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贸易发展；特点；对策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九十年代，世界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冷战虽告结束，但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东欧剧变、前苏联政局动荡加剧了世界政治形式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了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进程。九十年代前半期，受上述因素和经济衰退以及海湾战争等消极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仍然缓慢，1990～1993年每年国际贸易的增长率分别为4.9%、3.7%、4.5%、2.5%。随着世界经济调整的深入和各种矛盾的逐步缓和，世界经济和贸易都出现了加速稳定增长的趋势。
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发展出现的显著特点
1、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世界贸易走过20世纪九十年代前几年的疲软后，1994年开始出现强劲增长。随着世界生产量增长率的提高，世界货物出口量增速也相应提高。1990～2000年世界货物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4%，高于20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增速。1995年世界贸易总额（含货物和服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大关。随着全球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世界贸易量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2004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了9%，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多，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1%，达到8.88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额增长了16%，达到2.10万亿美元。
2、服务贸易、高科技产品与“绿色产品”贸易快速发展。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其年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国际货物贸易。1996年，国际服务贸易总额达1.2万亿美元，已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强。2004年国际服务贸易总额达到2.10万亿美元。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推动全球贸易大幅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信息革命使世界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信息时代”产品（如现代办公及电信设备）的出口增长迅速，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日渐上升。1983～1993年的国际贸易中，办公和电信设备贸易发展速度高达13%，位居同期各行业增速之冠，其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4.2%提高到1993年的10.4%，成为所占比重最大的贸易商品。
20世纪八十年代是世界环保意识崛起的年代，九十年代是环保付诸行动的10年。在世界市场上，环保产品风靡全球，许多发达国家把生态研究与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置于重要地位。
3、跨国公司的作用增强。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数目剧增，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并且开始结成新的“战略联盟”。这对于加剧国际分工的深化、促进国际市场的统一、推动世界市场的竞争、推动贸易自由化不断深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向纵深展开。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科技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和开放政策盛行，使国际分工向纵深发展，世界金融市场连成一片，全球和各国对外贸易系数不断提高，世界性经济传递加速，相互依存加深。但由于各国经济上的差异，经济部门和结构的不均衡发展，再加上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范围扩大，竞争手段日益多样化、科技化。
5、新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运转，为今后的全球贸易提供了最基本的规则，并负责实施多边贸易协议，定期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统一处理贸易争端，加强与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它不仅强化了关贸总协定原有的规则，管理协调的范围更加广泛，还建立了透明度更大的贸易争端调解机制，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意味着世界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新时代的开始。
6、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出于相互合作、发展经济、提高谈判和竞争力的需要，八十年代以来，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化趋势明显加强。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启动。1994年1月1日，美、加、墨参加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994年12月10日，美洲34个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美洲首脑会议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原则宣言》。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区域合作已被提到议事日程。
二、当代经济形势下我国外贸发展的战略措施
1、建立知识型国际中心城市，带动知识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把一些重点沿海城市发展为国际知识型产业中心城市，并通过知识型产业和信息产业带动和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推动知识型产业对外贸易发展。
2、加快知识产业的培养，加强自主创新的力度和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我国通过外贸带动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初具成效，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开始从传统的外延式、粗放型的数量增长向增加技术含量、提高经济效益的内涵式、集约型转变。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并不能真正换来高新技术和知识产业，我国的知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通过产业倾斜，立足自主创新。这就要求在发展和谐社会进程中要进一步体现知识经济产业在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3、重塑比较优势，推动知识贸易发展。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我国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是我国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在对外贸易战略上突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品。这种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还应充分利用，因为这种国际分工格局还可以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利。
4、积极探索和利用风险投资，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我国的“科技兴贸战略”增加了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了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当代的国际竞争，技术创新的作用不仅是给产量提供一个乘数、不仅是为了少投入多产出、不仅是给产品增加一点博得消费者垂青的“美丽羽毛”。所以，在加强技术创新的同时，要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和利用风险投资机制，为科技创新提供保证。
5、灵活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保护幼稚产业。从发展角度看，当代国际贸易，不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摧毁，而是在传统贸易之上继续发展。根据我国目前的外贸发展水平，一方面必须继续加强与培养传统支柱产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产业在当代贸易中的基础地位和对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作用十分突出，我国应该优先发展知识产业，以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6、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经济的出现说明了知识资源的形成和积累的增加，可供人类支配的资源在量上得到有效的补充，在质上得到更大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力。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更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物质资本（特别是战略物资）和人力资本（特别是高级人才）的结合。因此，我们要培养出既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善于经营管理，又掌握高新技术、能创新的高级人才。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前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简要回顾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点，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与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特别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作用。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首先，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技术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特别是把国外技术引进与我国生产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我国新兴生产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现有产业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要把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战略性调整与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成果来改造和提升我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深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20世纪末发生了科索沃战争，新世纪伊始又引发了阿富汗战火，现在巴以冲突又愈演愈烈。而这些事件都是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多极化趋势深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思考这样一个关系全人类命运和世界文明走向的重大课题——全球化、多极化与和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全球化、多极化是否有利于把人类引向和平与发展?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一词成为国际社会应用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所谓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系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经济全球化包括信息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等等，其核心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全球化。
以经济全球化为主流的全球化趋势在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决不是始于今天。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它就已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只不过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更加突出及其趋势大大加强而已。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开始了它的又一轮加速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也就成为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那么，为什么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向世人显示出它的汹涌澎湃之势呢?
