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广播电视；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一、认知层面：不断强化和深化对提高广播电视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基本原则及重要性的认识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准有力。”②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③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的广播电视媒体，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广播电视媒体必须首先在认知层面上不断强化和进一步深化对党性原则、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等基本原则及重要性的认识，“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高度重视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新兴媒体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传播理念、技术手段、节目形式与内容、经营管理、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及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方面不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技术层面：以智慧广电建设为依托，不断创新传播手段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④在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⑤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⑥在各种重要场合多次强调“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传播手段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同时，这其中也透露出至少两个方面信息：一方面，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对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媒体在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方面与党和国家的要求、与媒体格局变化及媒体融合实践需要、与切实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目标实现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关于促进智慧广电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力争用3-5年时间，广播电视在内容制作、分发传播、用户服务、技术支撑、生态建设以及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智慧化发展协同推进，智慧广电发展的广度、深度显著增强，智慧广电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广播电视在国家数字经济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意见》的核心内容是加快智慧广电六大体系建设：即内容生产体系建设、节目制播体系建设、传播体系建设、安全与监管体系建设、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生态体系建设。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广播电视创新传播手段指明了方向、确立了目标、提出了要求。广电媒体要以智慧广电建设为依托，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5G、4K、VR等先进技术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推动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三、内容层面：增加高质量节目供给
内容是媒体传播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要素。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都以内容为依托，为内容服务，靠内容实现。“内容为王”一直被奉为传播领域的金科玉律。优质内容是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基础和保障。相反，劣质内容对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而言是一种灾难性甚至毁灭性的力量。广播电视媒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主要通过内容即各类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来完成。当前广电媒体新闻、综艺娱乐、广告、影视剧等各类节目内容质量有待优化和提高。强调：“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引导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自觉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道德品质修养，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⑦广播电视媒体增加高质量节目供给的主要措施有：第一，进一步强化“新闻立台”，创新报道题材、体裁、角度、手段、形式，充分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VR等新兴技术、新兴媒体及媒体融合手段和平台，生产制作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节目。第二，增强精品意识，深入推动实施精品工程。各级广电媒体、广电主管部门要积极鼓励、引导、扶持精品创作，特别是影视剧及文化、科技、理论、经济、公益类节目。对一些自主创新、导向正确、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正能量的精品力作，要加大扶持、推广力度，通过评优评选、项目工程、创作引导、政策扶持、经验推广等措施不断鼓励、推动生产制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广播电视节目。第三，加强内容监管。近年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对广播电视新闻、综艺娱乐、广告及影视剧等节目内容进行监管。这些文件、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重点内容：首先，明确强调广播电视节目的原则要求，即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如《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等；其次，鼓励、支持、引导优秀广播电视节目，如《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再次，批评、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广播电视节目，如《关于加强真人秀节目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类、娱乐类新闻节目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领域涉医药广告管理的通知》等。内容监管是增加高质量节目供给的重要制度保障。
