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价值观；现代技术；城市化；全球化
1、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历程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长久以来，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城市，不但经受着历代风雨的侵蚀，而且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和摧毁。到了建国以后，在“”以“破四旧”为代表的一系列运动中，不知多少古代城墙、牌坊和门楼，在推土机的轰轰声中灰飞烟灭，许多专家、学者痛心疾首，大声疾呼。直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才真正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拓展：从文物史迹，到历史街区、历史地段乃至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从单纯物质实体的保护，发展到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的保护。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学术研究、立法、管理等各方面都在不断发展与完善之中。
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面临的冲击
2.1价值观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曾在《中国房地产报》上深刻批判当今建筑价值观的三种倾向：拜权、拜金和非农。拜权主义的价值观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是封建集权意识的反映。古城中，象征统治权威的宫城定要设在城市中心，其他建筑严格按等级秩序展开，这是权力的象征，价值观的象征。到了现代社会，拜权主义的建筑价值观则表现为以高大、气魄来彰显地位和权力。看看中国的城市，到处都是以政府行政大楼为中心，人大、政协、公检法为衬托的布局形式，而且有严格的高低秩序限制，这都是封建集权思想在作怪。
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以显示富足、金钱为导向的建筑，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的意识形态。北京的央视大楼就是如此，上海的好多奇形怪状的建筑亦如此，除了显示出自己的富丽堂皇之外，毫无文化底蕴。
非农主义的价值观就是试图摆脱小农意识，融入都市的氛围，但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却因为文化的薄弱而无法消减，使得其意识形态既非城市也非农村。这种价值观的建筑在城市建筑里也多有体现。抛弃本土的建筑形式，一定要用外国的，洋气的；抛弃乡土的材料，一定要用现代的，远离泥土的；就连绿化也如此，外地的苗木上档次，本土的便“土气”。恰恰就是这些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东西却被人们唾弃了。
拜金主义、拜权主义、非农主义，三种意识交织在一起就出现了目前长安街两边的建筑形态，就出现了浦东，也出现了深圳这样的城市。建筑是一种文化，历史文化名城中的许多建筑折射出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反过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价值观也影响着建筑本身。在历史文化名城中，这三种意识的存在是名城保护工作的无形障碍。
2.2现代技术现代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自然和历史的破坏力。正如《北京》中提到的：“技术的建设力量和破坏力量在同时增加”。人们无处不在展示着现代技术的魅力：能够顷刻间推倒古老的土城墙和建筑，代之以现代化的大楼和厂房；能够筑起巨大的水泥坝，拦住汹涌的江水，用来发电；能够围海造田，开山辟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物种的原有特性甚至创造新的物种；能够制造出高科技的核武器，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自相残杀，这些都是现代科技的“功劳”。结果，城市中记载着人类生活印记的“古董”被推平，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于是，城市失去了记忆，城市中的人们也失去了记忆。
近代的产业技术革命，直接孕育了现代主义的思潮。现代主义建筑在批判传统与道德观念的重建中产生，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符合大机器生产的功能主义理想。它最深刻的代表是柯布西耶的基本建筑和理论，它反常规、反传统，具有颠覆性和创造性。1925年在巴黎的国际艺术装饰艺术博览会上，柯布西耶展出了巴黎中心的改建规划，按照这个方案，巴黎塞纳河北岸的古城区全部拆除，代之以孤立重复的高层建筑和超大尺度的城市空间，这是一个完全理性的、非人性的、冷漠无情的现代主义的“机械城市”，最终导致了城市变成一个机器，人则变成了这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并机械的运转着。虽然现代主义的理论已经逐步被更科学、更合理的理论所代替，但可悲的是，现代主义这种反传统的功能主义和机器美学的理论，一直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城市设计和城市建设，造成了一批古建筑及其环境的毁灭。
按照技术导向论的说法，技术也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空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也在向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变，于是出现了“数字城市”、“虚拟城市”。人们的学习、交流、购物甚至工作，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完成。现代人在高科技的“虚拟空间”里，“享受”着现代科技的文明成果，离现实的城市空间越来越远，离祖辈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远，离人类社会性的本质也越来越远。而传统的城市空间，传统的城市格局，传统的城市街道，即便是那样的富有人情味，那样的人性化，也因离现代人的生活轨道相去太远而很少有人顾及了。
2.3城市化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18.96%提高到目前的37%，预计到2010年及21世纪中叶将分别达到45%和65%，随之而来得是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城市规模的迅速膨胀。这将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带来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名城内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受到严峻考验，面临着旧城改造的的压力；另一方面，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一个成熟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就投入到急遂的变革中去，城市化缺乏理想的模式，城市建设与发展始终在摸索中前进。
名城内的历史街区、历史地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基础设施本身很不善，加上时日久远，好多设施已经老化，不能满足现代人生活的需要。居住其中的人们追求物化的现代生活环境，政府当局追求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改变，开发商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当三者目标趋于一致时，一片片历史建筑便被推倒在推土机的履带之下，一条条传统连续的街道便被小区围墙隔离开来。
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国家，城乡差别巨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的巨大引力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拥挤的高潮，这便更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向四周无序蔓延。虽然好多专家学者提出了“有机疏散”、“卫星城”等城市发展理论，国外甚至100多年前就有建设“田园城市”的设想，试图来解决大城市无序蔓延、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但今天的城市一样没有避开这个发展的怪圈。北京、上海、西安等一个个超级国际大都市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古城传统的城市空间、城市街道被保留了下来，但其整体的城市环境已不复存在了。
2.4全球化面对世界全球化的热潮，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在经受着全球化的影响。可以说全球化正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也影响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与发展。
全球化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灵魂”——城市文化，进而影响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物质环境。吴良镛院士曾呼吁：“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事实上被这位当代建筑大师言中了：中国的城市文化正在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同化，很多城市处于多元文化并存、本土文化削弱的境地。南京秦淮河边的传统城市空间与全球化文化物种——五星级酒店并置、全球化文化的代表——国家大剧院直接与中国传统城市空间的冲突，足以说明这一点，类似的例子在我国城市不胜枚举。这样说来，美国总统布什走在上海大街上时，分不出是中国的上海还是美国的华盛顿，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的城市被全球化了。
全球化将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推向了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外国的规划师、建筑师带着“先进”的思想、理念纷纷来到中国，淡化了中国建筑和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权势、业主们也都唯“洋”是从。结果呢，并不是所有的洋大师们都了解中国国情、地域特色和本土文化。由于对历史城市的文脉缺乏理解，洋大师们做出的设计方案，往往是在一张空白纸上来规划历史城市，不免打上“他方”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否定了对历史城市本土文化的认可。这些设计方案的新奇、夸张和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恰恰迎合了业主和权势们的口味，一个个“洋垃圾”就这样诞生了，而历史城市的城市肌理、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全被搁置到了一边。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代表西方强势文化的审美观强烈冲击着现代中国人。人们摆脱了传统社会受社会伦理、宗法制度、儒家礼教约束下的审美观，审美感觉由趋同性转向个体性，趋向于片段性、变化无常、转瞬即逝和新奇，所有一切都围绕着感觉在生成。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对环境生活的体验已不再需要以前那种对于审美客体的整体性把握，不需要理解它的结构形式，也无需在审美体验中找寻其蕴涵的某种价值意义，所需的仅仅是观看并体验。在这一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中的审美感觉已没有了从属于某一文化价值理念系统的必要，而转向对身体、、新奇性的追求。现代人这种审美观的转变，直接导致客观世界价值秩序的根本性变动，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建筑的审美态度。单纯追求感官上的震撼和愉悦，成了人们评价建筑的主要标准，却忽视了人们内心深层次的心理感受和精神需求。这正如时下的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一样，前者只能给人以表层的震撼和快乐，过时了便索然无味；后者却能从人的内心深处打动人、感染人，给人以长久的回味和启迪。然而，“流行音乐”的市场还是非常广阔的，到处充斥着历史文化名城的肌理，与原有的“古典音乐”硬生生的对立着，使城中的人们无所适从。
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对策
