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绿色高效，发展生态经济
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些突出生态问题，源头在于传统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绍兴市把发展绿色高效的生态经济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严格环保准入，加快结构调整，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按照构筑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着力推进纺织、印染、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改造，大力发展新型材料、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全力培育现代物流、现代商贸、文化创意和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致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生态经济的发展领域不断拓展，产业结构更趋优化。一二三产业比重由2005年的6.6：61.0：32.4调整为2009年的5.2：58.1：36.7，形成了一批节能电光源、环保装备、太阳能光伏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打造了一批具有历史文化、山水风光、现代休闲的生态旅游区。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大纺织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49.8％降至2009年的41％，机电、节能环保和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的比重均有所上升。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围绕省工业循环经济试点市建设目标，全面实施循环经济“850工程”。培育了建材、印染、医药、化工、热电等8个循环经济产业链。鼓励和支持印染、酿酒等高水耗企业开展中水回用，全市中水回用能力达到15万吨。广泛推行清洁生产，已有348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46家企业被评为省级绿色企业。滨海工业园区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2008年，绍兴成为首批“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先进市”，上虞市、诸暨市被授予“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先进县(市)”称号。
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通过建立能效管理、推广节能新技术、支持节能产品生产、综合处理废弃物、淘汰落后产能，以及对重点用能企业征收超能耗规费等措施，取得了“项目增加、排放减少”的良好效果。2009年全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下降17.7％；COD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12.55％；SO，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18.73％。
坚持重点突破，加快生态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反映越来越强烈，生态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最紧迫的基础性工作。为此，绍兴市以先后两轮“811”环境保护行动为载体，按照人居环境优美化、污染排放减量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环保管理规范化、企业整治长效化等“五化”目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污染防治能力不断增强，有效推进了生态治理。
加大环境污染防治力度。进行重点流域整治，组织实施曹娥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行动，出台了《曹娥江流域环境综合治理行动方案》，重点加强沿江排污口治理。积极开展环保后摘帽督查行动，深入推进省级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诸暨市珍珠产业园区、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等9个园区通过验收。绍兴袍江新区成为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试点单位。按照“搬迁一批、关停一批、转型一批、提升一批”的要求，对市区二环线内企业进行搬迁转型提升，搬迁(关停)企业65家，转型提升19家。开展印染、医药、水泥等行业专项治理，萧绍区域(绍兴片)印染化工行业污染整治通过省级现场验收。突出重点企业整治，在对400多家重污染企业进行系列专项整治的基础上，及时重新明确389家环境管理重点企业并实施分类管理。同时，以“碧水”、“清风”系列行动和“飞行监测”为抓手，扎实开展工业污水“进管达标、处理提标”专项行动。2009年重点污染企业省级“飞行监测”达标率达78％。
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建设了曹娥江口门大闸、曹娥江引水工程、大环河整治工程等基础设施，已建成4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到135万吨，日。占全省五分之一。同时污水收集管网不断完善，收集面不断扩大。目前全市已建成污水配套管网1036公里。投资3，5亿元的绍兴市垃圾和污泥处理综合工程项目建成运行。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污泥1000吨，绍兴市工业和医疗废弃物处置中心也已建成并投入运行，为生态市建设提供了基础硬件保障。
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在城市先后开展了显山露水、街景立面改造、城中村改造、蓝天工程、噪声控制等工程；在农村全面开展了以“五整治一提高”为重点的“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绍兴“人文、生态、宜居”的特色进一步彰显。2009年各县(市)城市空气质量全部达到二级标准，城镇区域环境噪声达到一类标准的县市比例超过83％。目前全市累计有71％的行政村完成了环境整治，93％的行政村建立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机制，45％的行政村开展了生活污水处理。特别是为突出绍兴江南水乡特色，实施了清水工程、环城河综合整治、千里清水河道等工程，水环境明显改善。市区环城河重现天然泳池，环城河综合整治工程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坚持整体提升。加强生态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绍兴注重正确处理好“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把构建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环节来抓，努力形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保障体系。
实施湿地保护。镜湖湿地是绍兴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绿心”。几年来，绍兴高度重视对镜湖湿地的保护，在生物资源调查和生态环境研究的基础上，坚持保护和修复地貌、水域的原生性，坚持在保护的基础上适度开发、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共赢”。绍兴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成为浙江省唯一的部级城市湿地公园。
强化水源保护。全面启动鉴湖水域18项水环境综合保护措施，认真抓好汤浦水库等饮用水水源地。曹娥江、浦阳江和鉴湖“两江一湖”的江河源头区以及重要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重点预防保护区等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进一步加大了重点流域水环境保护的力度。连续七年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
建设森林绍兴。大力开展生态森林城市建设，在主要生态敏感区域建成生态公益林185万亩，营造平原农田林网和沿海防护林3200
多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4％。全面推进城镇绿化，绍兴中心城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7.67％、44.23％，人均公共绿地达到15.55平方米。诸暨市和绍兴县夏履镇、杨汛桥镇分别获得省级森林城市和省级森林城镇称号。
实施生态修复。推进绿色通道建设，带、网、片、点相结合，层次多样、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绿色交通长廊逐步形成。加强废弃矿山生态恢复保护。全市完成废弃矿山治理项目累计达117个，2009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83.25平方公里。有序推进“三沿五区”坟墓治理和生态殡葬工作，通过整体搬迁、绿化掩盖、强制平毁等方式有效治理坟墓，全市生态葬法行政村覆盖率达95.8％。
坚持全民参与，弘扬生态文化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社会的一项实践行动，需要有广泛的群众参与和扎实的社会基础。绍兴注重把弘扬生态文化、开展多样化生态文明创建、营造浓厚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环节，引导人们把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之中。
广泛开展群众性绿色系列创建活动。按照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建立多层次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平台，扩大公众参与面。积极探索社会化的生态创建机制。充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志愿者队伍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开展保护母亲河系列活动，大力推进系列绿色创建活动。全市已建成部级绿色学校13所、省级绿色学校112所，省级以上绿色社区57个，省级绿色饭店33家、绿色家庭120户、绿色医院9家。
深入开展区域性生态创建活动。开展环保模范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节水型城市和生态市县、生态乡镇、生态村等创建活动，着力营造优美的城乡人居环境。全市已建成1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2个部级生态示范区、13个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和2个省级生态县、1个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和54个省级生态乡镇。
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积极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倡导适应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技术竞赛，通过组织开展节能降耗与资源综合利用竞赛，举办节能减污技术交流和产品展示会，促进了一批节能环保新技术的创造和推广应用，有效提升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初步形成了崇尚自然、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良好社会风气。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制度体系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推进内生动力体系建设。绍兴注重从创新体制机制人手，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构建政策支撑体系。2003年，绍兴就出台了《绍兴市生态市建设规划》，各县(市)也相继编制了生态县(市)建设规划，在全省率先全面完成了生态县(市)建设规戈Ⅱ编制工作。近几年，我市又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市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深化环境污染整治的若干意见》等具体配套政策。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激励性措施，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
一、创新驱动发展思路，提升园区建设水平
一是实施产业升级战略。坚持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以大产业支撑大发展的思路，围绕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构建、完善、强化、延伸产业链，鼓励企业走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目前，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进行了有益尝试，比如日月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拥有自治区级企业研发中心和自治区级太阳能电池工程研究中心。年产300MWp太阳能电池片技改项目是该公司一项技术升级项目，项目总投资3559万元，全部资金由企业自筹，其中新增固定资产投资104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2519万元。项目于该公司现厂区101号电池厂房内改造实施，不新征建设用地，不增加建筑面积，利用厂房现有动力辅助设施进行改造升级，通过新增和改造部分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达成生产线自动化改造和技术升级的目的。电池生产规模从现有年产140MW提升至300MW，太阳能电池品质有所提升，生成成本相对下降。项目所需要的电力、市政自来水和污水接纳等公用工程均可利用现有设施统筹解决，毋需新增。项目技术升级达成后，多晶电池片平均转换率达到18%，单晶电池片平均转换效率达到20%，五条电池生产线产能达到300MW/年。目前已经完成三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项目全部达成后第二年，可实现新增太阳能电池组件80MW，达成后3―10年，可实现新增太阳能电池组件160MW/年。项目达到生产设计能力后，正常年销售收入预计可以达到3.7亿元，年均上交税收163万元。
二是实施新城建设战略。坚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原则，按照“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七年显品质”的建设时序，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加快推进开发区从“建区”到“造城”的转变。
三是实施社会转型战略。坚持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把公众性、公用性、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公共事业，作为社会建设主要任务来抓，创新思维，尽快补足开发区长期以来在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短板，重点加快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体育、社区建设等社会事业，着力改善民生，以社会转型推进经济转型发展。
四是实施生态文明战略。坚持生态立区方针，以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园区为载体，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注重建设生态文化，加快形成若干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园区，切实提升园区城市品位。
二、充分发挥外资的地位和作用，推动我区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转型和创新发展
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利用外资的工作也要不断创新发展，充分发挥招商引资、利用外资工作在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由原来的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化；在园区建设上，从单区域向多平台发展，重点彰显产业特色，推动产业集聚；在发展动力上，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重点引进高端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在节能环保上，重点引进绿色、低碳、环保、节能项目，努力推动我区的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国家有关领域的先进示范区。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生态环境效应；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研究
引言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实，城乡居民在农产品安全食用、生态文化获取等方面提出多样化需求[1]。基于此，区域生态农业管理主体应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情况灵活改进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落实，推动区域农业向生态化、绿色化发展，并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农业经济效益。乡村振兴背景下，研究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2]。
1乡村振兴战略下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实践意义
1.1迎合市场发展需求
人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渴望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对于乡村农业经营管理主体来说，应以人们需求为导向，动态观察市场变化情况，为人们提供绿色农产品，并推动区域生态农业创新式发展,区域生态农业模式如图1所示。
1.2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区域生态农业是整体农业的一部分，适时提高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这能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可靠支持，并创设宜居环境、营造良好文化氛围，让村民享受乡村振兴战略贯彻带来的利好，进而激发村民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的内动力[3]。因为村民是乡村振兴战略执行者和享用者，所以在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应用阶段要征集村民意见，尽可能兼顾村民需求，引导村民提出绿色生态建设、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化建议，全面保证生态服务合理性和有效性，为生态农业大规模发展助力[4]。实际上，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宜居环境创设、生态效益良性循环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使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有效实现。
