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危机；孔子；思考
中图分类号：F03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3-0064-05
春节回乡探望父老，怕闲暇无聊，打包收拾东西时顺手从最近正阅读的书堆里牵了一本美国经济学家玛丽卢•赫特•麦卡蒂《非凡的经济智慧―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卓越贡献》（简称《非凡的经济智慧》）。这是我读的比较仔细的一本书，虽然是经济学家的思想，它跨越了很多的领域。进入山东，先到鲁南，后到胶东，访亲走友，聚会同学。途中倾听黎民百姓对民生的关注，感受经济走势，领悟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思想，梳理了很多前一时期在北京不曾考虑的思路。读书求知，从实也求知。
当前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不同之处
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措施从哪里来？很多人都提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的经验。也有人把这场危机在中国的表现与当年美国的境况相提并论。在《非凡的经济智慧》中，作者写道，“‘任何事情的发生似乎都与机构制度框架无关，而是伴随着历史情境及其特定的愿望，人们也似乎是机械化地以同样的方式对相同复杂的系列事件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当前的我们取决于过去，以以往我们的过去为条件’。这是一个深刻的结论，它表明完全理解人们在以往对经济情形做出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在将来有效地处理类似的情况”［1］。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一直受益于历史和历史学家提供的经验。不过，如果人类仅仅依靠历史经验来面对未来，社会就不会有进步。要记住，如果人类面对的情形与历史有很大的差别，那就要在借鉴历史经验基础上，另辟新径。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研究和判断现实的情景与历史上类似情景的差别。一个时期以来，面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关注点上和预测中漏掉或低估了事件的发展，这确实表明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其他领域的专家，都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探索。
自去年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问号：我们面对的这场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后果与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是否完全一样？在与老家两位农村亲戚的交谈中我的思路得到进一步的开拓。
在鲁南的日照市，一位来自农村的亲戚告诉我，2009年市场上的花生米降价了，由去年的4.05元一斤降到2.10元多，我问为什么，他说是因为不能出口，花生米过剩。同时，由于出口受阻，农民自去年开始大量宰杀养殖的各种家禽，包括狐狸等。几年前一片兴旺的农村养殖业出现萧条，大量的养殖厂房闲置。一位在农村企业当董事长的亲戚告诉我，他的企业产品销售到国内的部分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随着国家投资计划的实施，还会进一步扩大，但是出口部分全部停产。农民无副业不富，农村无工业不强，这个问题我的导师费孝通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中就已经反复强调过。
写《江村经济》的时候，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费孝通在书中曾描述了国际市场对当时我国农村的冲击。他写道：“在这个村里，当前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经济萧条并非由于产品的质量低劣或数量下降。如果农民生产同等品质和同样数量的蚕丝，他们却不能从市场得到同过去等量的钱币。萧条的原因在于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2］。学者樊英对此有一个进一步的说明，“在过去的一年(即1931年―笔者注)，我国人口激增，出口激减，在市场上各方面都感到外货的倾销之苦。比如洋粉、洋瓷、洋火等等倾销，使我国这些微弱的民族工业部门都渐次破产衰落；洋米之倾销，使南方稍微可观的一点丰收，米价惨跌至无可跌的地步”［3］。
与当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境况不同，当时我国面临外货在我国倾销之挑战，而这次是我国的出口产品遭到国际需求市场紧缩之挑战。进一步说，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遭受国际市场和先进技术的冲击，以至于农村手工业破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31年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所写的《我们在乡村建设中的经验》中看到，“要建设中国农村，势必因用新式生产方法，应用机械”。“但是技术是不够的”、“单靠技术的改造就不足，而一定须有一适当的社会制度”。“从副业入手，非但是增加农村收入的良法，亦是使用机械的平坦大道”［4］。依靠国内市场的农村服务和农村工业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技术，以增强他们与国际大机器的竞争能力。费达生的工作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部分。与上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同，这次的问题不在国内市场，而在国际市场，不在于技术的竞争力，而在于国际市场的萎缩。
这些使我想到去年夏天在浙江省调研时看到的情形。浙江是出口大省，尽管出口本身对浙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拉动不大，但产品出口在带动投资、拉动消费增长方面发挥重要的外部“引力”作用。由于出口大幅下滑，浙江省消费和投资增长的稳定性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浙江全省经济的稳定运行。2007年底以来，浙江出口企业经营状况大都不理想，出口增幅回落，尤其是那些劳动力密集、出口比重较大的企业，诸如纺织、服装企业的总产值增幅均较低。浙江对美国和日本等主要出口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全球化将各国不同程度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
讨论经济问题不能离开全球经济体系。按照托马斯•弗雷德曼的说法，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的全球化从1800年至1920年，是一个有限的全球化，无论是贸易还是资本流动的规模都非常小。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之间。1989年至今的全球化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市场和地球村。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趋势，更是一个国际体系，当前这个国际体系已经替代了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拥有自己的规则和逻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和经济。［5］
中国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完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全球化还没有把各国纳入世界体系，而在当前这场危机中，中国经济各部门已经或多或少层次不同地被嵌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自由主义主导下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畸形发展和布局。这种畸形工业结构也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企业结构。这种国家内部的利益分化、两极化的社会结构把原来“外向”的依附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内生”的依附。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下，发达国家依靠先进生产技术和强大经济实力，根据自身的利益，不断人为强化这种不平等，并在平等旗号下进行不公平贸易，把发展中国家殖民化。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全球化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上，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就很难独善其身。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经济，并不断强化这个产业链，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畸形发展模式――以生产为主的实体经济薄弱，以外贸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中形成的畸形的工业结构，直接导致国家内部利益分化加剧和贫富差距拉大。
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是曾经给我们提供过经验和教训的。19世纪，美国和拉丁美洲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美国选择了工业化强国战略，拉丁美洲选择了自由贸易战略。美国19世纪的国内战争实际上是两种势力的较量――代表工业力量的北方企业家和代表奴隶制种植园的南方种植园主进行生死较量。北方资本家在战争中获胜，从此，美国大踏步地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走出了“发展中”国家阶段。
全球化经济通过自由主义在全球推广，强化着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艰难的道路。很显然，畸形产业结构造成了严重失衡的社会结构，让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衡更加加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业之间，甚至是城市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
同时，“世界工厂”的资源依赖和劳动力依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和就业压力，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的基础。无论是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模式，还是东亚的出口导向模式，最后都以金融危机宣告终结。这无可辩驳地说明，以工业化为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不可简单抛弃的发展道路。拉丁美洲和东亚模式的共同点就是，用本国的低附加值产品换取工业品，拉丁美洲以原料为主，东亚以劳动力为主。两种模式使他们的现代化道路步履维艰。这就回到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讨论的问题上，现在回想起来，英格尔斯的理论使我们倍受启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现代化的前提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忽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出口导向在短暂时间内使我们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城市化，大批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他们不得不返回家乡，等待命运的重新安排。终结把自己放在全球化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探索实体经济和工业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应当是中国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反思和经验。
