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心态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史学发展；独立学科
中图分类号：B8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6-0258-02
中国史学界对心态史学（historyofmentality）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目前仍停留在对其若干片面的定义上，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专题研究，但时代的发展和学术体系自身张力使心态史学的意义不应局限于一种研究方法，而且如果不确定一个明确的定位，必将无法解决对其进一步的开发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心态史学长期以来在一种介于方法和学科之间的境地中存在，实际上在初始阶段被看做单纯的方法，操作中其做为方法的一面较早地体现出实用功能，但当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如同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一样，其本身的成熟度和时代的契合度达到临界值，它就将立即拥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格。独立学科成熟的标志与合理性通常包括本土化、二级学科的划分、具体的学术评价指标、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等，目前我国史学界对心态史学的研究并未达到这种标准，但已具备了向其转变的多种重要基础。本文将从研究对象、认知角度、发展基础三个方面试证明当前心态史学学科化的合理性。
一、广泛的研究对象符合时展
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要和时代需求统一，以研究一个范围内群体的生活状态入手，并以分析其较长期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应是在建立了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建构之后的必然一环。世界各国的史学研究对象都是历经一个由英雄到群众的发展阶段的，自欧美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性质市民社会兴起后，稍有转变，在我国则直至封建制度消亡后才略有起步，但至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前，仍无根本转变。例如新史学派代表梁启超认为“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料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①从这句话我们能看出，虽然目前普遍认为梁为中国第一关注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的学者，但他虽注意到社会心态的重要性，却仍归于方法论，认为最终要通过“大人物”才能体现其存在、发挥其价值，只不过这个价值同时显现了社会心态的影响。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便立刻得到了一个不同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②在这种新观点要求下，我们必须要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各时期、各阶层的人群中去寻找历史本源。相对于目前较成熟的心理史学集中关注个别独立现象或某些极端研究对象，笔者可以断言，在近期内，更加注重社会广泛群体长期稳定的心态史的发展空间更大，且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二、科学的认知角度符合思维发展规律
从史学的认知角度来看，心态史学是思维深化的必然结果。从个别到整体，由表象到内在的一般研究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研究而言，显然就是要求我们把目光从考据中转移到深层心理演化过程中，并更多地考虑传统上认为属于不同阶层的人在一个群体中除了物质层面的冲突和共生背后的若干种因素。虽然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因素仍属于社会的物质决定范畴之内，但这是通过一种较为直接的方式来观察深层内容的方向。当今史学领域把整体和深层内涵作为研究方向的最佳范例即是社会史学和心理史学，但二者的成果当中则多有明显的心态史学的参与，假如社会史只谈各代器具、典仪而不考其给当时人何种心理满足，或心理史只给一人做精神分析而不谈其民众为何偏服此人之鼓舞，显然缺乏说服力，既然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使心态史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何不能有一专门学科从开始即为整体而研究，从局部到整体的方法固然可行，但在当今大量材料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再建立一门更有整体影响的学科，既能加强对现有史料的研究，也是史学长期整合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现有的多种研究方法可为其提供良好的科学基础
史料全面化和学科交叉发展的特点使心态史的发展得以得到前人未有的条件。“科学是人运用实证、理性和臻美诸方法，就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进行研究所获取的知识的体系化之结果。这样的结果形成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部分学科和人文科学的个别领域。”③目前在地质学、心理学、计量学、语言学、人口学、社会学、符号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中都有可应用于心态史学的方法，而社会史学和心理史学也从实践的角度提供给其丰富的经验，例如对于一些已经广为使用的并在历史学者中已经得到共识的方式，心态史学都可以直接应用于相关研究之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确保我国的心态史学研究不致因为一般史学工作者在心理学方面并非专家而导致对心理学过分的使用。当然，尽管有以上条件，也须承认心态史学的发展必然面临一些现在难以预料的问题，但其本身曾作为拥有极强功能的纯粹方法的阶段也足以使其不断解决即将面临的问题，包括新定义、定位等目前使其作为独立学科尚不完善，但却是几乎所有已较为成熟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的问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心态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尚有不完善之处，但促使其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限制心态史学发展的历史原因有很多，年鉴学派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方法单一以及研究方向偏重社会史内容，而中国新史学派时期的主要问题是阶级局限导致视野狭窄，这些难题在现在都已经被解决。心态史学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集聚更多学者之目光，最终将由研究方法发展为独立学科，而且与其他史学分支相比，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独具时代优势。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当中，如果我国学者忽视这种直接深入到民众心理层面的研究在当前的合理性，将错失当前国际心态史学领域近期相对空白的良机。
注：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转引自荣挺进：《中国现代文化泰斗大讲堂2》，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②：《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0页。
③李醒民：《科学是什么？》，《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朱定秀.心态史学方法论述评[J].淮南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3）.
[2]周兵.心理与心态——论西方心理历史学两大主要流派[J].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6）.