1.3减轻资源环境压力
如今，可利用资源短缺现象日益显著，这既会增加生态农业建设与管理压力，又会影响乡村农业稳健发展步伐。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应稳步落实生态农业创新系统的应用，力争在短时间内提高系统实践效率[5]。随着城镇化进程逐渐加快，部分污染型企业移至农村，无疑增加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阻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态势日益严峻，不利于农业持续、稳健发展。从污染类型来看，我国九成涉及大气、噪声污染，如图2所示。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大气污染、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11%左右，粮食产量增幅255%左右时，化肥增幅约1150%，化肥在增产方面效用相应弱化[6]。基于此，应加快生态农业转型步伐，加强生态农业创新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融合。
2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影响因素
2.1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每个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有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会作用于当地学生教育水平、金融环境、农业生产水平以及经济产业结构等方面。通常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对乡村振兴战略下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成本投入会更高，成本投入越高，则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也会随之提高[7]。
2.2当地城镇化水平
当地城镇化水平会影响农业用地使用情况，不健康的城镇化水平发展，会导致农业系统耕地面积减少，劳动力投入减少。城镇化水平高低对于生态农业系统发展有利有弊，如果某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当地农业发展，主要是由于当地化城镇水平越高，则以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人员会有更多放弃此工作，对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将会造成负面影响[8]。但是，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当地农民科学技术运用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对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有正面积极影响。
2.3农村基础教育水平
当地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对当地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具有直接影响。农民百姓知识文化水平越高，则越容易接受先进农业科学生产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活动，提升乡村振兴战略下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相反，当地教育水平低，则会制约当地农业先进生产科学技术推广，农民百姓对于农业市场变化规律等理解不到位，进一步导致农民百姓与农业市场农业生产信息不对等，在此基础上，如果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加大对区域生态农业创新资金投入，则会由于百姓知识储量不足，只能被动接受，进一步降低农业创新系统效率，限制了区域生态农业创新工作发展。
2.4农业科研能力水平低下，科研效果不佳
我国当前高等院校农业学科结构以及农业专业设置存在一定问题，相关机构存在着职能职权交叉重复，主要体现在高等院校教学设置集中在种植业学科，其他农业相关学科设置不受重视，甚至还存在着学科课程不完善，相关专业学生无法得到系统专业知识学习的情况[9]。传统农业学科开设数量饱和，但是创新新兴农业学科开设以及发展却数量较少。另外，学科结构不合理还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科学研究方面，对于农业生产前以及农业生产之后领域研究有待深入。高等院校以及一些农业研究所科研队伍研究方向仍有不足，农业研究方向没有随着农业科技以及农业实际生产需求变化而变化，农业科研成果实际操作性不强，不能有效解决当下社会环境中农业生产存在问题，研究科研内容并不是农民们想要的科学结果。当前农业科技研究往往针对于农业常规操作，对基于生态环境效应农业实用技术以及创新技术科学研究着力不够。相关农业研究人员一味借助国外优秀农业科学技术，没有考虑将优秀外来农业技术有效转化成更加适合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缺乏了创新产生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10]。
3乡村振兴战略下提升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有效措施
3.1因地制宜，出台相关发展政策
国家相关政府部门想要提升乡村振兴战略下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需要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具体情况以及当地农民劳动生产水平，制定一系列相关发展政策，主要内容可以包括提高当地区域农业创新系统效率以及保护当地生态环境[11]。在实际发展中，对一些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可更加重视当地农业生产与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创新农业生产活动；而对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则更需要重视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尽可能减少当地农业生产资源浪费。
3.2建立健全当地农民基础农业教育学习体系
国家相关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建立健全当地农民基础农业教育学习体系，设置专项资金，加强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建设。而当地政府则应当正确利用此专项资金，与农业发展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培育工作指标，利用指标完成度以促进农业部门主动性提高，调动多方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地农民百姓文化水平，帮助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并掌握先进农业生产知识与农业生产技术，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下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提升工作。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聘请一部分农业生产方面专家学者，或是从农业研究机构、涉农院校或涉农企业中选派人员，让其全职或兼职任教，提高教师职业素养，选择不怕困难、有耐心、吃苦耐劳的教师，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训，下到基层农村，去面对面指导当地百姓农业创新技术的运用[12]。另外，培养农民成为农业人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农业处于转型阶段，对于人才需求量较大，应当设计多样化培训方案，以适应层次不同农民学习的需求。可从农民务农时间、文化程度、专业技能、田地亩产量、经验测试等方面考察，了解其农业知识培训需求，重点关注农业带头人、青年农场主等具有现代农业经营理念的农民，根据其情况明确培训时间[13]。每当完成一阶段培训后，还需对工作效果进行考察，完善农业基础知识培训学习体系。
3.3加大对当地农业科技成本投入力度
国家相关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大对当地农业科技成本投入力度，可拨出专项经费构建农业科技发展基金，专用于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与技术推广工作。并建立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项基金，负责重大农业开发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尽可能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环境。鼓励引导企业、金融机构、个人、社会团体向农业科技投资，通过多种融资渠道进行资金筹措，以实现农业科技创新推广[14]。同时，还应当优化涉农贷款工作流程，降低涉农贷款门槛，提升涉农贷款额度，为当地农业创新发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尽可能保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提升。另外，还应当发挥财政部门职能作用，构建财政农业科技资金投入增长机制，以支持农业前沿性、基础性、公益性等科技研究，将农业科研机构经费运行保障水平逐渐提高，以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着重建设农业技术社会化服务体系，为生态农村创新发展效率提高提供有力支撑。
3.4将生态保护作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先决条件之一
国家相关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当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农业耕地有效利用转型，才可以保证当地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具体实现措施体现在尽可能保证农业作物种植质量，保证农作物丰收；适当使用农药化肥等一些化学手段，保证农业耕地质量；减少对自然资源滥用，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发展当地农业科技水平，实现农业创新系统可持续发展。并在区域生态农业发展之处，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育，将环境保护标准定的更高，对新生产线、新产业、新产品引进吸收都严加要求，通过此种方法，减少农业耕作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才能推动农业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除此之外，政府部门面向农业种植户进行专项教育，并组织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让种植户在农业生态保护方面端正态度、丰富理论知识储备，真正为农业生态创新系统有效践行指明方向、给予理论支持。当生态保护工作落实后，区域农业经济效益会逐渐提高，最终为农民谋福利，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稳步落实[15]。
3.5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建设农业创新人才队伍
相关农业部门想要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需要将重点放在农业科研体制方面，改善传统老旧农业科技体制，结合先进农业科技体制实例，发现现有农业科技体制中不足之处，主要问题体现在农业科技组织管理调控权力不集中、农业科研组织布局混乱无序、农业研发层次重复现象频发、农业科研组织管理工作没有有效落实、高等院校农业研究设置沿用老旧传统、农业专业学科设置不具有全面性、基于生态环境效应农业科技跨专业综合型项目研究实力与水平有待提高、农业科学技术研发方向与当地农业实际需求不匹配等。针对上述情况加以完善，并创建农业创新人才队伍，可有效推动区域生态农业发展创新。简言之，区域农业部门与高校、农业科研单位取得联系，这能为高校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使其在生态农业创新方面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与此同时，农业科研人员能够在生态农业创新系统实践方面获得灵感，确保农业科技理论与实践活动有机统一，最终为生态农业创新系统高效运用给予理论指导。为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借助农业创新人才队伍力量为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改进提供新思路，确保农业科技创新体制的引导作用全面发挥，取得农业生态持续发展的良好效果。
3.6联用乡村创新系统，深化区域农业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这为乡村创新系统与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融合提供机遇，使城乡联动步伐大大加快，并稳步落实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创新治理、可持续发展、区域生态保护的良好效果。如今，创新驱动发展要求逐渐提高，从区域农业发展现状制定可行性策略，并严格遵循创新政策规律，使生态农业创新系统在区域生态农业建设、农村经济秩序维护等方面发挥优势。两种创新系统融合阶段，产业创新发展空间相应拓展，能够起到提质增效作用，经实践分析探索适合区域农业生态建设的可行性路径，真正制定提高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的“中国方案”。乡村振兴视域下，区域生态农业创新系统效率提升工作不能一蹴而就，这项工作需要政府、村民大力支持，以便为乡村社会和谐建设、区域农业改革深化提供推动力。其中，政府部门为其颁布优惠政策，并适当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区域生态农业建设工作常态推进，大大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关键词：新常态；产业转型；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075-02
石嘴山是宁夏工业经济的“摇篮”，是国家“一五”时期布局的十大煤炭基地之一，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吨钢都出产于石嘴山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煤机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有色金属新材料为主的重工业体系。然而，这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老工业基地，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浪潮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中，也沦为了因煤而衰、亟需转型升级的老工业城市。
一、石嘴山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现状
（一）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取得的成绩
石嘴山市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民生、生态转型发展，在产业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规模总量壮大。2014年全市经济总量达到467亿元，年均增长11.2%。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304亿元，占GDP比重为65.1%，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二是结构调整见效。第三产业比重由2007年的25.2%上升到2014年的29.5%，非煤产业占工业比重由2007年的53.3%提高到56.7%。三是发展质量提升。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企业达到256家，24家进入宁夏百强企业；产值过10亿元的16家，比2007年增加9家。“十二五”以来，全市累计淘汰落后产能539.5万吨。共引进实施申银特钢、大地循环、维尔铸造、国际建材城、中粮米业等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26个，累计完成投资1016亿元，特别是实施了金晶玻璃、科捷锂电池、盈谷黄金冶炼、恒达纺织产业园等一批轻工类产业项目，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我市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产业转型周期长、任务重、困难多，仍然处在“阵痛期”，国内经济运行存在的许多问题在石嘴山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主要存在七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2014年三类产业比例为5.4：65.1：29.5，二产比重过高，三产比重偏低。二是工业发展层次较低。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而散，全市1400多家工业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仅占18%左右，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占全市工业的75%。三是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石嘴山历史上煤炭资源的粗放开发留下了对环境治理、城市基础设施、城市职工生活的欠账。保护和恢复被破坏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解决社会遗留问题等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尚未建立，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健全。四是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缓慢。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尚处于培育阶段。五是农业特色优势不明显。特色优势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偏低，农产品精深加工率不足20%。六是生态修复和节能减排压力大。全市尚有24.7千方公里采煤沉陷区未有效治理，安全隐患突出；万元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41倍。七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一直慢于GDP的增速，生产业和文化旅游业发展滞后。
二、老工业城市的新机遇
（一）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