3.1价值观的改变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就会决定人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文化名城。因此，首先要改变拜金、拜权、非农的建筑价值观。这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彻底改变遗留在每一个人骨子里的封建长官意识。建筑师有责任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角度出发，解读城市的文化内涵，做出具有名城特色的作品来。建筑师应成为具有独立权力资格的职业设计师，而不是作为权势和资本的附庸。建筑师还应该成为新观念、新潮流、新生活得倡导者，价值观和社会进步的推动着。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能真正代表一个建筑师的价值观。
3.2技术与人文的整合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要使这把“双刃剑”为人服务而不是对立，必须整合技术与人文。“只有把技术功能主义的内涵加以扩展，使其甚至覆盖心理领域，它才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是实现建筑人性化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必须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中，从人性化的人文关怀入手，真正考虑历史文化名城中带给人们心理上满足和精神上愉悦的因素，这样技术才不至于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破坏力量。
3.3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及其郊区的城市化，应走具有特色的道路。历史街区与历史地段的保护应重点从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环境质量入手，维持原有的街巷格局与建筑风貌，维持原有的城市社会生活形态，维持原居民稳定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民间工艺等历史文化的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应适度限制向四周的无序蔓延，可采取另建新城的办法来解决城市化问题。苏州古城的保护就是很好的例子。苏州针对古城内人口拥挤、环境恶化、工厂过多等问题，80年代在古城西面和东面开辟新区。古城区以历史文物、文化艺术、传统工商业和旅游业为主，新区以经济贸易、现代工业为主，既全面保护了古城风貌，又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城市化道路。
3.4多元文化的整合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强势文化的侵袭，我们应冷静的思考，积极的应对，而不是消极的回避。正如《北京宣言》中所谈到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是一体之两面，随着全球各文化——包括物质的层面与精神的层面——之间同质性的增加，对差异的坚持可能也会相对增加，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此为基础，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加以整合，最终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仅靠表层的感觉、感官的体验来打动人的建筑，必将成为过眼云烟，一去不返。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既要全面继承优秀的名城传统文化，又要吸取来自各方的文化精华，整合到本土的文化中来，使传统文化得到升华。体现到名城建设上就是“现代建筑的地区化，乡土建筑的现代化，殊途同归，推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与丰富多彩。”
4、结语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还刚刚起步，有关的理论研究还很不成熟，配套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又面临着来自价值观、现代技术、城市化和全球化等不同层面的冲击。因此，积极的面对这些冲击，采取相应的对策，是我们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阮仪三等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
[2]俞孔坚。当今建筑之价值观取向：拜权拜金非农《中国房地产报》
[3]杨重光。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中国网2003年8月6日
[4]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全球化——郑时龄教授在同济大学的讲演。新华网
[5]马武定。对城市文化的历史启迪与现展[J].规划师，2004（12）：9-12
[6]全球化与建筑学中的审美感觉演变。景观中国网站
(一）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原则与方法
对安庆市区历史文化建筑开展景观式的保护，要在分析认识清现状的基础上按照规划和相关配套法规制定保护的具体原则和方法。具体来讲，景观式保护的原则与方法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只能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増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的视觉传播新功能；修复要严格按照原来的形制、结构、材料、工艺进行要“修旧如旧”，为了増加历史文化信息的含量，可以在建筑内部安排相关的历史文化内容展示及其互动体验项目。另一方面，对其存身的周围环境，一是要切实遵守规划、保护法规的要求，严格执法，二是要尽可能地采用艺术化的造型手段，创造新旧之间过渡衔接的视觉面貌和观赏的空间环境。可以选用改变立面造型、色彩呼应、添加形体分割等艺术设计方法，避免采取拆除、降低高度、限制使用性质等措施。
(二)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实践
在安庆，对历史文化建筑本身进行微创手术式的返真修复，并增强其对历史文化信息视觉传播功能的景观式保护实践已经开展。如，坐落于孝肃路和锡麟街交汇处的安庆天主堂，1871年动工，1893年落成。近年来，因主体建筑老旧化严重，曾经屡次修缮，现在看到的是2009年那次大修的成果。?在修缮中从保持建筑主体立面装饰的牌坊、宫廷式护栏、石鼓等形制、造型不变人手，从细节上保证了主体建筑耶稣圣心堂中西合璧的风格不变。仅仅修整了部分斑驳的墙面，小心地劍除了岁月的痕迹，使老建筑仿佛返回了百多年前的原真面貌。在修缮后的神甫楼二楼设立安庆天主教爱国主义展馆，通过图文集中展示建国以来，安庆天主堂爱国主义活动史料，包括重大活动、重要事件和典型人物的爱国事迹。修缮后的安庆天主堂在更具观赏性的同时，历史文化信息的传播功能也得以实现。大修后的安庆天主堂成为安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愈久弥新的“新景观”。美中不足的是修缮中也对原建筑的历时性和附属建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有两处国保单位：国立安徽大学红楼和敬敷书院。1935年3月落成的红楼，两层砖木结构，建筑质量很好，一直使用至今。建筑外观墙不粉化、屋脊不塌，正门柱廊等西式建筑的造型形制、细节均保存完好。红楼的使用功能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因而，内部结构也基本没变。因此，对红楼的景观式保护的具体工作，体现在对红楼周围环境的设计营造上。具体措施是在红楼的周边进行绿化并栽种香樟树。目的是要为红楼营造一个可以遮蔽周围现代景物的独立空间环境。经过多年的不断营造，今天可以看到，在红楼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广植的香樟树，已经形成了老红楼与校园新建筑之间的成片樟林间隔。簇拥影映着红楼的樟树林，为历史文化建筑与新建筑形成的现代环境提供了两者之间的清晰分界和过渡景物，并在多个观赏角度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空间背景。红楼作为景观的效果被衬托突显。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暮春移建于现址的敬敷书院，1933年大修过一次现在看到的模样是2002年重建的。拆除时对进深、檐高、梁架、门窗等等进行了拍照、测量、放样。这些工作保证了重建后整体建筑的原真效果。但门楼由于没有历史资料对照，现在的样式有猜想的成分；外墙的粉饰、卵石的铺地，有些画蛇添足。为了解决书院与北面教学楼的视觉冲突，重建时保留了书院内外的古树，借用古树和书院外高耸的杉树，成功地遮蔽了周围的现代景象，塑造出亦幻亦真的历史场景。新的敬敷书院内部设立了安庆师范学院百年校史馆，展示着学院教书育人百年薪火相传的历史。重生的敬敷书院焕发出崭新的旧貌，增添了传播历史文化的新功能。如今，在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里，新旧建筑相映成趣。师生和游人徜徉其间可以享受到移步换景、时空切换的视觉乐趣；可以感受到学校百年育人、薪火不息的光和热。
二、安庆城区历史文化建筑景观式保护的意义
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对某些地区的地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使之逐渐消失其原有的色彩，其中重要的体现就是建筑的色彩的地域差异逐渐模糊。相比与国内，许多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历史建筑的色彩在表现地域文化中所代表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并在保护历史建筑色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参考。在法国，从七十年代起，就成立专门组织对巴黎进行色彩研究设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巴黎形成特有的城市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英国，提出了“城市景观”，以及“色彩景观”的研究概念，把建筑色彩作为城市景观中重要的组成因素进行研究，挖掘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人文、美学。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美国，《三维空间的色彩设计》的作者科帕茨在其著作中，研究了色彩三维感知的基础理论以及色彩在三维空间上的具体应用，并首次结合建筑材料探索了色彩研究在历史建筑保存、恢复及休整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在亚洲，建筑色彩研究最先进的是日本，对该项研究做了专门法规，为其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在我国城市色彩的研究方面，仅有哈尔滨、武汉、南京等少数大城市从城市色彩定位、主色调确定等方面做了色彩研究，并且将城市色彩以各种导则或法规颁布。随着城市色彩研究的逐渐深入，国内外针对城市建筑色彩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尚无针对历史建筑色彩作具体论述的著作。
2历史建筑色彩的特征与研究
2.1历史建筑色彩的地域特征
建筑的地域特征的定义为“在具有一定的自然地理或社会文化意义的空间范围内，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建筑色彩是建筑材料、建筑表面处理方式、、名俗、气候等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复杂性决定了建筑色彩的地域特色必然存在，建筑色彩的地域性同时受到地域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在长期的传承下，形成相对稳定的色彩风格和工艺，并深刻反映当地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2.2历史建筑色彩的研究方法
通常，历史建筑色彩的调查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相关历史背景信息的收集，包括该历史建筑的基本概况，以及历史沿革等；二是建筑色彩相关信息的收集与获取。历史建筑背景信息的调查收集包括地理区位，历史沿革等。上文已论述了地域的差异将必然造成历史建筑的多样化。该方面的调查方法是以查阅历史资料，记录拍照的方式为主。
2.3历史建筑色彩信息的提取与分析
从建成至今，历史建筑在自然环境下长久日晒、雨淋、风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褪色、变色、脱落等现象。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在原有建筑色彩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修复的过程。除了需要对文献查阅、梳理和总结外，还应该对具体的、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色彩的现状实地考察，进行现场调查。
3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原则及方法
3.1历史建筑色彩保护的原则
3.1.1真实性原则
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必须遵循真实性，符合其原型，对其的保护也要尽量使其恢复旧貌。否则，若失去真实性，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也将失去意义。
3.1.2整体性原则
