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
七朝古都的开封拥有悠久而灿烂的城市历史，随着中原经济区的振兴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开封又一次站在了腾飞的起跑线上，寻找契机等待复兴，丰富而活灵活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这个古城打造了生动的城市名片，城市发展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国际上，《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生效之前，作为试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命名了三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封也于2009年4月开始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申报工作。目前，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工作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本文就针对这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现状与保护现状并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概念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a.口头传统和表述；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二.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较早，前期主要是大学、博物馆等一些文化部门的个体行为。比较系统的政府行为开始于2004年，当年申报了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后来为了和联合国的“申遗”工作接轨，把民族民间文化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2005年，开封市又组织申报了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仙镇木版年画榜上有名。2008年又有六项入选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通过了《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暂行办法》，《开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定实施意见》两个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开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有了制度的保障。2009年4月开始，开封市政府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开封市及各县区共获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31826条、项目8618个，确立县级项目8590个、市级项目3218个。至此开封市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2012年10月，开封市现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项，朱仙镇木版年画，大相国寺梵乐、开封盘鼓、开封汴秀、兰考麒麟舞、汴京灯笼张等撂石锁。有5位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分别是郭太运、释隆江、冯占顺、田爱云、王素华。
开封市现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6项。具体如表1。
通过申报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保护，很多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得到了传承，比如锣戏、画锅等。可以进入市场的项目如汴秀、年画、盘鼓、灯笼等，通过“非遗”的名片效应影响力扩大、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三.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现状
2007年、2008年两年春节，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盘鼓等参加河南省代表团到香港、澳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交流活动。2009年12月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等又走进了宝岛台湾。2011年，开封盘鼓、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大相国寺梵乐等“非遗”项目参加了韩国首尔鼓乐艺术节、第三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各类对外交流活动，每次交流活动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开封县、市博物馆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研究中心、汴绣厂、二夹弦剧团、官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也积极进行市场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汴梁灯笼张，是家传的手工制作宫廷式灯笼，原来在市场的占有份额基本为零，现在进行包装，还打算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开发宫廷灯笼的机构，扩大这个项目的制作规模，引导这个项目逐步进入市场。再如朱仙镇木版年画，现在把它整理成册，和北宋的古钱币合并在一起，作为高档的赠送礼物。这样的开发行为都为这些项目赚得了较高的经济收益。
四.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开封市在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阶段性的成绩，但是在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下面针对问题进行论述。
（1）重“申报”轻“保护”
经过调查研究，开封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相当火热，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参与。申报工作历经8个月共收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31826条、项目8618个，经过汇总整理后确定的市级项目共有3218个。一些项目的申报之初，只关注了“申报业务”而很少涉及遗产申报之后的保护问题，所以从上层领导到基层工作人员只知道如果申报立项而不知道如何后续保护。一些非物质遗产的申报往往从经济角度出发，利用部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名片效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产业化，拉动销售增长，在只考虑开发的同时忘却了保护。一些不能立即创造经济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杞县杞人忧天传说，申报成功后被人们束之高阁，或是任其自生自灭，从而导致了“重申报”、“轻保护”行为的发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评估体系迟迟未能建立，事实上也纵容了保护工作“不作为”行为的发生。在现行评估体系中，官员的政绩主要体现在申报工作上。申报一项就是一分，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直接进入政绩考核体系，而申报成功之后的科学保护，由于没有量化指标，所以并未出现在非遗保护工作的评价体系之中，保护得好与不好，均与政绩无关。所以到导致了“重申报、轻保护”现象越来越严重。