中国经济社会已不可逆转地进入新常态。过去的三十多年里，GDP平均增长9.8%，新常态下的2014年，GDP为7.4%。经济放缓是新常态的一种表象，伴随的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等等。这种现象国家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早已预计，将国家的经济工作重点从重速度、重规模、开发重大项目，转到了重结构、重质量、重效益、重民生，着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在转型期发展虽然痛苦，但只有在变化中才有发展，这就像“弯道超车”，比在平路上的胜算更大。石嘴山也将在这趟弯道超车中获利：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机遇。“十二五”期间，七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占整个经济比重只有5%，计划到“十三五”期间要提高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新兴产业增速要在20%～22%。二是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2013年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的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制造业。2014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远远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幅也因服务业已超过城镇人均收入增幅。三是互联时代和电子商务带来的新机遇。当今中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变化，给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带来巨大变化。加上现在的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大数据的时代已扑面而来。基于此，石嘴山经济可以依托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目前，石嘴山的凉皮、燕子墩枸杞、清真牛羊肉、水产、酿酒葡萄等特色产品都已借助电子商务打开了网络市场，也将有更多特色产业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走出宁夏、走出国门。
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这是东北振兴打基础的阶段。今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了东北振兴战略的2.0版，即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发展。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等背景下提出的。体现了大理念、大格局、大生态、大发展的重大的发展思路的转变。
（一）大理念：以科学的发展理念为先导，促进绿色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是包括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内的全局性的发展策略。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是以科学的五大发展理念为先导，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东北振兴问题，这本身就是融入了科学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大理念，是从发展战略上解决了指导思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拥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还是全国的重点粮食主产区，拥有全国四大重点国有林区中的三个等等。所以，要站在五大发展理念的高度来研究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战略。绿色发展是顺应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是着重解决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之间的矛盾。所以，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战略充分体现了这个大理念。
（二）大格局：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实现永续发展
如果说大理念是思想层面上的概念，那么大格局是一个时空范畴的概念。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战略是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实践.振兴战略提出要形成“一个支撑带，五大基地”，即要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装备基地、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国家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发基地。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志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只有大格局，才能做到全面振兴，把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放在大格局中考量，这本身就是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是从根本上促进东北地区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大生态：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生态的思想，这是一个怎么提都不过分但以前却没有强调的概念。因为发展生产力不可能离开外部自然环境系统。只有在大生态的资源约束下谈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协调的发展。
在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同志指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上述论断对于内蒙古国有林区的改革和发展融入到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依据这些思想理论进行的生态功能区划分、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生态红线的划定、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审计等是大生态背景下的综合发力。
（四）大发展：落实新理念探索新路径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同志提出两个底线，一是发展的底线，二是生态的底线。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发展后劲，也是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经济本身就是发展的一部分。同志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关系，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山中有山，山中套山，富有哲理，寓意深刻。
所以，落实新理念，探索新路径，就要实现转型发展，提质增效，提升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真正实现东北地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产业转型、城市转型和生态转型。
二、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生态的现状
内蒙古国有林区集中于内蒙古东北部，包括森工重点国有林区和自治区地方政府管辖的岭南次生林区，是全国最大的天然林集中连片区域，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居四大林区之首。内蒙古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内有森林、草原、湿地三大生态系统，在涵养水源、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亚欧大陆森林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对维护东北松嫩平原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平衡和农牧业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个区域地处祖国北疆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是我国重要的木材储备战略基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区位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2亿立方米木材。无论是在过去为国家提供木材生产上用于生产建设上，还是现在以生态建设为主要任务的生态服务提供上，内蒙古国有林区都占有重要地位。
2000年，国家正式实施天保工程，内蒙古国有林区各林业局全部纳入实施单位范围，逐年减少区域内的商品材采伐量，同时对因采伐量减少而造成的富余人员进行分流、转岗或一次性安置。2008年，国家出台《全国生态功能区划》，规定内蒙古国有林区属限制开发区域，部分区域属禁止开发区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内蒙古国有林区的林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生态建设，为国家提供生态服务，尽管境内有丰富的矿藏资源，但无法进行大规模开发，工业等第二产业发展缓慢。2011年，天保工程第二期实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调减木材产量，内蒙古国有林区阿尔山、毕拉河等地区相继停伐。2015年3月31日，内蒙古国有林区在根河林业局举行停伐仪式，4月1日起，正式实施停伐。随后实施的棚户区改造、新林区建设、国有林区改革等对于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产业发展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长期以来重采轻育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造成大兴安岭国有林区采伐过量，接续产业发展不足，再加上长期以来国有林区政企不分，政事不分，事企不分，企业负担过重，国有林区出现了可采森林资源枯竭、经济危困的“两危”困境，林区面临区域经济的发展、森工企业面临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困难，职工面临生活的困难和个人发展的困境。
三、内蒙古国有林区改革要融入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
（一）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充分发挥国有林区生态功能
我国国有林区曾经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国有林区改革的提出也由来已久，但是，改革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很大的原因是，以往的林业改革是封闭式的，是在林业这个单一范围内进行的，没有把它放在国家改革的大格局中去思考。2000年国有林区实施天保工程，大多数林业工人由“砍树人”变成种树人或护林人。但是，仅仅这一个变化，就会牵动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中发[2015]6号），提出坚持以发挥国有林区生态功能和建设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为导向。坚持生态为本、保护优先。尊重自然规律，实行山水林田湖统筹治理，重点保护好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确保森林资源总量持续增加、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生态功能持续增强。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林业发展模式也将由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变为以生态修复和建设为主、由利用森林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转变为保护森林提供生态服务为主。
所以，在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中，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重新审视林区的综合改革问题。要落实生态建设主体责任，实现森林面积和木材蓄积“双增长”，持续提高国有林区对生态安全的贡献率。过去针对国有林区办社会，包袱沉重，严重制约的林区的发展问题，国家也采取了剥离其社会职能等措施，但是国有林区仍然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职能，负担很重，原因之一是，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依靠国有林区本身是很难彻底解决的。如果仍旧把林区经济发展，剥离社会职能，安置富余职工等工作也交给国有林区，同样会回到以往的循环当中，改革不彻底，措施不到位，这就叫路径依赖。所以，一定要统筹规划，制度创新，分清楚哪些是国有林区要做的，哪些是地方政府要做的，目标是一定要让国有林区轻装上阵，以充满活力的发展机制去完成生态建设和森林资源培育的任务。
（二）深化国有林区改革
1.剥离―破除制约国有林区发展的体制机制。国有林区改革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彻底的剥离。国有林区改革要逐步推进国有林区政企、政事、事企、管办分开，要从国有林区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划转企业经营职能和转变管理职能。创新森林资源管护机制和监管体制，形成精简高效的国有森林资源管理机构。撤销内蒙古森工集团，将社会管理和企业经营职能移交当地政府。
2.转型―实现林区转型。林区转型是不同于林区产业转型的大概念，包括国有林区发展定位、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结构等转型。林业是全社会的林业，没有统筹协调，单凭林业一家之力，要说实现转型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规划，推进林业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也是不可能。因此，必须将转型发展与林业产业化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循环经济、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内容融合在一起。
国有林区要转变发展方式，以发挥生态功能为主要任务，可以撤并林场和经营所，生态移民出山，结合棚户区改造和“十个全覆盖工程”，进行新型林区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强生态产品和林产品供给能力，努力实现资源增长、职工增收、生态良好、林区和谐的目标。
3.民生―要大力发展民生林业。强化地方政府保护森林、改善民生的责任，民生林业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仅仅从国有林区自身来看民生林业是不够的，应该上升到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国有林区发展，非常关注林区的民生问题，所以，在加大林区改革力度的同时实施了林区棚户区改造，并积极推进林区职工社会保障工作。在在国有林区进行了街巷硬化等大量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国有林区的生态功能和发展活力。
4.红线―划定并严守生态，严格实行责任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自然资产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提出了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三条标准与要求，即“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如果官员在任期内，当地GDP能耗突破上限、生态质量突破底线、踏越红线，显然就属审计不合格，如果属于损害或破坏环境，更要被问责。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对官员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这表明党中央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给官员念环境“紧箍咒”，将有效终结少数地方唯GDP的经济发展观，强力敦促官员奉行生态环境至上的发展观，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碧水蓝天。
5.资源―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带。国有林区放下包袱，充分行使森林资源的管理监督职能，加强森林资源培育、提升森林质量，进一步加强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森林面积、森林蓄积、森林质量的“三增长”。使内蒙古国有林区成为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生态屏障和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持久木材战略储备基地。
[论文关键词]生态开发区循环经济生态文明
德兴是一个资源型工矿城市，有色金属采选业对财政贡献率达71％。但是长期以来粗放性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目前，我市正处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矛盾越来越大，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增大，一些重要资源逐渐枯竭。这些问题将严重阻碍德兴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生态开发区”)是破解这些问题的必然选择。
1德兴市创建生态开发区的战略意义
1．1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国家“十一五”规划也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列为基本方略。并相继颁布实施了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江西省较早启动了循环经济示范点工作。也相继出台了系列政策和地方性法规。08年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构想，德兴已被纳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全国上下已形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热潮。在这一背景下，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我市实施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
1．2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