因为这一时期，世界的潮流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首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个世界力量中心和地区力量中心，各力量中心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了多层次、相互交叉、变化频繁的复杂组合。战争已不再是世界主要大国相互间取得自己利益的有效手段，经济科技已确立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地位，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意愿、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这样，由于美苏争霸而酿成世界大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以避免性虽然并不表明天下完全太平，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总体上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使其他国家更着重于发展自身，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上。
其次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要对外扩张，但各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等迫使它不得不放弃旧的用赤裸裸的战争手段去进行扩张的做法，而采用新的殖民主义方法。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达国家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促进发展的名义，通过合作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手段及文化交流等其他手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控制，并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强烈地增长着的扩张本性迫使其不断强化和扩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以经济交流为核心的全方位的交流，从而促使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步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扩张的要求。
再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迫切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以便于凸现其自身优势，发挥“后发效应”，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相互问的交流、接触与合作才可能实现。这种交流与合作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凭着互利发展的愿望才可能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为这种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时代环境。正是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不同类型国家间的交流、接触、合作越来越深入，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和平与发展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多极化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格局开始走向多极化。虽然这一进程异常艰难复杂，但这一趋势却是不可逆转。这是由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所决定的。多极化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首先，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时期。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从而确立了正确的时代观。邓小平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一方面，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愈加力不从心。80年代以来，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对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反对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左右、影响世界的能力在日益减弱。另一方面，广大第三世界的日益崛起壮大了世界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他们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既是世界战略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又是90年代以来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为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其次，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苏美争霸的空隙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给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以巨大的物质驱动。
随着日本、西欧的异军突起，在世界经济领域，已呈现出美国、西欧、日本的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凭借战后初期以绝对优势而建立的经济霸权，随着美元地位的下降和失去对世界石油的控制而丧失，美国控制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日益减弱。同时欧、日要同美国分享权力，享受平等地位，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频繁发生。这就使得世界经济权力中心由美国独占逐渐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中心转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实力雄厚，而北美、东亚和第三世界等区域集团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忽视，他们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世界经济权力中心已由美国独占走向多极。经济上的多极化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政治上的多极化。
再次，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日趋活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如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在增强，许多区域性组织和国家集团的积极影响和作用都在提高。如东盟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保障为宗旨，作用不断扩大，地位明显升高；再如，非洲统一组织在加强非洲国家团结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国际组织和国家集团的发展中，洲际问的合作不断加强，涌现了许多跨洲际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首脑会议等。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的空前活跃，既是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又对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全球化、多极化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现在世界虽然仍很不太平，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多极化趋势的日益深化，整个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首先，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经济联合的程度日益加深。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趋势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了它的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造成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跨国公司的发展，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这一切使各国之间相互渗透，交往、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个国家能长久地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与世隔绝地谋求自己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因此，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扩大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还面临许多超越国别和社会制度的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如人口增长，粮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与世界各国有关并且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或进一步恶化。不仅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不仅不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甚至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所以，各国本着从整个人类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彼此尽可能地搁置争端、冲突和私利，从而为通过磋商、谈判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共同利益的强化也必然会加强人们追求和平的心理愿望，成为制约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将会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再次。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表明，由于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力量对比格局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绝对优势已经丧失。而日本、西欧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日本现在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日本在许多科技领域都已经超过美国。欧元区的建立及欧元的流通表明欧洲各国在一体化的道路上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欧盟各国的经济实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经济实力，虽然现在在经济上已跌入谷底，无法与美国抗衡，但俄罗斯依旧是一个军事和文化大国。仍然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发展的眼光视之，由于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政治稳定、经济理顺之后，必将重振大国雄风。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的进程中，综合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经济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虽然加深了大国间的矛盾，但也对矛盾的激化起着抑制作用，总体来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多极化趋势下大国关系的新变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从世界大环境来看，2011可谓极不平静的一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遗症”反复发作，欧洲债务危机继续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新兴市场实施紧缩政策、美国政治陷入僵局、日本发生地震与核事故等等。世界及地区秩序新旧交替错综复杂、艰难曲折，国际形势惊心动魄。从国内来看，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不但复杂，且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还与世界经济的复杂乱象和难以阻止的衰退丝丝相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今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经济工作；同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1月份经济数据。毫无疑问，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物价形势出现好转势头，为明年经济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需要应对的挑战依然很多很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亦即2012中国经济战略核心在于“稳”。“稳”字当头，“稳”是基础；“进”字为纲也是目标；“求”字是策，“求”为达标。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潜在的世界第一大市场，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对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而且对世界经济也有着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本
中国在国际变局时间坐标点上。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看全球离不开中国的坐标。中国坐标最少有两维，一个是横轴、一个是纵轴，既然谈到中国坐标又是未来的，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综合国力，一个是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用这两个坐标测量出中国在未来十年大致的位置。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未来十年主要表现在中国在国际议题上的“话语权”，特别是否决权越来越大，否决的领域和范围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行使否决权的成本也在提高。
其他国家坐标。世界总体上经济政治格局仍然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体制，我们是要回到原来的危机前的体制？中国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否决权加大，回到那里也不是简单的，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至于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增长速度也会很快。那么这个势头，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坐标越来越重要，同时我们在使用权利、运用影响力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既要照顾自身的发展稳定的利益，也照顾到全球、人类的福祉和改进。
在国际变局时间坐标点上，我们不仅要往前看，也要往后看，我们不仅要看自己过去的历史，也要看别人的历史。我们不仅要往左看，还要往右看。中国现在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现在做的不对的地方要尽快的调整，这个调整的时间越快，我们未来会走得更加平稳。
“疾风识劲草，路遥知马力”。在当前全球经济局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即将步入2012年的中国经济，要做好应对准备，制定走向未来的发展战略，坚定信心谋划新一轮的发展。
首先，以扩大内需谋发展。抵御内忧外患，还需依靠中国经济雄厚的内需动力，这是经济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条宝贵经验，更是应对当前复杂挑战的一个“制胜法宝”。中国内需不仅稳定，而且还蕴含广阔的扩张空间。目前中国城镇化还不足50％，13亿多人口有着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仍很薄弱，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尚未完成，潜力不言而喻。祸兮福之所倚。面对全球经济有陷入长期低迷的趋势，中国经济必须做好长远发展战略。