（2）专项保护经费不足
开封市文化局副局长葛艳丽曾经指出“开封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度财政拨款预算经费较少，也没有任何普查专项经费”。然而普查项目、制作资料、专家论证都需要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经费。目前，除了部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每人每年可获得1万元的补助外，省、市的传承人没有任何经费补贴，一些传承人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更不用说去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了。没有任何普查专项拨款，制约了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普查中的不少亮点因投入不足、经费制约而隐没民间。缺少经费使抢救、保护、申报工作举步维艰。
（3）遗产教育普及深度不够
非物质文化遗产浸润着不同时代民众的世界观和社会理想与憧憬，承载着民众的智慧和人类的文明，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就决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不能只是政府行为或一些传承人的职责，所有的民众都应该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否则将失去了文化的根基。而事实恰恰相反，笔者随意访谈几位开封市市民和中小学生，“是否了解开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成以上的回答“不知道”或“不关注”，很多市民，市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提到汴秀、木版年画、开封小吃还能说出一二。开封市政府曾多次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展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了宣传和普及的作用，但是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短暂的表演和展示只能留下暂时的印象，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更多的市民了解并参与进来，形成立体的保护网络。
遗产教育应该分为几个层次：中小学的遗产常识教育，大学的遗产美学教育，社会民众的遗产认同教育，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遗产认识和保护的过程中，形成强大的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才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
遗产教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解说系统单一。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说系统相对单一，主要以传承人的人工解说为主，而传承人数量较少、年纪较大，时代变革的影响使很多遗产已经失去了依存的土壤，尤其是年轻人知知甚少。同龄人的解说能够让他们迅速产生认同感。而且，只有将解说队伍壮大，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迅速得到普及。图片文字视频类解说资料相对较少，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时候留足资料做好整理，多印制相关书籍在中小学，公共场合做常规式展示活动。
（4）缺少保护、传承人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本。开封“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大多处于60岁至80岁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已到垂暮之年。“后继无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最大瓶颈，往往就是人去世了，技艺就消失了。”木版年画传承人郭泰运已经88岁高龄，他是朱仙镇木版年画荣衰的见证人。从艺75年的郭泰运享誉中外，被冯骥才先生誉为“年画泰斗。至今还坚持在传承文化的第一线。为了传承文化，郭泰运打破行规收了三个与自己毫不相干大学本科的徒弟。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任开封朱仙镇年画艺术馆馆长任鹤林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弟子，因为“搞年画这样的民俗创作，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又很清苦”。而年轻人很少愿意从事清苦、寂寞的工作。
（5）过度的生产性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常用的一个模式是“保护性开发”，大部分能走向市场的非遗项目基本都在市场上“自我造血”维持生存。但是一些非遗项目生产性开发过度，进入市场后显现出市场混乱、产品鱼目混杂的场面。
在宋都御街，以经营汴绣、字画的为多，各个商店都无一例外地打着“中国汴绣”、“开封汴绣”字样的招牌。这些绣品，图案以仿古画为主，乍一看，平、齐、光、亮，但若仔细观瞧，同样的图案，线条粗细不一，色彩各异。整个汴绣市场存在的一个现实是，大量“苏绣”冒充“汴绣”在市场中大肆横行，原因是真真的汴秀卖不上好价钱。一些生产汴绣的工厂或家庭作坊唯利是图，减少色次，增大线径，一幅本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绣品，三两天就能赶制出来，这样的绣品“丧失了汴绣的特色，失去了风格和品位”。这样过度性的生产性开发其实直接损坏了汴秀的品牌价值。
2011年，朱仙镇连同开封市区的9家年画作坊，年销量可达到上百万张。乍一看这数字，觉得很繁荣；但一看价格，只能说这种繁荣是一种“虚胖”。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郭太运，他的精品年画一件可卖到上千元，普通的也就是每幅10多元。天义德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老字号，张廷旭是“天义德”第四代传人，并且是“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他说，他的普通作品便宜的卖5.5元一张，“礼品”级的能卖到三四百元一件。在另一家“老字号”内，堆积着大量的木版年画，一问价格，一张普通的年画仅卖2元。过多的关注非遗产品和经济利益，忽视传统工艺和文化内涵价值的开发不仅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参考文献：
[1]张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J].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2]汪明宇.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型为旅游产品的路径研究——以大型天然溶洞实景舞台剧《夷水丽川》为例[J].旅游科学.2007年04期.