当然，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我们一定要摆脱悲观主义的缠绕，但是不能对日益复杂的形势掉以轻心。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1月28日公布预测数据看，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2009年将继续衰退，平均收缩率会达到2%。其中，英国2.8%，美国1.6%，法国1.9%，德国2.5%，日本2.6%。美国国会众议院2009年1月28日通过一项总额为819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方案，其中一项条款规定，任何基础设施项目要获得新经济刺激方案的资金支持，所使用的钢铁产品都必须是美国生产的。这项新经济刺激方案还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除了钢铁产品以外，项目所需一切制成品（项目范围涉及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水坝、军事建筑和住房等）也必须是美国生产的。一旦这些政策付诸实施，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极为不利的，它会使受金融危机拖累而举步维艰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这些影响对中国经济都不是天方夜谭，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的程度要看中国嵌入这个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范围和深度。
人类需要博大思想的引导以走出面对的困境
200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为全球经济开出药方，鼓励以国际协作的方式出台政策。联合国专家提出的对策包括：对现有的金融规章和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防止再次出现极端情况；改革目前的国际储备体系，从以美元为主，转向多种储备货币体系；改革流动性准备和补偿性筹资机制，以更好地将外汇储备进行多国和区域汇总，避免繁琐的政策制约等。
以史为鉴，联合国专家的总体思路在方向上是对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经济打破了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统一性，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的基本矛盾。这也是我们当前面对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那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显著不同点之一。经济全球化淡化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边界，使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生产、贸易、金融的一体化。在信息技术和全球信息化基础上，经济发展和经济联系逐步展开，但是全球经济活动背后却以国家意志为主要推动力，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合缺失增加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难度。美国伯克利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针对当前世界社会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变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他发现，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新构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依然成为全球互相依赖的基础，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式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在这个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经济是全球经济，与几十年前传统的农业经济、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截然不同；各个国家的社会是网络社会，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但是各个国家依然是国家。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现代国家必须处理跨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信息技术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建立在全球经济基础上的各个国家的不同政策选择、利益博弈增加了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的复杂性。
进一步说，在国际经济中，关税、出口配额、汇率、统计口径、生产要素等是一个国家可以控制和管理的，但又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会造成出乎政策制定者们预料的结果，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效果。这犹如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竞争和博弈，采取各自的策略，有时会造成市场不公平竞争，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进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秩序。在全球化下，每个国家对于国内人民要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犹如一个市场主体，在国际市场上与作为市场主体的其他国家政府进行博弈和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市场的失灵就会造成不公平竞争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失灵。这是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衍生出来的一个特点，也是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特点。当年罗斯福推行的所谓新政是孤军奋战，并没有各国的配合。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30年至1932年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向自己国内退缩，提高关税壁垒，力图实施闭关自守的经济政策。当前我们仍然要注意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如果全球经济继续下滑，各国缺乏统一的行动，都有可能重蹈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的覆辙，比如保护主义兴起，甚至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等等。
建立新的国际治理体制和机制是避免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基本对策，也是应对国际经济社会形势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面对这次金融危机，中国要与世界各国一道采取措施，建立国际机制，实行国际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维护国际经济秩序，全球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十国集团、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经济合作组织，等等。现在看来，仅仅依靠这些组织还是不够的，日趋复杂的全球化需要更加完善的国际治理机制。
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和政策体系，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文化。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Park）认为，任何制度形成时没有不是带着价值色彩的。这个带有价值色彩的东西在维系着制度的运行，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点。［6］20世纪90年代初期，费先生说了一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这句话是费先生基于对于历史和当代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深思熟虑的思考。
那是1992年春夏之交，我随费先生考察山东沂蒙山区，顺道访问了曲阜的著名“三孔”。在孔林，费先生凝视远方，思考了很久。在从济南回北京的火车上，费先生把他访问“三孔”的一些想法进一步谈了出来。他说，孔子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他能够把不同的思想融合起来，集大成，在那个时代，的确不容易。接着他回到现实，说，我们目前面对一个很复杂的世界，波黑冲突不断升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世界好像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背后，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切冲突的根源。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要解决人类面对的关系其生存问题，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需要新的思想，需要一个超越各个民族和文化之上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各个民族文化的人，需要一个像孔子一样的思想家。我想这是他说“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的寓意。
回到北京不久，费先生应邀出席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并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他号召北京大学的同学要努力学习，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他说：“我在孔林里反复地思考，看来当前人类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这个新的孔子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事态的局面。考虑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必须和平共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不能不为已不能在关门自扫门前雪的人们，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我急切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早日出现。”我对这个讲话做了记录和整理，费先生自己全面修改和打磨，后来成为著名的《孔林片思》。
从学科来看，费先生之所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与他的文化人类学背景不无关系，他是个人类学家。群体认同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合而不同”。从他的思想历程来看，费先生晚年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确考虑的非常多。他看到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的危害，以及环境问题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寄希望于新时代的孔子，实际上希望真正有人能够超越不同的文化来统筹考虑人类的发展问题。晚年的他，又是一个思想家。
费孝通的世纪性求索所得到的“美美与共”思想告诉了我们一个各种和平文化相处的原则。我们可以将其推展到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政治群体，成为他们共同的行为准则。问题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政治群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实现“天下大同”？这就需要人们去考虑建立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社会财富占有原则和分配原则，以及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公共事务参与原则。这样，人类才能将“美美与共”的认同原则建立在现实基础上。
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人类确实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这个新的思想不仅要跨越学科，还能跨越文化、国家、族群。铸造这个思想的孔子或者是一个思想大家，或者是一个智慧群体。我们相信，当时代需要这样的人物或智慧群体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创造出来。
参考文献：
［1］玛丽卢•赫特•麦卡蒂.非凡的经济智慧―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卓越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6-187.
［2］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3］樊英.中国经济现状的鸟瞰［J］.东方杂志卷30，4号.
［4］费达生.我们在乡村建设事业中经验（5）.独立评论，1933.