第二，以创新升级促发展。经济复杂形势下，尤要加大创新力度，促进产业升级，抢占新的发展制高点。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更是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必要条件。在全球经济动荡之际，各国竞争愈发加剧，稍有懈怠便会落后。经济转向，企业沉浮。令人瞩目的是，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正在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如今国际经济的动荡和国内经济适度放缓，也是国家和企业革故鼎新，坚定信心调结构、转方式的契机。
第三，以深化改革求发展。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破解前进中的各种难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拓展新空间。改革是驱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今后的结构调整和转变方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平稳过渡。如今的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利益制约，明年一定要以战略的高度，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推动改革，才能为中国经济拓展新空间。
第四，以宏观调控保发展。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适时预调微调，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已积累丰富的调控经验。今年以来，稳物价成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提出，要更加有预见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准确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做出预调、微调。强调“要更加有预见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了中央对明年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外复杂环境形势的战略预判。
在国际变局时间坐标点上，国际形势的特征主要是发达国家经济困局严重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政治社会风潮迭起凸显传统治理模式失灵、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竞合”博弈，亚太地缘战略博弈复杂激烈。因此，我们要用全国坐标全球视野谋划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找准中国作用和应力的坐标甚为重要。以新的理念应对国际经济博弈，补足参与国际竞争短板。在经历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究竟在国际竞争的版图中和历史的里处于怎样的时空坐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言简意赅地作出了表述：
判断一：调整期。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中国要努力培育我国发展的新优势。
判断二：变革期。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中国要努力增强我国的参与能力。
判断三：孕育期。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中国要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在诸多不利因素打击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慢于预期，并且正在遭遇一系列新挑战。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仍将严峻复杂。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态势尚不稳固，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日益加深，这都给世界经济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发达国家能否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全球经济不断增加的下行风险。
一、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道路曲折。2010年和2011年世界经济既经历了因复苏步伐加速所带来的欣喜，也因为复苏势头放缓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而忧心忡忡。2011年，世界经济总体走势经历了一个由较快增长到明显减速的变化。5月以前，世界经济延续上年底的较强走势，显示出可持续复苏的态势。进入6月和7月后，世界经济的坏消息接连不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面数据再现疲态，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明显走弱，市场避险情绪不断高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全球经济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警告声不绝于耳。目前世界经济前景比2011年年中时明显黯淡了许多。
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世界经济复苏延续“南高北低”的双速格局
2011年再次让发达国家备感失望，发达国家经济整体增长疲弱，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相比历史水平大幅萎缩。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多数发达国家步伐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上升。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受到诸多重大不利因素打击，从自然灾害的影响到政府预算，从银行信贷到主权债务危机，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导致经济复苏依然脆弱，经济增长维持低速。
2011年美国经济虽未脱离正轨，但复苏乏力，复苏速度之慢前所未有。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对美国经济复苏构成非常大的政策难题。3月日本遭遇了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灾难，日本经济复苏进程逆转。随着震后消费的复苏以及产品供应链的恢复，日本的内需和外需均有所增长，但在欧债危机加深、日元保持强势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灾后的日本在面对种种经济困境时显得无能为力。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蔓延速度和恶化程度远超预期，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而且影响了欧洲经济增长。许多欧元区国家被迫启动严格的紧缩计划，以规范国家财政。由于财政开支急剧减少，部分欧元区国家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2011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主导全球经济复苏。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进程。在经济复苏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领先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2011年，受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在高位放缓，但总体仍保持较强劲的增长态势，整体经济增长率依然快于发达国家。在2011年，新兴经济体面临着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许多国家采取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致使经济增长放缓。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将来自新兴经济体。
201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最为强劲，该地区正在更多地注重内需驱动型增长。中国的强劲经济增长对全球贸易和商品价格的反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2011年，北非、中东的许多国家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增长明显下滑。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跌，2011年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经济也在减速。俄罗斯经济在2011年保持了较好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将恢复到危机前最好水平，同时俄罗斯在年底正式获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新成员，迎来对外经贸合作和自身经济发展的新起点。2011年非洲经济在逆境中保持高速增长，但该地区仍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增速明显回落
由于全球经济活动放缓，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回落。世界贸易组织在2011年9月预测，将201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的预估值由4月的6.5％下调至5.8％。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表明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1990-2008年6％的长期年均增长水平。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北非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对全球石油供应构成威胁，日本大地震使全球供应链突然中断等，这些突发事件以及一些短期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抑制了各国的经济活动，影响了世界贸易走势。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再次减速严重影响了各国的进出口活动，使世界贸易失去持续增长的势头，重新出现下滑。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国内消费难以有较强劲的反弹，并抑制了收入增长，减弱了进口需求。久拖不决的欧洲债务危机使欧洲各国经济活动日趋疲弱，影响了欧洲及全球贸易增长。
延续2010年的持续涨势，2011年前几个月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继续大幅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的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4月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而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投资者的情绪转向消极，对国际商品价格形成压制，导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自5月以来呈现震荡下跌态势。截至2011年11月，IMF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13.1％，比2011年4月的高点下降11.3％。未来欧债危机形势的演变、全球流动性释放的状况、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以及美元汇率的波动将是影响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间段产生的影响不同，将牵引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行情及波动趋势。
(三)外国直接投资缓慢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产能过剩、国际市场需求不稳以及新的投资热点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制约，全球跨国投资复苏步伐总体上滞后于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不过，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市场需求恢复、企业资金紧张有所缓解，跨国投资也在逐步复苏。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UNCTAD)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人量小幅回升5％，达到1.24万亿美元，仍然比危机前的均值低15％，比2007年时的最高值减少了近37％。2010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对外投资来源地的重要性都进一步增强，而且这些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首次达到全球总流量的半数以上，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对外直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首先，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世界和平环境。因为有了和平的环境，世界各国才能实现自主发展与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更好地维护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何才能实现和维护和平。是世界各国在制定内外大政方针时都必须思考、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了“五不”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即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又不参加任何大国组织的军事集团，强调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二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称霸。即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上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所以，我们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欺负别国，中国永远不称霸；三是坚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不当头。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绝不能因为自己是第三世界大国就来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和代言人；四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封闭。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取长补短。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各国的相互学习交往，有助于维护和平；五是在祖国统一的方式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又不弃武。因为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涉及到与美国、英国、葡萄牙三国的关系，所以中国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对此，中国采取了“和平统
关键词：新世纪和平外交思想背景分析
中国新世纪和平外交思想是党中央对新时期我国外交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处理国际事务的新方针，是对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升华和高度概括，它表明中国外交日趋成熟。这一思想提倡所有国家在政治上和谐相处；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在安全上坚持多边主义，增强军事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在文化上坚持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多样性；在环境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证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新世纪和平外交思想是中国政府对于新世纪世界局势的深刻洞察结合国内经济、文明建设取得初步成就而表达的关于世界未来发展的正确主张，认识世界局势和国内经济、文明建设，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这一外交思想。