关键词：非遗中国记忆传统元素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申遗唤醒中国记忆
我国的申遗工作走过一条艰辛而辉煌的道路。经过22年的申遗，我国已有38处世界遗产（文化遗产27处，自然遗产7处，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处）。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稳居世界第三位，在世界遗产的保护、监测、管理、利用等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37年前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定将世界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充分尊重遗产所在国的前提下，承认这些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并通过国际社会的多方面的合作使之作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加以保护。世界遗产为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保护，确定了一个全世界文明国家共同遵守的标准，使遗产保护有了生动而具体的标准和前所未有的激励与促进。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1985年春天，侯仁之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我国应“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同年11月，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推动了中国的世界遗产走向世界。
1987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项目。同年12月11日，在第十一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我国的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迈出了我国世界遗产事业与世界接轨、对外开放的新步伐。然而，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这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当天，只有《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提出文物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是“加强保护，改善管理，搞好改革，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这天及其后数月，国内各大媒体对中国首次申遗成功都未进行报道。直到10年之后的1998年5月25日，才报道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6项遗产的“世界遗产证书”“中国世界遗产标牌”的颁发仪式。两年后，首次中国世界遗产地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标志着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全面展开。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各地出现了一股申遗热，提交到国家文物局的文化遗产项目达到129个，还不包括大运河、丝绸之路等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跨省项目。然而申报工作却遭遇限额“瓶颈”，世界遗产委员会于2001年底做出决定：全世界每年人选项目总数为30个，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有一处入选。尽管在2004年的第二十八届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调整为一国一年可以申报两项世界遗产（但至少一项是自然遗产），提名总数也增至45个（最终通过的不足40%），但进入世界遗产的通道仍然狭窄而拥挤。这使得中国“申遗”高歌猛进的态势戛然而止，后备大军不得不在独木桥前耐心等待。
在强大申遗热潮中，政府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中国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不断完善。2006年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这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用以保护日渐消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自己的节日，遗产保护也拉开了里程碑式的帷幕。其后4个月的时间内，国务院、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又相继颁发了《长城保护条例》《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随着世界遗产的金苹果频频落入中国，世界遗产在中国日益深入人心。如今，对于国人，世界遗产不再是陌生的词语，它已经走进大众的生活，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文化遗产作为中国特色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进行国民素质教育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宝贵的发展资源与软实力。在各种文化相互碰撞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坚守自己的文化遗产。
中国疆域辽阔，山河锦绣，文化、自然遗产极为丰富，可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远不止目前的38处。由于现行申报规则的限制，今后虽会逐年增加，毕竟数量有限。我们需要将申遗的热情倾注到保护文化、自然遗产上来，确保它们得到“充分保护和适度利用”。让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作为世界遗产真实、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同时，深入挖掘其中厚重的人文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教化作用，为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我们还需要适应世界遗产事业发展新的形势和要求，充分吸纳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阐释世界遗产的重要价值，拓展新的遗产类型和遗产领域，不断提高世界遗产申报、管理的工作水平。同时，积极探索、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利用工作的规律、标准、措施和办法，为丰富和推进全球的世界遗产事业做出贡献。
二、寻找心中的太阳神鸟
如果要说说今天的中国，我们又怎能绕得开“文化遗产”――这项“与时间赛跑”的浩大工程？2009年，是“非遗”的中国年。在这一年里，一个又一个文化传承形态变成纸面上翔实的文字，一支又一支朴拙的乡歌野调成为民间传承的重要环节，一段又一段遥远模糊的故乡场景变得日渐清晰，一座又一座文化名城延续着古老的中国记忆。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中国为维护传统的文化生态所做的努力令全世界瞩目。