[3]石莹丽.梁启超对心理史学的具体贡献[J].山东社会科学，2007，（7）.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I.Greenstein，Nelson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关键词：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继承；发展；人性观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4-0089-02
积极心理学是20世纪末兴起于美国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其主张以人固有的、潜在的力量以及美德为出发点，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解读人，激发人的优秀品质与积极力量，从而帮助人们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能，使人们能够生活得更加美好、更有意义。作为心理学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二战”以来消极的疾病心理学模式禁锢了心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本主义理论也为积极心理学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把人的本性与价值第一次提到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首位，极大地开拓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类精神生活研究的内涵。人本主义的发展为积极心理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渊源。
1积极心理学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1.1人性观上的继承与发展
心理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从人出发又归结到人，每一位心理学家都有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限定概念，并以此作为研究工作的一项指针，一种人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心理学研究的观点、证据的收集和解释，以及心理学理论的建构。刘华甚至提出，人性应该成为心理学统一范式的逻辑起点。笔者深以为然，故而从人性观出发探讨积极心理学对人本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人性观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大理论基础，人性观居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核心地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厦是在其人性观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学家非常重视人性的研究，总体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对人性持乐观积极的态度，认为人性是人的内在本质，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性并不是一个静态固有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范畴；有机体内部有积极成长倾向，驱使着有机体向着完满发展，人性具有自主性、内发性、选择性、形成倾向和实现倾向的特点；人性中具有善良性、道德性、建设性、积极性、向上性、可信赖性的价值定向。积极心理学继承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观，其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人们的美好和卓越，与疾病、混乱和悲痛同样都是真实存在的。积极心理学呼吁心理学不仅要关注疾病，也要关注人自身的力量；不仅要修复损伤，也应该努力构筑生命中美好的东西；不仅要治愈创伤，也要致力于帮助健康的人实现其人生的价值。
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积极心理学都反对把人看作是受本能驱使的动物或被环境决定的有反应的有机体，反对悲观主义人性观和消极心理学，把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从各种心理疾病、行为拉回到对人自身的探索中来，人本主义提出人是有尊严、有价值、充满潜能的独特个体，认为人有积极成长的倾向，人可以自由选择、自我实现，使自身趋于完满，沿着这一思路，积极心理学进一步挖掘人的积极品质和优点，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幸福，帮助人们探索生活的意义。
积极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笔者认为，积极心理学对人本主义最大的继承就是人性观的继承，他们先后举起了心理学研究人性的旗帜，使心理学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回归于人性的科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一起为人性绘制了一幅宏伟蓝图，共同诠释了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积极心理学与人本主义都对人性有着积极乐观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人性观视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的逻辑起点。
1.2研究对象上的继承与发展
因为人本主义强调研究人的内在本质，研究人的尊严与价值，所以其坚持把健康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与此相似，积极心理学强调人性的优点与价值，致力于使正常人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所以其研究对象自然是普通人。
1.3研究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
人本主义心理学弘扬人的尊严、价值，探索人的动机、愿望，提出人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人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积极心理学也在努力构建一幅关于人类优秀品质、美德的宏伟蓝图，既研究人的积极主观体验，如幸福感、愉悦、满意、感激等，也研究积极的个人特质，如兴趣、创造力、审美力等，除此之外，积极心理学还研究积极的机构。人本主义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存在着共同的研究主题，两者都强调研究人的需要、积极情绪和积极人格等。
笔者认为，积极心理学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更为开放的视角。人本主义心理学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人自身，马斯洛建构了以似本能论、需要层次论、自我实现论、高峰体验论为主要内容的自我实现思想体系，罗杰斯提出了自我理论和人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治疗方法，罗洛・梅主要探讨人的现时存在价值、自由选择，提出了存在本体论和存在人格理论。以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为主要理论支柱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主体性与主观性，重视自由、价值、选择、责任、自我、潜能等方面的研究，其始终关注着人自身，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在形成和发展现实人性中的决定意义。而相比较而言，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就开放得多，其主要包括三个研究主题：积极的主观体验、积极的人格特质以及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在个体层面，积极心理学研究人的愉悦与积极体验、主观幸福感、个性、价值、兴趣、能力、成就与健康等；在群体与社会层面，积极心理学也致力于研究能够承载美好生活的社会构成――友情、婚姻、家庭、教育与宗教，它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研究。由此可见，积极心理学关注人类自身的性格力量、美德，同时，它也跳出了个体自身，在更为广阔的社会与群体层面研究人类的幸福与生活的意义，更加重视社会环境的作用。因为积极心理学相信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不仅是建构积极人格的支持力量，而且是个体不断产生积极体验的最直接来源。可见，积极心理学也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致力于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同时重视对群体与社会机构的研究，重视人际关系，这一切不仅有利于个体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关乎着人类的命运。
1.4研究方法上的继承与发展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其主要观点的理论根源，以现象学为方法论基础，以整体分析、现象学方法和个体特征研究法等为具体研究法。人本主义心理学方法论促进了心理学方法论的变革，它反对方法中心主义，主张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反对科学主义，坚持科学方法与人文科学方法的统一；反对原子主义方法论，坚持整体分析法。诚然，人本主义提出的方法论构想是好的，但在实际中，其仍然过分强调主观经验的重要性，重视描述和经验性的分析，这是因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大多推崇存在主义和现象学，过分强调内在的自我，过分强调理论假设、推演或类推而忽视实证研究，这就给人本主义打上了思辨哲学的印记。人本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甚至成为一种反实证主义倾向的心理学，从而走向了主流心理学的对立面，限制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相比之下，积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了十分包容的态度，它一方面继承了人本主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另一方面又不拒绝非实证研究方法，既用实验、测量和分析，也重视描述分析和存在分析。积极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克里斯托弗就认为，获取有意义的证据可以有多种渠道，科学不应该只崇尚其中的一种渠道而忽视另外的渠道，科学的心理学可以从严谨的实验室实验中获取数据，也可以从对独特个体的个案研究、访谈，以及大众的普查，历史资料的分析等渠道中获得实证。积极心理学对研究方法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2总结与展望
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它是对传统主流心理学的一种发展与补充，是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其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方面均表现出了对人本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笔者认为积极心理学对人本主义心理学最大的继承就是人性观的继承，它们都对人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共同诠释了人能够达到的境界。积极心理学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缺陷，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积极心理学要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技术与方法，不断拓展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
目前，积极心理学已经被广泛运用到教育、教学、管理等领域，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包括对幸福教育的研究、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等，在教学上主要是重视兴趣、积极情绪在教学中的作用，在管理层面有心理资本的研究。积极心理学关注人的力量和美德，致力于让每一个平凡的人能够过更有意义的生活，如果说人本主义追求的是人性的完满，重视生活中的高峰体验，那么，积极心理学便更贴近日常生活、服务生活，它倡挖掘自身的美好品德和性格优势，培养幸福力，让生活充实而富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心理学其实吸取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经验和教训，重视人的社会性与实践性；此外，其既吸收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又继承和发展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人性观与心理观取向，它吸收了两者的精华，它的理念必将影响整个心理学界，使心理学更加平衡，能够意识到消极与积极，还有消极与积极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积极心理学作为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取向，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涉足这个研究领域，积极心理学一定会以全新的理念、开放的姿态、科学的行动诠释与实践心理学，它必将引导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刘华.人性：建构心理学统一范式的逻辑起点[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9（5）：88-93.