一、国际背景
（一）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时代主题。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准确分析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纵观30几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流。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明“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1]。
同时，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安全局势依然严峻：首先，美国倚仗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和军事实力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单边政策，先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又联合英法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特别是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地区，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不利于台海地区的稳定，影响中美关系。其次，朝鲜半岛因天安舰事件、朝核问题而一度剑拔弩张，朝韩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增。最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加，如恐怖主义、能源之争、走私贩毒、环境问题、传染疾病等严重威胁人类和平事业。
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很多：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特别是美国所受影响最大，先后有100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宣布破产或被兼并，房地产、汽车、钢铁等支柱性产业相继陷入困境。目前虽有缓慢复苏，但仍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面临的发展压力更大，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整体经济实力，还是发展资金、科技水平，均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如果不改良现行的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威胁，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将越来越大。另外，巨额的债务、动荡的局势，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发展。
尽管如此，在历经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谁也不愿破坏世界整体和平环境，抓住机遇努力发展。世界和平力量加快增长，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带动了拉美地区、非洲地区经济的发展。世界总体形势是和平、缓和、稳定的，世界经济形势总体大好。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才将新世纪外交思想持续定义为和平外交。
（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与国联系日益密切。
经济全球化（EconomicGlobalization）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2]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判断。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化的配置，经济贸易不仅仅局限在一国或区域范围内，而是向全世界扩展，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到21世纪，经济贸易已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国经济相互联系，利益交融，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全世界，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发展中国家率先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给世界经济的复苏注入强劲的活力和信心。发达国家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自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因此，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着比较好的发展机遇，应尽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浪潮，参与国际经济建设，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经济全球化程度仍在继续加深，经济贸易往来已成为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最为重要的要素，它使得国际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三）国际形势出现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衡。
20世纪90年代初期，前苏联解体，二战以来的以美苏争霸的基本国际体系被打破。国际格局向“一超多强”趋势发展。即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影响力上，都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是多强，是国际格局中的重要行为体。
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领袖”的地位，重新制定了全球战略，推动北约东扩，企图建立“单极世界”。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非但没有达成预期目标，还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巨大投入令美国力不从心。最近，美国主导的对利比亚的战争，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并不赞同。特别是美国在没有安理会受权的情况下，凭借不存在的证据随意使用武力，加之后来的关塔那摩监狱虐囚等行为，遭到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另外，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体的实力，动摇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见证了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
相对而言，欧盟作为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组织，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来，通过改革，经济形势向好，其对外政策也逐渐强硬，正在努力恢复大国地位。日本凭借其经济实力，也正在寻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积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另外，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南非的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随着“多强”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话语权逐渐增多，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呼声高涨。美国推行的单边政策越来越得不到认可，在处理国际事务上也离不开其他国家的支持与配合。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日趋均衡。
二、国内背景
（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进入21世纪至今，中国加入WTO，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中国国民经济继续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截至2005年，中国“十五规划”顺利完成，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万亿元；[3]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6万亿元，人均GDP达到3292美元，[4]仅次于美日，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万亿元，[5]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的98倍之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经济的发展直接带动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的提升，使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中国在应对国际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国际上有更多话语权，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进入21世纪，中国将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有专家预计，2040年，中国将在经济上全面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人均GDP含金量不高，截止到2011年只有5449.71美元，[6]排在世界第94位，仅为世界第一卢森堡的二十四分之一，日本的十分之一，并且面临地区贫富差距大，地区之间人均GDP不均衡的困扰。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既面临着发展机遇，又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发展问题任重而道远。只有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作保障，才有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此，中国必须实行和平的对外政策，维护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
（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7]国内学者在接触奈的软实力理论后，提出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越来越关注文化软实力这一观念。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赞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以“共赢、贡献、和谐为核心价值取向”[8]。
近几年，中国在文化产业建设，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产品输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其中，以孔子学院的建立最具代表性。截止2010年10月，已有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9]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和而不同”等思想是中国在当前所提倡的尊重文明多样性、建设和谐世界等理念的推动者。早在1988年1月，世界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提出用孔子的思想来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中俄相互举办“俄罗斯年”和“中国年”；美国众议院也通过“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决议。这证明孔子的思想少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更容易为世界所接受，孔子学院则成为中国传播文化思想的载体。
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仍旧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的例外论认为，只有美国才是自由与民主的象征，其他所有国家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发展，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行“共赢、贡献、和谐”的价值观念是一项长久的工程。中国在硬实力提高的同时，文化软实力也应该随之提高，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和为贵”的国家，向世人展示“中国品格”，树立“新的自我”。
中国在新世纪推行的和平外交思想，实践和平外交政策，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做到言行高度一致。把“共赢、贡献、和谐”的价值观带给全世界，以和平对外政策促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上升，反过来，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上升能让全人类更好地了解中国是一个“和为贵”的民族，进一步推动和平外交事业的发展。
（三）中国“和谐社会”理念的对外延伸。
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阐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思想正是在国内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期提出的，矛盾凸显期提出的，这一思想的实践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化解部分因发展过快而遗留下来的矛盾，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作出卓著贡献。
“和谐社会”为中国新世纪和平外交思想的提出打下基础，列宁曾指出：“把‘对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开，或者甚至把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对立起来，是根本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的想法。”[10]“把对外政策同对内政策割裂开来，这是一种最错误最有害的思想。”[11]和平外交思想作为“和谐社会”的发展和延伸也被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对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遗留问题起着指导作用，有利于解决国内矛盾，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创造安定的国内环境，是和平外交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国内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平外交思想就很难实践。同样，在国家关系日益紧密的时代，没有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内社会的和谐。
参与文献：
[1].《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2]百度百科：http：///view/9593.htm.
[3]“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http：///fortune/2006-02/28/content_4238121.htm.
[4]“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http：///newscenter/2009-02/26/content_10903441.htm.
[5]“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http：///politics/2011-03/01/c_121132026.htm.
[6]“2011年全国各省市人均GDP数据出炉”.中国经济网：http：///macro/more/201202/09/t20120229_23057805.shtml.
[7]NyeJr.，J.S.“TheChallengeofSoftPower.”[N/OL].NewYorkTimes8.Mar.1999[2011-1-9]http：//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21163，00.ht-m.l.
[8]贾旭东.中国文化软实力：共赢、贡献、和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9-22.
[9]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http：///confuciousinstitutes/node_10961.htm.