按照自然生态学原理而建立的生态1：业园区，将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形成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传统工业的生产活动是由“资源一一产品一一废物”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生产过程，这是一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这种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是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生态工业园是若干工业生产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一再生产品”的物质循环流动生产过程，这是一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个经济发展模式中，没有了废物的概念，每一个生产过程产生的废物都变成下一生产过程的原料，所有的物质都得到了循环往复的利用。这种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
1．3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德兴工业经济存在“三高一低”问题，即，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经济高风险、资源物资利用率低下，德兴经济还存在“资源诅咒”问题而循环经济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一副良方”。
1．4必能促进环境管理思想和方式实现以下转变
环境污染由末端控制向全过程控制转变，促进企业实行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环境管理由单纯的浓度控制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
环境保护由政府行政调控为主向市场调控与政府调控相结合转变。
清洁生产由促进单个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向促进区域性清洁生产转变
2德兴市创建生态开发区的可行性分析
2．1资源优势，为产业链延伸提供了充足的上游产品
德兴地下有金、银、铅、锌、铁、钨、铬、大理石、石英石等资源，蕴量丰富；地表有丰富的木竹、油茶、中草药等资源，还有3O多万亩粮食、棉花等，产量稳定。德兴作为一个老矿山工业地域，矿石累计存放量超过4．5亿吨，尾矿存放量超过2．7亿吨；尾矿可以综合利用，尾砂中含有较高有价元素，这些资源为有色金属加工、食品加工、化工、建材等产业链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为资源物质综合利用提供了物质基础。
2．2交通便捷，为生态产业聚集开辟了通道。
近几年，德兴牢牢抓住国家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的极佳机遇，大力推进“两条高速、两条铁路、两条公路、两大工程”项目建设，再用三年将彻底打破德兴交通瓶颈，显著提升德兴区位优势，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招商引资、为产业集聚打造好便捷通道。
2．3平台建设，为生态产业集聚打造了发展空间
大茅山经济开发区按照“基础设施适应度超前，配套工程随项目”的思路，不断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配套设施和投资条件，积极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大力推进“一大四小”造林绿化工程，六个工业小区已初具特色，发展平台已搭建成形，为有色金属、食品加工制造、生物医药、机械制造、冶炼化工等产业在各自园区内的聚集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2．4基础扎实，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几年，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战略构想”，08年安排德兴市与南昌大学联合编制《德兴循环经济战略报告》。通过几年来的宣传和实践，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江铜化工公司利用余热发电，德畅集团发展以竹木工程，金德铅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6亿元采用氧气底吹熔炼一鼓风炉还原炼铅法进行环境治理技改项目，不仅有效解决了铅冶炼厂对城区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工业废水零排放，还可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进行回收；金山金矿07年投资5280万元，对矿山电机系统进行节能改造；百勤集团投资1．18亿元，实施D一异抗坏血酸钠生产能量系统优化工程，从源头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该集团还自主研发“三效低温连续结晶”技术，每年可节约能耗和原材料消耗达800多万元；江铜矿山新技术公司从铜精矿中分离钼精矿又成功提取金属铼产品，江铜(德兴)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和金山金矿利用尾砂生产新型建材产品。2008年德兴市主要污染物减排量：COD减排量为249．8吨，其中德兴市富德纸业有限公司68．3吨，德兴市海河木业有限公司138吨，弋阳江西冶炼有色加工厂铅冶炼厂5．2吨，德兴市百勤异Vc钠有限公司1．7吨，江铜集团(德兴铜矿)医院13．8吨，德兴市人民医院13．7吨，德兴市中医院9．1吨；S02减排量608．3吨，江铜矿山新技术开民有限公司608．3吨。
以上成效，必将产生引导和带动效应，必将有力推动我市循环经济发展。
3创建生态开发区的重点工作
创建生态开发区是德兴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德兴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一重大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建议市委市政府发动全市上下立即投身到这个工程的建设当中，当前，应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3．1成立组织机构
市政府成立创建生态开发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汇编国家上级有关循环经济的文件，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活动。市直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范围和工作分工，拟定实施方案，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及时掌握动态，密切协调配合，切实形成合力，扎实推进工作，务求得实效。
3．2制定规章制度
生态开发区创建办公室要加紧总结资源利用，节能降耗，环境保护成功经验，吸收和借鉴新理念，机关报方法，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德兴工业循环经济投资评估、项目管理、信息化管理、绩效考核的一系列办法，建立工业循环经济快速推进的长效机制。
3．3做好政策引导工作
运用财税、投资、信贷、价格等政策手段，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自觉发展循环经济的创建生态开发区的重大项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给予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扶持手段，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财政部门要积极安排落实资金，用于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和创建生态开发区的研究、项目建设、示范试点、宣传培训等工作；税务部门要切实执行国家关于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机构要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开发区创建的重点项目和突出企业给予积极的金融支持。
本报讯2017年3月3日，由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新华网联合主办的“网络强国和实体经济”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张峰，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副局长秦海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工程院刘韵洁院士、余少华院士，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发表主旨演讲。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主持。
张峰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信息网络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日益凸显，加快建设网络强国、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既是适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客观需要，也是顺应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在相关部委、企业、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网络能力持续增强、技术产业创新加快、融合应用蓬勃发展，为网络强国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关于下一步工作，张峰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大网络设施投入，夯实网络强国基础；二是狠抓核心技术突破，增强产业支撑能力；三是深化融合应用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升级；四是健全网络安全体系，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秦海在致辞中强调，建设网络强国和振兴实体经济具有内在辩证关系，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为振兴实体经济、优化经济结构、创造新业态新模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秦海表示，网络技术应用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经济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网络内容建设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振兴实体经济提供了良好氛围；网络国际竞争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产业安全和网络安全高度关联，无论是建设网络强国还是振兴实体经济，都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勇主持论坛主旨报告环节。刘韵洁院士、余少华院士、魏少军教授，以及中国电信、腾讯、阿里巴巴、华为、三一重工等企业专家围绕网络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分别从技术自主创新、产业生态构建、基础设施升级、持续推进提速降费、创新繁荣数字经济、加速工业转型升级的角度发表了精彩演讲。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团体的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赵明）
【关键词】东北振兴中国制造2025经济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F421【文献标识码】A
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曾经辉煌过，是中国的排头；向市场经济转轨后，东北落后了，变成了排尾。排头变排尾是什么原因？怎样根治落后？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四个阶段
首先说一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由来和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四个阶段酿就了东北现象。
东北老工业基地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五、二五期间，建设了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企业群体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一五、二五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例如黑龙江的哈量集团、中国一重，吉林的一汽、吉化，辽宁的鞍钢、沈重等都是苏联援建的。第二部分企业是抗美援朝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南厂北迁，把河北、山东、辽宁的一些大企业迁移到黑龙江来，共迁移29家，例如哈轴厂是从辽宁的瓦房店轴承厂搬迁过来的。第三部分是东北三省自力更生建立的新企业，如黑龙江的大庆、龙涤、黑化等一批企业。
东北老工业基地成型于计划经济的年代。1962年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成立了中央六个地区局，其中东北局设立在沈阳，把老工业基地建出了规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以制造业、开采业为主，低价位开采资源，支援全国经济建设，牺牲了资源、搭上了廉价劳动力，为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于改革开放年代。在改革开放期间，东北三省最后一个退出计划经济阵地，也是最后一个进入市场经济阵地，由排头变排尾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尽管东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支持下，加快改革，也做了一些重要的调整，但因计划经济的旧身板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大型国企进入市场经济遇到了严重的不适应症，这些问题都是导致东北落后的原因。
东北老工业基地升级于二十一世纪的“东北振兴”战略。自2003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央给了不少政策，辽吉黑三省从GDP总量到外贸总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始终没有改变落后的体制。所以，进入新常态后，东北三省首先表现出了经济增速下滑现象。
综上所述，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起步于一五、二五期间，成型于计划经济的年代，转型于改革开放年代，升级于二十一世纪的东北振兴。盘点历史可带来理性思考，把脉病因、对症下药，才能根治落后、全面振兴。东北经济的“三个落后”和“四个短板”
东北经济落后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三个落后。一，思想观念落后。东北居民多是近现代由关内移民而来，三千年封建思想导致小农意识积累很深，缺少团队精神、缺乏合作意识。计划经济积累了东北人听话、照办、不会创新、不会开拓的特点。二，体制落后。东北经济管理体制是历史遗留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企业活得难，政府活得累。三，产业结构落后。计划经济留下的旧产业结构，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出了问题。实践证明，速度决定增长，结构决定发展。东北重化工企业比重太大，以黑龙江为例，一个大庆、四个煤城占黑龙江GDP60%。大庆油田减产降价，四大煤城量价齐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为此，必须补长短板做强长板，才能打造东北经济升级版。
东北经济结构存在四个结构性短板，分别是：第一，国有企业多、比重高，非公经济比重低，和南方发达省份相比差距大。如浙江民营经济达到了89%，体制活、发展快。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发展晚、比重低。东北的第一产业农业大而不强，第二产业工业结构欠优，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是46.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六个百分点，比广东低26个百分点。而美国服务业比重达到73.1%，主要靠现代服务业创造GDP，创造税收，创造就业。第三个短板是东北工业结构，传统制造业比重太大，高科技、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低。为此，要打造以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支撑点的新的经济格局，如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产业、生物科技、环保产业、电动汽车、高端现代智能制造业。淘汰夕阳产业，发展朝阳产业，彻底改造产业结构，东北的发展才有希望。第四个短板是开发不合理，偏重于资源开发。开发资源是对的，但不能单一，比开发资源更重要的是市场营销，把好东西卖上好价钱。现在是守住资源要饭吃，市场开发不到位。浙江义乌注重市场开发，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带来的是人流、物流、资金流。而东北三省往往只研究资源开发，不会市场开发。例如东北木材资源丰富，而全国性家具市场却在广州；东北三省都是粮食大省，而粮食期货市场却在郑州。东北没有定价权，被边缘化而落后。为此要抓住市场开发这块短板，用市场开发带动资源开发，在调结构上下大工夫、做大文章，才能凤凰涅重生发展。“四个十年”东北抓住机遇加快振兴
机遇总是偏好有准备的人。东北发展前景出现了，四个十年叠加在一起，这四个十年互动互补，东北应善抓机遇加快发展。
第一个是东北振兴的十年。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意见涵盖激发市场活力、深化国企改革、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等内容。我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群要分类指导。“原”字号企业怎样深加工延长产业链，“老”字号企业怎样改造升级，“新”字号企业怎样做大做强，民营企业要扶持做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做到三产三做：一产农业要做强。要做强农业，贵在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二产工业要做优。解决工业大省结构欠优问题，着力于传统制造业怎样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怎样做大做强。三产要做大，解决现代服务业发展晚、比重低的问题。东北要抓住第二次振兴的重大机遇，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个是经济新常态的十年。去年3月份提出我们国家进入发展新常态，新常态要新到2025年。新常态有四个特征：一是中速发展，二是深化改革，三是调整结构，四是创新驱动。我们要把握时代特征，应对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东北把握好第二次振兴是对新常态最好的应对。新常态的提出，是由过去粗放增长的高速度转向为理性增长的中速度，增长的空间是保七争八不低于六。东北要把握好主旋律，确定好发展的新思路。
第三个是龙江丝路带建设的十年。国务院批复了“中蒙俄经济走廊”黑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新丝路带的建设也给黑龙江带来了拉动作用，培养了新的增长点。新丝路带分三步走，第一步为2014-2015年，是启动阶段，对俄贸易量要达到250亿元；第二步是2016-2022年，主要是攻坚阶段，要建成“一核四带一环一外”新格局；第三步2022-2025年是达标阶段，形成一个由开放带改革，用改革促发展、调结构、转方式、惠民生的工作新思路。