中华文明是人类几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而丰富的文化遗产，甲骨文、青铜器、长城、故宫……以及极具特色的各个民族、民间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这些丰富的文化形态是中华记忆传承的载体，是日新月异的中国发展的依托，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嬗变，文化遗产饱受冲击，渐渐失去生存的土壤，甚至濒临灭绝。文化部曾经公布全国第一批518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文化部副部长表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到了非抢救不可的程度了，因为再晚一点，流失的会更多，等我们再想抓中华文明的碎片的时候，会发现留给我们的已经不多了。
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上书，力主把北京城墙改造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但城墙被历史湮没了。而且，情形在50多年后依旧类似，承载着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已岌岌可危了。
众所周知，我国研究鲜卑文化和敦煌艺术的物质性历史资料在英国和美国。就是俄罗斯和日本、韩国也都相继成为研究中国非物质、物质文化的前卫国家。最早发现的湖南滩头年画，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德国和日本的收藏家那里。
目前，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外来文化的装饰替代了传统装饰；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掌握一定传统艺术技能的民族民间艺人已为数不多，后继乏人。比如陇东的皮影，新中国建立初期可以演100多个剧目，现在最好的艺人也只能演20个剧目。的扎巴老人能演唱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在他的记忆里保存着25部这样的口传巨著。随着他的逝世，8部《格萨尔》亡佚，被“抢救”出来的17部也只能存在于影像之中。现在能够完整地将史诗唱下来的人已不到10人，且大多已年过花甲。
面临人亡歌歇境地的岂止是“三大史诗”？我们那些灯笼、风筝以及木版年画的手法和制作工艺也在悄然流失。作为唐代音乐再现的《唐和曲》，随着传人的离世，因无人记录而难以再听其“环佩之声”。满语在清朝时是官方语言，今天能讲满语的仅剩100人。纳西族懂东巴经的歌手，在几年前有6位，2001年剩下3位，2009年只有1位了。
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当时有367个戏曲剧种，但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为267个，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各类剧种消亡了100种之多。这对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警示与鞭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每年都要出台一份报告，为文化遗产保护敲响警钟。“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世界遗产中心副主任基绍尔・劳说：“如果有关部门不及时采取恰当措施予以补救的话，名单上的景点将会消失。”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兴起了申办自然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民间关注度也日益高涨，这对于保护我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大有益处。但另一方面，旅游以及保护不当造成“世界遗产”被破坏的报道也并不少见。
此次中国的22个项目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雀跃。尤其是这个消息之后，国人随即迎来了长达8天的黄金周，此次榜上有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为了吸引客源，立刻就可打出这块新来的“金字招牌”。
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世界遗产是张通行国际的世界名片，作为无形资产，其潜在价值难以估算。对于世界遗产地来说，申遗带来的最直接、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经济利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云南丽江，仅2000年就接待游客25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到2006年，这里的游客达到460万。其后，每年以3万至5万人次的速度递增。在一些人眼里，申遗成为快速提高地方知名度、创立文化品牌、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一个法宝。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了功利主义倾向，过多关注和利用遗产的实用价值，而忽视了对其精神内核、历史真实性和整体风貌的把握，曾经给我国的世界遗产事业敲响警钟：武陵源景区大建旅游设施，泰山修建多条索道，曲阜水洗“三孔”，大足石刻被盗，武当山遇真宫被焚……都曾受到联合国专家的质询。
不难想象，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关地区可能都会走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路。但是，需要警醒的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以及相关地方政府，不能光想着怎么用好“金字招牌”。申遗成功后，除了高兴，更多地应该是压力，“后申遗时段”的路还很长。
文化遗产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权威认证”，而是出于尊重、珍视和对历史抱以温情的保护。若非如此，“申遗”不仅不足以保护遗产，而且将形成对非申遗项目毫不疼惜的摧毁，申遗成功会成为一个文化遗产被加以适合于表演的破坏性改造的开端。张家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发展到今天的名利双收，正是得益于它较早地被列入到了联合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之中。但是，它却在列入名录后一度被联合国黄牌警告。实际上，对于自然或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如何在经济效益和遗产保护二者之间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在利用“世界遗产”这一金字招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以对它的开发与利用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只能是附属功能。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申遗之路着实艰难，但申遗后的担子却更重。无论是《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还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联合国有关机构强调的都是保护而非利用。事实上，申遗成功代表的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承诺，代表的是对自然或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担当。当文化成为遗产，伴随而来的，除了经济利益还有义务――保护与传承的义务。