【关键词】G20杭州峰会“两个走向”联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116【文献识别码】A
2016年的G20峰会在中国杭州精彩落幕，世界舆论好评如潮。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席所揭示的中国进程，以及他为提振世界经济信心、推进国际间互利合作、优化全球治理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二是他代表中国人民所表达的坚持和平发展之路、坚持开放发展态势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提示中国发展进程时所阐述的“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新思想。这“两个走向”的新提法和新论断，为中国更准确地厘定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南。
改革开放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中华民族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回归国际社会，以建设性姿态融入人类发展进程。这一过程始于1979年改革开放之际。在此之前，自新中国成立时起，长达30余年，我们最初在国际事务中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后来又在外交领域受到极左思潮严重干扰，同时受到东西方冷战的长期制约，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离于世界之外。尽管人们当时高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实际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世界上只有四十几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世界上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中美两国也打开了闭锁的双边关系之门，但总体看，中国那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有限，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非常肤浅，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成见根深蒂固。对此，邓小平在阐述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长期孤立于世界之外，一方面是西方封锁我们，同时我们自己也把手脚捆了起来，“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直接领导中国的外交事务。他基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全面开放、锐意进取的建设性姿态，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对话与合作，很快开辟出中国走向世界的崭新局面。其突出表现是：中国迫使美国在上采取“断交”、“撤军”、“废约”行动，中美两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同东欧各国结束长达30余年的紧张状态，与当时世界第二大国也是中国最大邻国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同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式建交并开展友好往来，广泛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不断加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投入；各种级别和形式的代表团密集出访，认真观察和了解外部世界，开拓思路和视野。大量官员、专家学者和青年走出国门，努力学习并大胆汲取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类文明创造的所有新知识新成果。
正是在全方位走向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中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全力引进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先进管理手段和社会治理模式，使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历史性变化。中国走向世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红利和经济实惠，中国在摆脱国际孤立处境、重新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取得历史性进展，引起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赞赏。中国不再呼喊“解放全人类”、“实现世界一片红”等空洞口号，也不再把“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作为对外工作的总任务，而是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与美国苏联等世界大国和所有发达国家平等合作。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社会中积极而稳健的、高度负责并富有建设性的重要成员。
当然，任何事务的发展都是充满变数的。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风雨飘摇，世界社会主义进程转入低谷。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北京也发生了一场。西方国家打起了以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如意算盘，重新玩起了孤立中国的外交把戏，中国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外交困局。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带领继续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实行不扛旗、不挑头、不结盟、谁也不得罪、跟谁都搞好关系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坚持走向世界不回头。
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1989～1999年间，中国充分利用与外部世界形成的联动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利益纽带，逐步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最终战胜了针对中国的“新冷战”。中国不但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完成了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全面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而且与剧变后该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新型关系，发起成立了总部设在中国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地与英国和葡萄牙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急剧上升，走向世界的信心更加坚定，步伐更加坚实。世界各国对中国开始刮目相看，进入中国、认识中国、寻找机会与中国开展合作，成了国际事务中最普遍的一种现象。长期垄断国际组织并操纵国际事务的西方国家，不得不以越来越开放的态势，在更大范围内与中国开展交流对话与合作。跨国集团和西方各公司纷纷来中国寻找商机，联合国系统在华开设的办事处越来越多。
“两个走向”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和地缘战略格局，呈现出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奋发图强、兴国富民的新态势，但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仍严重存在，发达国家开始实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反全球化运动泛滥成灾，国际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在此形势下，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将争取并维护良好的国际大环境、营造睦邻友好的周边小环境、充分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作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同时将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新安全架构，作为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最高理想和目标。
为此，中国外交从理论到实践不断发展创新，逐渐形成总体外交、复合型外交、立体化外交等一系列新概念，确立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新布局。在持续推进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高层政治对话和政府部门间务实交往的同时，中国大力开展政党外交、议会外交、群团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金融外交、资源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并且充分调动和发挥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展会外交等各种对外交流合作方式对国家总体外交的配合与辅助作用。
这种空前活跃的全方位多领域的新型外交，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强大的正能量。中国在连续数十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之后，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已跃至世界前列，国家外汇储备跃居世界之首，对外人文交流与合作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头。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或是从国际影响力上看，中国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中的世界大国。
随着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重大变化。中国不但全面加强了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推动或参与建立了各种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多边机制，诸如APEC、G20、亚欧首脑会议、东盟10+1、东盟10+3、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论坛等，同时还通过主办国际会议、多边论坛、大型展会等多种形式，在参与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性挑战，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中国不断走向世界、不断以自身发展变化影响外部世界的同时，外部世界同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对中国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既是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形成的历史性共识。
2012年中共十召开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联关系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进入同步提升和快速增长的新轨道。纵观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洞析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对人类发展大势和当代国际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思考。他反复深入地向全党全国以及国际社会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空间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同为当今世界潮流。基于这些深刻分析和判断，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人类文明的新看法和新见解，确认人类文明具有多元性、平等性与包容性，并就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利益观和安全观。
目前，中国已成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最积极、贡献最大的国家。在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构筑全球伙伴关系网、创新地区与全球合作模式、争取国际秩序重建和国际关系调整方面，中国也成了贡献思想和智慧最多的国家。2013年秋，主席访问中亚东南亚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短短3年时间，这个以“一带一路”而蜚声于世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开展合作，有3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政府机构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战略合作文件。中国发起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很快增加到50多个。随着加拿大不久前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极有可能成长为除了美国、日本之外，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共同组成的第二大世界金融机构。“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制定和主导的、波及全球因而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的经济振兴与合作共赢计划。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两个走向”不断加速有助于整个世界的联动发展
G20峰会是在世界经济形势相当严峻、国际间务实合作效力不彰、制约全球经济复苏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形势下召开的。由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阴影长存，贸易保护主义与投资保护主义在许多国家双双抬头，反全球化运动因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而变得声势浩大，就连美国的内顾倾向也在加大。国际社会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相互合作意愿下降问题愈益突出。有鉴于此，2015年G20安塔利亚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与各方沟通协商，为今年的杭州峰会确定了“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主题。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办这次峰会能够取得哪些成果，特别是中国能够提出哪些建设性的思想和建议，翘首以待，期望值甚高。
中国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主，认真把脉世界经济问题，对症下药开出了济世良方，的确不负众望，世界为之一震。主席在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倡议各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潜能，完善全球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建设开放型社会经济，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落实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转向复苏指明了前进方向。这是我国领导人以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和各国共同发展诉求为基本依据，借助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指点迷津的又一典型范例。
在东道主中国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杭州峰会取得丰富成果。与会各方一致确认，在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和全球增长动力大转型的重要时刻，“这一转变带来挑战和不确定性，同时也蕴含机遇”。与会领导人一致坚信，G20“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携手行动，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信心，提供动力，增进合作，促进普遍繁荣，造福各国人民”。与会各方领导人一致承诺，要结合联合国制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巴黎协定》，共同“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峰会以这些重要共识为基础制定或核准的杭州行动计划、创新增长蓝图、2016年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议程、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以及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诸多文件，不仅是中国与各方共同努力的外交成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共同发展观和互利合作观。
