大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力度，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产业体系建设等；四是建立可再生能源产业服务体系，根据需要整合现有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完善技术和产业服务体系，加快人才培养，设立综合性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开发机构[2]。虽然在目标明确性上符合政府规划的要求，也配套了相关制度和措施，但终究欠缺了法律的强制力保障。
三、区域性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区域规划的现状及检讨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消纳限电原因对策建议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能源，能源获取使用方式酝酿着变革，当下，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业界关注重点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主要方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因其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影响的基础性、广泛性和持久性，被誉为是继蒸汽机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在本次可再生能源革命的历史机遇中，能否跟跑甚至领跑，将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我国高度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2014年6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面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一、我国风电光电发展及“弃风弃光”限电问题现状
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比较短缺，常规化石能源可持续供应能力不足。世界已探明煤炭储量可供开采113年，中国只有33年，自1985年以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煤炭产量最高的国家，快速的开采，让煤炭储量急速减少；油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石油年产量仅能维持在2亿吨左右，常规天然气新增产量仅能满足新增需求的30%左右；受制于成本和技术因素，目前大部分国家非常规油气尚未实现大规模开发利用。与此同时，我国清洁能源的天然禀赋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资源基础非常好。我国“三北”地区（西北、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及附近岛屿风能资源丰富，陆上理论技术可开发量约为6―10亿千瓦，大陆沿岸0―20公里内海上理论技术可开发量约为1―2亿千瓦。我国太阳能能源资源丰富，全国2/3的土地面积年日照小时超过2200小时，太阳辐射总量在5000兆焦/平方米/年以上①。“十二五”以来，在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和各项扶持政策的有效实行下，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增长迅速。风电装机高速发展，2012年6月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风电装机大国。我国2015年底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4318万千瓦，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②。
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风电、光电消纳难、“弃风弃光”电量逐年增加的问题日益凸显。2016年一季度全国风电上网电量552亿千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422小时，同比下降61小时，弃风电量19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85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26%，同比上升7个百分点。其中，“三北”地区平均弃风率逼近40%，内蒙古弃风率为35%，甘肃为48%，吉林为53%，宁夏为35%，新疆为49%。全国弃光限电约19亿千瓦时，主要发生在甘肃、新疆和宁夏，其中，甘肃弃光限电8.4亿千瓦时，弃光率39%；新疆（含兵团）弃光限电7.6亿千瓦时，弃光率52%；宁夏弃光限电2.1亿千瓦时，弃光率20%③。如果这种势头不能尽快遏制，今年全年弃风、弃光电量很可能分别突破400亿千瓦时和100亿千瓦时。这种情况给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带来严重经济损失，打击了投资者们继续投资可再生能源基础建设项目的积极性，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形势堪忧。从2022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15%的目标来看，届时光伏和风力发电的装机需达1亿千瓦和2亿千瓦之上。消纳和并网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或者缓解，将成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的绊脚石。
二、可再生能源弃风弃光限电的原因分析