关键词：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别范围发展潜力经济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力量。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率先实现经济腾飞开始，东亚“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在20世纪70年代继之迅速崛起，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也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逐步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新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成为引领全球经济走出世界金融危机阴影的强劲动力，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与日渐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仍然十分有限。有鉴于此，论文将在系统梳理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就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一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别范围予以界定；二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潜力予以评价；三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予以介绍；四是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形势予以分析。
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别界定
如果从日本经济起飞算起，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出现逾半个世纪之久。但真正开始使用“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个提法的时间却并不很长。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开始用“新型工业化经济体”一词来形容亚洲和拉美的几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市场化国家。其后，随着多数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经济增长后劲显著增强，众多国际组织开始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给予更多关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AntoinevanAgtmael在这一时期最早提出了“新兴市场”的概念，意指正处于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国家。显然，这一认识更侧重于发展阶段而非具体国别的界定。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范围的逐步扩大，“新型工业化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两个概念开始被逐步混用，并继而被涵义更为准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国家”所取代。
事实上，不仅是名称选择，就连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涵义界定也存在巨大分歧。众多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就其定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张宇燕和田丰，2010）。综合这些代表性定义，可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本质特征概括为：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或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第二，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经济增速但人均收入水平仍低于发达经济体；第三，处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当中的开放经济体；第四，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第五，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有待着力完善。这五项基本特征，从根本上将新兴市场经济体与计划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等传统概念进行了区分，充分展现出了这一概念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涵义界定的巨大分歧也增加了其国别范围界定的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博鳌亚洲论坛（BF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U）、英国富时公司（FTSE）、美国万事达公司（MasterCard）、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美国摩根士丹利集团（MSCI）、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BBVA）、美国标准普尔公司（S&P）和美国道琼斯公司（DOWJONES）等众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纷纷根据其业务领域推出了相应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名录（李政，2014）。
通过比较这十个权威机构确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范围，从中遴选出至少已经得到六个（含）以上认可的，并结合此前归纳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五项基本特征，阿根廷、埃及、巴西、波兰、俄罗斯、菲律宾、哥伦比亚、韩国、捷克、马来西亚、秘鲁、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泰国、土耳其、匈牙利、印度、印尼、智利和中国等21个经济体（以下简称“E21”）可以较好地满足这些条件。
首先，E21完全具备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五项特征。这些国家均为市场经济国家或经济体制转轨国家，其发展水平虽大多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七国集团”（以下简称G7）平均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较之发达国家也还存在很大距离，但其在过去10至20年均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显著大幅提升，后续发展潜力依然巨大，前景十分广阔。
其次，E21全面反映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状况。从地域分布来看，E21中包括亚洲国家8个、拉美国家6个、东欧国家4个、非洲国家3个，这一分布不仅涵盖了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同时也体现了各大洲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基本表现；从涵盖类型上看，E21既包括了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包括了市场经济体制仍有待继续完善的个别发达国家，兼顾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经济增长和制度演进的双重关注。
再次，E21综合实力对于全球和地区发展影响重大。从国际分工来看，E21包含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处于全球经济分工格局中位次不断提升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其对世界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速的影响都十分巨大；从地区影响来看，E21均为各大洲具有显著影响的大国，其经济总量、地域面积、人口规模和资源条件对于地区发展和政治环境的作用亦举足轻重。
全文将围绕E21就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关情况予以探讨。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潜力
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模式，也深深影响着其未来的增长潜力和发展质量。因而，全面客观地认识E21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硬件设施状况，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在当今以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自然资源
相较于多数国家而言，E21的总体资源禀赋优势较为突出，其土地、淡水、能源和矿产资源的丰裕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具备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和开发潜力，且尤以“金砖国家”最为突出。
1、土地资源
E21陆地总面积约为5475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36%。其中，仅俄罗斯、中国和巴西三国的陆地面积就达3522万平方公里，约占E21陆地总面积的64%。除匈牙利和韩国外，其余E21的陆地面积均超出G7中的英、德、日、法、意等发达国家，并位居所在大洲前列。广阔的地域面积奠定了E21发展的重要基础。
2、淡水资源
E21流域面积广阔，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淡水资源十分丰富，并尤以巴西、俄罗斯、印尼、中国、印度和哥伦比亚最为突出。但与此同时，由于E21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且人口规模庞大，致使其中很多国家的淡水资源使用量也十分巨大。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墨西哥和埃及均位居世界淡水资源使用量的前十位，而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却无一进入世界前十。
3、能源资源
E21在国际油气储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截止2011年，E21的石油探明剩余储量约占全球的8.67%、天然气探明剩余储量约占全球的32.59%；石油年总产量约占全球的32.88%、天然气年总产量约占全球的35.25%。E21的煤炭储量也十分丰富，产量巨大。截止2011年，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13个主要煤炭生产国的煤炭探明剩余储量约占全球的44.93%，年总产量约占全球的70.59%。
4、矿产资源