除此之外，杭州峰会公报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关于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的倡议，欢迎中国常态性参加巴黎俱乐部会议并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意愿，欢迎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一系列“欢迎”不仅是“两个走向”继续向纵深发展的最新例证，同时也是中国影响世界与世界接纳中国互联互动关系的最新成果。
G20是当今世界最有代表性、包容性和权威性的经济合作机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主要新兴经济体面对全球性挑战，共同谋划世界经济发展大计、共同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交流与对话平台。中国始终高度重视G20的作用，杭州峰会期间，引导会议讨论了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重大问题，诸如英国脱欧、气候变化、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抗生素耐药性，等等。对于G20自身存在的譬如峰会流于形式、决议无法落实、行为效能低下等问题，主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的看法和主张，即G20不仅属于20国，它属于全世界。因此，G20应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世界环境，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化伙伴关系，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各方应共同努力，把G20打造成高效运转的行动队，而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清谈馆。这一主张，不仅指明了G20自身也要改革、也要与时俱进的深刻道理，同时也表明在中国无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会另起炉灶、另建机制。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维护者和优化改革的推动者。
9月28日，国务院总理对来访的欧盟副主席卡泰宁表示，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业比较充分，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新的增长动能正在形成”。
而正在形成的新动能已经呈现可量化的指标。市场主体新增态势强劲，消费以及服务业占GDP比重、高技术产业增速等统计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变化。
“形有波动，势仍看好”，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要解决方方面面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的“拦路虎”，必须以创新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形成并有效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关键中的关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前9个月，国务院和国家部委层面密集出台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相关政策数十项，用前所未有的力度鼓励以“双创”为代表的一系列创新：如建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促进“一次分配”作用更好发挥;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助力科技创新走出低效泥潭;深入推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打造中国竞争力新优势与新格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双创”清障搭台。从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到面向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创新企业和创业者获得政策扶持、舆论倡导与社会认可的多层次全方位助推。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稀缺品，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种种议论声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仍是第一，中国市场对全球跨国企业来说仍是吸引力最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发展方略，也为周边国家提供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发展机会，为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创造了新的条件。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从“中国市场”到“中国需求”，一手抓资本输出，一手抓技术革新，中国早已不再仅仅是重要生产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更是一个参与构建新规则的新兴消费者。即使在“换挡爬坡”过程中，事实也证明中国决非世界经济的风险之源，而是稳定之锚、增长之源。
正是基于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经济新动能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转型升级，也正在为全球经济体系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为善其身，中国需以创新为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扩宽空间、积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兼济天下，在对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贡献稳中有升的前提下，创新升级贡献方式，这是负责任、敢担当的国家对互利共赢发展理念的踏实践行。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一、从“一超多强”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对世界总体形势做出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看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小平同志在1985年就曾经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样的判断符合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总趋势。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雅尔塔体制的终结，美国成为世界上仅存的超级大国。“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基本轮廓初步显现，世界开始向多极化发展。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变化在“9・11”事件以后呈现出磨擦中的良性互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特别是小布什政府受共和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和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开始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把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为此，加快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正是由于这种调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美中、美俄之间的磨擦明显增多，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趋于紧张。而“9・11”事件使美国在战略上和策略上不得不作出某些调整，包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其他大国的态度，将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向合作和稳定的方向调整，并加强了同盟国的关系。因此，至少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内，美国不需要发动世界战争，其它国家没有能力发动世界战争，“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格局不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仍将在曲折中前进。显然，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
二、从我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和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态势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二十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从最初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走向稳定和改善。周边各国大多以振兴经济为主要政策方向，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意识在上升；我国在周边的影响力稳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把自身的发展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周边大国间的对话与协调进一步加强，互不构成现实威胁。这表现在，近几年来中俄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频繁接触，相互理解与信任也不断增强。1996年，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又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新世纪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从中日互为近邻的利害关系出发，积极开展对日工作，促使日本从中日关系大局和自身利益出发，在解除对华制裁方面先走一步，中日关系实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并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抓住两极争霸终结给国际格局带来的新变化，相继与越南、老挝、蒙古以及印度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与泰国等建立起相互信任，与印尼实现复交，与新加坡、文莱等国建交。我们积极应对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的变化，在维护中朝传统友谊的同时，逐步开展与韩国的交往，并在1992年北南双方同时加合国后，实现中韩建交。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向泰、印尼等国伸出援助之手，提供金融帮助，有效遏阻了危机的蔓延。我国十分珍视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真诚友谊，同巴方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总之，我们通过实际行动增信释疑，使周边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加强对华合作日益成为周边各国对华政策的主导面。由于我国与周边大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着根本的共同利益，只要我们继续实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友好外交政策，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加强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完全可能的。
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来看，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亚洲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21世纪曾被认为是亚太的世纪。然而，近年来“亚太世纪”的说法受到了挑战。亚洲金融危机的创伤尚未完全抚平，阿富汗战争、中东危机等热点问题，又对亚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构成了新的威胁，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放缓，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下滑。但是，在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由于自然条件、发展水平和经济类型的不同，亚太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和依存性，这意味着在该区域内进行广泛而密切的经济合作具有很大潜力和动力。而亚太经济合组织在区域性经济合作方面正越来越发挥出有效的作用。从2001年开始，APEC主要的经济体已经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在APEC地区已经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潜力，这将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空间。
三、从曲折中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趋势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和“9・11”事件的爆发，经济全球化充分暴露出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世界贸易和投资增长率急剧下降，出现了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南北经济发展的“数字鸿沟”加大，国家安全由单纯的军事安全向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在内的综合性安全转化，由此导致了反全球化力量的增长。反对者由原来被全球化“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发达国家，致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阻力。但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新的世纪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变数增多，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
而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使发达国家坐享其成，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机遇发展自己。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借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机会，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我国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借助世界统一的大市场，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吸引世界资本，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还可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等等。
四、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正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推动着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形态迈进。特别是新兴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构成了新世纪现代科技发展的三大支柱。据估计，大约在21世纪20年代左右，这些技术将进入成熟阶段，大规模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届时必将给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变化。一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必将引起世界产业和经济结构及增长方式的调整和变革。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将普遍地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日益在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相应地，劳动形态也会发生巨大变革，智力劳动将代替体力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态，智能化的机器劳动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向高技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传统产业经过技术创新会有质的飞跃；经济增长更多地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转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二是科技革命拥有巨大能量，可以创造新资源，开辟新市场，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促使各国产业和经济结构的演变，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市场整合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战略