四、从业者层面：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新闻媒体生产力的重要表征和关键组成部分，媒体从业者即媒体人才是其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⑧强调：“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⑨广播电视媒体新闻舆论从业队伍建设重点为：第一，明确职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将新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和使命概括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⑩要做好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广电从业者必须首先明确这些职责和使命。第二，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扎根人民，“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k。第三，提高业务能力，克服“本领恐慌”。做好媒体融合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广电从业者要不断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提高业务技能，增强“脚力、脑力、眼力、笔力”，努力成为融媒体、全媒体、专家型新闻舆论人才。
关键词：传媒;当下文学;解构;建构
一、传媒是当下文学研究的重要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期刊苟延残喘，文学读者急剧流失，文学作品每况愈下。如何来看待这些变化?这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躲不过的迫切而重要的论题。
可喜的是，国内许多学人对此论题展开了热烈的研究，“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文学消亡”、“文学泛化”、“文学边缘化”、“娱乐文学”、“消费文学”、“快餐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数字时代的文学”、“技术时代的文学”等都成为当下文学研究的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都涉及到当下文学的变化发展问题。学者们对当下文学的剧变大致有三种阐释：“文学消亡论”、“文学边缘化论”、“文学泛化论”。
这几种论述虽各有其侧重点，但都不否认这两点：1.文学衰落了;2.衰落的原因与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或全球化浪潮密切相关。诚然，这些论述有其或多或少的合理之处，但它们都没有对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要素——传媒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笔者以为，传媒是影响文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消费社会、全球化浪潮以及文学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魔力无穷、无远弗届的传播媒介发展的一种结果。我们只有从传媒的视角去分析当下文学的变化，才能找到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
把传媒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欧美学界源远流长。在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较早对传媒和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卢卡契的“物化意识”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文化工业”理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等都注意到传媒和技术的巨大影响力，对传媒和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异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充满政治意味的批判话语里，传媒和技术本身都不是清白的，都是具备意识形态色彩的异化力量。而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则从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来探讨各类社会现象，尤其是以传媒为中心来研究大众文化现象。
其杰出代表是斯图亚特·霍尔，他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强调了受众对传媒文化解码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文化和传媒研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色彩中走了出来。在法国，有一批关注过或还在关注传媒与文化的著名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现论家让·鲍德里亚、后现代文化传播理论家布希亚德，他们的理论至今都在影响世界多门学科的发展。
在美国，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学术热门。从早期的米尔斯、罗森伯格到中期的阿特休尔、H·席勒，再到现在的巴格迪肯、道格拉斯·凯尔纳、罗杰·菲德勒等，直接或间接研究此论题的学者接踵产生，而著作和文章更是成批出现。另外，还有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加拿大的著名传媒研究专家麦克卢汉、英国学者汤林森、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的出色代表杰姆逊、活跃于当今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希利斯·米勒等人都对传媒与文化给予了程度不同的研究。但是，在西方，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以及德里达、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零星提及，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专门研究者和著作文章，都缺乏典型的代表。