[2]车文博.人本主义心理学元理论[M]//车文博文集（第八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美）克里斯托弗・彼得森.积极心理学[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3.
1.成人学习心理研究是我国成人教育研究的薄弱之处
国际上心理学在人类动机研究领域颇为活跃，如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模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等，无疑为学习动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国外对成人学习开展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理论观点。我国台湾地区重视成人学习心理的实证研究并有丰厚的积累。国内则是进入80年代后才逐渐加以认识的，近年成人学习力求深入教育心理层面，但对许多问题的探索偏重于理论思辨，比如叶忠海主编的《职工教育心理学教程》，探讨职工学习心理基础和准备，以及职工教育中学与教的心理学问题。高志敏在《成人教育心理学》中，按照人的成年期发展，阐释成人学习的心理特点和一般规律。还有《青年学习心理学》、《成人学习理论》等都主要从基本理论和知识概念方面进行阐述和论证，这些有代表性的文献中不乏古今中外成人学习的理论精华，对于学科建设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成人学习者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目前鲜有量化分析的研究。近年来多元统计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技术介入研究，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但涉及成人学习者，针对群体学习心理的实证分析为数不多，几乎是空白。零星的研究成果，或主要针对成人学校的学员（比如电大、成职校），或以年龄、职业进行群体划分，且样本量一般比较小，在科学解释和理论推导上，略显分量不足。
有关研究表明，成人学习者具有独特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特性，有丰富且个性化的学习经验。他们对参与社区教育的看法是什么，成人为什么学习，他们想不想，愿不愿，能不能，会不会学习，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多维度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分析，才能找到答案。因此，从研究成
人学习者独特的经历和体验入手,了解、掌握他们学习的意识、学习的观念、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准备、学习的基础以及学习的行为，对成人学习心理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克服社区教育工作的盲目性，随意性。
社区教育实验本身是新生事物，尽管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和理论，但中国社区教育的问题和规律，只有立足于本土去实践，去探索，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才能有效掌握和解决。
本课题是一个有理论价值的应用课题，其创新意义表现为：
v本课题选择社区教育、社区文化、成人学习心理多视角探讨成人学习非智力因素的核心，揭示社区成人学习的一般心理特征以及相关因素，提升经验，阐释理论，研究选题角度较独特。
v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社区成人学习，目前国内尚无成熟的理论和现成的方法，本课题将在总结提升实践经验基础上，在评价方面作尝试性探索。
v本课题将涉及成人终身学习多方面的内外关系，也将涉及成人学习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力求从整体性、系统性和特色方面有所创新。
2.社区教育正在成为我国成人教育新的增长点
社区是学习型社会的基础。社区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回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建立学习型社会，满足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必然结果。2000年，教育部确定了北京等八个大中城市的城区作为社区教育实验区，启动了社区教育的改革实验。改革实验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社区教育以成人教育为重点，成人教育深入社区，正在从补偿性教育转变为发展性教育，沟通教育与社区的联系，以满足社区成员多样化学习需求。“九五”期间，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起步，出版了一批有学术质量的成果。厉以贤的《社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叶忠海的《社区教育学基础》、黄云龙的《社区教育的管理与评价》、马叔平等的《论社区教育发展模式》都从基本理论、战略规划、宏观管理等方面，概括了当前我国社区教育的新经验、新观点，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九五”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社区中的终身学习的调查与研究》，运用社区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理论，从未来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未来社会人的生活基本单位——社区建设出发，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社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动对终身学习的影响，探索实现终身学习目标的途径。
相比之下，社区教育在中、微观教学领域的研究略显滞后，与社区成员与日俱增的学习需求和积极性形成明显反差。如何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如何整合社区成人学习过程中内外各种因素，如何组织教学，设计课程，开发教材，都面临诸多挑战和困惑。因此，尤为迫切地需要深入实际，在社区教育情境中进行问题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的“应然”与“实然”。
二、研究内容与目标
本课题作为社区教育的基础环节和前提条件之一，着眼于跨学科的综合实证研究。主要借鉴国内外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成人学习理论及动机评价方法等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从调查研究入手，通过实地抽样，开展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现状调查，重点了解社区成人学习的需求、动机、态度和行为特征，探讨社区成人学习的优势和资源，建立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成人学习模式，为规划社区教育，推进学习型社区的发展提供依据，并对社区成人教育课程设置和教材开发提出积极建议。
课题重点研究的六个专题：
1.社区成人学习心理特点及其理论研究
2.社区成人学习需求及动力的调查与评价
3.成人参与社区教育的动机取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4.建立社区成人学习的激励机制和终身学习的模式
5.以居住小区为单元的学习型社区发展思路与实验研究
6.社区终身学习发展趋势与构建学习型社区
课题确定的四个研究目标：
1.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现状进行描述，提供一个实证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和专题研究报告。
2.通过一定规模的社会调查，了解社区成员的教育需求和动机取向，对规划社区教育，设计课程和培训项目，编写教材提出研究建议。
3.结合实际，编订成人终身学习评价量表。
4.总结经验，从非智力因素的角度，探讨各种学习动力的培养和激发，并提出具体有效的途径和措施，建立社区成人终身学习模式和激励机制。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社区成人学习问题研究是一个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课题，既涉及社区发展和社会学习组织的建构，又关注个体的成长和发展。
本课题研究设计打破以职业或年龄划分成人群体，概括群体学习一般特征的研究模式，从社区发展、社区文化（文化特质和心理归属）切入，探讨对成人学习理念、态度、需求的影响，旨在促进个人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持续改变，同时对社区发展的精神动力作出深入解释和理解，以期促进构建学习型社区的进一步研究。
本课题为应用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调查法、问卷法、统计法和比较法进行。在开展一定规模的社会问卷调查的同时，采用座谈和个别访谈，进行个案的质的研究，使调查真实、生动、丰富，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理论问题在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影响机理
FactorsWhichHaveanImpacto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andTheirMechanism
FanBonaiXuWeiZhangWeiweiShaoQing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7,China)
Abstract：Thefactorswhichhaveanimpacto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canbedividedintothreecategories:″subjectivefactors″,″guaranteefactors″and″motivationfactors″.
Firstly,″subjectivefactors″arethemostdirectfactors,whichcanbefurtherdividedintotwotypes:theresearchersinnovationabilityandinnovationmotivation.
Secondly,″guaranteefactors″includematerialconditions,managementsystemandmechanism,culturalatmosphere,andteambuilding.Thesefactorsprovidematerialsupport,policysupport,culturalsupportandorganizationsupportrespectivelyto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Tolookatitclosely,materialconditionsareaprerequisiteforscientificinnovation,andresearchfundsarethemostimportantfactor.Managementsystemsandmechanismsrelatetotheallocationsystemofresearchfunds,thewayprogramsareevaluated,thewayprofessionalranksareevaluated,theteacherssalarysystem,thesystemofachievementevaluationinscientificresearch,etc..Theyarethefundamentalfactorsimpeding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Theculturalatmosphereinresearchteams,universitiesandcountriesplaysanimportantparti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Additionally,sincecooperationhasbecomemoreimportanttoday,teambuildingisanotherfactorthatplaysagreaterrolein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