关于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为：“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全球化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出现，同时又推动着世界市场进一步的繁荣和发展。总体而论，市场整合过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全过程。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以该国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为基点；一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取决于该国在全球市场体系当中的角色与处境。
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整合的关联性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整合的内涵分析
作为跨区域的贸易、资本、信息、市场、企业和人口的扩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既是各国经济交流进一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国际经济关系和行为重新组合并不断系统化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一是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的国际间流动规模、速度与水平都有所提高，经济活动向能够提供最好条件的国家转移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二是世界市场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扩张，生产与贸易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三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政策协调的内容更多、程度更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逐步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四是国际经济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政治、社会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不断加强，各国立足于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积极探索建立更加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模式。
一般意义上说，世界市场的实质，是关于世界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的交易关系的总和。作为反映市场发展变化的系统过程，世界市场整合，包括市场主体多元化、交易对象与交易方式多样化、交易规则制度化。市场主体多元化，是指参与世界市场活动的主体数量、类型日益增加，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交易对象与交易方式多样化，指的是除了传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活动以外，各类经济资源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衍生品都进入市场交易领域，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交易都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交易规则制度化则是指世界市场各类交易规范日益完善，有些已经成为国际间经济活动共同的准则，并且经由国际经济组织，开始逐步成为国际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制度性规范。
2、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市场整合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产生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市场整合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表现在：一方面，没有世界市场的发展，就无所谓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市场运行的矛盾问题同样见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推动着世界市场的发展与变迁，赋予世界市场运行诸多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使世界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端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又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而呈现出新的形势。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和全球化，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6-18世纪的世界市场上，欧洲殖民主义者主要输出工业制成品，进口农矿产品，导致以欧洲工业生产与亚非拉原料生产为支柱的国际分工体系不断得到巩固。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资本输出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动力，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摧毁万里长城的不是别的，是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和廉价商品”，伴随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世界市场对各国各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民族国家经济运行也呈现出国际化特征。这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产生和发展的动因。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与中断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中期逐步形成了第三次高潮。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开始走上国际经济舞台。冷战结束后，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降低了世界市场运行成本，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影响全球合作的政治因素和体制因素逐步得以消除，使得世界市场更加完整和统一，各国国民经济主体能够在相对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下进行竞争；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不断出现，其决策全球化、经营多元化、交易内部化和母国区位分布分散化的趋势，对于世界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际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为世界市场健康运行又提供了规则与制度方面的保证；世界市场规模与影响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其次，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进程是资本国际化的结果，资本运行过程所固有的诸多外部性的矛盾，使得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同样面临诸多矛盾问题。作为世界经济规则日益趋于统一，各国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使得任何国家无法回避世界市场的影响。无论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有何差异，各国从自身生存与发展考虑，都无法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之外，更不可能逆潮流而动。以资本国际化为源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完全打破了市场的国别界限。在资本自由流动、国际化运营的条件下，一国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已经没有了清晰的界线。资本国际化，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着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在促进各国各地区内部市场融合的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还加深了不同经济制度的较量，使得民族国家的进步、民族利益的调整、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要置身于全球范围内来统筹安排。作为全球资本的主要所有者，发达国家通过主导资本国际化运营，一方面，左右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的利益安排，使得发达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贸易规模和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维护其主动和主导的有利地位，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谋求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困难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本身还存在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与风险规避机制尚未形成之间的矛盾。资本国际化推动下的世界市场整合，使得各国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但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规则体系却并未相应地形成和发挥应有的作用。基于全球化经济的管理与协调机制的相对薄弱的实际，世界市场在的风险防范能力和安全保障机制方面也都存在严重的不足。
最后，从现实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实际上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签署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参与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构建一体化程度有别、不拘于特定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把握世界市场的普遍选择。美国国会于2002年8月通过了《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恢复了1994年中断的美国总统与外国签订贸易协定的权力，布什政府据此提出了美国全球贸易战略目标和双边贸易协定、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全球贸易协定的总体架构；欧洲联盟决定2004年之前吸纳波兰等10国加入；拉美各国共同推动区域自由贸易一体化，积极参与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地区各国纷纷加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东盟已经确定在2010年成立自由贸易区，日本、韩国、泰国也都与周边国家洽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使得世界市场与政治经济格局方面的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板块结构进一步巩固。作为该三大板块结构的现实载体，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已经构成了全球经济区域化的基本框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市场整合向区域性方向发展，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对比和民族国家综合实力较量，也开始呈现出相互渗透和彼此融合的特征。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其载体的发展水平与未来趋势方面的差异，使得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世界市场力量的整合，也开始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双边多边互动关系。
二、世界市场整合的国际政治经济效应分析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世界市场的整合过程以国际分工的形成和演进为基础。国际分工体系是要素禀赋结构的体现。一般而论，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由该国的发展水平所决定，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在世界市场运行过程中所得到的利益状况。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及发展方向，取决于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对比和变化情况，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也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世界市场的主导力量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对于世界市场整合的影响也是重要和基础性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尽管要素的国际流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各国原有要素禀赋结构和要素的供求形势，从而改变要素的价格，但是，要素收入的国际差异却不会因此而改变。21世纪，在由知识经济所决定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引发的世界市场新一轮整合过程当中，由知识经济所表现出来的要素禀赋差异同样是国家发展水平不同的结果。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核心要素的国际差异会由于收益的国际差异而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掌握着知识经济主导性要素的金融要素和信息要素，就能够在金融和信息产业发展方面占据主动地位，从而保持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主导的长期优势；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弱势地位长期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竞争力都难以与发达国家直接抗衡。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只适合已经成熟甚至落后的产业的发展要求，而先进的、主导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的核心要素依然主要为发达国家所控制。就此而论，世界市场整合过程本身就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与作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主导与从属的基本经济关系，依然贯穿于世界市场整合过程。