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单一建筑进行保护，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周边建筑与环境。
3.1.3可持续性原则
对历史建筑色彩的保护还要体现时代性，保护不仅是简单的仿制，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先进工艺来实现。它要求我们要对色彩原型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合适的方法途径，创造出能够联系与传承原型的新的色彩方案。
3.2保护方法
3.2.1建筑色彩的继承性保护
对于色彩面貌保存比较完好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历史建筑和色彩比较容易保存的建筑，通常采用继承性保护。具体方法是，剔除固有色中不和谐的部分,保留并提取其建筑色彩的精华部分，建筑色彩的保护方案则要从原始建筑的色彩中提取。
3.2.2唤醒建筑色彩的集体记忆
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群体各自的特征大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中逐步形成，这些特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保留下来，一代代的传承，成为一个群体的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构成了一个群体集体认同的基础。历史建筑的色彩，也是构保存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形式。地域色彩的消失，相当于将人们关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抹去。对建筑色彩的保护，必须要重视这种内在的因素，唤醒人们对建筑色彩的集体认同感，这也是对建筑色彩地域性保护的根本目标-文化的传承。
4结束语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byPrasenjitDuara，ChicagoandLondon:
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关键词：我国近代建筑多元文化历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TU8文献标识码：A
我国的近代建筑，是指在我国近代社会发展以及历史时期中所建设的国内建筑。一般而言，从建筑的样式以及表现形式来看，我国近代建筑主要分为西式建筑、传统建筑以及新式近代建筑等三个类型。在我国，虽然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经历了二十余代皇帝的改朝换代与更替，在文化方面也曾经有过很多对外的交流与合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传统文化依然是单一的一元文化体系。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与背景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近代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基本方法以及建筑原则都是融会贯通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开始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近代社会，由此拉开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进程。期间，我国近代建筑也被动地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影响与推动，具体表现在：一是对我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二是对西方建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可见，这两个方面建筑文化体系的相互作用下，不仅构成了我国近代建筑体系的主要框架，而且也使得了我国近代建筑呈现出中西结合的错综复杂的发展现状。本文认真探讨了在多元文化下我国近代建筑的历史见证，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思考与探索，以期全面推进我国近代建筑的保护与研究。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式建筑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的近代建筑主要是以模仿或者照搬照抄西方建筑为特征的。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是各地以及各个时期的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而言，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因为受到新兴轮船运输业的影响，加上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及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很多城市较早地作为商埠对外开放。因此，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思想及观念的影响，在这些沿海、沿江城市先后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我国的西式建筑，主要以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资政院、大理院等建筑为代表，其设计一般都是由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建筑设计人员完成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大部分内陆地区交通不便，几乎处在同外界隔绝的状态，因而表现为强烈的传统建筑思想与文化。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传统建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的传统建筑主要以模仿古代建筑或者对其进行改造、创新为基本特征的。这一时期，我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一个方面显示了来自世界近代建筑思想与体系的影响。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了我国现代建筑设计人员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而激发的强烈民族思想及意识。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碰撞、融合与交叉作用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近代建筑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我国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主要是在二十年代建筑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群、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燕京大学校园建筑等。值得深思的是，我国所出现的传统式建筑群，其设计都是国外的建筑设计机构或者建筑设计人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近代多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建筑人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吸收与追求。
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式近代建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近代建筑受到了欧美新建筑潮流的冲击，一些新式近代建筑逐步兴起。在这个时期，我国近代建筑开始进入了极为重要与关键的发展阶段，并以我国近代建筑教育的兴办为标志的。同时，我国近代建筑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见证下，日益完善与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建筑体系。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之初，我国建筑设计人员就在北京、南京等地做了一些尝试。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建筑设计人员也有着很多建筑设计作品出现，丰富多样，纷繁复杂。但是，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则依然是困扰着人们的难题之一，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今天，虽然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不再那么强烈，也不是伴随着战争而来。但是，我国建筑设计人员也必须跳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几千年历史文明，尽量实现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在国近代建筑史上，建筑设计人员创作出许多重要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建筑，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的宝贵财富之一，我们必须加倍珍惜与保护。而且我国近代建筑作为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这也应当成为保护我国近代建筑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建设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名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杰作，毁之不再生，催之不可成。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她们在今天现代化的城市中继续发光，正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
一个城市失去了个性就失去了魅力，城市的个性并非是由钢筋混凝土构建的，而是由历史、文化合成的。然而，纵观当今祖国大地，城市中泛滥的浅薄、粗俗、烦躁和功利，使得众多的城市失去了记忆。
著名城市规划师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每一幢年代久远的建筑，都是一件记忆历史的遗存，它们见证了尘世沧桑，历史和民族的沉淀使之产生引力，发散魅力。然而越来越多的旧街老巷，还有散发着传统气息的老房子，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改造而迅速灰飞匿迹，在高楼林立、日趋格式化的都市里，它们消失的身影让人们心生怀念。
冯骥才先生在《当代知识分子文化良心录》里写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巨变之后，从俄罗斯到东欧诸国都进入了经济开放和开发的时代，但是他们并没有急于改天换地，没有推倒老屋和铲去古街，没有吵着喊着‘让城市亮起来’相反，他们精心对待这些年久失修、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一点点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里整理出来。联想到前两年在柏林，我参观过一个专事修复原东德地区历史街区的组织，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单是这名字就包含着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无上的虔敬。于是，从圣彼得堡到柏林、华沙、布拉格和卡洛维发利，都重新焕发了历史文化的光彩，并成为当今世界与巴黎、伦敦、威尼斯一样重要的文化名城……在从布拉格回到维也纳的路上，我暗自神伤，彷徨不已，因为我想到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古城正在迅速地变为新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要与国际接轨，要遵守世界上共同遵守的原则，那就是要有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就是科学、合理与诚实。
一、法律法规支持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经在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条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
规划法明确要求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可见，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进入科学化，法制化的道路上了。