Thirdly,governmentsupport,technologydevelopmentandsocialneedsprovidedevelopingmotivationfor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Specifically,governmentprovidesguidanceandsupportintheaspectofpolicies.Moreover,thedevelopmentofnaturalsciencesalsohelpspushforward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andthechangingsocietyalsodemandsinnovations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
Eachfactorisbothindependentandinterrelated.″Motivationfactors″and″guaranteefactors″bothaffect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via″subjectivefactors″.Therefore,″subjectivefactors″areanintermediatevariable.
Manymethodscanbeusedtopromote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whichincludes:increaseinvestment,reformthemanagementsystemandmechanism,supportteambuilding,encourageinnovation,provideplatformofexchangesandsoon.
Finally,thisresearchonlyprovidesaframeworkandatheoreticaldiscussionofthefactorswhichaffectstheinnovation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Furtherempiricalresearchisneededtounderstandbetterhowthesefactorsinteractwitheachother.
Keyword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innovation;influencingfactors;influencingmechanism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与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相比，却存在重大成果相对欠缺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显然，在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这三者之中，方法创新是基础支撑。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就是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且某些研究方法创新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因而，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相关研究评述
以往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其影响因素的考察相对较缺乏。张晓敏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影响要素分为创新主体、创新机遇、创新环境、创新资源四方面进行讨论，认为创新主体是基础，创新机遇是关键，而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有效的创新资源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社会支持和物质保证［1］。谭春辉论述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投入能力，包括科研队伍、科研经费、科研设施；运行能力，包括社会支持、管理机制、组织文化；产出能力，包括科研产出、学科建设、社会贡献。前两个要素即投入能力和运行能力，事实上就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因素［2］。李元书和李宏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法论的同时，还提供了具体的方法和手段［3］。
以往的文献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存在三方面的不足：第一，以往研究提出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往往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随意性较强；第二，以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的考察通常缺乏系统的观点，没有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第三，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影响机理的考察，对各种因素如何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还十分不足。本研究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系统地梳理可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并探析其可能的影响机理。
二、基于全面创新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全面创新管理是由许庆瑞等人基于现有创新理论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提倡全方位创新的理论，其基本内涵包括“以价值增加为目标，以培育和增强核心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中心，以战略为导向，以各创新要素的协同创新为手段，通过有效的创新管理机制、方法和工具，力求做到人人创新，事事创新，时时创新，处处创新”［4］2。
全面创新理论对分析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因素具有多重启迪。全面创新理论认为，影响创新的要素涵盖了技术、组织、市场、战略、管理、文化、制度等各个层面，提倡各个因素和各个主体都应该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在此基础上，它还尤其注重协同创新的理念，强调各个要素、各个主体相互协调，产生“1+1>2”的协调效应。
基于对组织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已有分析，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具体情况，本文提出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三个方面因素，即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也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方法创新意愿这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包括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一)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主体因素，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个人因素，这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最为直接的因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进行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主体，他们个体的创新素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个人因素有很多，其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追求成就感、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求知欲望等都对他们的创新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5］。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因素和方法创新意愿因素这两大类因素。方法创新意愿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观上想要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程度，而方法创新能力描述的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客观能力水平。在上述提到的个人因素中，哲学社会研究者的知识深度、知识广度、科研技能、可信任感、责任心、科研经验、想象力等因素反映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而追求成就感、求知欲望等反映的是他们的方法创新意愿。
(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作为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依赖于一定的资源条件。物质条件、管理体制与机制、文化氛围、科研团队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制度保障、文化保障和组织保障，这四者构成了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保障因素。