首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市场整合，主要还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基本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基调。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属和劣势地位。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长期影响下，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垂直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发达国家之间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发达国家专业化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尽管目前传统国际分工的边界开始弱化，跨国公司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分工的最重要主体，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当中的不利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主要属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实行全球化经营，把生产分工深入到价值增殖的各个连接点上，使得国际分工进一步得到深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开发利用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也将更加失去自主性：跨国公司利用全球规模经济，在多国或多区域的生产营销科研组织活动中实行高度专业化分工，协调形成企业内部一体化国际生产的经营模式；全球化经营，不仅使跨国公司避免了依赖单一或分散的国家资源的限制，而且建立起一种更加高效利用并整合全球生产要素的分工体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分散于全球各地的子公司不再是独立运作或者只是与母公司发生联系，而是保持与母公司及其他分公司间高度一体化的关系；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区位建立在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进行更加深刻的专业化分工；每个海外投资企业服务对象不再是分散的独立的海外特点市场，而是整个跨国公司所占有的市场，乃至世界市场；基于跨国公司内部产品、技术、人员在其遍布全球的分公司之间的跨国界流动程度更强，国际分工联系更加紧密的实际，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经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活动建立起更加有机的联系，从而成为世界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跨国公司对全球产业部门控制力的增强，使得国际分工超越了产业和国家的边界，转向企业内部。比如，在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上，跨国公司一般将高附加值的环节留在母国，而将低附加值的环节输出到海外，尤其是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继续不断增强，世界市场整合以跨国公司为基本主体的事实，更让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就始终处于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不利地位上。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善、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科技落后等不利因素短期内不可能得到化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尤其容易受到资本国际流动造成冲击。总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本经济关系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实质，在世界市场整合过程中将继续发挥作用。
其次，维护国际金融市场健康运行，是世界市场整合与世界经济稳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资本国际化进程与全球金融市场整合当中扮演什么角色，直接关系到各国各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资本市场国际化，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必要选择。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本，从而实现高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一国的金融安全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和影响力都还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资本国际间流动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冲击相当突出。
作为金融小国，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市场规模相对比较小，不可能左右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只能被动地接受外来影响。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国家对汇率、利率的调节权被削弱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诸多消极影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领域的动荡往往能够发生连锁反应。提高资本市场抗冲击能力，不仅是一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而且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世界市场整合过程中，金融市场稳定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保障。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伴随着金融创新产品的不断出现，相应的金融体系风险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经营性风险、竞争性风险等金融机构风险日益增加，民族金融机构经营环境恶化，市场份额下降，导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金融监管能力受到削弱。由此，国际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的平衡受到威胁，国际金融监管更加困难，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不断积累，增加了国际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金融市场整合，被纳入世界市场整合的过程之中。在资本国际运行和全球金融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和地区，无疑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整合过程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相应地，基于资本国际运行和世界金融市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也以此为主线。
最后，世界市场整合过程中，基于不同的国内国际市场空间，各国国民经济的基本产业部门面临不同的发展形势；各国为此所进行的调整与改革，对于世界市场上的产业构成与演进，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经济规模与市场规模的相关性而言，不同国家在国内市场规模方面存在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由传统的以寻求自然资源或廉价劳动力为导向的投资向以寻求知识创新为导向的投资转变，国际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和区位选择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诸如制造业中的信息技术产品、生物化工、医药等部门，服务业中的电信、软件开发、金融、保险、管理咨询等，日益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点；能够提供优秀人才和富有知识创新能力的区域，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此外，组建战略联盟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竞争的新形式，世界市场格局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战略联盟利用其优势地位，为成员企业进入世界市场创造积极条件，实现企业技能和资产互补，使企业能够分摊高昂的新型关键零部件的开发费用，帮助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行业技术标准，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造成的成本优势、保护无形资产的制度对市场竞争的制约，使得现实经济当中，绝大部分市场为少数几个企业所支配。在高科技领域，世界市场的集中程度日益提高，发达国家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一般说来，任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应用，都要以巨大的投资为基础。新技术用于改造传统产业，经济结构升级同样需要大量投资支持。大量投资支持，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提高。基于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发达国家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当中，同样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总之，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政治问题尽管还是国家层面上的问题，经济问题却日益开始成为全球层面上的问题。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基础性选择，从很大程度上讲，在于确保本国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在经济发展方面压倒其他国家。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演化成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经济利益进行战略博弈的过程。
三、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战略探讨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彼此已经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与国际资源，加速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世界市场整合，不能脱离中国市场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中国经济发展，也取决于中国拓展国际市场空间的状况，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为此，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必须从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相辅相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大循环相协调、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当中的处境等诸多角度进行统筹协调。
一方面，中国必须把握住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客观形势，进一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市场整合过程。从机遇方面看，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关系到世界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力量，世界市场整合不应该，也不可能将中国排除在外。从外贸规模本身来看，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大国。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促使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的对外贸易总体发展战略，已经使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吸引外资的经济发展政策，则使得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伴随中国吸收国际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对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的升级与世界市场整合的相关性日益增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将面临更多的机会：中国有望在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基础上，从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者逐步成长为世界新技术的策源地。通过这样的过程，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从挑战的方面看，伴随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由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贸易结构方面一直还存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低的问题，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中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贸易强国之列。总体上看，中国国际贸易总体格局中，加工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主经营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目前整体竞争优势依旧集中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或成熟技术产品或者工序方面，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还处在低端水平上。与此同时，伴随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已经开始或多或少地受到外资的影响。外资试图加强对中国经济控制的努力，并未因为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而减弱：为了不断强化其技术控制力，维持高进入壁垒，跨国公司通过大量招聘中国的科技人才，并购中国的科研机构，在中国开展研究开发，推出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以保持其在中国市场的技术优势地位；有些跨国公司还积极利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问题，谋取不正当利益；跨国公司从发展战略的高度，还将努力延续对我不利的局面，即确保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不具备与之相抗衡的实力。
总之，中国要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要积极参与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必须从增强综合国力的高度，扎实推进本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进程，从推出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生存和发展的经济主体着手，真正发挥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从加强国内市场体系建设入手，以完善的国内市场、健康的国民经济发展为基础，驾驭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过程，通过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影响力，来争取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的有利形势。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世界市场合过程不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变迁的形势下，评价一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依然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诸多角度或指标上展开分析。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市场整合过程，已经成为检验各国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试金石”：一国的经济主体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情况、一国在全球贸易格局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一国在世界市场运行规则和制度方面的“话语权”状况，已经逐步成为评价该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地位和影响力的客观指标。
为此，从经济发展战略来看，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改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从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方面看，中国要在进一步探索和实践扩大加工贸易、进入跨国公司经营体系的同时，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切实做到趋利避害，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和跨国经济合作。此外，中国尤其要继续致力于推动建立旨在维护公正与公平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发挥负责任大国的积极作用，努力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合理的经济差距。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市场开始了系统整合过程，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经产生了诸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战略一定要与时俱进，与国际政治战略相辅相成，通过国际政治经济战略和策略的协调，来追求政治经济利益，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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