二、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历史建筑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城市规划法》都对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做出了规定。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城市规划和改建中一般应考虑保护的历史建筑为：在城市发展史、建筑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建筑或某种建筑技术的代表作；具有较强个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著名建筑师设计的，在建筑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优秀建筑；艺术价值较高、造型优美，对丰富城市面貌有积极意义的某种外来艺术形式的建筑；代表城市发展某一历史时期特点的民居建筑、保留较为完整的典型街区；历史上同某一重大事件或某种社会现象有关的纪念性建筑；一些同城市文化传统有关的街区，某些造型别致、地方色彩浓厚的建筑形式或街区。
2．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对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研究国家和民族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艺术、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史，均有重要意义。历史建筑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也可得以发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保持和延续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2．1内在价值
历史建筑记载了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符号。我国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2外在价值
从规划角度看，历史建筑在城市规划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是形成城市特色的主要构成因素。从景观角度理解，历史建筑是形成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是现代城市景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它只是现代城市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仍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区布局中起着主导作用。
一些有意义的传统生活场景被破坏，城市也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牌坊、宗教圣地等等城市形态作为完整表达建筑和城市意象的文脉，被成片、成街、成坊地拆除，威胁到城市形态的相容性和延续性。难道我们的城市发展到只有依靠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去寻找那曾经的记忆不可了吗？其实，“立新”不必“破旧”，尊重历史传统并不等于食古不化、拘泥于传统。相反，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文脉，将使得这个城市更富有地方风味。
三．放眼看世界
1964年5月25日――31日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该提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法国1962年8月4日颁布《马尔罗法令》规定建立“历史保护区”。1967年英国通过《城市文明法案》，也提出了历史保护区的概念。它规定，地方规划部门有责任对其管辖地区内具有特别建筑艺术或历史价值的地区划定保护区。保护的概念从威尼斯提出的古迹及其环境逐步引申出历史地段的概念。
到了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华盛顿》，既《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所涉及的历史城区，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这里的自然和人工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
四．结束语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及规划所存在的局限性。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和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相对应，另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容易陷入孤立，没有和城市肌理、周围环境文脉联系。改善现状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希望在发展现代化大都市的同时，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要湮没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中。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3．《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关键词：建筑的隐喻；导识系统设计；历史文化街区；地域文化形象
中图分类号：TU984.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3）04-0059-03
1.研究背景
著名建筑理论家罗伯特-斯特恩1977年所著的《现代主义运动之后》一文中首先把后现代建筑分为三类：文脉主义、隐喻主义、装饰主义。后现代隐喻主义强调建筑要表现人文、地理和历史的延续性，强调建筑应反映文化的积累而不是文化的解体，是历史文化的丰富体现，而不是对过去传统的排斥和对民俗的歧视。后现代隐喻主义的思想在建筑设计中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建筑师们纷纷探求各种各样的手法来创造建筑的隐喻。如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倡导人情化建筑理论，关注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和建筑与人的心理感受。阿尔瓦-阿尔托在自己的住宅中尝试多种材料的组合使用，这一做法既是对柯布西耶式的纯粹主义的背离，也是对地方传统的一种回归，更含有探索另一条形式创新路径的企图；罗伯特-文丘里旗帜鲜明地强调传统和遗产的借鉴价值，强调尊重环境，主张兼容并蓄；斯特林设计的斯图加特新美术馆，隐喻和暗示着各种符号、各种风格，如古罗马斗兽场、古埃及神庙，巴黎蓬皮杜中心等等视觉符号，表达了他对传统设计的敬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现代建筑的隐喻主张与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导识系统深层次精神文化的认同有着观念的同一性。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建筑景观重要设施的导识系统设计，在引导人们在特定空间移动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对建筑景观人文环境的的整体认知。后现代主义建筑的隐喻思想体现的对历史的回归与借用，对当今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导识系统设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试图从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导识系统设计为案例，剖析建筑的隐喻设计手法对城市历史街区导识系统地域性、文脉性设计的影响。
2.建筑的隐喻在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导识系统设计中的体现
随着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旧城更新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展开，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关注焦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2年）在文化上把城市发展目标确定为“弘扬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具有高度包容性、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名城，提高国际影响力”。北京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就是城市更新较为典型的案例。经过改造后的南锣鼓巷“不仅更多地保存了街区的历史风貌，也通过住宅功能转换，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旅游品牌，重新焕发了历史街区的生命活力”，改造后的烟袋斜街“成为一个集参观、旅游、餐厅、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京味文化特色街区”。与之相应，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导识系统也进行了重新规划与设计。经过笔者实地考察，目前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导识系统主要包括入口标识牌，指引牌、历史说明标识牌、胡同命名标识牌、胡同历史说明牌、瞽示标识牌、门牌、名人故居标识牌、商业店铺标识牌、祠庙标识牌等几种类型。设计师在导识视觉语言设计与胡同场景文化两者之间找到了相似的关联性。借用历史性建筑视觉符号语言，隐喻和象征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形态和丰富的胡同文化生活，并与当地人文景观自然和谐的统一于整体的街巷空间中，显得自然而亲切。当游客们置身于特定的街巷空间，传统的建筑视觉符号语言，容易使游客们产生老北京胡同特有的历史或文化认同感。相比当今城市街道小品中的新奇造型与空间设计，人们似乎更为眷念传统的历史文化特色生活空间与人文景观。建筑的隐喻设计手法使特定传统街巷空间内的导识设计找到了新的形式语言，在满足街巷信息的导向和信息的识别功能的前提下，更深层意义满足了人们的怀旧心理，展现了北京历史街区特有的文化形象。
3.建筑的隐喻在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导识系统设计中的解读
3.1建筑形制的直接隐喻
隐喻主义大致有几种类型，一种是用整个建筑的外观造型来象征意义。另一种是用建筑抽象的空间来隐喻意义，如朗香教堂和柏林爱乐音乐厅等。还有一种就是引用历史片断，并加以变形或改换位置、改变材料、改变组合，也即所谓引经据典的隐喻主义。烟袋斜街和南锣鼓巷的导识系统设计即借用了建筑后现代隐喻的设计手法，从特定的街巷环境中引用传统建筑形制语汇，如影壁、牌坊、匾额、四合院屋檐、门簪等形态，改变材料并将其加以组合，从中找到导识信息设计与建筑形制语言的视觉关联性，将建筑形制“复制”于新的导视语境中，通过建筑形制符号的能指组合，达到隐喻胡同文化、四合院建筑历史文化性所指的意义。矛盾故居历史说明标识牌，借用建筑内部空间影壁的形制赋予于新的导视空间；商家店铺标识牌，方形的木质匾额式标牌是古巷常见的设计形态；有的商业店铺还直接采用了建筑的门联形态；烟袋斜街历史说明标识牌（见图1），整体的设计形态借助了牌楼的结构设计，屋檐屋顶改变了其材质、色彩及功能的属性，运用现代古朴的铜材，结合古代牌坊建筑艺术的装饰图形、雕刻手法，向游客们展现了烟袋斜街的地形风貌及历史概述，造型古朴庄重；南锣鼓巷入口标识牌（见图2）、胡同历史说明标识牌、警示标识牌的外部形态设计均采用了传统的“两柱一间”式牌坊造型语言。更有新意的是，南锣鼓巷入口标识牌，在引用建筑牌坊设计形态的基础上，设计师经过巧妙处理，在两柱空隙安装了铜锣与鼓。当人们在敲打铜锣与鼓的时候，声音识别、行为识别及视觉识别带来了全方位的感受。人们的互动带来了整个街巷的活跃，朴素庄重的入口标识牌，又在向人们静静诉说着南锣鼓巷的悠久历史。设计的本体与喻体之间，在新的设计空间达到了最大化的诠释。造型古朴庄重的导向牌传统形态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向人们传递导视信息的同时，也隐喻着传统建筑形制的特殊语言及传统的生活方式的独特魅力，表达了设计师对传统街巷胡同文化的尊重及维护周边环境语言的高度统一。
3.2建筑装饰的间接隐喻
用装饰来隐喻，即用装饰构件、装饰图案、雕刻、色彩等来隐喻建筑的含义，这类方法经常被使用。文丘里很强调用装饰来象征隐喻，他关心的历史是历史性装饰。文丘里在艾伦艺术博物馆扩建部分采用了变形的爱奥尼木柱，他用这种隐喻手法，不仅使建筑在视觉上有一种文脉的关联，而且也起了装饰作用。烟袋斜街和南锣鼓巷导识系统，特别是商业店铺标识牌（见图3），图形、文字、色彩、材料的设计借用了古代传统建筑装饰语汇来隐喻建筑历史文化的深层意义，建筑装饰图案、色彩、文字、材质本身已成为历史街巷文化的一种记忆的符号，在新的视觉媒质下产生了文脉的联想。在这里，导识系统设计装饰手法不仅仅传达着装饰的目的，隐喻和暗示着设计师对特殊历史街巷空间的全新解读。设计师自觉尊重原有的街巷风貌特征而选择相应的设计手法，达到与街巷人文基调的和谐统一。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也使得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现在虽然已经几乎成为一条纯商业街，但是依然散发出北京城特有的人文魅力。