E21不仅能源资源丰富，其他主要矿产品资源也十分丰富，特别是铁、铜、铝、铅、锌、镍、锰、锡、金和磷酸盐等十种国际主要贸易矿产品的储产量十分巨大。在目前国际公认的6个主要矿产资源丰富国家当中，E21就占到3个（俄罗斯、中国、南非），8个较丰富国家当中，E21就占到6个（巴西、印度、墨西哥、秘鲁、智利、摩洛哥）。从探明剩余储量来看，巴西、俄罗斯的铁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也均位列前十位以内；智利的铜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秘鲁等国均位列前十位以内，波兰、菲律宾等国的储量也十分巨大；南非的锰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巴西、印度和中国等国也均位列前十位以内；南非、俄罗斯的金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摩洛哥的磷酸盐矿探明剩余储量位居世界第一，俄罗斯也位居前十位以内。此外，俄罗斯和印尼的镍矿探明剩余储量，中国、秘鲁的铅锌矿探明剩余储量，印尼、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锡矿探明剩余储量，巴西、印度的铝土矿探明剩余储量等也均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从矿产品年产量来看，中国、巴西的铁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度、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智利的铜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印尼、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的铅锌矿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秘鲁、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俄罗斯的镍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印尼、中国和南非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南非的锰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印尼、秘鲁、巴西和俄罗斯的锰矿石年产量位居世界前六位，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南非的黄金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秘鲁、俄罗斯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的磷酸盐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摩洛哥、俄罗斯和埃及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内；中国和巴西的铝土矿年产量也均位居世界前十位以内。随着全球主要矿产品供求紧张状况的不断加剧，丰富的资源蕴藏量和巨大矿产品年产量日益提升着E21在全球矿产品市场上的重要地位，也为其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机遇创造了条件。
（二）人力资源
E21庞大的人口规模不仅为其经济起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也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但与此同时，伴随经济持续增长而显著改善的生活环境和不断提高的医疗水平，也抑制了E21的人口增速，老龄化趋势开始逐步显现，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未来方向。当前，E21人口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总体人口规模依旧庞大。截止2011年，E21人口总数为42.28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61.95%，虽较2001年仅增长4.71亿，但占比却与2001年基本持平（61.92%）。其中，中国、印度人口总数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尼、巴西和俄罗斯等国也均位居前十位以内，5国人口总数达33.36亿，占E21人口总数的78.90%。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的《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未来40年，E21人口增速虽会有所下降，但全球新增人口的半数仍将来自E21。其中，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14亿，印度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17亿（UNFPA，2011）。
二是部分国家人口增速明显。过去十年，E21人口年平均增速（9.83‰）虽低于全球人口年平均增速（12.4‰），但各国之间差异却十分巨大。其中，马来西亚、埃及、菲律宾、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等国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国人口累积净增2.72亿，占E21人口累积净增值半数以上；而俄罗斯、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人口则长期为负增长。
三是老龄人口数量增长迅猛。目前，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由发达国家蔓延至E21。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各国概况（2012）》，在49个年轻型人口国家中，E21无一入围；在89个成年型人口国家（地区）中，共有菲律宾、埃及、南非等13个E21入围；在94个老年型人口国家（地区）中，共有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等8个E21入围。相较于G7而言（平均41.47岁），E21平均年龄中位数虽然很低（30.39岁），但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8.4岁）。同时，由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已经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行列，致使E21中进入老年型人口国家的人口总数已达81.25%。老龄化趋势的显著加快，一方面反映了E21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不足所引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社会保障投入增加也成为影响E21下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迫使很多国家不得不加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四是总体教育水平大幅提升。教育水平既是显示经济发展成效的具体体现，也是影响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判断依据。从受教育年限角度考察，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E21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33年，接近高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其中，捷克、韩国已达到超高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阿根廷、捷克等10个国家已达到高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中国、哥伦比亚等6个国家达到中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3个国家达到低等人类发展国家水平。从文盲率角度考察，E21中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为90.91%。其中，90%以上的国家有14个，最高的俄罗斯为99.60%；80%至90%的国家有5个。尽管G7的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已高达98.91%，但E21与其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特别是中国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升、新兴市场经济体高等教育质量的逐步提高和墨西哥、韩国等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日益普及，E21的总体教育状况已能够较好地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并为其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
（三）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状况直接反映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推动其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E21之间基础设施状况虽差异巨大，但总体水平仍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些国家已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国际资本流入、技术转移和产业替代创造了积极条件。
1、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相较发达国家而言，E21交通运输能力虽总体依旧薄弱，但其发展速度和开发潜力却十分巨大。截止2011年，E21共有机场12930个，占世界总数的29.52%。其中，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印尼等6国机场数量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以来，中国、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等E21的航空乘客人数分别出现100万至4000万的显著增长，而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却分别出现500万至2000万的不同程度下降，新兴市场经济体重构全球航空运营格局的时代正在悄然到来。
目前，E21铁路运营总里程已达417996公里，占世界的36.67%。其中，俄罗斯、中国、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等5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2009年以来，中国、印度和南非等E21的铁路货运能力开始大幅增加，特别是随着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其货运能力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俄罗斯则继续保持世界第三的地位。但与此同时，由于多数E21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投入有限，致使其铁路地域覆盖程度依然距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截止2011年，E21的铁路平均路网密度仅为150.75km/10000km2，而G7国家平均已达503.68km/10000km2，两者相差3倍多。除匈牙利铁路路网密度位居世界前列、波兰和韩国接近G7国家平均水平以外，其他E21依然差距较大。
近年来，E21公路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截止2011年，E21公路运营总里程已达13563172公里，占世界公路运营里程的13.26%，高于G7国家总体水平（11236563公里）。其中，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4国的公路运营里程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内，这一数量和G7国家持平。从公路建设等级来看，E21之间差别较大。中国的高速公路运营总里程已达84946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而E21当中紧随其后的俄罗斯、墨西哥则分别只有30000公里和6279公里，而除其后的韩国、智利、土耳其和马来西亚徘徊在1500至3500公里之间外，其他国家均低于1000公里。而在G7国家当中，高速公路总里程最少的英国也已达3519公里，其他国家则均在6000公里以上。从公路网络覆盖程度来看，匈牙利公路路网密度已位居世界前列，波兰、韩国和印度三国也已接近G7国家平均水平，而除阿根廷、埃及、智利和俄罗斯外，其他17个E21的公路路网密度均已高于加拿大。但总体而言，E21公路平均路网密度仅为4484.67km/10000km2，距离G7国家15362.61km/10000km2的平均水平，依然差距很大。