第四个是“中国制造2025”行动十年。这个十年和东北振兴十年时间相吻合，会带来互动互补效应，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带来了新机遇新平台，这十年中国企业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用“互联网+”为老产业基地带来新发展，用“互联网+”把老产业改型升级，把新产业做大做强。东北老工业基地借助“中国制造2025”这个新行动，带来了“三化”的新导向。一是智能化，工业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实现智能化，工业的运营和管理实现智慧化，要由制造大省变成智造强省。二是服务化，制造业要服务化，这是一个新理念。老的企业关起门来搞生产，就产品研究产品，厂外的服务业关注不足。现在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提出了服务化，制造业的企业延长服务链，开发生产型服务业，包括科技、金融、商贸和售后服务业。三是绿色化，发展绿色经济很有前景，所以现在要发展生态工业和绿色制造，力求我们的工业也要绿色化、节能环保化。近日，到贵州考察，为中国经济提出了两条底线。一是发展，二是生态，以前是牺牲生态换取发展，现在经济步入新常态，要腾出时间、精力、财力来转方式、调结构，加强生态保护。东北振兴要做好“加减乘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和总理分别分到东北的黑龙江和吉林代表团，表示对东北的重视、关爱和关心。对东北的振兴提出做“加减乘除”四大法则。四法的内涵是：“加法”加在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朝阳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减法”减在淘汰计划经济留下的落后产能和夕阳产业。“乘法”乘在创新驱动上，营造发展动力源。创新细化为四个创新：观念创新出活力，体制创新出动力，融资创新出财力，科技创新出竞争力。东北高校资源丰富，要利用哈工大等高校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把成果落地孵化转化。“除法”指通过深化改革，彻底根除计划经济留下的旧体制旧机制。东北振兴要以四法并重的叠加效应，加大力度以求全胜。
今年7月，在吉林召开座谈会，对东北振兴提出了“四个着力”的要求。一是着力破除计划经济留下的旧体制、旧机制。二是调整优化结构，让东北由原来的计划经济排头兵变成市场经济的排头兵。三是创业创新，为东北经济营造新动力源。四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东北要有针对性和紧迫感，解决国企改革等一系列难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样东北的明天才会更美好！
（作者为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参考文献】
1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接续产业发展现状
大兴安岭地区位于大兴安岭山脉北坡，总占地面积8.35万hm2，占黑龙江省总面积18.36%，其森林覆盖率达80.74%，活立木总蓄积5.1亿m3，占全国的4.2%（翟绪军等，2010）。全区下辖3个县4个区，23个镇，12个乡。国家林业局所属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林管局）辖10个林业局，52个林场（含地方林场6个），经营所18个，贮木场19个，生态管护区（管护型林场）6个，初步形成了以减轻林区生态环境压力，降低林区行政成本，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标的林区局场和城镇布局。
1998年以来，在天保”工程、西部开发等政策的支持下，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开始进行系统性保护与功能性修复建设，于2002年成为我国生态功能区示范区建设试点。十一五”以来，大兴安岭地区在实施生态战略，发展特色经济，构建和谐兴安，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和生态立区、工业富区、项目兴区、打造园区、富民强区”的工作思路引领下，开辟了一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林区特色发展之路（郎咸仁，2009）。目前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了以生态旅游、特色养殖、绿色食品、兴安北药、林产工业和矿产开发等为主导的生态型接续产业，从2006年开始，通过建立对俄经贸合作区增强了产业集聚效应，通过建设重点产业项目加速了新型工业化进程，截至2010年，大兴安岭地区生产总值完成98.2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3415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1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2005年的16户增加到2010年的33户，优势特色产业占GDP比重达25.2%。
2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接续产业发展瓶颈
十一五”期间，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接续产业发展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制约林区经济发展的资源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依然存在。
2.1可采资源面临枯竭
大兴安岭国有林区虽然实行了天保”工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大兴安岭国有林区自开发建设以来，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林业经营思想的偏差，重采轻育、重取轻予，其区内国有森工企业长期超负荷承担国家木材生产任务。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林业陷入了两危”境地，积淀了诸多矛盾，当前的森林资源情况异常严峻。可采林木资源的逐步枯竭，木材产量的大幅下降已经将那些单纯依靠原材料粗加工的林产工业逼上绝路。
2.2体制机制问题影响深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退出，大兴安岭国有林区虽然进行了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改革，但计划体制的深层次障碍仍未消除，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和林业集团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地方党政管理归黑龙江省，林业集团管理归国家林业局，全区范围内的林业局、县（区）政府也是这种管理模式（许俊杰,王志伟，2011）。政企合一、企业办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让企业包袱沉重，发展的路上举步维艰。
2.3主导产业和微观经济主体衰退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形成了单一的、以木材生产为主的具有较强资源依赖性的产业结构。近几年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森林保护政策的出台，再加上资源的不断消耗，传统的森工产业日益暴露出严重的问题。木材的采伐由于国家限制，生产规模日益缩小，而应当成为替代主导产业的木材加工业又都规模较小、技术开发能力差，产品档次和市场竞争力较低，生产效益不断下滑，产业整体处于不断衰退的过程。其他新兴产业虽有所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短期内难以成为整个区域发展的主导产业。国有企业的改革与主导产业升级任务的双重叠加，使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变得异常困难。
2.4社会问题突出实施
天保”工程后，随着木材产量的不断调减，加之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林业产业的萎缩，森工企业富余职工比例不断增加，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人数不断增多。由于林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就业门路十分狭窄，并且这些职工大多数年龄偏高，缺少技能，森工系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此外，由于森工企业整体衰退，企业效益下滑，职工实际收入普遍下降。在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平均的收入差距和稳定的生活状态被骤然打破，社会中的不安情绪增加，人们对地区发展的预期值普遍下降，这种状态直接导致地区发展所需的资金和人才纷纷外流，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大为降低，并成为禁锢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2.5资金人才短缺状况严重
多年来，大兴安岭林区执行先生产、后建设”的林业建设方针，以采伐和为国家做贡献为主，没有留下建设资金，各种历史欠账较多。实施天保”工程后，企业因木材减产而形成的债务尚未处理，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能力，中小企业贷款十分困难（张志达,满益群，2004）。现在又将面临因全面停止主伐生产而丧失经济来源，发展接续产业基础差、困难大。并且，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无法吸引大规模的国内外自由资本进入，大多数企业因资金不足而无法进行产品的开发和研制，随着原有产品市场的萎缩，企业逐渐陷入困境。此外，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的人力资源也同样处于短缺状态。由于经济的衰退，人才的流失现象相当严重，企业的技术人员也缺乏应有的培训，人才的短缺直接制约了地区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区域创新能力的增强。#p#分页标题#e#
3大兴安林国有林区接续产业发展模式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主体功能区建设上升到战略高度，其目的就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郭培坤,王勤耕，2011）。大兴安岭国有林区必须按照建设主体功能区发展方式的要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确立合理的接续产业发展模式。
大兴安岭属于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是相对于资源型产业而言的。在狭义上，接续产业是指在原有主导产业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延伸产业链，对原有资源型产业的产品展开深加工和制造；在广义上，接续产业还包含了替代产业，即脱离原有主导产业，转而发展非资源型产业。因此从广义角度看，接续产业既包含对原有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也包含对原有主导产业的更新和取代。这也给出了资源型城市接续产业发展有两种基本模式：产业延伸模式和产业替代模式。产业延伸模式就是在资源开采的基础上，利用原有资源优势，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通过产业链的扩展增加产品的加工深度，提高资源的产出价值，从而带动城市主导产业的转型，一般有内涵型和外延性两个发展方向；产业替代模式是根据城市自身功能特色、定位及市场需求，发展新型产业替代资源性产业，一般可通过植入新型产业和扶持新主导产业两种方式实现。
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接续产业的发展不能简单的采取某一种模式，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由于自身因素的不断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各种影响，其需要选择合适的接续产业发展模式，即生态为本，产业复合”的接续产业发展模式。该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并不仅仅表现为单一的模式，而是以上两种模式的复合，在经济转型的实践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生态建设为中心，其主导产业逐步由林木采伐业转变为林木资源深度加工和利用为主导的产业群，大量相关联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聚集和配套服务促进企业间的技术外溢和技术进步，随着资金的积累以及区域功能的逐步完善，推动新兴产业不断发展，逐步建立起基本不依赖林木资源的全新产业群。其做法如下：
3.1坚持生态为本”，强化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培育
大兴安岭是我国东北部的生态屏障，将以生态为本”作为接续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任务，不仅符合其生态功能区的定位，同时，强化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培育也是为其建立以林木资源深加工和利用为主的林业产业链延伸提供物质基础。
大兴安岭东部林区活立木总蓄积为52285.9万m3。其中，林分蓄积占97.22%，疏林蓄积占0.05%，散生木蓄积占2.73%。林区利用成过熟林可采资源面积为25.5万hm2，蓄积量为2180万m3。其中，限伐区成过熟林15.4万hm2，蓄积量为1277万m3；商品林区成过熟林10.0万hm2，蓄积量为903万m3。大兴安岭林区最高采伐量为224.79万m3，经测算森林资源可承载年72万m3木材产量。目前，大兴安岭林业已将木材产量调制到72万m3。
并且，按国家有关标准区划后，大兴安岭林区林地面积780.9万hm2，区划为生态公益林区574.6万hm2，所占比例73.58%；商品林区206.3万hm2，所占比例26.42%。在生态公益林区中，部级公益林218.9万hm2，所占比例28.04%；地方公益林355.7万hm2，所占比例45.55%。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分别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和措施。在部级公益林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优先安排营造林任务，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在地方公益林区，通过采取森林抚育和改培措施，培育功能完备的生态公益林；在商品林区，通过采取造林、抚育、改培等措施，提高森林的经济效益，兼顾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3.2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由于受到产业惯性的影响，大兴安岭国有林区不能马上脱离以林木资源开发为主的产业格局，仍需考虑适当延长产品开发链和资源开发期限，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更加充裕的时间和资金。因此，应该积极发展森林资源深加工产业，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木材深加工、林产化工等传统产业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同时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如生态旅游、绿色食品、特色养殖等。
在林产品的精深加工上，在漠河和呼玛林业局重点发展结构集成材、木制结构建筑、功能性材等高附加值产品；在呼中林业局、塔河林业局重点发展密度板、刨花板等基础人造板产品；在塔河林业局、加格达奇区重点发展家具、地板、木制工艺品等终端林产品。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完善由初端产品的锯材→中端产品（人造板材）→终端产品（家具、门窗、木结构建筑）的产品产业链条。对于生态旅游业，围绕漠河林业局、图强林业局、阿木尔林业局重点打造神州北极休闲度假旅游区；围绕加格达奇区、加格达奇林业局、松岭区、岭南农业生态示范区建立加格达奇综合旅游服务区；围绕呼中林业局、塔河林业局、新林林业局建立中部生态观光旅游区；围绕塔河林业局、十八站林业局、韩家园林业局、呼玛林业局建立兴安民族文化旅游区。对于绿色食品产业在西林吉林业局、图强林业局、阿木尔林业局等北三局区域，建设野生蓝莓、红豆保护生产基地；在新林区和加格达奇林业局、十八站林业局区域，建设野生蓝莓、红豆栽培驯化基地；在塔河县林业局、呼玛县林业局、十八站林业局和韩家园林业局、岭南等区域，建设野生五味子保护和驯化基地；在呼中区建设偃松籽保护和采集基地。对于特色养殖业，在漠河县等区域，构建狐貂养殖种源基地；在新林区、韩家园林业局等区域，构建寒带鹿养殖及产品加工基地；在图强林业局，构建大型跨区域毛皮交易市场；在岭南等东部农业区、加格达奇区等区域，打造生态畜禽养殖加工基地。
3.3完善城市功能，构建新产业结构体系
伴随着特色经济的发展，社会功能的完善，围绕新旧主导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形成一个结构完整、功能齐备、能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新产业结构体系。
通过完善加格达奇中心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对外合作等功能，强化其在林区经济转型中的引领作用，使之成为辐射和带动林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选择漠河、塔河和呼中3个人口较多、产业基础较好、区位有利、布局均衡、交通设施便利的小城市建设成为发展特色产业的重点集聚区；结合林场的撤并调整，在林区每个县（区）重点培育和扶持1~2个重点镇，建设成为林区移民的安置点、特色产业发展集中点、旅游景区的依托点、林区场站调整的布局点、基本生活服务的集聚地。#p#分页标题#e#
4促进大兴安岭国有林区接续产业发展的对策
4.1积极推进林业体制改革
推动林业局政企分开、事企分开，将社会职能从森工企业剥离出来，移交当地政府，纳入财政供养范围。建立国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国有森林资源管理机构、林业企业三权分离”的机制。国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对森林资源的执法监管；国有森林管理机构负责森林资源的资产运营；林业企业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
4.2全面促进林业企业机制创新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主辅分离改革、股份制改革、森工中小企业改革。加快优势企业、优势资源、优势资产重组步伐，采取资源整合、资产重组、股份合作等方式，健全法人财产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上市融资进程，构建股权主体多元化、经营方式市场化、管理机制规范化的优势产业集团，打造一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加快推进林区经济转型步伐。
4.3努力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依托《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争取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依托天保”二期工程，突出营林产业建设，全面建设部级生态安全保障区；争取全面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在资源税改革、企业所得税优惠、优势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积极争取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提高全区产业发展能力；积极争取国家节能减排示范工程优惠政策，争取在资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示范项目等方面得到支持，促进全区产业结构优化。
4.4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