3.2.1建筑图案
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导识设计在装饰设计手法上使用了一些传统建筑装饰纹样，如回形纹、卍字纹、方胜纹、米子格以及祥云、枝草组成的图案等等，间接地把建筑装饰如古巷的屋瓦装饰、扁额的纹样装饰、四合院砖雕装饰、砖雕影壁等具有喻意内涵的装饰图案运用于商家店铺标识牌、历史说明标识牌等界面设计之中，既达到理想的装饰效果，又具有吉祥寓意。如商业店铺标识借用古代扁额装饰中最为常见的二方连续排列的回形纹，在新的语义生成空间，隐喻着店铺的生意兴隆，表现出吉利绵长美好的愿景；刻工精细的枝草角隅纹样，既取得了一定的装饰效果，又生成了新的空间信息的多样性解读。
3.2.2建筑色彩
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导识语言整体色调的选取基本尊重了北京四合院民居建筑的特点，没有突兀的不协调色彩，色彩语言与整个胡同街巷十分和谐。南锣鼓巷无论是胡同名称标识、门牌的传统红色、古巷入口指南标识牌的原木色、名人故居标识牌的灰色调、神庙标识牌的褐色等，还是烟袋斜街黑地金字或蓝地金字的匾额式样商业标识牌、深褐色历史说明牌、祠庙标识牌等等，都严格的尊重了古巷传统的建筑色彩语言。导向标识色彩语言的设计，延续了建筑色彩特有的语汇，使得传统的建筑色彩得到了新的语意延伸，同时也向人们展示着老北京特有的胡同历史文化色彩语言。其中，红底白字的胡同命名标识牌与墙体的青灰冷色调砖墙达到了视觉的高度统一协调性，给人一种简洁干练、清新醒目的感觉。红色的四合院门板、红色屋檐、商家店铺红色的灯笼挂饰，加上小面积红色的胡同标识牌、门牌标识，在大面积灰色青瓦、灰色砖墙的映衬下，和谐的统一在特有的胡同人文景观环境之中。如果脱离了胡同整体的氛围和环境，大红颜色也就失去了信息传达的整体性。在这里，传统的大红颜色本身就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性，是中国特有色彩符号的展示，同时也寓意着喜庆和吉祥。（见图例4）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西合璧与国际化的北京风味商业街代表，酒吧、吉他吧、欧式餐厅等的入住也使得古巷西化风格明朗。我们可以从酒吧的标识设计中，从色彩语言中发现隐喻的西方色彩情调。如韩香馆、鸡尾酒吧、楹堤西餐等，虽然设计的形式语言非常现代，但在色彩语言的把握上严格尊重了整体古巷的色调，体现了设计语言的现代与开放。
3.2.3匾额书法字体
中国传统建筑语言中的书法字体，成为了导识特有的装饰构架符号。无论是胡同标识牌、胡同历史说明牌，还是特色旅店、欧式酒吧、特色商铺标识牌，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书法字体。特别是商业店铺标识字体设计，通常采用的是来自于匾额上的魏碑、隶书、楷书、篆书等书法字体，结合传统的雕刻手法如阳刻、阴刻、透雕、浮雕等，传递着特有的中国书法艺术的韵味，字体空间层次十分丰富。书法艺术“形”“意”
“势”的空间美感，通过商家店铺标识牌的重新设计，在新的商业街巷焕发出别样的形式美感。深入解析书法体符号背后，匾额书法体只是一种视觉符号，背后暗含着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文化识别和认同感，同时也满足了来北京胡同观光旅游的外国游客的文化猎奇心理。
3.2.4建筑装饰材料
导识系统设计在材质的选择上，大部分选择了中国古代建筑传统的建筑材料：木材、石材等。相比于不锈钢、混凝土等现代材质，传统的建筑材质的使用，易于唤起人们对历史精神、地域文化资源的怀旧心理。以原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的导识牌，表现出庄严厚重的设计特性。如商业店铺精致的木招牌，天然的木质肌理与自然感、雕刻的手法、和谐的色彩，增添了木质材质的空间与层次感，在厚重敦实的青砖墙体材质的映衬下，同整体环境十分协调。从导识系统设计材质符号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传统建筑装饰的传统回归与认同感，间接性的隐喻了中国古代建筑材质的符号语言，增强了地域文化的识别性。同时，木质材质本身也符合当今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关键词：历史建筑；武汉民国；人文景观；运用；
中图分类号：TU-0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1.历史建筑与人文景观元素
从历史建筑与人文景观元素出发，我们所考虑的一切都是围绕人文以及多周边以及整个城市的辐射范围所展开的。不管在建筑层面上，还是人文景观的层面上，都是对历史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1.1武汉民国时期金融建筑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国外大量金融机构驻华开设银行，加上本土的银行，使武汉成为华中金融大都市，“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之一”。黄金水道的交通优势，促使武汉民国时期金融建筑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论及武汉的金融建筑，必然涉及其历史沿革和时代背景，因为每一座建筑或金融它的遗迹，都铭刻着时空的印记，故之可称之为“石头记”。
1.2历史建筑环境
从历史建筑入手通过理性分析与当地环境，背景，文化进行对比匹配。进而深层次的探讨人文景观环境的重要性以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系性。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外界环境而独立存在，历史建筑也是如此，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建筑的文化人文功能要大于使用功能，作为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历史建筑环境包含着很多含义。历史建筑环境是与周围人文景观保持一致性的。这里所指的环境包括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结合，全方位的去关注历史建筑环境的问题。
2.历史建筑中所运用的景观原则
建筑与景观是相辅相成的，秉承这统一的出发点和谐，历史建筑中所运用的景观原则主要是一种场所精神的映射，诺曼・福斯特建筑理论的首要核心在于，“他认为，所有由人类所完成的建筑设计中实际上都应包含着人类对于未来的选择和决定”。历史建筑中所运用的景观原则好似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一个共同存在的关系，通过历史建筑关注城市的历史，营造本土化的地域性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文景观的实际意义大于实体的博物馆的文化意义，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街头博物馆，更容易接近我们的生活，有种触手可及的感觉。在众多景观原则中，历史建筑中有诸多历史形成的与人的社会性活动有关的景物构成的风景画面，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寻求历史与现代的平衡点而充分发挥人文景观的作用。
2.1场所精神
建筑与景观的场所精神，一座建筑的历史在日常生活中最显著的影响并不在于建筑本身，而是在于怎样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是历史建筑的一个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对社会的关心是推动发展以及城市未来发展的最大动力之一。
注重场所精神，把文化、历史等因素加入进来获取全新的意义，从历史建筑中反映出很强的场所精神，很好地结合新建筑与历史建筑一个场所环境的协调呼应，以及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延续问题。让历史建筑充分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人文景观中的场所精神的思想汲取城市的历史并于时代相连，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让人们重新拾取遗忘的时光。场所精神在历史建筑与人文景观的微妙关系中，还是需要全面考虑与之整个大环境的关系。这样全方位的体现场所精神。
2.2人文景观潮流
人文景观可以更好的了解建筑场所的精髓，人文景观美渗透着民族的文化历史。对人文景观美的欣赏，不仅可以使人得到美的享受，更能从中获得建筑、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多种知识。结合人文景观去欣赏自然美，人工美，去寻求理性与感性的结合点，才能让人们对历史建筑有个全新的认识，更好的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以武汉民国时期的金融历史建筑来做对比分析，经济实力是城市发展的支柱，历史文脉则是城市发展的灵魂和精神动力。要客观性、完整性、系统性、可持续性的看待人文景观与历史建筑的关系，这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构成，历史建筑周边的新建设项目与周围环境充分结合，诞生了一体化的城市空间，新建筑与旧建筑是相互影响的，人文景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使用者在建筑与建筑周边环境从事的活动，这种理念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活动更鲜明的显现出来，建历史建筑具有生命力。同时顺应人文景观发展的潮流。
2.3历史建筑形态特征中的景观原则
建筑方面的特色反映，设计者的视野不应仅仅局限于建筑属性本身，而应涉及场所生命力，包括有机构成与非有机构成。这个可以从空间的概念中寻找景观原则，这里的景观元素并不一定局限于自然景观要素，可能更多体现在人文景观之中，这里包含了环境因素、人文因素与建筑本身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原则体系，历史建筑的语汇可能要强于现代建筑所要表达的意义，历史建筑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可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仅仅是一座冰冷的石头建筑，而是一架时光机让人们看到时代的缩影，这就是历史建筑语汇中的精神实质，重视人文主义的因素，历史建筑语汇中的景观原则没有特定的界限以及形式，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历史的沉淀而形成的。人文景观是历史形成的与人的社会性活动有关，是开放性的每个有都有权力去融入其中的。
2.4历史建筑中的人文景观原则
景观规划与城市规划应该是同时展开的，这样才能更好更全面的规划，在国外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都是同步展开的，包括对古城的保护，但是在我我国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包括规划方面都是起步较晚的，所以现状不是令人满意的，，跟欧洲的大城市相比缺乏一定深度的历史所沉淀的的东西，文化层次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所以建设发展人文景观对历史建筑包括城市发展方面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很好的诠释了人文景观对于历史建筑中的文化、生态与感知等多方面的表现，这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
3.人文景观对历史建筑的影响
人文景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人们渐渐的重视人文方面的需求，也就是精神层次的需求。历史建筑作为一个很好的媒介，在生活越来越机械化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更多的是要呼吁历史的记忆，历史建筑作为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实物。
在人文景观与场所精神的关系中，我们要寻求一个平衡点来对待历史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可以更好的保护历史建筑同时也有助于新建筑的建造，在建造一座新的建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建筑对该建筑对周围的环境的影响，这其中就是要充分运用场所精神的观念进行设计，对历史的传承对现代与未来的憧憬。
结语
对待历史建筑的文化我们要有可持续的观点去对待，武汉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并不是中国本土设计精髓，大多都是西式建筑这其中的文化思想大多都是欧洲文艺复兴等设计哲学思想，所以人文景观的运用在其中显得尤为重要，把西式的东西本土化，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欣赏与借鉴这些建筑，同时也是历史的一个缩影，民国时期的历史建筑通过人文景观更好的体现一个时代以及对现代的影响与国际接轨，让历史建筑中的人文景观充分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胡榴明.三镇风情：武汉百年历史建筑经典.第一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2]王家乾，陈红梅.武汉百年金融建筑.第一版.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1.