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体制的因素，还有发展战略、经济激励、运行管理、电力体制、价格机制、利益分配等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可再生能源与传统常规能源的发展规划不配套、不衔接，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从近阶段的形势可知，可再生能源与其他常规能源发展规划的数量控制，以及国家建设布局与电网规划衔接方面存在问题，可再生能源的飞速发展与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矛盾是弃风弃光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虽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增长迅速，但是还没有做好适应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快速度发展的机制。在战略、规划统筹方面，没有根据能源发展远景做好各种能源发电规模及设施建设的速度及时序，仍按照传统能源为核心、火电为基点的套路进行安排和设计，造成与可再生能源电力专项规划的发展思路脱节，导致各跑各的道、各唱各的调。伴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装机及发电量在电力市场的比例不断增加，电网与电源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变成了不同能源发电争相并网的通路之争。一些地方变相降低风电上网电价，风电、光伏企业要报零电价才可获得上网电量，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风电企业拿出收入补偿当地火电企业，侵害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合法利益。
（二）电网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风光电输配通道不够顺畅
由于太阳能、风能发电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在油、水、气电力资源比较少的区域，调峰调频能力整体较差，加上目前储能材料及技术跟不上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仅仅依靠火电机组的有功调节速度较慢，很难适应风电、光电出力的瞬间变化，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大规模消纳需求给电网功率预测、运行调配、并网控制等带来巨大压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功率预测难、发电的计划性能较差，也给电网实时监控和计划安排带来不利影响。当前的电网运行控制技术远不能满足风电、光电大量连接入电网的条件，随着近年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且大规模发展，电网安全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已逐渐显露。
关键词：电量市场化可再生能源现状影响措施
中图分类号：TM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290-02
一、可再生能源发电现状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形式以电力为主，近年来增长迅速，但由于传统电力结构倚重火电，可再生能源在整体电力结构中的比重仍显单薄。截至2014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升到11.1%，除去核电部分，可再生能源占比9.6%；从电力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仅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8.9%，火电比重仍为67.4%。人们广泛了解的可再生能源形式包括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等。水电是可再生能源中最为成熟和广泛的应用形式，我国水电装机容量领先全球，总装机约300GW，年发电量约1万亿千瓦时，对我国华东、华中地区的工农业及民生电力需求贡献突出，三峡、砻滩、葛洲坝、三门峡等水利枢纽工程更是广为人知。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近年获得集中发展，主要以风光资源丰富地区（内蒙、甘肃、青海、新疆等西部省份）的集中式地面电站为主要模式，2014年风电装机90GW，年发电量1500亿千瓦时；太阳能发电装机30GW，年发电量250亿千瓦时。而近期，风电太阳能电站开发向中东部推进的趋势，以及分布式太阳能发电获得广泛关注，是由我国中东部地区突出的电力需求和较为稀缺的土地资源决定的，也是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
例如，风力发电就是我国解决我国能源和电力需求刚性增长的重要战略布局。风能是一种不产生任何污染物排放、可再生的、清洁的自然能源，风力发电具有建造发电场的费用低廉，不需火力发电所需的煤、油等燃料或核电站所需的核材料即可产生电力，除常规保养外，没有其他任何消耗，没有煤电、油电与核电所伴生的环境污染问题等优越性。这几年，我国也大力推动风电等新能源行业，风力发电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6.4亿千瓦，其中并网风电1.6亿千瓦，占比为9.9%；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5.93亿千瓦。占总装机比重36.2%。
二、电力市场化对风力发电的影响
1.电力市场化对风电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影响。十三五”能源规划对风力发电做了重点提及，到2022年风力发电的装机容量达到2亿千瓦以上。国家能源局表示，逐步取消可再生能源补贴，到2022年将不再提供风力发电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将走向市场化运行。
能源被称为工业的血液，风能是能源的组成部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有关能源“十三五”规划的内容占据着重要位置。其中，风力发电的内容，在“十三五”能源规划中花了不少笔墨。
据“十三五”能源规划研究，通过构建西部、东部两个同步电网，到2022年，新能源跨区输送规模将可超过1.5亿千瓦，从而实现更大范围水火互济、风光互补、大规模输送和优化配置，弃风、弃光可以控制在5%的合理范围内，将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和消纳难题，保障清洁能源高效利用。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可再生能源非常重要的时期，可在再生能源发电也将走向市场化运行。
现在国家能源局已经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22年风力发电实现平价上网，不再给予补贴。一旦可再生能源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展就会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它的发展就会有更大的规模和更大的速度。
2.电力市场化对风电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的影响
在电力改革的大背景下，除分布式能源（分布式光伏、风电）以外，所有的电源项目都要参与竞价上网，即低电价的电量才能获得上网权，否则机组只能闲置。
3月1日，在北京电交中心完成了“银东直流跨区电力用户直接交易”的试点交易，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一些火电、风电、太阳能发电企业参与了竞价上网，售电给山东。风电、太阳能项目由于出力间歇性原因，单凭“常规电力属性”与火电竞争，显然不具竞争力，因此只能靠低电价进行竞争，很多企业报了“0电价”，虽说会有国家补贴，但项目收益会大幅下降。