在国内，传媒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一些学者和教授，表现出把传媒和文学结合起来的浓厚兴趣，典型代表有黄鸣奋、欧阳友权、金惠敏、杜书赢、余虹、陈霖、周宪、张荣翼、陶东风教授等。但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虽然这些学者对传媒时代的文学发展和变化这个论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阐释，但他们要么把这个论题扩大为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研究，要么只着眼于一种传媒、一种文学样式、一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缺乏从传媒这一关键要素出发对文学发展作出的具体阐释，更缺乏从传媒角度对当下文学变局的系统性分析。
二、传媒对当下文学的解构
文学传播依赖于传媒，但传媒对于文学来说又不止是“一种工具”、“一种技术”那样简单。实际上，正如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分析的，在媒介时代尤其是大众传媒时代，媒介和技术已升格为一种权利，具备意识形态性。马歇尔·麦克卢汉也研究出了震惊世界的结论——“媒介即讯息”[1]，哈贝马斯和麦克卢汉的观点告诉我们两点：1.传媒并不仅仅是冰冷的技术，它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具有主体的控制力。2.传媒与讯息并不是能随意分离的，传媒与讯息往往浑然一体，制造出惊人的影响力。显然，仅仅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工具与技术，那是肤浅的;媒介同时是改变某些事实与格局的决定性原因。实际上，从来不是“传媒适应文学”，而是“文学适应传媒”，或者说是“传媒逼着文学走上变化之途”。
综合考察传媒影响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规律：1.传媒的发展与革命必然影响到文学传播的变化，进而影响文学的发展和变化。2.传媒会促成旧的文学形式的衰落和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3.在特定的时代，传媒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时代文学的特点[2]。
具体来说，传媒对当下文学首先有一种解构作用，即因为传媒的革新，文学传播既定秩序土崩瓦解，而传媒又不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或载体在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它嵌入到文学活动的内部，对文学的诸多要素产生巨大的影响。
纸媒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文学传播路径空前多元化。而每一种传播路径都对应诞生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口头文学、书刊文学、广播文学、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繁复多姿的文学样式共同制造了当下文学绚烂的景观。正是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许多人感受到似乎“文学衰落了”。其实他们感受到的只是“纸媒文学”的衰落。
在传媒的作用下，文学意味和文学性在分化和蔓延。“文学的魂灵从文学中消失了，但在其它的文化类型中显灵。文学给自身留下了一副皮囊，却成了幽灵，附着于各种新生的文化样式中”[3]。文学的幽灵真是无处不在，新闻节目、广场演出、综艺晚会、广告设计、网络聊天、报纸专栏、电子游戏甚至度假村等都随处可见文学的影子，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的潜能得到了极大释放的时代，文学意味(文学性)如雪花一样漫天飞舞，慢慢淹没整个大地。
作家的身份在裂变。少数人才能成为作家的时代一去不返，在这样一个多元传媒和互动媒体盛行的时代，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而一向神圣的“作家”头衔，正被“”、“撰稿”、“码字儿的”、“卖字儿的”、“文案”、“”、“文字策划”、“文稿统筹师”、“文学师”、“编剧”、“词作者”、“文字客”、“网虫”、“博客”、“大虾”等千奇百怪的称呼所代替。
三、传媒对当下文学的建构
在解构的同时，传媒的革新对当下文学还有一种建构作用。旧有格局的打破意味着新格局的诞生，原有传统的改变意味着新特色的形成。一方面，纸媒文学风光不再，文学样式繁复多彩，文学意味无边蔓延，作家似乎变成平民。另一方面，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破茧而出，成为时代新宠;文学聚集在强势传媒的麾下，呈现出种种新的特征。
作家们纷纷“触电”和“触网”，热衷于将纸媒文学改编成影视文学，作家们纷纷以自己的小说有几部被拍成电影电视作为骄傲的资本，甚至在小说创作之初就考虑怎么去迎合影视改编的问题。为了在网络上抢占到地盘，一向坚持“白纸黑字”写作方式的作家纷纷丢掉了钢笔和信笺，与键盘和网络进行亲密接触。比如当下文学桂军人气最旺的几位作家，如东西、凡一平、鬼子、李冯等，无一不是“触电”“触网”的作家。
因为影视等强势传媒的作用，当下文学作品还呈现出图像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从广义上看来至少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作品的图像化包装，现在的文学书籍出版热衷于插图版、漫画版等图像化版本;二是文学作品的影视转换，许多作家把作品的影视化转换作为写作动力;三是文学作品语言的图像化趋向，作家们深受图像时代的影响，在小说的文本中充斥着影视化叙事、剧本化情节。
而在娱乐化的影视、网络等强势传媒的作用下，文学的审美价值渐渐暗淡，文学的娱乐价值变得坚挺无比。更多的读者接触文学是想找乐子，是想寻求某种刺激，是想满足某种世俗的欲望，深刻的读者渐渐变成肤浅的读者，审美的读者慢慢被娱乐的读者所取代。
大众传媒开始对文学的传播和评判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开始根据传媒运作的商业特征物色自己的批评家”[4]。传媒将读者的目光汇集在自己的麾下，将生硬的学术文字变成灵动的及时文本，将长篇巨制变为微言大义，将冷僻的概念术语替换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言说，将索要成千上万的论文版面费变为回馈作者一笔不菲的稿费。经由传媒的左右与控制，学院批评本来有限的读者群急剧萎缩，学院批评本来就有的艰深晦涩、自我陶醉、极端功利等缺点越发致命，以至渐渐失语。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张经武.传媒视域下的文学发展[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6).