1.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经不太可能由单兵作战的方式来完成，也不太可能在特别简陋的条件下来实现。无论是从创新的条件、创新的动机、创新的目的，还是从对创新的评价和激励的角度看，经济基础、物质因素都是科学创新能力形成的必要社会条件和物质利益动因［2］。物质条件是科学创新的必需条件，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开展与成效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活动而言，创新物质条件主要包括实验室、大型科研设施、数据库、信息网络和图书馆等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需要有科研经费的支持。丰富充足的科研经费投入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得以进行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投入，也是做出创新成果、提高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能力的支撑条件。
在国家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经费投入方面。随着科学创新活动的组织工作越来越庞杂，创新活动的中间环节越来越繁多，创新活动的成本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需要国家和政府的鼎力支持以及大量的物质资金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属于基础研究，相对于某些应用型的研究工作，其回报会相对慢一些，间接一些，但其影响会更为深远，这也就更需要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
在学校层面，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条件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方面。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不仅对图书馆、数据库、信息网络方面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还提高了对实验室、调查中心甚至某些高精尖设备的要求。特别是认知神经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交叉所产生的神经经济学、神经营销学、决策神经科学、社会神经学、神经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使社会科学对于某些高端的生命科学仪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学校这些科研基础设施的完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校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方法创新的能力。
2.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存在可以解决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约束人们的竞争与合作方式。良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提高对创新的奖励。制度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也极为重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新的动力一方面源于自身的学术好奇，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激励。而科研管理体制就附带着这种压力和激励。有效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建立秩序、激活力量、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面对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缺陷，激发方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磨合并协调方法创新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方法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良好的制度安排必须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一方面要能保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要能对方法创新行为给予适当的激励。
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管理体制涉及科研经费分配体系、课题结题评审方式、职称评定方式、教师薪资体制、成果评奖制度等多个方面。笔者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最根本因素就在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相关的制度安排尚带有一定的计划色彩。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走的是一条强有力的以国家课题、规划为载体的国家计划型的学术发展路子。整个学术的评价有一个国家主导性的标准在规范着，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围绕在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课题周围。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很难被计划、被规范出来的，更多需要的是在学术好奇指引下的自由探索。在学校层面，学校的行政化倾向同样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在我国高校中，行政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多于学术权力占有的信息和资源的现象普遍存在［6］，这对于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文化氛围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的文化概念主要指社会所特有和嗣承的观念模式、价值模式、行为模式和制度模式，包括价值观、态度、信念、行为规范和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等。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7］文化规定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基本素质和心理性格的形成，对人类的社会性活动有着深刻和内在的影响［8］。人们创新的取向和内容、意识和能力都会因社会文化的性质与形态的不同而不同［9］。
这个因素在国家层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文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特别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视。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会像某些技术性研究一样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因而受重视的程度往往不是很高。二是社会文化对创新的重视和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在我国，由于转型时期的浮躁心态影响，人们对失败的包容心是十分缺乏的，几乎所有课题最后都必须以“成功”来结题。但没有失败就几乎不可能有创新。创新经常诞生于无数次失败之后。
学校对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视同样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在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中尤为突出。在某些大学中，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老师社会地位低，待遇差，在教师职称评定、课时保证、办学经费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并且某些工科领导习惯用工科思维以工科标准来衡量文科，认识不到文科发展的独特规律，这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是十分不利的。
文化氛围在团队层面主要体现在团队的组织文化上。所谓组织文化，是指在组织的各个层次得到体现和传播，并被传递至下一代员工的组织运作方式，其中包括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一整套信念、行为方式、价值观、目标、技术和实践［10］。良好的组织文化一方面可以使团队成员在和谐、融洽的团队关系中感受到温馨和愉悦，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方法创新行为，另一方面也使团队成员的平等交流和平等竞争成为可能，这种交流与竞争也会有助于其创新行为。谭春辉认为，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组织文化具有六大特征，包括支持冒险与变革、对待创新成果的宽容态度、鼓励科研合作、宽松的学术氛围、强烈的创新倾向、恰当的创新动力等［2］。
4.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在知识不断拓展更新、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科研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以科研人员个体为单位的研究活动越来越难以实现，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科研团队的作用正日益凸显。良好的科研团队有助于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工作平台，提升科研效率，促进知识共享。影响科研团队创新能力的因素有很多，团队规模、团队异质性、团队任务特征、团队组织氛围等都会从某种程度上影响团队的创新能力［11］。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而言，最为重要的团队因素是团队的异质性。团队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团队成员性别、年龄、个性上的异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学科背景、受教育程度、知识和技能上的异质性。大量研究表明，团队的异质性有助于团队成员经验、信息和观点多样性，进而有利于提高团队成员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
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对于学者而言，民主开放的团队组织方式更利于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提升他们的方法创新水平。良好的组织管理方式也有助于学者们进行知识共享，交流合作，共同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创新。
(三)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动力因素