总体来看，E21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均远远好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且部分E21已与G7等发达国家十分接近，特别是匈牙利、波兰和韩国等经济水平总体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明显。从洲际分布来看，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亚洲其次，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则相对较差。在国别分布中，尤以中国等“金砖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最为显著。日益顺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有效地支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历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其发展功不可没。因此，面向未来发展，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依旧前景巨大，而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将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2、通讯基础设施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信息通讯设施建设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数不断刷新历史最高记录。截止2011年，E21固定电话用户已达5.75亿，占全球的48.30%；移动电话用户已达34.46亿，占全球的57.35%；互联网使用人数已达8.51亿，占全球的40.20%，E21信息通讯设备覆盖人口已经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
和G7相比，移动电话已取代固定电话成为E21民众首选的通讯设备。E21移动电话用户已占到人口总数的123.61%，高于G7国家的118.71%；而G7国家固定电话用户虽有所下降，但依旧维持在55.03%，远高于E21的20.06%。综合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总体覆盖情况，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通信服务水平已趋于一致。
E21互联网使用人数也在大幅增加。截止2011年，韩国、马来西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和哥伦比亚的互联网使用人数已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韩国更是以82.77%的覆盖率超过G7国家平均水平，而中国互联网使用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成本，也开拓了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依然是支撑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决定着其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但是，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任何单纯依赖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的发展模式均难以在长期成为支撑其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资源枯竭、人口老化仍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无法逾越的发展“魔咒”。因而，在继续释放现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同时，加快改善硬件设施、大幅提升人力资本、逐步转型产业结构，无疑对于其今后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表现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根本改变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未来走向。以新兴市场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资本、技术等长期被发达国家垄断的高端生产要素开始向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加速转移，不仅推进了这些国家的技术升级和产业替代，也进一步激发了其固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提升了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增强了其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体系中的整体影响力。
（一）经济总量
2001年至2011年，E21经济总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从51585亿美元增长至210639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由16.48%迅速上升至30.10%。而同期G7经济总量仅从206135亿美元增长至335645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比重由65.87%下滑至47.96%。2001年，E21中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有9个、处于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有10个、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的有2个；至2011年，处于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已增加到4个、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扩展到12个、处于中等和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的降低至5个，并已全部摆脱低收入国家行列。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4国经济总量分别由十年前的世界排名第七、九、十三和十九位跃居至第二、七、九和十位。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印度经济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E21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回升明显。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期间的整体经济表现远优于发达经济体，并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和稳定的重量力量。但是，由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起点低、起步晚、人口多，致使其相互之间差异巨大，处于E21最高端的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9890美元，而处于最低端的印度却只有1330美元，两者之间相差15倍。而即使是处于E21最高端的韩国，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仅有处于G7最低端的意大利的三分之二，至于E21和G7的平均水平更是相差达5倍之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赶超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经济增长
追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2001年至2011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总量的累积增幅高达308.33%，远高于G7国家62.82%的同期增速。其中，中国、印尼、土耳其、智利和秘鲁等5国经济涨幅位居E21前列，印度和墨西哥涨幅则相对较小。
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以来，E21经济增长总体有所回落，除中国继续保持8.8%的高速增长外，多数国家经济增速仅能维持在5%左右，泰国更是出现了0.5%的负增长。但从总体来看，这一增长水平依然远高于深陷金融危机的欧美发达国家。在G7中，除德国在2011年出现了3.1%的经济增速回升之外，其他国家仅能维持1%左右的增长率，而日本则已连续几年增幅为负。不断扩大的经济总量和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速，使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轮世界金融危机中，充分展现了其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由G7主导全球经济格局的时代正在被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打破。
（三）价格水平
价格稳定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具有较高相关性。妥善协调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考验一个国家宏观调控成熟度的重要判断依据。2011年，E21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为5.6%，维持在温和通胀范围之内。其中，摩洛哥、捷克和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低于该平均水平；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已进入严重通胀国家行列；而阿根廷和埃及则长期徘徊在较高水平。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价格水平，一方面受本国经济发展环境和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国际经济环境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影响。由于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刻震荡的谷底阶段，发达国家经济低迷、金融市场震荡不前，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以持续维持较低通胀水平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受各国生产者价格指数推动影响，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必将面临新的通胀压力。因此，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调控水平，不仅需要增强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驾驭能力，更需要其能够降低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依赖，强化其在全球经济竞争环境中的自主能力。
（四）国际贸易收支
由于E21货币均不属于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因此，必要的国际货币储备对于确保其进口和其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货币汇率亦受该国国际收支状况影响，长期大幅赤字必然导致本币贬值，进而影响其资本和流动性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常账户得以实现再平衡。但随着其后世界贸易形势的逐步好转，部分E21的经常账户再度出现大幅失衡，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并尤以土耳其、印度和波兰最为严重。不仅如此，2010年以来，土耳其、印度和波兰等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中国、韩国和印尼等国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仅中国就由2007年的10.60%降至2011年的2.76%。随着中国等E21经济增长由外需推动向内需拉动逐步转变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长期低速增长，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E11的国际收支状况是与其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产业结构紧密联系的。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均曾经历过贸易总量持续扩张的过程。截止2011年，E21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0892.8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30.65%，与G7总体水平（35.10%）基本持平。在E21中，中国、韩国、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等国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均位居前列，占E21进出口总额的64.43%，而马来西亚、匈牙利、捷克、泰国和韩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或超过100%。