通过制定优惠政策，进一步改善国有森工林区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到国有森工林区来投资建厂，参与国有森工林区开发建设。鼓励各种社会主体跨所有制、跨行业、跨地区投资发展林业。鼓励和扶持有能力的个人、私营业员企业主、外国投资者等投资发展国有森工林区公益林、用材林和林木种苗繁育、野生动物驯养繁育、森林生态旅游、林区综合开发。
4.5大力推进林业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
建立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和林业科技自身规律的新型科技创新体制与运行机制，努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加快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管理机制，对主要生产岗位，制定岗位技术标准，有计划的开展在职职工培训，做到持证上岗，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刘云萍,2004）。根据接续产业今后的发展方向，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点是林木良种及速生丰产林营造、木材精深加工和高效利用、林特产品培植及森林食品和北药加工等方面。
内容摘要：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抉择。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载体，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因素。本文在对新兴产业的发展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就新兴产业的内涵和特征、新兴产业的分类进行了研究，提炼出了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和培育准则，探讨并提出了培育和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选择。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对策研究
目前，世界适逢后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技术革命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均把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以期尽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轮新技术、新产业革命中，哪个国家率先抢占技术和市场的制高点，哪个国家就能取得全球经济发展的先导优势，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纵观世界历次的经济危机，常常是孕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良机，依靠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决策。
新兴产业发展理论
（一）新兴产业的内涵
新兴产业的研究始于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21世纪，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陡然增加，但目前仍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概念。有些将其界定为：Emergingindustries，指正在产生或将出现的产业。有些则界定为：Newindustries，指已经形成了的新产业。两种界定虽有差异，但综合来说，新兴产业应是处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创期(或萌芽期)的新产业部门或行业。从产业发展理论上讲，资本的获利性是新兴产业出现与形成的主要推动力，从表现形式上看，技术进步、资源供给和消费需求是新兴产业的形成三大核心要素。与一般的新兴产业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源于重大技术创新、消费需求的重大改变或者政府政策的重大调整，因此往往伴随着重大的经济范式转变，高度体现先导性、前瞻性的突出特征。概括性的讲：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而产生的科研成果、技术发明、知识创意、组织形式聚集吸引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形成的对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战略发展具有支柱性和带动性的产业，是指一批具有全新社会形态、全新经济形态、全新技术形态、全新组织形态的产业群或产业集群。
（二）新兴产业的特征
1.创新性。新兴产业是产学研深度整合的产业。按照经济学家波特的创新理论，新兴产业的出现，不外乎技术创新、相对成本的变化、新消费需求的出现或其他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变化，致使某个新产品或某项新服务得以实现市场化。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以及市场创新，都指向创新，创新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2.高风险性。技术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创新，重大技术创新一般都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或风险可以划分为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或狭义的风险，以及不可度量的不确定或实际风险。支撑产业发展的技术本身不成熟，技术研发所需要的设施、设备不完善，进而就可能影响到技术产品的适应性、先进性、完整性、可行性和可靠性，从而产生技术性风险；市场风险―新兴产业能否获得到生命力，市场需求是最好的检验，市场风险首先表现在，一项技术被开发出来后，常常不能准确定位其市场用途或者市场接受度和认可度低，反应慢、时间长。其次一项技术是否最终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除了技术的先进性外，还受到用户的转换成本、用户的消费习惯、商业模式的成熟、企业的市场策略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风险：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可能给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以及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地方或部门通过颁布和制定旨在保护地方和部门局部利益的法律和政策所带来的风险。
3.高投入性。新兴产业创建初期一般缺乏成熟的产业配套，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而价格高昂，商业模式不成熟，市场开发难度较大，初始成本较高；企业经营的盈亏点对产量规模有相当的要求，成长期需扩大生产规模和大规模开发市场，资金需求量相当大，从技术研发到批量生产需要较长过程，普通投资难以满足长期需要。
4.高回报性。新兴产业由于其核心技术是前瞻性的、先导性的，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投资一旦成功，其获得的收益将是非常丰厚的，而且投资介入越早，产业的掌控力越强，收益就越高。当然，这种高回报也就决定了尽管风险很高，但其融资仍具有可行性。
5.时间变化性。在一个经济系统中，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一个产生、成长、成熟到衰退的过程。当新兴产业经过长时间发展，增长速度减缓甚至下降，市场需求基本饱和时，则将蜕变为传统产业。而当一种新的革命性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中，或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融合，产生新的商业模式与消费模式，传统产业也可能嬗变成新兴产业。
6.地域差别性。新兴产业具有地域差别性的特征，由于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的约束，某个产业在这个国家和地区是传统产业，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却有可能是新兴产业。同时，出于产业安全，并打破产业垄断和发挥后发优势的目的，某些产业技术虽不先进，市场也不大，但考虑到其在本国和本地区所处的战略地位，也要按国家意志准则优先布局，优先发展。
（三）新兴产业的分类
新兴产业相对旧产业来说，是在业已存在的产业基础上，伴随着社会进步而出现的新兴生产的事业，是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力量。根据产业特征将新兴产业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新产业。新技术一开始，属于一种知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其成果逐步产业化，最后形成一种产业。如生物工程技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更早，它只是一项技术，现在则成为了生物工程产业，可广泛应用于农业、医疗、能源等领域，引领了生产和消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新的产业及产业链。
2.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的新产业。如机械行业的机床产品，采用计算机技术改造后，形成了机电一体化，加工精度、加工效率大幅度提高，使得整个机床行业历经上百年至今仍在发展。同样用计算机和网络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电力系统所形成的智能电网产业，通过对电力生产、输送、零售的各个环节的优化管理，将逐步实现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的统一入网管理；实现发电、输电、供电、用电、客户售电、电网分级调度、综合服务等电力产业全流程的智能化、信息化、分级化互动管理，推动了电网产业整体转型和电网价值的最大化。
3.基于产业融合和生产要素改变而形成的新产业。产业融合使产业边界模糊化，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导致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形态及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比较典型的是休闲产业、金融产业，他们是随着人们消费的需求变化由其他产业衍生、融合而产生的。在经历了以生产要素为动力和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发展阶段后，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以创作、创造、创新、创意为动力的知识经济发展新阶段，由此产生了文化创意产业，他超越了一般的产业概念，广泛服务于产品设计、建筑设计、艺术设计，发现和发掘每一个产业中的文化创意因素，以文化创意来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还有就是原来认为是社会公益事业的行业进行产业化运作。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和培育准则
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又代表着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其选择标准应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前瞻性、长远性、辐射性和适应性。
全局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对带动经济社会整体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先导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应代表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其技术、理念、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有指导和示范意义。
前瞻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具有前瞻和引导作用，它昭示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重心，是引导资金投放、人才集聚、技术研发、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长远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市场、产品、技术、效率等方面应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成长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辐射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承载能力大、就业机会多，可形成行业和区域性发展优势。
适应性：是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要根据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形态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等变化采用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准则。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国长远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它既要对当前经济、社会、国家安全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更要引领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发展和培育应体现以下准则：
国家意志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反映一个国家的意志和战略，要成为国家综合国力以及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是国家必须保持控制和支持的、不以短期利益决定取舍的产业或产业群，代表一个国家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应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把握方向、超前部署、率先投入、引领发展。
赶超战略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聚集尽可能多的人力和物力，使技术、劳动、资金密集型集一身，能够使有一定基础的产业或产业群实现跨跃式发展，进而使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市场需求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要具有长期稳定而又广阔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有宽泛的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要尊重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事实，符合产业实际，突出产业特色。
科技创新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消化吸收能力，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具有在国际同行业领先、并可在某些领域率先突破能力。
产业关联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很强的带动性，重视上下游产业链整体技术突破和联动发展，形成产业联盟和产业群。能够带动一批相关及配套加工业、服务业发展，要有强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发展模式。
聚集人才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通过政策和产业发展优势充分吸纳各个层次的人才，特别是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基础性、引领性、战略性作用，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的能力。
资源环境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对资源消耗低、对环境污染少，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的特点。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和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友好型产业。
国际视野准则：即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具有参与全球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形态下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国际技术、贸易大循环的能力，要能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发展壮大，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品牌技术、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力争在若干关系长远发展的领域中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使国民经济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
（一）重视顶层设计：确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
要抓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机遇期，加强统筹组织领导。科学谋划，超前部署，尽快出台国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展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和布局。在各地纷纷出台相关规划的情况下，重视顶层设计，抓紧出台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目标、发展重点、时间表和路线图，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纲领性文件，指导产业发展。规划应体现三个方面的要求：要与传统产业紧密结合。要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中激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突出发展重点。要选择具有率先突破优势的领域作为重点来推进，加快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向国外延伸，向服务延伸，逐步确立产业高端上的国际竞争优势。要做到当前与长远的结合。按照有利于当前巩固经济回升基础、长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科学确定好近期、中期、远期发展目标和重点领域。同时，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构建差别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布局和发展政策体系，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国家规划区域建设的联动发展。