关键词：类型学；文化；建筑设计
Abstract：Typology,simplybyhavingthesameformstructureandhasthecharacteristicsofagroupofobjectsisstructureandhasthecharacteristicsofagroupofobjectdescriptiontheory.Architecturaltypology,inadditiontothehistoricaldescriptionandscientificanalysi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objectivewasattemptedfromthepreviousvariedarrangementwasfoundinthebuildingofageneralprinciple,whentheseprinciplestopractice,willproducenewforminresponsetothenew,developingenvironmentandcontext.
Keywords：Typology;Culture;Architecturaldesign
中图分类号：TU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类型学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类型”概念的第一次定义是由法国著名建筑理论家卡勒梅而·德·坎西在《建筑百科辞典》中描述的。“类型代表了一种要素的思想，这种要素本身即是形成了模型的法则。”他在定义时以模型作为对比，区别了模型和类型的概念。模型，像在艺术实践技巧和教学中理解的那样，应该按其原样不断重复；而类型却相反，每个艺术家都可以根据它构想出不相同的作品。精神分析学派的荣格将类型定义为“类型是一种样本或范例。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现种类或一般类别的特征。”
类型学的概念，简单地说是按具有相同形式结构及具有特征的一组对象进行结构及具有特征的一组对象进行描述的理论。建筑类型学除了历史描述和科学分析之外，最有实践意义的目的是企图从以往多种多样的排列中发现建筑的普遍原则，当这些原则回到实践中时，必将产生新的形式以答复新的、发展了的环境和语境。
类型学与历史的、地域的文化之间的关系：类型学设计方法不是从纯形式或纯语言学角度入手的，而是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角度入手的。某些类型有普通性，某些有文化限定，而另一些又具地区性。在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唯一设计方法就是类型学方法。
随着现代主义出现危机，人们开始重新重视对于类型学的研究。尤其在欧洲，现代建筑类型学理论有着广泛的支持者与追随者，因为欧洲的城市留存着广博的文化遗产，交织在丰富的历史中适应人的生活之需且在特定文化中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形式，并将其运用于现代设计中。意大利的罗西将类型学作为基本的设计手段，他认为建筑的内在本质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编译（码）进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表现就是表层结构，类型则是深层结构，通过潜在的类型来认识建筑。他认为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中抽取，抽取出来的必然是某种简化还原的产物（抽象的产物），因此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历史上的建筑形式，但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与历史相联系。
罗西认为类型与人类的生活方式相关，他说“一种特定的类型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形式的结合，尽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因不同的社会而有很大的差异。”他认为“房屋的类型从古至今没有变化，但这不是说生活实践方式未曾变化，也不是说新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出现。”这些观点是传统和历史的界定视角。他是从历史的恒定面上看待历史上出现的建筑，即看待传统，这种视角也是从人类生活的文化角度来观察而不是局限于实用的角度。
因此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建筑，尤其是和生活紧密相关的居住，与从功能角度只考虑居住的掩蔽特性和从形式的角度只考虑美学是不同的。正是类型学联系了历史和将来，为我们从历史的、传统的、地域的文化角度追寻居住本质意义和发展现代建筑提供了可能。
2.国外建筑师对类型学在建筑中的研究和应用
除了意大利的罗西，在那些反对现代主义教义而被贯以“后现代”的建筑师中，有一批是使用类型学进行设计的好手，他们有：瑞士的博塔（MarioBotta）、德国的翁格尔斯（O·M·Ungers）、西班牙的莫尼欧（JoseRafaelMoneo）、美国的斯蒂文·霍尔（SteuenHoll）、卢森堡的克里尔兄弟（R&L.Krier）、印度的柯里亚（ChariesCorrea）等人。他们都为建筑类型学和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类型学的设计方法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建筑师有自己的类型学方法，下面将对于他们在住宅中应用类型学基本方法的实例作些介绍：
罗西的加拉拉泰斯住宅（图1）：该公寓首层有一极有特色的柱廊，柱廊中有四个圆柱排成两行，对窄条形柱子形成的韵律起到调节作用。柱廊的原形来自罗西对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研究，由于它与当地人们的城市生活经验相联系，因此激发了人们对传统的米兰公寓的联想和记忆。所以使用廊子，罗西解析为：“我更喜欢借助熟悉的对象,虽然其形式和状态已经是定型化了（固定的）、但其意义可以变化，原型的物体揭示了永恒关注的主题”。该住宅的另一面由赖恩哈特廓清、他指出加拉拉泰斯住宅的深邃的走廊或柱廊与提契诺地区一边敞开的有如隧道系统中的重要要素有关。它是该建筑的内在模式。罗西的这种理论是在意大利历史的、传统的建筑中寻找固定的要素，简化还原成城市和建筑的结构图式，结果作品或作品的某些局部既满足了它所在之处的历史文化要求，又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具体建筑。
翁格尔斯的马尔堡城市住宅方案（图2）：该住宅位于一个历史地段。建筑用地近方形，但在一个角上有一栋该城市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瓮氏充分地使用类型学探索其可能性。首先他对大量形态各异的类型进行形态研究，最后确定了“L”形构型。该L型是由五个立方体构成，它们是这栋建筑的“基形”即固定要素。基本结构确定后，他转而研究和设计低一个层次的内容，即整体中各部件（要素）。在这里，他对组成L型的立方体进行设计产生了不下十种的立方体构成，随后他选择不同的立方体构型置于网格中，得到不同的构型和形态，由此产生了“变体”。这是类型学应用于建筑的另一方面，与罗西的理论有所不同，它是通过“分类”，总结已有的类型，将其图示化为简单的几何形体，并发现其“变体”，设计出来的方案既与历史、环境和文脉有了联系，又能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变化。
关键词：经典；转型；传统与现代；语言符号；特色营造；保护利用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020-02
一、湖北近代建筑的形成及其现实意义
湖北近代建筑，是指在湖北近代社会发展时期（1840鸦片战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建筑及其外部历史空间环境。
作为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事的中心，湖北在近代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跌宕起伏的历史狂潮中，湖北近代建筑无声的记录着湖北近代社会和城市的沧桑历程，犹如多姿多彩的建筑与城市画卷，展现了湖北地狱文化的独特魅力。
众多学者在研究近代的建筑史时，总喜欢以湖北近代建筑为代表，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最终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用近代建筑的发展史来批判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或者来反映近代湖北的屈辱发展史和人民的疾苦；有的则提取其精华来促进现代建筑教育事业的发展……结论是不尽相同，而本文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来进一步挖掘，来分析其影响下的“变”，从而来证明湖北近代建筑的现实意义。
二、湖北近代建筑的类型以及促进城市的转变
为了适应殖民者的需要，湖北近代的殖民建筑形成了多种类型并存的局面：（1）殖民者在租界区开展市镇建设，陆续建造的各类建筑：领事馆（如汉口英国领事馆，武昌瑞典领事馆等），银行（汇丰银行，汉口大清银行等）洋行（立兴洋行，惠罗公司等）教堂，饭店，俱乐部，工业以及住宅等建筑。（2）外国教会势力的扩张，修建的教堂，学校，医院，育婴堂等。（3）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兴办的工厂，办公楼，学堂等建筑。（4）应运而生的百货公司，游乐场，火车站，旅馆，博物馆，园林等建筑。（5）融入了西方建筑特点又有自己的特色的湖北建筑，如里分（近代在武汉普遍建造的一种多栋联排式住宅）。
显然，各种功能的建筑必然会带动各行业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城市的转型。自明清以来，中国就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城市发展的动力也只是来自国内的诸多因素，城市的发展和规模受到极大的限制，然而自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以来，城市逐渐开放，随着大批近代建筑的构建，如近代工厂，银行，饭店，旅馆，交通等建筑的出现，使湖北逐渐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从而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和发展轨迹，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交通运输业，金融业，近代工业等行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也成为了推动湖北城市发展的新动力。于是构建开埠通商城市成为新兴城市的主体，传统城市开始向新兴城市转型。
三、传统建筑文化受到冲击，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转变
（一）经典文化受到冲击，人们的建筑文化观念开始改变
一种新兴建筑的涌现，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发展。