（五）就业情况和收入分配
就业情况是反映经济运行走势的关键指标。由于E21发展水平和就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其就业率也相差很大。截止2011年，E21平均失业率为8.3%，高于G7平均水平（7.67%）。其中，失业率最低的泰国仅为0.70%，而失业率最高的南非则高达24.90%。按照国际通行的4%至8%的自然失业率标准，南非、波兰、埃及、匈牙利、哥伦比亚、土耳其、印度、摩洛哥和捷克等均高于这一标准。与此相对应的是，即使面临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G7的失业率仍能基本维持在4%至9%之间。这一方面反映了其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紧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实体经济良好的抗风险能力。
就业情况和收入分配是紧密联系的。多数发达国家都曾经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由大到小的变化过程，而多数E21当前正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严峻局面。以基尼系数判断，在21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14个国家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属于收入差距悬殊或较大国家，仅有1个国家低于0.3，属于收入差距比较平均国家。从洲际分布来看，拉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较大（0.504），这也是该地区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恶果；欧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差距较小（0.329），居民总体福利水平位居其他E21前列；亚洲（0.435）和非洲（0.461）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收入差距处于上述两者之间，但高于G7国家平均水平（0.343）。需要注意的是，“金砖国家”中的南非、巴西、中国和俄罗斯全部处于0.4的国际警戒线以上。这些国家在带动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其内部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已不容忽视，“中等收入陷阱”的阴霾依然笼罩在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上。
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轮世界金融危机中，牢牢把握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迅速提升了自身经济实力，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也全面暴露了其长期存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宏观调控能力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最大差距所在。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未来展望
综合前述分析，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迈上新的发展台阶：一是良好的资源禀赋优势奠定了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其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多“话语权”提供了根本前提；二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先于发达经济体走出世界金融危机阴影，全球经济格局正处在新一轮深度整合之中，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离不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协力支撑；三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对话平台和以“20国集团”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对话平台机制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新兴市场经济体内部之间以及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协作机制、交流领域、合作范围将会不断深入和扩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随之进一步凸显，这将为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重要基础。
在客观评价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机遇和自身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内在规律和复杂外部经济环境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一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特别是在体制机制、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宏观调控等方面依然远逊色于发达经济体；二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依然有限：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尚不具备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对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瞻性、战略性规划能力严重不足，世界各国仍只能在发达国家的规划框架内前行，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虽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其在重要战略物资上仍不具备和发达经济体进行讨价还价的实力，依然只能成为旧有经济秩序的“参与者”，而非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三是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还将面临着信息化、气候变化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各类挑战。在此方面，不仅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就连发达经济体也尚在艰辛探索之中。
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发展期，面对来自人类社会共同的风险与挑战以及旧有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与阻碍，任何单个E21都是无法独立应对和解决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只有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既有优势、自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不断加强沟通、积极协作，逐步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领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才能在全球经济秩序和治理体系中真正提升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最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1]张宇燕，田丰.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J].国际经济评论，2010（4）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日在我国大连举办，为期三天的达沃斯论坛将此次主题锁定为“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共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名代表参加论坛，就当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而此前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虽然让全球资本市场倍感忧心，但对未来乐观情绪依然占据主流，然而日前美国信用评级首遭降级让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持续叠加，造成市场恐慌情绪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出现连锁式暴跌，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说法又重新回到了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本次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从现在看世界经济并没有受到巨大的结构性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在减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虽然在调降，但并没有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进入衰退期，中国等新兴经济增速虽然也在下调，但也处于在缓慢增长中，因此全球经济不会进入“二次探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也指出，从2008年到现在，西方国家经济仍处于一个债务整理过程，经济的疲弱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并不意味着“探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表示，“尽管欧洲债务危机情况确实比较糟糕，世界经济正经历新一轮波动，但今天的世界经济和2008年不一样，更为多元化，因此整个世界经济出现大衰退的可能性不大。”
QE3作用不大
面对经济复苏疲态，欧美等经济体都祭出了不少“法宝”应对，美国自金融危机后出台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然而成效并不显著，市场期待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能够提振资本市场，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对QE3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表示了怀疑。
刘煜辉也表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或在所难免，但是作用将越来越小。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4500亿美元的刺激就业计划，但在美国财政赤字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刺激政策向上的空间十分有限，在刺激政策实施的尾声，美国经济有可能重新陷入低速增长。
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场业务主席李晶认为，美国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将无助于经济复苏，反而会导致热钱流入新兴市场，预期未来2～3年欧美GDP增长不超过1％。
渣打银行经济分析师李炜也表示，如果进一步量化宽松，对脆弱的投资者信心将是又一次打击，金融市场对资金的风险厌恶情绪继续上扬，而实体经济中的企业也没有投资的信心乃至意愿，甚至可导致需求持续下降。
复苏希望在中国