（二）充分发挥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更应该成为技术创新、扩大投入和产业发展的主体。企业能够把科技要素、工程要素、资金要素、市场要素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产业的最大化和最佳化。因此，要积极推进企业发展战略创新，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态势，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和基础，科学确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发展目标和路径。积极推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强化制造业的产品的软件化、服务外包化功能，扩大市场辐射能力，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要积极推进企业制度创新，形成对市场信息的更快捕捉能力、对资源要素的更优配置能力、对技术人才和金融资本的更强吸附能力，充分发挥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三）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新兴产业的培育，必须有与其相适应体制和机制的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发展的前瞻性、较强的社会性、生产要素的先进性等，对体制机制的改革要求更高。要高度重视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因此，要建立协调推进机制。准确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律和节奏，科学分析发展过程中的相关体制机制问题。要在国家的大战略框架范围内，明确发展方向，核定发展目标，甄别利用比较优势，合理制定区域化、差异化发展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同质化发展，避免新一轮产能过剩。完善市场运作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引导需求、以市场规范竞争，建立产业进入和退出的有效机制，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良性发展。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在加大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的同时，通过推动企业上市融资以及引进和组建风司、创司、担保公司等多种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领域，形成投、保、贷互为补充的资金保障体系，构建多元化投入的长效机制。强化科学考评机制。要改变政府重政绩轻管理、重投入轻产出、重规模轻效率的经济发展价值取向，要研究引入定性和定量指标的双重约束条件，设立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考核指标体系，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探索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探索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要借鉴和吸收国际经验，在市场准入、示范应用、政府采购、财政补贴、市场秩序等方面加大扶持，引导培育国内消费市场。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强示范应用，完善市场应用配套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市场规制，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将需求潜力转化为拉动产业发展的动力。因此，组织实施若干重大应用示范工程，重点围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缓解环境资源制约等紧迫需求，组织实施全民健康、绿色发展、信息惠民等应用示范工程，引导消费模式转变，培育市场，拉动产业发展；重点加强新能源并网及储能、通用航空等产业的市场应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在物联网、节能环保服务、新能源应用、信息服务等领域大力发展专业服务、增值服务等新业态；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为各类企业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五）全方位、多元化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渠道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头戏，而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必然要求信贷结构、资本市场融资结构予以配合、互相联动。因此，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全方位、多元化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渠道。因此，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快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信贷管理制度、专业金融机构、专项激励考核机制和差别化的监管政策。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股权质押融资以及产业链融资等信贷产品创新。多方面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化融资渠道，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大力引进天使基金、创业投资资金、私募基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上市。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投入、高风险特征，突出利用全球资本的重要性，切实提高国际投融资合作的质量和水平，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融资，多层次多元化有效利用国外资金。
（六）精心打造产业链条以增强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
新兴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先导，决定了其组织培育方式不同于传统产业。以配套集群的模式，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实现上下游衔接，有助于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扩散，尽快形成整体竞争能力。因此，要以核心企业或主导产品为基点，推动产业链条向上下游两端延伸；瞄准技术集成的重大整机产品，推进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产业链延伸的目的有：一个是掌握核心资源，拓展利润空间；另一个是摆脱旧的生产方式，掌握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科技竞争能力。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高产业技术创新的组织程度。要鼓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及其他组织机构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则，积极构建探索多种、长效、稳定的产学研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围绕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问题，开展技术合作，突破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形成重要的产业技术标准；建立公共技术平台，实现创新资源的有效分工与合理衔接，实行知识产权共享；实施技术转移，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综上，历史经验说明，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当前，在危机的倒逼机制作用下，全球将进入空前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调整时代。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拉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引擎，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也是在国际竞争中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牢牢抓住这一轮世界新技术、新产业革命的机遇，立足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科学筹划、精心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未来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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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开始，新兴经济体遇冷，短短一个多月从股债市场流失的资金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更多国家加入了货币贬值的行列。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判断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新兴经济体头上集结。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高潮，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经济总量巨大、宏观经济稳定都是中国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国增长是这一波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也受惠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红利，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宽松的信贷资源支持。从经济增长的周期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而中国现在有机会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脱身，关键还在于改革议程已经启动。
【关键词】工业文明危机生态文明模式中国特色文明之路
到目前为止,治理资源与气候的思路与方案主要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进行。直到刚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低碳经济解决方案,仍然没有走出西方式工业文明的框架。当代人类在治理资源与气候危机的思路与解决方案的选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仅仅是环境与气候危机,还是工业文明模式本身的危机?如果不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对气候与环境的治理,就可以在不触动工业文明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单纯的技术路线来解决。如果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当代人类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治理,而是面临着新文明模式创新。
能源与环境问题:在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内无解
能源与环境问题根源于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模式。①起始于西方的工业经济模式,从一开始并没有把资源与环境看作工业经济需要承担的成本来对待。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模式是在假定资源可以无限供给,环境有足够自净化能力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在市场竞争决定的成本计算体系与交易机制中,由于无法对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生态环境进行定价,由此形成了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的代价无法内生为工业经济必须补偿的成本。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生态环境补偿的缺失成本,构成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自然边界。
维系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等价交换,维系宇宙物质变化的规律是能量守恒定律,要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也必须遵守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恰恰是一种不等价交换模式。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初期,其规模尚小,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并不构成工业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当工业化发展所消耗的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自然承受的边界时,这种工业化模式则成为威胁人类文明安全的主要矛盾。
从全球范围内看,环境与资源问题在发达国家实现了很好治理,新兴工业化国家则成为能源与环境问题的重灾区。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环境与资源约束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解决。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成为责难重点的原因所在。事实的真相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模式仍然是在没有根本触动原工业化模式前提下的“外部治理模式”。
这种“外部治理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触动工业模式弊端的外部治理。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用工业生产的剩余财富,在工业生产系统的外部建立起治理系统,来消化工业化造成的外部成本。二是外部输出污染的治理模式。目前发达国家拥有的良好环境,是通过产业转移与污染输入解决的。从1990年到2006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2倍多,而同期美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了9倍多。②美国的进出口结构本质上是输出污染满足高消费的贸易。也就是说,西方工业化的成本是由发展中国家为他们“埋单”的。
目前需要我们正视的是,按照“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演化着另一个逻辑,这就是:在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下,占世界人口11.2%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先入为主的优势与强势,通过外部治理与输出来解决他们的能源与环境问题,那么目前进入工业化快车道的、占世界人口40%的中国、巴西、印度等人口大国,如果也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如法炮制,通过输出工业化成本来保护国内的环境和资源,那么当代人类文明则会陷入一种“击鼓传花”的恶性循环中。总有一天会传不下去,到那时承受这种爆炸式外化成本引发的文明灾难,并不是那个接花者,而是整个人类。而且这一天不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而是越来越逼近现实。
生态文明:在金融危机催化中浮出的新文明
社会危机与自然灾难往往是人类文明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进化的推动力。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既是工业文明的危机,同时也是催化新文明诞生的推动力。如果说在21世纪以前,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认识还只能停留在理论的假设与推理中,那么在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催化下,正在浮出水面的生态文明,则使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研究新文明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新能源革命正在成为引发新经济形态的革命。500年前哥伦布出于商业利益动机发现了新大陆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那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各国出于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出现新能源革命,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新能源革命带给当代人类的不仅仅是一种新能源,而是一个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用现代生物学理论看,新能源革命就像一颗新种子,他携带着支撑未来生态文明发展所需要的新经济模式的基因,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新经济形态转型的革命。新能源革命所包含新经济与新文明的因素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新能源革命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一个全新的时空,突破了“成本外化”的工业经济所不能突破的有限边界。工业经济之所以具有成本外化的特性,其深层根源是由支持工业经济发展的化石能源的性质决定的。化石能源的特性决定了工业经济发展不能突破的两个边界:一是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自然环境自净化能力不能承受的边界;二是化石能源有限性形成的能源供给无法突破的最大边界。正是这两个边界,造成了当代人类的两大危机:能源与环境危机。而新能源革命所利用的生物能、太阳能、风能等资源,则突破了化石能源的这两个边界。首先,可再生能源相对于化石能源的储量以及在未来技术进步下的可利用率而言,突破了化石能源有限性。其次,可再生能源属于无污染的能源。这就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打开了全新而广阔的发展时空。