我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前辈梁思成先生在《我国伟大的传统与遗产》一文中写道：“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这文化而兴盛衰亡。世界上现存的文化中，除去我们的邻邦印度的文化可算是约略同时诞生的兄弟外，中华民族的文化最古老最长寿的。我们的建筑也同样是最古老最长寿的。”
这一观点很明确：建筑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在重礼的倡导下对于一切建筑制造都要遵遁礼法，不管是城市规划，宫殿庙宇亦或百姓住宅，都要受到礼制的制约，因此在形式上就要讲究对称，均齐，庄严。而这些也恰恰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典范，多以木构为主，湖北的传统建筑也是在基础上延伸的。不能否认的是，长期以来，经典在许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的宝库，并进一步成为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发源地，但是经典在近代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被大量信息包围的人们难以在对建筑的要求中保持一致的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人们对经典作品的选择与判断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由此引发的对意义的思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而对经典的取向涉及了人们对建筑所应具有的意义深度的取向。那么在中国的建筑发展中，无疑也经历了对经典的判断的变化，正如不同的文化底蕴会形成不同旗帜的城市建筑，建筑是城市的一种文化符号，城市建设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水平标志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至此，人们在面临近代西方建筑文化的涌现下，建筑观开始有了新的转变，于是传统建筑也开始向近代建筑过渡。
（二）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转变
首先要介绍的是近代建筑形式的变化。从总体上看，湖北近代建筑表现出以西方建筑文化或西方建筑文化为主题的发展脉络，渗透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变异，融入地域特色，形成独特的建筑文化。
湖北近代建筑早期主要采用“券廊式”这是一种西方殖民者在印度，东南亚等殖民地为适应热带气候而创造出地2层砖木结构形式。但随着租界区大规模城镇建设，各种西式的建筑形式传入湖北。如哥特式，罗马风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等风格一应俱全，英，法，德，俄的国地域风情应有尽有。其中西方学派的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物基础牢固，墙壁厚实，门窗明敞，外观多采用古典柱式，外墙麻石饰面，构图严谨，庄重精美，加上外籍建筑师纯熟的设计手法，此类建筑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种复古建筑相反被当作从未出现过的新建筑形式而被接受，此后，注重功能的现代主义建筑成为湖北建筑的主流，这些近代建筑已经开始接触世界上最先进的设计思想，设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代表作品有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
（三）建筑技术的转变
新建筑类型的出现，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给传统建筑以很大的冲击，许多近代建筑体现了先进的结构和施工技术成就。
在基础工程方面，由早期的灰土基础、条石基础转变为钢筋混凝土的筏型基础和箱型基础，承载能力大大增强，防水性能也得到有效提高。
在主体结构方面，首先砖木结构代替了传统木结构，如1905年建成的汉口西商跑马场中的游泳馆。随后混合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开始逐渐被广泛采用，大大提高了结构的坚固性，使房屋建造层数增加，高度提高，如1930年兴建的景明洋行（中国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53号）。
的确，这些打破常规建筑法则的设计，不言而语的对传统建筑提出了挑战，最终促使了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的转型。
四、建筑评定的转变，建筑语言符号的运用
随着城市的转型和传统建筑向近代建筑过渡，中国的建筑美学也开辟了崭新的一页，他们利用一种新的思路去研究和阐释湖北近代建筑美的规律，即建筑语言符号学，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创新精神。
（一）能指与所指
对于符号学来说，一个符号必定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与所指。例如“单词”这个词是一组字母和声音合成的，它就是能指；它所代表的又是另一种事物，就是所指。在文学中这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就是艺术的核心，诗文在构成诗句时，一方面用声音（能指），另一方面用含义（所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诗歌的美之所在，它存在于声音与含义之间的对舞之中。
那么多种多样的建筑设计要素就是能指，而运用建筑要素所表达的含义即为所指，其间的关系也正式建筑艺术所要传达给人们的语义，湖北租界区的近代建筑的欧式风格指的就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建筑文化特征。
（二）暗示与陈述
一个人对某租界地建筑的想象很坑与另一个人是不同的，假如两个人都听到殖民建筑这个词，从事建筑专业的人会联想到欧风古典主义的建筑文化，而非专业的人则会联想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在文字语言上的想象可以有千差万别，但对有具体形象的建筑物来说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建筑师可以运用建筑设计要素作为能指的单词，选择合适的办法把它建造起来，在建筑创作中建筑师的选择是无限的，但是在文艺作品中艺术家的选择是有限的。对于观赏者来说恰恰是相反，他们对建筑的读解是有限的，对于文艺作品的理解与是无限的。因而我们可以说湖北近代百年的欧风建筑不是暗示而是陈述，这正是这些建筑与旧城市空间强有力的表现的表现力之所在，也正是建筑艺术感染力的危险性之所在，因为不管好坏它都强加于观赏者，艺术质量低下的作品同精品鱼目混珠。这就是说，学会读解建筑形象进而能够掌握这种媒介的一些规律是有益的，也是重要的。一个人对欧风建筑的读解愈好，他对外来文化的理解愈多，建筑文化对他的感染力也就愈大。
湖北近代租界区大批的欧风建筑已经成为湖北历史性城市的象征。是许多新建筑所无法取代的，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地方性的特征，那将是一座没有吸引里，文化的城市，也正是因为这些建筑陈述了某种含义的结果，湖北近代建筑才有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然而利用建筑语言符号去说明湖北近代建筑的美的规律和文化的丰富内涵还是不够成熟和完善的，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五、湖北近代建筑的保护和利用
综上所述，湖北近代建筑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是近代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结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湖北近代建筑印刻着湖北近代社会的形态和发展历程，是研究湖北近代史的事物资料。从文化的角度讲，湖北近代建筑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汲取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整体而又集中地体现出湖北社会生产力，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地域特性以及社会价值的具体取向，是湖北建代文化的最好见证。
与近代城市密切相关的湖北近代建筑，是东西方文化以及中国广泛地地域文化交融的场所，经历过湖北城市发展的脉络，综合反映了湖北乃至中国的城市演变历程，而留存至今的近代建筑，又是影响现代城市形态的重要因素，特别对城市建设和特色营造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是它们推动了湖北第三产业的发展。
湖北近代建筑保护工作开展较早，已经建立多极的历史建筑保护体系，同时又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保护范围，在保护方法上确立了多种保护类型，而在保护模式上也有很大的创新。
比较与分析世界上各国发展的动力优势，湖北的发展必须考虑并利用城市空间环境，注重保护利用湖北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注意城市物质和文化形态的建设。在大规模开发与建设的同时，一方面要注重对优秀近代建筑和建筑群的保护，建立多层次的保护和开发机制；另一方面就是要努力提高市民和管理者的文化素质和保护意识，自觉维护并建设好城市人文景观，使城市保持活力，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
湖北近代建筑是湖北人民的财富，也是湖北城市的文脉与血脉。城市建设不仅要建设新城市，同时也要保护好历史的城市，因为不管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湖北近代建筑都有他独特的魅力，都有他很强的现实意义，相信湖北的历史建筑必将有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关键词】沈阳；历史建筑；可持续
一、沈阳近代建筑的类型及特点
沈阳拥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到了清朝的努尔哈赤建都沈阳时便成为了沈阳近代城市发展的基础，沈阳的近代城市的发展的开端是由外国殖民者的侵入开始的，所以城市在清政府、侵略者和军阀统治着三种政治因素影响下，城市的格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因而政治因素是沈阳近代化的主要因素。形成了沈阳城市发展的板块化的发展特征，城市的发展展现了建筑的特点。
（一）具有传统民族特点的建筑
沈阳自努尔哈赤建都以来，以皇城四方形为中心，在皇城周边均为传统的中国民居，到了后期国门被迫开放，西方传教士的引入，使得沈阳皇城外有了新兴的建筑形式即―教堂。
（二）西洋古典式建筑