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各地高涨的申遗热潮中，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平常心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与奋起。同样，对于自然与文化遗产来说，对它们的保护需要的是整个社会所逐渐培养起的意识与氛围，那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爱护，一种全社会对文化传承的共识，而并非仅仅是为了申遗而催生出来的动力。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以物质或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建筑、器具、书画、习俗礼仪、手工技艺、表演艺术等以及与这些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元素，流过悠长的岁月长河存留至今，凝结着历史的必然选择，凝聚着人类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历经沧桑而脉络不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底蕴，彰显着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性格。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有数不清的辉煌的文化遗产被岁月的风沙掩埋了，已经有无数伟大的创造被时光的洪涛淹没了，消失的文化与文明不能再生，我们只能面对着远古遗址黯然神伤。对于当世现存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不加以保护，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查到它们的时候，那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和遗憾。
2006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四鸟绕日”金饰图案。这个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的美丽金饰，形象地描述了古人原始的太阳崇拜，专家因此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此刻，无数个“太阳神鸟”般的记忆碎片，无数个对于这些碎片的执著追问，拼凑着我们明天回家的“识路地图”。
三、共同的遗产，共同的责任
“在记忆里回味曾经的沧桑，在记忆里寻找历史的辉煌，中国记忆，沉淀的是千年的精华，积聚的是前进的力量，”这是观众对央视播出的《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月》电视节目的观感。申遗之外，我们看到了比申遗更重要的：回归文物保护的长远利益。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从“文物”到“文化遗产”的历史性转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文化遗产的内涵逐渐深化，注重其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并列入整个国家的视野。近年来，我国在切实执行《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增强保护意识、改革保护体制、制订相关法规、建立监测体系、完善管理制度上又做出新的努力，世界遗产保护工作有了很大进步。“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广泛开展，世界遗产保护法规、规章的确立，使文化遗产保护从专业名词上升为社会性的话题，世界遗产保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然而，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对于世界遗产“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的倾向还需时日。一个地区拥有世界遗产，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作为当地政府，要从体制和力量上加强对世界遗产单位的管理，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投入，教育民众、协调各方珍惜和爱护世界遗产，加大执法力度，保护世界遗产的安全。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是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的。20世纪60至70年代，由于大兴水利和旅游业的兴起，大量的古迹遭到破坏。为保护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规定保护的对象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到的“文化遗产”只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三类，显然不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做了界定，对它所包括的范围也进行了确定。这是人类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已有116个国家加入，表明国际社会已就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国在2004年加入了该公约。
在如何抢救、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世界各国一直在进行不断地探索，中国政府在学习借鉴他国保护措施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自2003年初“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启动，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走上了全面、整体性的保护阶段。
与此同时，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加紧了步伐，特别是立法保护进程加快，2003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形成。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06年10月，文化部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多个省、自治区也分别通过了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迈入了有法可依，依法保护和实施的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满足人们认知世界、认知历史、认知特色文化的需求。为了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良好传承，自2006年至2009年，中央财政对除昆曲以外的28个项目投入专项资金达4485万元（昆曲有专项保护资金），自2008年起给159位部级传承人每人每年拨款8000元。各地财政大多也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例如浙江省在“十一五”期问，省财政每年安排1500万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专项资金。中国政府还将为传承人提供开展传习活动的必要场所，资助他们开展授徒传艺，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的鼓励方式，以期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以往都有“每两年―次、每次每个国家报一项”的限制，今年放开了这―限制，才使得中国、日本、克罗地亚、韩国等国家有机会入选多项。面临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现代交通的拓展，信息时代的来临、旅游业的高度繁荣以及武装冲突等现状，传统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处境艰难，很多正面临消失的危险。近来，项目申报限制的放开既表明了联合国对世界各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也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紧迫性，任务的艰巨性。