任何创新行为都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时代背景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必须依赖于时代所提供的各方面条件，时代从三个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政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提供了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技术上为其提供了推动力，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又从需求上为其提供了拉动力。
1.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
政府也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在我国的强政府传统下，政府集中了大量资源，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力就显得格外巨大。在目前形势下，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表现在有为和无为两个方面：就有为而言，政府需要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物质投入和政策倾斜，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环境，提高学者的创新能力；就无为而言，政府应给予学者更大的学术自由，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气氛，更大程度上激发学者的创新意愿。
2.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首先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上。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借鉴与参考；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提供了众多的新工具与新方法。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面貌，对其方法创新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
3.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因素也体现在社会发展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需求上。社会需求是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近代社会科学自产生之日起都是既传承学统、又呼应时代要求的［12］。方法的创新往往源于旧理论无法解决新问题的需要。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时期，其转型的速度和涉及的人口数量都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庞大社会体系的急速转型带来了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已有经验的，有些则是我国社会独有的，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加以解决。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众多新问题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
笔者在上文构造了包含由里到外三个层次、九个方面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当然，这些因素不可能是截然分开、完全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各大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极为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尽管这个影响过程十分复杂，但我们也可以对其作一个简化的梳理。的动力因素往往需要通过保障因素方能发挥作用，而保障因素最终也会落脚到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影响上，因而这两者是其他所有因素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中介变量。
1.动力因素对保障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支持程度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和文化认可度，进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这类研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利益，政府的支持是它们获得相应物质资源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政府也是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政府支持与否直接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同样，政府对创新文化的支持程度也会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带来巨大影响。
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更为直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这些都有助于直接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具体而言，在物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研究提供了计算机、网络等新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空调、打印复印设备等的技术发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舒适的研究环境。在管理体制方面，现代网络通信使扁平化的科研管理模式、异地即时通信的科研沟通方式成为可能。同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研团队的扁平化、民主化、国际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社会需求也深刻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投入、制度投入以及科研团队的建设。当一个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而现有的研究方法对其的解释力、预测力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的时候，社会民众自然会通过政府、社会团体来加大物质投入；当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阻碍到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时，民众也会要求对体制进行改革；当现有的科研团队无法很好地研究某些社会问题时，自然会产生结构更合理、组织更科学的科研团队。社会需求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影响，相当于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动力所在。
2.保障因素对主体因素的影响机理探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物质条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重要因素。它既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的基础，又是对学者研究创新行为进行激励的重要工具。前者影响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方法创新能力，后者影响的是其创新意愿。
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与机制是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关键因素。首先，高校的管理体制是否顺畅，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取学术资源、运用学术资源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其次，它供给的是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这些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学者的方法创新意愿；最后，它还是物质条件等因素发挥作用的重要调节变量，物质条件是否能真正起作用，还得看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激励是否恰当。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也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有重要影响。异质性大的团队有利于学者接触不同的学科知识，也有利于其感受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碰撞的机会势必会提高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团队的组织运作方式也会影响学者相互交流、分享信息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学者的科研能力。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氛围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会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工作的被重视程度和被认可度，这将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方法创新的意愿；其次，它会间接影响资源的流动，资源往往会向受重视的领域集中，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的充裕度又会影响学者进行方法创新的能力；最后，浓郁的研究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学者保持舒畅愉悦的心情，这也会影响学者的科研创新行为。
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对策建议
上文所揭示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各个影响因素既有所独立，又相互影响。各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各要素间相互竞争和协同的过程也是共同进化的过程。找到这些因素之后，我们便可以有针对性地提供与其相对应的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政策方案。
(一)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物质基础