关键词：编辑；媒介；媒介间性；媒介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2；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37(2011)02-0083-03
“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是从编辑活动的哲理层面提出的一个编辑学关键词，其含义是传统媒介与现代数字化电子影像媒介之间的互补、吸收、更新和融合，专指媒介之间从讯息内容到技术形式的转换、交互、综合与演变。莱文森继承、发扬着麦克卢汉媒介互补增生规律，现代编辑不断深化其媒介文化思想。在文化传播的历史中，纸质图书、广播电视、网络荧屏等媒介载体，无不凸显着新旧媒介交互性特征。
不同于同时代的主流观点，麦克卢汉独辟蹊径，从媒介形式来理解媒介文化，在其代表作《理解媒介》中认为“媒介即讯息”，提醒人们不应该认为媒介只是讯息的载体。讯息内容虽然可以影响人，但媒介能够更广泛、更深刻地改变人，改变这个社会。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本身的意义远大于媒介内容的意义，只关注内容会影响我们对媒介的理解。我们使用任何传播媒介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它传播的特定内容，这些媒介所带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媒介内容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过杂志、期刊、广播、电视和网络所听、所看和所想的都是其中的“内容”，很少有人去关注承载这些内容的媒介是什么样的，也不会思考这样的内容能不能用另一种媒介来呈现，如果换一种形式来表达将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更不会关心媒介自身的发展规律。麦克卢汉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一个全新的“媒介”，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媒介文化的范围，并大胆提出人们能够“孕育和进化新的媒介形式”，开创了媒介研究的全新视角，为理解更高层次上的媒介文化意义，为编辑积极创新媒介迈出了最重要的第一步。
莱文森发展了麦克卢汉的思想，他认为人具有能动性，能够主动改进媒介，任何一种后继媒介都是对前一种媒介的补救，都是对过去每一种旧媒介的一些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在媒介文化领域，从甲骨、金石、竹简等古老媒介到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介，再到现代光电荧屏媒介，广泛存在着麦克卢汉所说的新旧“增生一补救”规律，也大量存在着莱文森所说的新旧媒介相互渗透、相互推动、共生共荣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能够新之又新，众多经典文化能够普及大众?那是因为编辑总能够伴随着社会文化传播的需要，不断创新媒介。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当一种旧媒介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时，编辑就会在旧媒介的基础上选用新媒介。由编辑创新的一切媒介，都是在延伸着优秀文化的传播生命，形成文化增值、多元发展的文化繁荣景象。由此可见，编辑创造出的文化就是媒介文化。
二、文化在新旧媒介交互中得到传播
法国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依据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复调”思想提出“互文性”或“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观点。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构成文本的每个语言符号都与文本以外的其他符号相关联，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而是对过去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或拼接”。也就是说，每个文本都是以其他文本为镜子，并对其他文本进行消化、吸收、改编与翻新的结果。文本内容的互文运用，在影视文化传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每一次对文学作品的影视诠释都是对原著或先前作品的翻新和吸收，同时给后来的翻拍和创作提供模本。任何影视的改编绝不是对原著随心所欲的剪切和复制，都需要编辑围绕一个核心内容进行展现、增删、改造和再创。