3.电力市场化对风电并网和消纳的影响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开发，运行消纳矛盾也日益突出。我国风资源集中、规模大，远离负荷中心，难以就地消纳。新能源集中的“三北”地区电源结构单一，抽水蓄能、燃气电站等灵活调节电源比重低。加之近两年经济增速放缓，电力增速减慢，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新能源消纳矛盾更加突出。新增的用电市场却无法支撑各类电源的快速增长，导致新能源和火电、核电利用小时数均出现下降。
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特别是“三北”地区，占比达到70%；全国抽水蓄能、燃气等灵活调节电源比重仅为6%，“三北”地区不足4%。电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系统调峰能力严重不足。
国家早前颁布“十二五”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专项规划，但“十二五”电网规划至今没有出台，新能源基地送出通道得不到落实。电网项目核准滞后于新能源项目，新能源富集地区不同程度都存在跨省跨区通道能力不足问题，已成为制约新能源消纳的刚性约束。
据了解，与国外相比，我国促进新能源消纳的市场化机制已经严重滞后，仅局部地区开展了风火发电权交易、辅助服务交易等试点。由于缺乏常规电源提供辅助服务补偿机制，火电企业普遍没有为新能源调峰的积极性。
三、可再生能源在电量市场化下的应对措施
1.“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是近年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可再生能源也是商品，因此由市场机制来引导其发展是必然趋势。可再生能源发将被纳入公益性调节性发用电计划，依照规划继续享受保障性收购。陆上风电是最接近自主市场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分析表明，延续当前风电政策，会面临保障性收购与市场机制的冲突、强制标杆电价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冲突、不断扩大的补贴需求与可再生能源基金规模有限之间的现实矛盾，最终导致风电并网和利用效率低下难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如此，清洁、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目标很可能会落空。
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市场化。让风电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交易与用户达成长短期供电协议，调度机构在保证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本着优先保障原则安排风电并网发电；变强制电价为基于市场交易电量的度电补贴，引入动态调整机制，根据风电的经济改善水平逐步降低、直至完全取消补贴。
2.建立以配额机制的绿色证书，鼓励碳减排交易和节能量交易
根据全国2022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的要求，2022年，除专门的非化石能源生产企业外，各发电企业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应达到全部发电量的9%以上。各发电企业可以通过证书交易完成非水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的要求。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绿色证书持有人按照相关规定参与碳减排交易和节能量交易。配额制度本身无法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绿色价值部分，绿色证书为绿色价值部分的实现提供了市场化A解决方案和手段。
通过允许配额义务承担者之间交易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义务，绿色证书可以像商品一样在绿色证书市场上进行买卖和交易。
绿色证书就是将基于配额形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证券化，并借此构建基于市场的可再生能源电能供求机制和市场交易体系。绿色证书作为可交易的有价证券，其价格由可再生能源电价高于常规电价的“价差”决定，并随着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波动。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销售绿色证书获取价外收益，实现可再生能源电能的绿色价值，并使得可再生能源配额借由绿色证书实现可交易，巧妙地解决了配额制度的市场化问题。
对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者来说，实施配额制并允许绿色证书交易时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利润由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是通过电力上网价格出售可再生能源电力以获得销售利润，另一个则是通过在证书市场上出售绿色证书来获利。而建立可再生能源认证系统，证书的可交易性打破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交易的地域限制，使得绿色可以销售到任何有需求的地域。
3.电网加快电网建设，保证新能源并网和输送
2015年，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开展风电清洁供暖工作”等一系列政策，促进清洁能源持续健康发展。
节能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结合这种节能手段的落实而言，相应的可再生能源利用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手段，这种可能再生能源的运用能够较好促使其表现出较为理想的能耗控制效果，本文就重点围绕着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设计中的利用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希望具备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可再生能源；建筑设计；应用
1引言