虽然参与论坛的多位专家普遍认为当前全球经济还处于复苏阶段，经济形势严峻、复苏周期较长，“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但前提是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能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改善目前的经济困局，否则新的危机还会出现。
朱民指出世界各国应加强政策协调，避免新危机的爆发。“目前全球经济处在危急时刻，如果欧美国家拿不出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世界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认为，当前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一个非常关键和危急的阶段，这就要求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要发动内需，发达经济也要从传统财政刺激需求转到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样全球才能有平衡增长的动力。
在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欧美等经济体也没有更好的政策摆脱困境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成为世界经济走出阴霾的关键。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指出，自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始终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关注的焦点，被寄予了世界经济拯救者的厚望。“从8月的经济数据来看，我国的通货膨胀正在得到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可以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将能沿着以往的轨迹继续增长。”
第一方面的问题,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哪些新特点。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肯定有些新的特点、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这里有两个问题,我认为是最突出的。一个问题,美国人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论。这个舆论已经造得很早了,核心要点就是说世界分成了一部分人发达国家更多消费、发展中国家更多制造生产,这种结构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一种原因。再平衡就是要改变它,这种说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是我们对外开放是不是继续有外部世界机遇的重大判断问题。
我个人认为尽管美国从金融危机以来,它的储蓄、消费比例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基本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将成为一个规律,美国依赖消费拉动经济的基本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美国和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和商品市场。对于中国来讲,我们扩大商品出口仍然是有机遇的。这当然需要论证,世界经济再平衡论需要分析、需要批驳,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分工格局。大家知道美国现在鼓吹、并且也在推行新能源经济。从奥巴马政府来讲希望通过新能源经济能够创立起新的产业体系,成为振兴美国出口制造,从产品的消费者变成生产供给者来改变国际收支的流向。这当然是美国自己的一厢情愿。新能源经济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也会有所发展,但是究竟这种新能源经济能不能够完全改变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收支流向,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假定在后危机时代,因为后危机时代本身也是个研究的问题,它有多久?如果说后危机时代仅仅是从经济负增长变成正增长,那这个时间太短了,可能2010年就变正增长了,肯定不是这么短。后危机时代指的是什么?要多久?也就是说在后危机时代新的能源经济以及技术突破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条件才能使整个世界产业分工、产业体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可能也是需要研究的。
回头说后危机时代,我个人认为可能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从经济缓慢复苏到科技革命,带动新的产业勃兴,到公司企业大量建立,形成经济新的动力这样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在不同时期有长有短,这次后危机时代究竟要多久,这是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方面的问题,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我个人认为开放型经济建设方针应该坚持内外需并重,而不是内需为主、稳定外需,这个说法是不积极的。坚持内外需并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方针,绝对不能放松。因为在我们现在内需当中,投资需求政府可以比较容易调控,但是消费需求培育还要有一个过程,尤其是新的居民消费增长点完全需要很长的过程,不仅需要收入的过程,增加的过程,也需要体制改革的过程。因此它是一个慢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外需是绝不能放松的。
现在讲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很多做法短期内都不能奏效。我也看了“十二五”规划各种各样的打算,实际这个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没有改变这个状况,就说明这个事情很难,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如果忽视外需,或者说外需态度不积极,很可能会丧失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
第三方面的问题,我们怎样走向贸易强国。这个问题这几年已经有不少研究,特别是到底贸易强国有什么样的标志,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当然学者提得很多,但是普遍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忽略数量的规模和速度。速度、数量、规模都是被普遍忽略的,而且隐含着一个前提,都认为我们速度很快、数量很多、规模很大,我认为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现在我们之所以在世界上还被人家能够当回事,就是因为数量、速度、规模,不是因为你的质量。但是我们的数量还不够大,按人均算,我们仍然是贸易小国,而不是贸易大国。这个也需要论证,到底贸易强国需不需要有这个条件。
第四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用意很好,沿海低成本制造产业要转向内地,怎么个转法?广东搞的腾笼换鸟为什么失败?强制搬迁工厂的做法为什么失败?究竟我们产业转移应该怎么搞?沿海产业转型升级又应该怎么搞,我觉得应该总结,而且我们不能讳言我们的失败。像广东搞的强制工厂搬迁,据调查,效果并不理想。想法是好的,但为什么失败?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研究后危机时代国际经贸合作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在过去我们动力机制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低成本制造,当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能轻言放弃低成本制造。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有了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觉得中国可以不要低成本制造,这个情绪很要不得。这个优势只能是延续。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从现在看,比如说有扩大区域合作、自由贸易区,还有企业走出去,当然企业走出去目前刚刚起步。还有什么?在后危机时代我们扩大国际经贸合作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我觉得需要总结经验,需要寻找。
王子先(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发言的题目是本轮世界贸易复苏新趋势,讲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世界贸易已经走向复苏。大家知道2008年四季度世界贸易额降幅达20%以上,2009年一季度下降进一步加剧40%以上,二季度稍微好一点,但是仍然下降28%。从6月份以来,随着区域合作化结束,世界经济回暖,贸易出现复苏迹象。荷兰政策研究局监测的贸易数据显示,6月份首次实现环比1%的增长,7月份继续增长,8月份有所下降,9月份、10月份继续环比增长。从经济体来看,贸易和出口复苏都是比较普遍的。最新的情况,2009年底11月、12月,很多经济体出现了正增长,印度11月份增长18.2%,韩国11月份正增长,12月份增长33.7%。其他像泰国、菲律宾东南亚国家出口都在11月、12月出现增长。中国11月份出口增长5.3%,12月份增长17.71%。估计12月世界贸易整体也有可能出现正增长,这是世界贸易复苏的动向。全年世界贸易额的降幅仍然很大,可能要达到15%到20%。
2010年世界贸易额的预测,一种判断,世界贸易的量会增长3%到4%,贸易价格会恢复增长4%到6%,世界贸易额会增长7%到10%。但是世界贸易仍然还有一些风险,总体有一个大的判断,由于急售的原因和需求面的原因,可能世界贸易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上半年情况好一点,下半年情况不乐观。
我对本轮世界贸易复苏的新特点也做了一些分析,有这么几个特点:
其一,新兴市场成为世界贸易复苏的主动力,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经济复苏,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拉动了发达国家中间品、投资品出口的回升,新兴市场占全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可能上升十几个百分点,特别是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8.7%,印度也是增长7%,投资增长8%到10%,巴西经济增长1%左右,新兴经济体对世界贸易复苏发挥了很重要的带动作用。
其二,日本、德国等出口大国依靠出口回升仅仅实现了率先复苏。日本二季度进出口拉动增长1.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0.4,三季度拉动0.4个百分点,关键是亚洲需求回升,拉动了日本的出口。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也是由于出口拉动,二季度实现0.3的增长,三季度0.7。整个欧元区进出口对二季度贡献是0.5个百分点,三季度是2.9。
其三,美国贸易回升也是拉动这轮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引擎,进出口对GDP拉动一季度是2.6个百分点,二季度是1.38个百分点,三季度是负拉动0.8,但是全年肯定是比较大的正拉动。有一个机构做了分析预测,这轮美国2007到2009经济衰退中,实际GDP降幅是12.3%,进出口累计贡献5.9个百分点,消费拖累了GDP4.29个百分点,投资拖累21.18个百分点,这是跟二战相比完全不一样的新趋势。
其四,中国需求回升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对周边亚洲贸易复苏功不可没,作用非常大。像美欧日对华出口,下半年都有了比较大的恢复。特别是周边市场,12月份,韩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长94%,马来西亚10月份对华出口增长52.9%,台湾12月份对内地出口增长46.9%,势头非常迅猛。
其五,自由贸易体系没有崩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没有失控,人类没有重犯大萧条时期的错误。
其六,从这一轮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情况看,世界贸易仍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包括出口大国,贸易都是走出衰退、走向复苏最重要的动力。