科研经费在现代科学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相比于发达国家，还是相比于我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投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还是相当低的，提高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十分必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也要重视建立科学的经费发放及管理机制，尽可能地物尽其用。另外，国家也要加强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在进一步丰富高校的图书馆资源、数据库资源、电子网络资源的同时，也要加强社科类实验室建设、调查中心建设，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
(二)改革管理体制，保障学术自由
国家应改革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建立适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相对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累性更强，需在长期社会实践或充分总结前人知识和智慧的基础上进行，因而其知识更新的速度会相对较慢，其创新性成果获得学界认可的时间也会相对较长。这一点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这类的基础性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在进行成果评估、职称晋升、等级评定等相关制度设计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切忌短期评估，急功近利，助长浮躁之风。应当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特点的评估体系，不能照搬理工科的评估标准。评估工作要由学界自己来进行，由同行专家进行同侪评价，行政部门只负责组织和监督。在高校中，要建立相关制度，提高学者的地位，防止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充分保障学者的学术自由。
(三)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建设
鉴于团队在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活动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我国应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团队的建设，努力打造一批知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富有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团队。鼓励创建跨学科的学术团队，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对于团队活动和团队建设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支持；对于表现优异的团队予以奖励，使之具有更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对于团队组织运作方式上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予以鼓励和奖励，并可在适当的环境中进行一定的推广。
(四)倡导创新文化，鼓励创新行为
改变一种文化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随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视程度的提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待遇的提高，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的观念正逐渐改变。另外，国家也可通过宣传引导，使社会大众逐渐形成重视创新和包容创新失败的氛围。在对创新成功者进行宣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失败者进行必要的鼓励，使社会逐步养成既尊重成功、也尊重失败的文化氛围。在高校中，要进一步提高校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在经费、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更大的支持。在研究团队中，要努力营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组织文化，鼓励团队中的交流互助行为。
(五)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国家应进一步增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习交流的机会。这里的学习交流，既包括与国外学者的互动交流，也包括与国内学者的交流探讨；既包括与本学科专家的相互交流，也包括与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的学习研讨。国家应尽可能地多搭建一些交流学习的平台，让各种思想相互碰撞。与此同时，国家也可鼓励高校搭建校内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平台，并对此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鼓励学校内、团队内经常举办学术论坛、茶话会等活动，加强知识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以全面创新理论为依托，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因素、保障因素和动力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从总体上讲，本研究是理论性和框架性的，尚未经过实证的检验，笔者今后将以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设计一份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对哲学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因素的影响路径、影响强度，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张晓敏：《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要素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第4548页。［ZhangXiaomin,″AnalysisonInnovativeFactorsinPhilosophicalandSocialScience,″JournalofHenan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No.11(2005),pp.4548.］
［2］谭春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评价的基本指标框架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第8489页。［TanChunhui,″ResearchontheBasicIndexFrameofEvaluationUniversity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InnovationCapability,″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No.6(2009),pp.8489.］
［3］李元书、李宏宇：《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第5153页。［LiYuanshu&LiHongyu,″TheInnovationof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andtheConstructionofCreativetypedCountry,″StudyandExploration,No.1(2008),pp.5153.］
［4］许庆瑞、郑刚、喻子达等：《全面创新管理(TIM)：企业创新管理的新趋势――基于海尔集团的案例研究》，《科研管理》2003年第5期，第15页。［XuQingrui,ZhengGang&YuZida,etal,″TowardsTotalInnovationManagement(TIM)：TheEmergingNewTrendofInnovationManagement―ACaseStudyofHaierGroup,″ScienceResearchManagement,No.5(2003),pp.15.］
［5］郑小勇、楼鞅：《科研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9期，第14281438页。［ZhengXiaoyong&LouYang,″TheInfluentialFactorsonInnovationPerformanceofResearchTeamandItsMechanism,″StudiesinScienceofScience,No.9(2009),pp.14281438.］
［6］谭源渊：《研究生导师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探析》，《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3期，第4951页。［TanYuanyuan,″AnAnalysisofFactorsInfluencingGraduateStudentSupervisorsInnovationAbility,″ChinaHigherEducationResearch,No.3(2007),pp.4951.］
［7］：《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2006年1月9日，http：//省略/ldhd/200601/09/content_152487.htm,2011年3月15日。［HuJintao,″SticktotheRoadofIndependentInnova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oBuildanInnovativeCountryandWorkHard,″20060109,http：//省略/ldhd/200601/09/content_152487.htm,20110315.］
［8］李惠国：《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几点思考》，《学术探索》2006年2期，第2835页。［LiHuiguo,″AFewThoughtsaboutReinforcingSelfCreativeCapabilitiesandConstructingtheCreativetypedCountry,″AcademicExploration,No.2(2006),pp.2835.］
［9］光、鲍宗豪、刘瀚等：《创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8385页。［ZhangShuguang,BaoZonghao&LiuHan,etal,″PhilosophyandtheSocialSciencesinanInnovatoryEpoch,″SocialSciencesinChina,No.1(2003),pp.8385.］
［10］［美］迈克尔•茨威尔：《创建基于能力的企业文化》，王申英、唐伟、何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M.Zwell,CreatingaCultureofCompetence,trans.byWangShenying,TangWei&HeWei,Beijing：HuaxiaPublishingHouse,2002.］