其次,新能源革命孕育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在生产活动中,人类以什么方式、使用什么工具,也就是以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从事经济活动,取决于在当时条件下人类所能最大限度利用的资源的类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同资源类型就像不同的种子一样,携带不同经济形态的基因信息,由此也构成了不同经济形态的逻辑起点。围绕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将形成生态经济时代新的技术创新与知识体系,同时也会改变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分工体系与高度集中的追求大规模收益的生产模式。由于可再生的新能源是一种具有均衡分布、可就地开发、循环利用的能源,因此将会使分散性、小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也将会为中小城市、甚至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新机遇。
再次,新能源孕育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明观与新时空观。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的文明观,是由于在依靠化石能源的工业化生产系统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与可控制的微观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人力远大于自然力的关系,由此形成了工业经济时代特有的人为自然立法、天人对立的文化观。新能源革命,使人类生产与生活空间发生了根本变化,生态自然系统与人类生产密切相关,并决定了人类必须在尊重自然和与自然平等相处中,才能有效利用可再生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能源孕育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文明观。
后金融危机时代形成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促进生态文明发育的多元文化系统正在形成。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美国独霸的单一世界格局向多元制衡的格局转变,比如以中国为主的“金砖四国”崛起。从文化视角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属于东方文明与文化体系,其崛起也代表了世界文明与文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工业革命以来,借助经济强势,西方文化成了当今文明世界中唯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然而,当代人类文明需要注入一种新文化、新智慧,以探索新的文明模式。携带着东方智慧的东方国家进入世界经济主流,将给充满文明与文化危机的世界带来新的解决机制与思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将替代西方成为拯救世界的另一个普世文化,而是形成了多元文化互动的格局。生态文明需要在多元文化制衡与融合中发育成长。生态文明的建设,既需要来自西方的技术优势,也需要工业文明为人类留下的有价值的遗产,更需要具有天人统一观文化传统的中国的智慧与文化。
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导致触及工业文明模式的生活方式革命。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当代人类在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上,正在实现从倡导共识到倡导统一行动的迈进。虽然哥本哈根推动的低碳经济,仍然没有触动工业经济模式的保守治理方案,但毕竟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在行动上全面改造传统工业文明的新逻辑和新路径。
首先,按照实施低碳经济的要求,我们发现,造成高排放的根源,恰恰不是目前大家关注的生产端,而是高度物质化的消费端。这种病态化、高碳化的消费方式是造成现代人类文明畸形发展、气候灾难的根源。无论是从减排的最优技术路径选择,还是从文明进步的内在要求看,都需要启动基于消费端治理的生活方式的革命。据科学家测算,发达国家消费领域的能耗占其总能耗的60%至65%,而制造业能耗不足40%。在现有技术条件约束下,生产端的节能减排已经处在极限状态,但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还存在巨大空间。
其次,即使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看,也必须启动基于消费端的生活方式的革命。在现代市场经济作用下形成的高度物质化的消费,是一种远超出人类生理需求的过度消费,比如豪华住宅、高排放汽车、肉食主导的饮食结构、一次性日用品、富人身份标识的奢侈品等。这些不仅是造成温室效应的根源,还是引发当前诸多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的祸首。科学家研究发现,现代的高能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导致人类这个物种退化的风险与隐患。
生态文明模式创新:中国的使命与抉择
哪里是生态文明的创新中心?谁会成为生态文明的原创者?从宏观上看,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但新文明模式的创新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在人类文明演化过程中,新文明的诞生总是从某个局部突破开始,然后普及到全世界。
对未来生态文明创新中心区和原创者的研究,需要从能力与动力决定的创新动力模型③来考量。这里所讲的能力,可以界定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技术、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力,在现代社会中具体地表现为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所谓动力,从经济学的视角可界定为一个国家从事创新活动的成本与代价,其创新成本越大,预期越低,动力越小,反之越大。根据能力与动力匹配的原理,如果一个国家只有能力,但缺乏动力,那么他就不会把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到新文明的创新中,那么这个地区就属于文明创新的保守区。相反,一个国家或地区,虽然有创新的动力,但缺乏支持创新的能力,那么这个地区则会成为文明创新的成长区。成为文明创新最理想的区域是能力与动力高度相匹配的区域。
当代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模式面临着双重创新:技术创新与社会创新。从能力与动力匹配的原理看,西方国家在物质和技术条件上具有优势,但由于他们是工业文明模式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缺乏社会创新动力。在这样一种能力与动力因素组合作用下,西方国家在解决能源和环境危机的问题上选择了技术优先的创新路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环境治理,一直到哥本哈根的低碳经济,都是基于不触动传统工业文明模式前提下的技术优先解决方案。但是,要从根本上拯救人类文明的危机,必须启动涉及文明模式的社会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国家只能是有限的创新与贡献者,不可能成为新文明模式全方位推进的原创者。
其次,尚处在工业化初期的不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非洲、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处在经济全球化分工链的最底端,是工业化、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根本不存在既得利益的锁定。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走向新文明的代价最小、动力最大。但由于他们尚未完成对工业文明遗产的接受,无法站在工业文明提供的历史阶梯和新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他们进入新文明的成本最小,但进行新文明创新的能力也最弱。所以他们可能会成为对工业文明最强烈的批评者,但不可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
具备新文明创新者的条件,应当是一方面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了对工业文明遗产的继承,具备了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时代高度。另一方面,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要继续走向工业化道路,不仅遇到地球资源与环境的刚性约束,而且还遇到了在利益重组中与发达国家既得利益的冲突。这种障碍和压力,恰恰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文明创新的动力。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新文明创新不仅有能力和动力,而且也是成本最低的选择。相反,如果新兴工业化国家继续沿着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其障碍和发展成本要比走向新文明创新之路大得多。在全球范围内,最符合上述创新条件的是目前被称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金砖四国”的工业化是典型的人口大国工业化,其崛起给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问题,还包括如何在新文明创新中发挥作用、如何应对新文明建设的挑战和创新问题。
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原创者的三个优势。从目前看,在金砖四国中,处在新旧文明冲突最前沿的是中国,由此决定了中国将肩负起新文明原创者的使命和挑战。相比较而言,中国成为新文明的原创者与开拓者具备以下条件和优势:
一是中国成功地接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具备了承担新文明创新所需要的时代高度与物质基础。经过30年改革,中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也是中国结合本国国情接受工业文明遗产的过程。西方工业文明为现代人类贡献了四大文明遗产④:市场经济、科技创新、城市文化与民主政治。其中构成工业文明基础的就是市场经济。正是中国成功导入了构成现代工业化文明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使中国获得30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虽然目前中国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建立,但就中国目前已经具备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而言,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中国承担起新文明创新者责任的能力条件所在。
二是中国是进入新文明建设压力和动力最大,选择生态文明建设成本最低的国家。目前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面临着关系中国与世界命运的重大拐点。如果继续沿着西方式工业化道路走下去,在如此短时间内、将两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庞大人口导入工业化行列,将会快速催化和引爆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世界资源与环境危机,将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历史同时又给予中国另一个机会,就是将已经获得的工业文明的遗产和能力,转向生态文明的创新。这不仅将使中国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而且也会给尚未进入工业化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形成示范。因为如果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容纳13亿人口的新文明模式,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能容纳更多的人口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
三是中国文化、历史与生态文明的价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近代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曾遇到了农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与制度障碍,由此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解构和批判的过程。而当前走向生态文明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在几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天人合一、注重精神内修、追求大同世界的共生文化,与生态文明表现出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是走向新文明创新可资利用的最大资源和财富。如何将工业文明遗产与中国文化创生力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是中国在完成市场经济之后的又一个时代抉择。
文明创新与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资源与环境压力,中国已经开始了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十一五”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列入规划;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概念。建设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的构思和框架正在浮出水面。我们需要在以下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和深化:
一是从文明建设的高度,将建设生态文明确立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新的参照系和目标。目前我们所讲的生态文明仍停留在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层次上。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发源于解决能源与环境约束的难题,但由此而引发的生态文明建设却需要我们从价值与文化再造、机制与模式创新的高度,对工业文明模式进行系统反思。围绕适应时代和中国国情的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文明模式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二是生态文明是中国向世界承诺和平崛起的文明之路。21世纪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比的两大特点: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是迄今为止人口最多的工业化。第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已经将地球的能源和环境危机推向临界状态下进行的。在世界资源与环境的危机已处于一触即发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两倍于发达国家人口的中国如果以同样的西方式工业化模式,加入到世界工业化之中,这是一个关系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破解这个难题只有一个出路,这就是中国必须走出一条低能耗、更文明的适于大多数人类共享的生态文明之路。这条生态文明之路也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实现和平崛起承诺的文明之路。
三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中国面临着从传统的追赶战略向超越创新战略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中国国情,以西方工业化为参照系,我们成功地实施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追赶战略。追赶战略使我们成功地获得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遗产,站在时代高度并获得了走向新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明创新的基本能力。适应生态文明的建设,我们面临着从追赶战略向超越创新战略的转型。应当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把生态文明创新导入依靠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之中。文明模式的创新应当成为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主导目标。适应文明模式的创新,我们不仅面临着增长方式的创新、还面临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城市化模式等一系列创新。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应当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文化创新、价值再造的新内容和新起点。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21世纪走向复兴的文明之路。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哲学、文化、政治、经济与科学等一系列领域的创新与探索。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前,发生于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曾经为新文明发育提供了文化给养。在这个时期曾经出现的哲学、文化、政治与科学的创新为工业文明兴起奠定了文化与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的建设也需要同样的文化和理论来养育。人类文明演化的规律证明,在文明演化的初始期,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营养,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设计什么样的文明模式,对于新文明的演化具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文化的创新。尽管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但这绝不等于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拿来就用。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学习和继承西方经济学,并没有拿来就用,而是在创新中使用。同样,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需要在创新中复兴,更要在吸取世界各种文化的养育中合成创新。(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注释
①张孝德:“建立成本内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②宋玉华:“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