建筑主要是自欧美的外国建筑师和留学回国的中国设计师以及日本的建筑特点及技术。建筑特点“洋门脸”的建筑，在洋风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即“洋门脸”建筑。初期传入是模仿，建筑的平面形式、空间布局、建筑的工艺，选择的材料都是传统的民居做法，只有立面形式以及入口等重要部分做成西洋的，这种建筑就称为洋门脸的建筑。发展到20年代的极盛时期，沈阳的洋门脸建筑成为在中国传统的坡屋顶歇山面加了一个西洋的立面，如图1-1所示，原奉天女子中学，只在主入口突兀的加上了西洋的三段式立面。如建于1910年建成的咨议局，其柱体为砖雕。该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砖雕以墙砖代替西洋的石料，砖雕代替石料入口部分为四层凸起，建筑立面均有壁柱，并且柱子为奥尼柱式，二楼是典型的西方阳台并带拱券。该建筑是比较好的实例，中国工匠们的砖拱券技术可以说是仿照西方建筑样式自创出来的。虽然这种建筑师不合理的，但是他体现了西洋建筑传入中国的过程。
（三）沈阳近代建筑的折衷主义―辰野式
1、折衷主义建筑
沈阳近代建筑中的“折衷主义”主要指在20世纪20、30年展和兴盛起来的“西洋风建筑”影响下由日本设计师传来的日本近代代表建筑形式。日本当时正在中国的沈阳进行侵略活动，引入了日本当时最先进建筑设计理念。
建筑特点是多为古典的三段式或罗马式的构图，比例和尺度都极为精确如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先亨得利名表眼镜店），厚实的墙体和敦实的柱体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真正的西洋建筑，这个时期西洋风已经极为盛行了。
2、“辰野式”建筑
“辰野式”建筑的代表人物是辰野金吾。他是日本的著名建筑大师，是建筑界的鼻祖，他在海外学习多年，后回国将西方当时盛行的现代主义带入日本，改变了日本纯粹模拟西洋建筑的模式，自此辰野式的建筑被日本建筑师传入中国。
建筑特征：建筑的整体形态像英国的皇冠，也有称作皇冠式建筑的，建筑的檐口以及分段的部位都采用白色围护进行整体分割，加上红色的墙面，色彩十分艳丽，其高出的顶部有统领整个建筑的作用，显得十分坚固与厚实。
（四）“州国”式与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
“州国”式[1]的建筑师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特有的官式建筑而得名，这类建筑大都对称式布局，而中间部分要高于两翼的尾楼，意思传达志高的统治，建筑的屋顶形式有的额会尊崇当地的传统建筑而加上屋檐和中式的屋顶，有的直接做成西式的平屋顶。
早期的现代主义建筑，当时俗称切豆腐式，由于西方当时已经进入了现代建筑时期，传入东方的是明显的包豪斯思想，因而，建筑设计师们大胆的将前沿的设计理念实现在了中国，这类建筑不再采用传统的柱式，也不再有多余的装饰物，而是纯粹的建筑形式，空间布局也不再是对称式，更加自由。因为是为官衙所做，在气势上更偏重与加强建筑的压抑感，让其表现的威严。
二、沈阳近代历史建筑可持续的应用情况与出现的问题
对于非文物的近代历史建筑再利用具体情况，以下是沈阳市优秀近代历史建筑的现存状态分析图及再利用比例图，由表2-1可以看出，近代历史建筑的再利用量需求非常大占67%，但是遭到二次破坏的情况占大多数。因而，目前现存沈阳近代历史建筑再利用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一）、沈阳的近代历史建筑目前还没有关于对非文物级别的近代历史建筑有一个详细的再利用计划，想要进行建筑的可持续，就要再利用。再利用的范围与程度都没有规定，导致大批量的近代建筑在业主第二次使用的时候破坏了。
（二）、可持续的理论没有进行介入，可持续的发展就是为了让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想协调存在，但是历史建筑的再利用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发展的速度，导致，大部分的历史建筑变成了破坏城市环境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政策制度跟不上。
（三）、再利用前缺乏评估过程，没有合理的评估就不能针对性的对建筑进行设计，首先要对建筑结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这样才能保证建筑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又这良好的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四）室内外功能不能满足需要，室内功能不能满足现代功能的空间，不能充分的利用资源，现使用的业主只在需要的空间内大肆改造，严重的对建筑进行了第二次的破坏。室外空间包括停车和景观的设计，基本保持原貌的较多，有益于城市的发展，周围的建筑挤压，历史建筑的人文空间就被剥夺了，以至于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使建筑呼吸生长，即使留下狭窄的空间也做了停车使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沈阳近代历史建筑在受外来影响下产生了独特的风格，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建筑的再利用是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相比拆除所需要的资金与能源，再利用是更生态的做法。沈阳近代历史建筑的再利用缺乏的是可持续性原则，业主为了短期利益强烈的极端的去迎合功能空间，短期的机构功能补救只能暂时延长建筑寿命，没有为后代子孙的再利用留下任何贡献，通过对沈阳近代历史建筑的分析，得出结论，沈阳近代历史建筑的可持续性再利用情况堪忧，没有达到可持续的理念，也不能够物尽其用，还有破坏之嫌疑，因而可持续再利用是否对历史建筑有促进因素都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
注释：
1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定义取自27-30
参考文献：
1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M]，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
关键词：旧城改造；古建保护；保护意识
Abstract:Thebuildingsofacityisthemostspecificcarriertocarrythematerialcultureandintangibleculture.Protectionofancientarchitectureisnotonlytopreservevaluablehistoricalrelics,moreistokeepthecity'shistoryandtradition,theessenceofbuildings.Ineconomieglobalization,wemuststicktoourowncultureandtraditions,andprotectandsustainableuseourcommonculturalheritageofthecity.Duringtheprocessofreconstruction,themoderntechnologyandnewwaysofthinkingshoulebeappliedtoachievethedynamic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ncientbuildingprotection.
Keywords:reconstructionoftheoldcity;ancientbuildingprotection;protectionawareness
中图分类号：K928.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古建的分类保护
（一）对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遗产以实存方式进行重点保护
经过文物保护部门综合、详细的科学论证而鉴别出的富含文化信息且历史意义重大的古建，我们应以一种实存的方式对其进行重点保护。要进行一种严格保护性修缮，占据特定的空间完好地保存下来并对其进行合理修缮。例如我国的故宫、秦文化遗址等意义重大的历史建筑，在旧城改造和城市建设中应绝对加以尊重。同时要对其周边建筑物的控制进一步细化，如高度、风格、容积率等详细指标都要具体给出。
（二）具有一定规模的完整古建——“外部修旧如故，内部修旧如新”
对现有大量存在的可继续为人民服务的较完整的古建，应在维持其外观的同时，对其进行内部现代化的改造。如此可令古建融入到城市现代化的生活当中，富于活力，以其特殊的文化氛围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影响等。在尊重古建文化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建造有个性的建筑，让城市在和谐统一、有机的秩序下包容古建；在新城的建设上也要融入老城的特色，让建筑本着最初为人的生产生活服务的目的继续活跃在城市生活当中。
（三）阻碍城市发展的古建——记录下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后拆除
对于一些意义非重大的确认已经阻碍了城市发展的古代遗存建筑，可采取各种先进的手段如电脑、图像、图形等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记录，随后再进行拆除。这样既可以保证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能使历史信息得到保存。例如我国一些占据了城市主要发展地段的年久失修的古代民居、民间的庙宇等，即可采取这种虚拟保存的保护办法，在记录下其史料的前提下进行拆除。
（四）仿建古建——冠以特定的标签与古建加以区分
对于一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建成的仿建古建，我们不必对其加以否定，而是可以通过为其冠以特定的标鉴与古建加以区分，并对其进行合理利用。处理好其与古建的关系非常重要，避免让后人觉得我们是在盲目地复古、建假古董，更不能让后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在上演百年和千年前的历史，既没有发展，也没有精心地将历史的优秀传统表达出来。这种特例如现有的锦绣中华、仿古商业街等。应在继续发挥其现有的经济效力的同时，进行仿古建筑与古建的比较活动，以“仿”为名签提醒世人，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古建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在精神层面上的一部教材。
二、建筑师和规划师对古建的保护
（一）当今的建筑师和规划师要更好地学习历史，对建筑在特定的时间内蕴含的文化含量进行清晰透彻的诠释。沿习优秀传统，坚决反对盲目的复古和抄袭，成为更有力的新时代建设者。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互相学习经验，尤其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精华，形成良好的维护古建文化的氛围。
（二）作为社会的工作者，当今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应增加对社会的认知度，了解历史建筑的真实意义所在，忠于历史，忠实于人民，并努力引导大众的欣赏品位。例如，可以借助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如电视、因特网、微博等各种大众传媒，向人们宣传古建保护的意义，并组织撰写一些通俗易懂的建筑历史方面的书藉，供市民阅读和学习。
（三）当今的建筑师和规划师要提高建筑的精品意识。今日的建筑也会成为明天的历史，不能出现文化上的断层，文脉上的割裂，而是要尽力让这些建筑有如一条潺潺流淌的河，有平缓，也有曲折，为我们的后代保存下一份完整的历史，让古建保护意义在时空上得到拓展。
三、与古建保护相关的一些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