我们将某一遗产项目申报列入代表作名录或“急需保护名录”，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抢救、保存、保护和振兴该项遗产。应该说申报是手段，保护才是真正的目的。29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既是国际组织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肯定和彰显，也意味着我们要肩负起更大的保护重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不仅抢救和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提高了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其意义正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点点滴滴中凸显出来。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传承与保护它们的同时，还要采取正确的手段对之进行丰富和发展。比如在谈到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时，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就提出：一是要提高和丰富我们传统节日的文化含量，要把传统节日和某些群众喜闻乐见的风俗联系起来，还有就是要改善和提高传统节日的饮食文化。抢救留存是一种保护、丰富与发展也是一种保护。对那些可以丰富与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无妨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使其适应当代大众的文化需求，或许这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长远的保护。
世界遗产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人类罕见的且目前无法代替的财产，其价值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唯一性。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必须和世界接轨。世界遗产给我们的，应当是精神与物质、经济与文化的传承与影响。我们在感受世界遗产魅力的同时，还应该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要钩沉历史文化，继承文化遗产，在守护遗产的同时，创造新的辉煌。
四、民族智慧的守望者――寻访文化遗产传承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掌握、擅长某些技能的能工巧匠的口传身授，民族的记忆、文明的脉络，才得以保留和延续――这些为人类文明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能工巧匠，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怀念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然而，以人为载体、口传身授的特点是艺随人走，人类的许多珍贵的技艺，也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绝种，而消亡。
传承人锐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告急的根本原因，直面这一现状的同时，或许我们更应欣喜地看到，较之以物为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而言，传承人的可培育性和可大量“复制”性，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潜力和明显优势所在。
如何保护文化生态环境，寻访日渐稀少的传承人，培育文化传承新生力量，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
留住人，才能留住艺，留住文化之脉。
（一）一位词作家，舍弃名利，十几年来坚守在深山老林，为的就是保护、培育村寨文化的传承人
陈哲：让乡土文化活起来
十几年来，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村民们经常可以看见一位戴着眼镜的黝黑汉子在村寨间行走，有时坐在篝火旁，有时立在老树下，与熟悉当地民间文化的老者彻夜长谈，倾听唱经人的悠长吟咏，录下他们的歌声，摄下他们的舞姿，记下他们的风俗。
“我叫陈哲”，他的眼神非常亲切，衣着与当地人没多大区别，话语朴实自然，村民们很快就和他熟悉起来。当人们知道他就是《黄土高坡》《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这些响亮作品的词作者时，又都惊住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位大名鼎鼎的音乐人会来到他们中间，对他们的民间文化有如此浓厚的兴致？
陈哲说，几年前他在云南、广西、贵州采风时发现许多古老优美的民族村寨文化不是变味就是消失，如果不赶紧抢救，以村寨为依托的那些民族就会丧失自己的身份标志。他认为，保存最具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就是维护一个民族的身份。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艰难的传承之路，并且越走越动情，越走越迷恋。他首先深入到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一个鲜花盛开、江河清澈、地貌保存非常完好的地方，在许多民族村寨建立了文化档案，用声像和实物记录了原始的文化形态。为了让乡土文化活生生地延续下去，他制订了“土风计划”，到每个村寨探访那些身怀文化技艺的长者，然后组成传承志愿小组，发动吸引村寨的年轻人加入传承的行列。年轻人多数都在外面打工，陈哲就一个一个启发他们，告诉他们自己民族文化的宝贵之处。劳作之余，他请老一辈人授课，课程是歌舞、语言、习俗，再请年轻一代边学习边研讨，定期考核、比赛，逐渐激发起年轻人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欲望。
自2005年至今，兰坪大山里的普米族、傈僳族、白族、彝族的男女老少多次走到昆明、上海、北京，展示他们的传承结果。国内外观众和学者惊奇地看到，最具本民族标志的文化形态已经被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完整地传承下来，而最熟知本民族文化特性的那些老人也在尽情传承自己的所有文化记忆，陈哲的周围也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文化传承的艺术家、学者、学生。据统计，陈哲与其他文化传承志愿者已经发现了上百位村寨文化的老一代传承者，培育了30多个由年轻人组成的传承小组，成员有200多人。
文化传承的丰硕成果使陈哲信心十足，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们下一步主要致力于云南白族拉玛支系、傈僳和佤族，湖北土家族，四川古羌后裔，广西与贵州的苗族的音乐文化传承工作。12年的艰辛耕耘，文化志愿者陈哲的传承理想正在化为现实！