随着现阶段社会的不断发展，其能耗越来越受到，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传统能源的供给效果已经很难满足于当前发展需求，这也就需要重点做好节能工作，环节当前存在的能源短缺压力。建筑行业可以说是能耗较为突出的一个方面，较好促使建筑行业具备理想的节能表现也就需要进行详细全面的分析和探索，尤其是对于各类节能技术手段的运用而言，更是需要进行不断研究，其中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就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手段，这种可再生能源的运用价值还是比较突出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2可再生能源的基本特点分析
结合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来看，其之所以具备着较为突出的应用价值效果，主要就是因为其自身的特点能够较好满足于社会发展的能源需求，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限性特点。对于可再生能源而言，其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可再生性”，也就是无限性，这种无限性也就表明相应可再生能源能够源源不断的出现，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应用而减少，进而也就体现出了极强的应用价值效果。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应用特点也就值得在各个方面重点探索其应用方式，最终提升其应用价值。
（2）普遍性。对于绝大部分可再生能源而言，其都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普遍性特点，这种普遍性主要就是指相应的可再生能源并非是集中存在，而是在各个区域都存在，进而也就能够方便后续应用过程中的就地取材，比如对于太阳能、地热能以及风能等，都是广泛存在的各个方面，极大程度上提升了应用的便捷性。
（3）清洁性。从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效果上来看，其还能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清洁性特点，这种清洁性主要就是指相应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能够避免在后续应用过程中出现较为明显的污染问题，相对于传统煤炭以及石油的应用来看，其环保效果极为突出，进而也就能够较好适应于当前越来越注重环境保护的社会发展趋势，值得进行广泛运用。
（4）经济性。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应用而言，其还能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经济性效果，尤其是从长期的应用过程中，这种经济性优势更是极为明显，其仅仅需要在初期设计构建中投入相应费用，进而也就能够较好降低后续维护和运行的投资，从整体方面体现出了理想的经济性效果。此外，当前我国对于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还存在着较多的鼓励和扶持政策，进而同样能够表现出一定的经济性效果。
3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可再生能源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能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实效性，建筑行业作为能耗较为突出的一个行业代表，其更是值得采取恰当的设计手段进行有效处理，促使可再生能源能够得到更好的运用，不断提升其应用水平。这种可再生能源在建筑设计中的具体应用方式和手段有以下几点：
（1）建筑设计中对于太阳能的应用。对于太阳能在我国建筑工程项目中的设计应用来看，其应用效果是比较理想的，而这种设计应用在我国传统建筑中就具备着较为明显的体现，比如我国很多传统房屋建筑都采用南北布局的方式进行构建，进而也就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太阳光应用效果，充分实现照明方面的应用需求。此外，对于太阳能热力方面的应用同样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设计手段，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就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布置，在很多建筑物中都能够表现出理想的作用价值，降低了对于电力能源的依赖性。随着当前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种太阳能可以在建筑物中表现出来的作用也越来越丰富，比如从光伏发电方面来看，其发电效率越来越高，并且在建筑物的很多系统结构中都能够得到较为理想的运用，进而也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传统电力资源的运用，达到节能优化效果。在太阳能发电中，主动式太阳能技术能够取得较为理想的作用效果，其相对于传统的被动式发电，能够更好提升其发电效率，促使其在建筑物中表现更强的作用价值。
（2）建筑设计中对于风能的应用。在建筑物的具体设计过程中，合理运用风能同样也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节能优化效果，其设计方式首先表现在对于建筑物通风的有效布置上，根据当地风向以及相关强度，合理安装建筑物的外形以及通风口位置，进而也就能够有效保障其体现出较为理想的自然通风效果，不仅仅能够提升人们对于建筑物的应用舒适度，还能够有效提升其节能效果，降低对于机械通风的依赖性。另外，对于风力发电方面的探索同样也能够在建筑设计中取得理想的作用价值，尤其是在一些高度较为突出的建筑物中，这种风能发电的效率还是比较突出的，值得进行有效推广运用。
（3）建筑设计中对于地热能的应用。地热能同样也是分布较为广泛，并且极为丰富的一种可再生能源，针对这种地热能进行有效的建筑设计主要就是为了促使其能够在建筑物的暖通系统中发挥出较强的积极作用价值，进而也就能够降低电气设备方面的应用强度。结合这种地热能的实际应用设计而言，其需要切实把握好相应地热泵设备的安装和应用，针对该设备进行不断创新优化，促使其能够体现出较为理想的能量转化高效性，进而也就能够保障其较好实现建筑物暖通空调系统功能。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建筑设计中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来看，其应用价值和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些优势也就值得相应建筑设计人员进行不断探索和创新，促使太阳能、风能以及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都能够采用恰当的方式进行布置，最终发挥出节能环保效果。
作者：桑月红陆坚单位：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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