“互文性”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本理论，而是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对文学及其相关文本进行宏观把握的理论，编辑学就是受此理论辐射的学科之一。人们在创造精神文化载体时，不是单一主体的独创，而是众多主体协同参与、交互完成的。编辑在不断解构旧媒介、建构新媒介的交互过程中，新媒介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吸收并消化着老媒介中“味道鲜美的肉”，形成新的文化内容。在“逝者如斯”的人文传播历史中，图书、报纸、期刊诸版本，广播节目、电影银幕、电视、网络频道与手机荧屏等各种媒介载体，无不突显着多重交互性特征。基于上述观点，王振铎教授从编辑活动的哲理层面研究编辑学理，发现了编辑主体活动的“交互性”或“间际性”，以及由编辑独创的出版物的“文本交互性”或“互文性”，最终独创并率先提出了“媒体间性”概念及其英文形式“Intermediality”。
现代编辑学认为，文化的积累就是媒介的积累。媒介就是文化，媒介创造的过程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因为文化的载体是图书、报刊、光盘和网络屏幕等媒介形式，这些媒介都是用来传播文化的。从社区网络文本《山楂树之恋》，到被称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小说《山楂树之恋》，再到张艺谋改编的“纯美爱情”电影《山楂树之恋》和热拍中的电视剧版本，最后到“影视后出版物”――电影小说《山楂树之恋》和原声音乐CD《山楂恋》的同步发行，同一题材的文本内容被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媒介形式；无论媒介形式如何变化，其核心的“纯美爱情”主题不会变化，需要编创人员在旧媒介的基础上更新故事内容，调整故事情节和升级人物关系等，用更直观的认知和全新的审美视角给受众足够的参与和发挥的空间。编创人员充分发挥能动性，成功地对优秀作品进行改编，不但会得到受众的欢迎，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还会使受众通过影视剧的热播重新阅读“经典文本”，带动纸质书的热销。从文化建构、文化增值的角度来看，文本内容的“互文”运用，赋予优秀文化以更多的承载工具进行传播，这无疑增值文化含量，扩大了传播范围。
三、代替结语：开发“媒介间性”的功效
任何一个理论的提出都是对实践活动规律的总结，同时又指导着实践活动，“媒介间性”理论也不例外。“媒介间性”思想在媒介文化中的体现，以及在文本、影视和影视出版物等多种媒介间的运用，已被中外编辑人员熟练掌握。
编辑在建构媒介过程中，现有作品都是新媒介的构成部分，编辑根据一定的设计构想，把所需要的各种资源通过审辨、优化、组合等方式重新架构起来，赋予传播内容新的生命。现代文化传播过程中，有太多的作品运用了新旧媒介不断交互、增生的特性。任何一本书的编辑出版，都是编者、作者和读者不断相互交流沟通的结果。书籍的修订本，往往是接受了读者的反馈意见和作者修改意见后，在原书
的基础上进行翻新和完善而成的。新作品就成了对前一种媒介的“补偿性媒介”。这种互动交流的方式，彻底打破了编辑“为人作嫁”的旧时观念，建立了以编辑为中心的文化建构体系。现代新闻集团提出“记者中心制”向“编辑中心制”的转移，充分体现了编辑在文化产品建构中的主体地位。百度词条的完成，主要就是依靠普通受众发挥能动性完成的，一个词条完成上传后，另外一个读者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再对此词条进行加工编辑，经过很多次的“补救、增生”，一个科学、具体和完善的词条才得以完成。
在影视栏目方面，北京电视台纪实性栏目《档案》大量运用文稿、图片、声音和三维图形等多种媒介解析历史传奇，充分运用新旧媒介特长，把原本枯燥的历史故事演绎得精彩纷呈。在文本和影视改编方面，从四大名著多种版本的演绎，到金庸古龙武侠剧、琼瑶言情剧等文本影视改编的作品，再到韩国影视《大长今》热播后，出版的“影视后出版物”小说《大长今》、《大长今宫廷御膳》和《医奴大长今》等，开创了“先影视后小说”的新的出版模式，为传统出版业带来了新的生机。再有，近来大量出现的电影版《武林外传》、电影版《奋斗》、电视剧版《风声传奇》和《山楂树之恋》等影视翻拍作品，是新时期编辑在影视文本互动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商业利益角度来讲，对优秀文化资源进行多种媒介承载方式开发，不但节省了大量宣传费用，还能拥有良好的受众基础。无论各个文本间怎样的嫁接、转换，都需要编辑充分吸收旧媒介身上“新鲜的血肉”，根据新媒介的特点重新审视文本内容。编辑在旧媒介的基础上建构文化，实现媒介的创新，延伸着文化的生命、扩大着文化的内涵，是对文化资源的再利用和再创造，将产生出新的、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
参考文献：
[1]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遗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3][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