（二）长调演唱艺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独特的演唱方式处于濒危状态
芒莱老人的长调梦
“我热爱蒙古长调，愿意倾其所有将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年过花甲的芒莱，是长调故乡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纳尔长调协会副会长。打小起，芒莱就天天跟着舅舅――草原歌王哈扎布学习长调。
每当挥着鞭子赶着羊群穿行在原野上，歌声尽情地飘荡在绿野，芒莱就觉得自己的歌声与草原已完全融入到了一起。与人交谈时兴之所至，老人还不时地唱上一两句长调，真的很难想象他这么单薄的身体，发出的声音竟是如此浑厚！
提起哈扎布老人，芒莱黯然神伤。他说，长调民歌具有“口传身授”的特性，而哈扎布老人的离开，对长调的传承无疑是雪上加霜，“现在找一个像样的长调师傅太难了”。如今，歌王已去，还有一部分长调演唱艺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相继离世，一旦师承关系得不到延续，独特的演唱方式、方法不及时传承，必然危及长调的保护与发展。
令芒莱更为痛心的是，哈扎布老人精心编写的上百首长调曲谱早已被毁掉了，在歌王退休后，很少有人请他出来办班，或者从他身上对长调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做一些资料整理、录制等工作，哈扎布没有出一张专辑，而他所擅长的潮尔、呼麦正濒临灭绝。
芒莱说，为了将长调传承下去，在草原歌王哈扎布的故乡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们组建了阿巴嘎纳尔长调协会，42名长调协会的成员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少年。芒莱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协会上。
长调协会成立的初衷是想搜集、整理哈扎布生前演唱作品、声像制品，开展阿巴嘎纳尔长调的调查、研究，整理出版阿巴嘎纳尔长调歌曲的书籍资料等工作。并且将通过每年定期为长调爱好者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一批新一代长调歌手，使蒙古族长调这一传统民间瑰宝后继有人。长调协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60多人，整理出31首长调民歌，但没有经费，他们想搜集一些基本资料，却连车辆、汽油都要靠会员们自己垫付，处境十分艰难。
哈扎布的一个弟子，也是协会的成员，去年在协会忙了一年，不但没挣钱，还耽误了家里的生产。今年，为了生计，他去旅游点唱歌去了。“现在，蒙古族长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在饭店、旅游点演唱”，芒莱说，这也没办法，现在协会搞活动很难，牧民们家里都有活，总不能让民间艺人饿着肚子保护长调吧。
近些年，政府投入专门力量保护长调，文化部门举办了多次长调比赛和长调研讨会，蒙古长调也从草原走向了学校，效果非常好。他建议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利用一些现代化的声像手段，加紧抢救和保护长调艺术。
（三）当年黄道婆传下来的技艺，如今只剩最后一位“织布娘”
康阿婆独自踩着织布机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上海有两人榜上有名，分别是顾绣的传承人戴明教和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传承人康新琴。
乌泥泾最后一代“织布娘”――今年75岁的康新琴老人，现场表演了脚踩踏板、翻飞梭子的技艺，这门技艺，是由康阿婆的同乡，元代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改进形成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棉纺技艺。
康阿婆摩挲着她56年前织的布，“整整56年没织了，没想到现在还会。年纪轻时，家家都有织布机的。”这些年来，只有两人断断续续向康阿婆学过这门技艺，“学会纺纱了，织布还早呢，梭子都摆不会的。现在没人愿意学了。只要有人学，我都愿意不要钱免费教的。”
上海徐汇区文化局文化研究室主任黄树林，仍旧觉得可惜，“以前乌泥泾还有一种挑织技艺，团花织出来是有立体感的，就像绣出来的一样，这已经失传了。”在上海，像康阿婆这样的老人已是个位数，黄道婆的技艺，濒临彻底消失。而顾绣传人、80多岁的戴明教老人已没法再拈起绣针了……
即使是发轫于上海近代工商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面对传承的烦恼。入选上海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龙凤旗袍制作技艺，其第三代传人徐永良，今年42岁，至今没收到徒弟，“学这个很苦，我17岁开始学，到现在还觉得没掌握成熟，现在根本找不到年轻人来学。”著名的海派旗袍，现在只有20来人掌握原有的手工缝制技术，都已40多岁了。
民族图书馆在参与保护本民族非物
民族图书馆的职能不仅仅是书刊借阅，还包括对书刊、报纸以及民族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保存，而对达斡尔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正是达斡尔民族图书馆的职能之一。达斡尔民族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民族资源保存理论和经验，具备完善的保存机制，有发挥并拓展职能的优势，扩大收藏活态文化资源复制品、加快濒危资源的数字化存储，从多角度为达斡尔民族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鉴定建档立案，把相关的资料集中起来，并制定适宜的保存策略，以便更好地为研究达斡尔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服务。因此，民族图书馆在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整理和保护中要扮演主要角色，承担着主要的工作职责。例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阶段，图书馆的职能是其他部门无法取代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抢救的过程中，最终都要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复制、刻录下来并予以保存，这正是图书馆的职能所在。同时，图书馆也是知识信息传播的中心和文化传播的窗口，达斡尔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物化为文本、音像、数字化等多媒体手段后，还要通过图书馆向世人展示和传播。达斡尔民族图书馆是自治旗唯一的公共图书文化机构，既是挖掘、收集、整理和保存旗内外达斡尔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更是研究利用、宣传展示和传承达斡尔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是建设文明、和谐莫力达瓦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的本民族的文献资料和古籍的收藏，这些收藏为研究达斡尔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是极其宝贵的，甚至是唯一的。达斡尔民族图书馆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的民族文献收集、整理、编目、借阅、展示制度和体系，建立起一支精通业务的人才队伍，拥有多个宽敞明亮的阅览室、报告厅和音频、视频、数字化多媒体等现代化设备和手段，这些都是其他文化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达斡尔民族图书馆在参与保护达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