《学习型社区成人学习动力研究》经过充分准备，于年6月20日在北京正式开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谢国东，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坚出席了开题会并讲话，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教科院职成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崇文区教委等单位的课题组主要成员参加了开题会。课题主持人赖立作了开题报告，较为详尽地阐明了该课题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实施步骤，并提出具体要求，课题组成员认真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分工。大家一致表示，要以科学和创新精神，高质量完成课题研究任务。
现将《学习型社区成人学习动力研究》课题实施方案报告如下：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1世纪终身学习已呈现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终身学习将成为每个社会成员共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将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最基本权利，社会将尽其所能为其全体成员提供学习机会和条件。总书记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指出：“终身学习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的需求。我们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教育制度”。最近，他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上明确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为新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1.社区教育正在成为我国成人教育新的增长点
社区教育在中、微观教学领域的研究略显滞后，相比之下。与社区成员与日俱增的学习需求和积极性形成明显反差。如何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如何整合社区成人学习过程中内外各种因素，如何组织教学，设计课程，开发教材，都面临诸多挑战和困惑。因此，尤为迫切地需要深入实际，社区教育情境中进行问题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的应然”与“实然”
回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社区是学习型社会的基础。社区教育的提出和实施。建立学习型社会，满足人们终身学习需求的必然结果。年，教育部确定了北京等八个大中城市的城区作为社区教育实验区，启动了社区教育的改革实验。改革实验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社区教育以成人教育为重点，成人教育深入社区，正在从补偿性教育转变为发展性教育，沟通教育与社区的联系，以满足社区成员多样化学习需求。九五”期间，社区教育理论研究已经起步，出版了一批有学术质量的成果。厉以贤的社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叶忠海的社区教育学基础》黄云龙的社区教育的管理与评价》马叔平等的论社区教育发展模式》都从基本理论、战略规划、宏观管理等方面，概括了当前我国社区教育的新经验、新观点，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从未来社会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九五”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社区中的终身学习的调查与研究》运用社区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理论。从未来社会人的生活基本单位—社区建设出发，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分析社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动对终身学习的影响，探索实现终身学习目标的途径。
2.成人学习心理研究是我国成人教育研究的薄弱之处
成人学习者具有独特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特性，有丰富且个性化的学习经验。对参与社区教育的看法是什么，成人为什么学习，想不想，愿不愿，能不能，会不会学习，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多维度进行综合实证研究分析，才能找到答案。因此，从研究成人学习者独特的经历和体验入手,有关研究表明。解、掌握他学习的意识、学习的观念、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准备、学习的基础以及学习的行为，对成人学习心理进行科学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克服社区教育工作的盲目性，随意性。
如阿特金森的成就动机模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韦纳的成就归因理论等，国际上心理学在人类动机研究领域颇为活跃。无疑为学习动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国外对成人学习开展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理论观点。国台湾地区重视成人学习心理的实证研究并有丰厚的积累。国内则是进入80年代后才逐渐加以认识的近年成人学习力求深入教育心理层面，但对许多问题的探索偏重于理论思辨，比如叶忠海主编的职工教育心理学教程》探讨职工学习心理基础和准备，以及职工教育中学与教的心理学问题。高志敏在成人教育心理学》中，按照人的成年期发展，阐释成人学习的心理特点和一般规律。还有《青年学习心理学》成人学习理论》等都主要从基本理论和知识概念方面进行阐述和论证，这些有代表性的文献中不乏古今中外成人学习的理论精华，对于学科建设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成果。但由于成人学习者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目前鲜有量化分析的研究。近年来多元统计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技术介入研究，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但涉及成人学习者，针对群体学习心理的实证分析为数不多，几乎是空白。零星的研究成果，或主要针对成人学校的学员(比如电大、成职校)或以年龄、职业进行群体划分，且样本量一般比较小，科学解释和理论推导上，略显分量不足。
社区教育实验本身是新生事物，尽管我们要学习国外的经验和理论，但中国社区教育的问题和规律，只有立足于本土去实践，去探索，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才能有效掌握和解决。
本课题是一个有理论价值的应用课题，其创新意义表现为：
v本课题选择社区教育、社区文化、成人学习心理多视角探讨成人学习非智力因素的核心，揭示社区成人学习的一般心理特征以及相关因素，提升经验，阐释理论，研究选题角度较独特。
v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社区成人学习，目前国内尚无成熟的理论和现成的方法，本课题将在总结提升实践经验基础上，在评价方面作尝试性探索。
v本课题将涉及成人终身学习多方面的内外关系，也将涉及成人学习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力求从整体性、系统性和特色方面有所创新。
二、研究内容与目标
本课题作为社区教育的基础环节和前提条件之一，着眼于跨学科的综合实证研究。主要借鉴国内外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成人学习理论及动机评价方法等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从调查研究入手，通过实地抽样，开展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现状调查，重点了解社区成人学习的需求、动机、态度和行为特征，探讨社区成人学习的优势和资源，建立适应多样化需求的成人学习模式，为规划社区教育，推进学习型社区的发展提供依据，并对社区成人教育课程设置和教材开发提出积极建议。
课题重点研究的六个专题：
1.社区成人学习心理特点及其理论研究
2.社区成人学习需求及动力的调查与评价
3.成人参与社区教育的动机取向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4.建立社区成人学习的激励机制和终身学习的模式
5.以居住小区为单元的学习型社区发展思路与实验研究
6.社区终身学习发展趋势与构建学习型社区
课题确定的四个研究目标：
1.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社区成人终身学习现状进行描述，提供一个实证研究的统计分析结果和专题研究报告。
2.通过一定规模的社会调查，了解社区成员的教育需求和动机取向，对规划社区教育，设计课程和培训项目，编写教材提出研究建议。
3.结合实际，编订成人终身学习评价量表。
4.总结经验，从非智力因素的角度，探讨各种学习动力的培养和激发，并提出具体有效的途径和措施，建立社区成人终身学习模式和激励机制。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社区成人学习问题研究是一个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课题，既涉及社区发展和社会学习组织的建构，又关注个体的成长和发展。
本课题研究设计打破以职业或年龄划分成人群体，概括群体学习一般特征的研究模式，从社区发展、社区文化(文化特质和心理归属)切入，探讨对成人学习理念、态度、需求的影响，旨在促进个人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的持续改变，同时对社区发展的精神动力作出深入解释和理解，以期促进构建学习型社区的进一步研究。
本课题为应用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调查法、问卷法、统计法和比较法进行。在开展一定规模的社会问卷调查的同时，采用座谈和个别访谈，进行个案的质的研究，使调查真实、生动、丰富，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理论问题在
互动中发展完善，实践问题在互动中得到解决。
调查设计
本课题重点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及江苏省的社区教育实验区作为调查研究基地，选择典型社区成人教学项目学员为对象，同时兼顾社区成员中的一些边缘、弱势群体(包括流动人群、失业人群、老年和妇女人群)，开展调查研究。
(一)调查工具
根据课题研究的目的，共编制了三类工具：
1.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及现状调查问卷(居民/学员卷)
内容主要包括：
u个人基本情况
v社区教育的意识与认同
w社区教育的参与与行动
x社区教育的评价
2.社区居民终身学习需求及现状调查问卷(干部/教师卷)
内容主要包括：
u个人基本情况
v社区教育的意识与认同
w社区教育的职业经历与态度
x社区教育的评价
3.社区教育基本情况调查表
(三)调查分工
u社区人口状况
v社区经济发展状况
w社区文化状况
x社区教育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