第二个观点,中国外贸与世界贸易出现了同步复苏。2008年我们出口跟世界贸易一样出现了衰退,世界20%、30%,我们是2%多一点,一直持续到10月份。其次,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测算,如果不是采取一揽子措施,到今年一季度我们经济增长可能只有1%,出口负拉动是9.27个百分点,随着世界贸易复苏,我们现在也开始收获新的机遇。第三,我们外贸也跟世界贸易基本是同时复苏,比东亚经济体稍微晚了一点,他们是11月开始正增长,我们是12月。这是基本情况。
第三个观点,世界贸易进一步复苏能否持续。总的来说,世界贸易复苏将会继续,还会有一些新的波动。世界贸易的复苏现在是靠两大动力,一个是新兴经济体的需求;第二个是拉动了经济刺激措施、拉动基础设施投资。
下一步世界贸易复苏的进程能不能持续,有一些关键点:一是链条能不能从中间品、投资品向IT高端和大宗消费品延伸。二是能不能随着基本面的改变,中低端的基本消费品和需求品进一步回升。三是能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回升进一步带动知识品贸易价格的回升。
当然,世界贸易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包括保护主义、新的金融风险,还有刺激措施,能不能退出,还有其他风险,包括股权债务的风险。我们分析未来的前景,这次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的周期确实跟以往不一样,不会出现马上新的繁荣,经历三到五年的调整期,在调整期内,世界经济可能会增长2%到3%,世界贸易额会增长5%到9%,但是调整过后,世界贸易仍然会出现新一轮繁荣。包括今年的未来几年,中国贸易保持跟世界贸易同步,或者略高于世界贸易的增长,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也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取决于我们的正确选择。
第四个观点,我们要正确认识外贸发展的理论问题、战略问题和政策选择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正确认识形势,判断形势,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看到机遇。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复苏,未来可能机遇上升、挑战下降。
第二,正确看待外部危机对贸易冲击的风险,风险非常之大,各国都不能置身其外,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都要承受这些代价,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我们长期发展对外贸易的方向,不能因噎废食,不能把全球60万亿美元GDP的大市场随便丢了。
第三,关于中国出口经济形势。本来就有问题,就有危机,金融危机以后早点爆发出来,这实际是不对的。实际情况是加入WTO以后,我们变成开放性经济,外贸投资的开放是内在的制度性安排,并不是基于优惠政策和保护主义而形成的。特别是理论界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误判。
第四,正确对待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要跟保护主义斗争,我们要维护我们的根本利益。
第五,正确处理稳出口和调结构的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作为长期方向,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过去30年,贸易的开放和发展也是我们调结构最大的动力之一,未来后危机时代,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积极参与到全球产业大调整里面来,使贸易投资作为我们调结构、促转型的新动力。
第六,正确认识外贸顺差与世界经济市场的关系。很多机构和一些学者,都把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归结为中国贸易顺差、高储蓄、高出口,让中国扩大消费、扩大进口、减少出口,美国要向出口导向模式转变,这是严重违反历史事实的,毫无道理。金融危机是美国自身原因造成的,金融监管不当,这是美国金融领域的问题,贸易不平衡是次要因素,这个不平衡使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占于被动地位,发达国家夸大事实。
第七,关于危机后,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矫正中国贸易和国际经济失衡,这个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会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二个,中国出口大幅度下降、顺差减少,再加上周边货币大幅度贬值,并没有升值的,而且这一轮世界经济复苏是靠中国的动力支撑的,人民币大幅度升值,阻断中国经济复苏的链条,也会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影响,这些认识问题也要搞清楚。总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并且正确处理关系,坚持积极发展的自由贸易长期方针政策走向,不能屈服于外部压力,盲目改变我们过去成功的做法、经验和政策安排。
霍建国(商务部研究院院长):很高兴参加贸易学会新春座谈会。刚才听了几位领导的发言,我觉得在认识上大家都是一致的,中国外贸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现在有了各种说法,确实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以正视听。
去年之所以外贸取得成绩,从政策措施来看,无外乎用了金融手段,几次调出口退税,追加了480亿的出口信保,同时融资信贷上也是宽松的。在此之外,包括市场多元化、结构调整、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便利化,都有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你要是问企业的话,企业就说出口退税是实的。但是反过来看,在去年国际形势下,在这么大的支持力度下,我们是负增长。可想而知,应该说决定正增长或者贸易发展速度的,市场需求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我想验证一点,如果国际市场需求没有了,那你再支持,很可能还是负增长,这个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问题。
现在2010年大家都说全球回暖,认为全球经济普遍向好,当然也有说二次探底的,但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因为全球协调,应该说基本稳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外部需求确实会有一个稳步的回升。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所有的应对措施都很有成效,但是最后可能会困在结构上。尽管从现实出口结构上看,制成品、机建产品是好的,但是我们真正的能力不在这儿。从价值结构,从高端制造业、信息产业,或者一些机械制造业终端这一块来看,我们和国际上有差距,这个差距要拉不上来,还靠轻工、家电、鞋子、袜子出口,确实我们困难会更大,我们应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所以,在外贸结构调整上要多出一点支持政策,引导结构迅速升级,这是必须的。这一点应该说国内目前制约结构调整的政策还在,因为不是支持的问题,有些政策和升级不配套,包括目前投融资体制。如果是优先的,那就不分外资、国企、民营,你就鼓励它上,而且给他低利率贷款,给他进口设备,给他提供什么,或者给他一个三年、两年的免税,我们结构很可能迅速上去。
另一个,在产业振兴方面,一定要把产业振兴,一个行业产业的恢复和发展与贸易结合起来,我们不可能在家里自己振兴,我们要振兴机械制造业,振兴轻工,振兴纺织,一定要和进出口结合起来。我看了一部分目前的产业振兴计划与贸易结合的,相对比较弱。你想你这个产业的提升和进口设备的配置装置有直接关系,你要是给他一个支持政策,鼓励他引进设备,提升我们的制造业和装备业,那就会产生很好的升级效果,再把它引导到出口,出口反过来又有引进能力。这个良性循环,我们一直没有实现,所以形成我们常年整个外贸结构比较滞后,国内产业规划设计升级和进出口相对脱节。
当然,这和我们现行的很多贸易指导思想有关,我们一直还在那儿延续比较优势的理论。我们学过一点理论的都知道,比较优势有两个陷阱,一个是原材料陷阱,你有什么发挥什么特长,你有煤、你有金子、你有铁,只拿去卖,这早就过时了。后期制造业陷阱也是存在的,因为拉美也走过。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我们不断引进、不断装备,但是我们拿不到核心技术,必须继续引进、继续去买、继续来装备,同时自己的创新开发能力就是上不去,这就是典型的制造业陷阱。
我们很多行业基本是这种状况,当然我们有些领域也突破了,现在属于高端的,也是很强的。但是,大多数制造业我们不具备核心竞争力,不具备自主的知识产权,不具备自己的创新能力。我看到很多设备厂很简单的设备必须要进口,过去我们还鼓励要国产,如果能国产配套一部分,那是要受到表扬的,事实上你也不能全部去买,核心的是买不到的,自己一定要配套,怎么解决一定要给政策。他自己配套一部分,能不能免税,如果费了半天劲配套,不给政策,大家当然买现成的,这样导致国内很多设备制造能力上不来。
所以,在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包括现有管理手段上,配套支持手段上,都要引导产业向高端结构走,给他政策。像汽车,大家老说我们汽车不行,但是吉利和QQ人家就能出口,不管是六千万、八千万,人家卖出去了。如果我们国家有一些政策支持汽车业走向国际市场,汽车要是能出口了,那还了得啊。那可比现在投到钢铁、投到小环节上力度大得多。
因此,我在想整个外贸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也要稍微调整一下,比较优势的概念要淡化一点,一定要走向怎样去跨越或者直接走向一个竞争优势,你作为过渡也要走出动态的比较优势。
应该说我们下一步会压力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探讨,而且要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来共同推动我们外贸结构调整,尽快让它实现逐步的升级过程。而且“十二五”计划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现在我们不加快外贸结构调整,外贸下一步发展难度更大。
周世俭(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我讲两个问题。人民币汇率和稀土问题。
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主要有三个观点:
第一点,人民币汇率对外贸出口的杀伤力巨大。去年我们外贸出口下降了16.0%,是改革开放30年从来没有过的,改革开放30年在这之前有过两次下来,一次是1983年,出口下降0.4%,一次是1998年出口增长0.5%,这次下降16.0%,我认为是内外交困,不能都推到金融危机头上去。现在哪个单位工作没做好准是由于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咱们是搞外贸的,应该知道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下滑。
沿海的企业家告诉我,08年10月份突然感到订单减少。但是大家都知道,从订单减少到海关统计出口下来,有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滞后期,所以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应该是从去年春节之后,而不是春节之前。
大家都知道,我只不过把话说出来,从05年、06年、07年到08年,一连几年降低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总的指导思想是减顺差、打压出口。全世界没有任何第二个国家打压出口的,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鼓励出口,只有我们中国长达四年之久从上往下压出口,造成了外贸出口的下降,16.0%的下降。我从1962年进北京外贸念书到现在,48年了,第一次碰到这么惨的情况,能全怪金融危机吗?
去年1月份,就是这个时候,我在杭州,一个大的浙江外贸企业的老总给我算了一笔账,他说从05年7月11号人民币升值开始,到08年7月16号人民币升值停止,这三年里头我们外贸出口成本上升了33个点。这33个点怎么构成的?人民币升值占16,出口退税8个点,资源价格上涨占7个点,劳动法、劳动力价格上升占两个点。他说周教授,退税已经开始恢复了,资源价格由于金融危机已经掉下来,劳动力价格上升已经基本没有了,因为农民工都回家了,给钱就干,还有什么继续杀伤外贸?人民币16个点没有下来。你听了鲍尔森的话,升上去,下不来了。
第二点,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商务部综合司公布的换汇成本6块8毛5,现在的汇率是6块8毛2,外贸企业每挣一个美元亏三分钱,你这个汇率政策不是为出口服务的,是为了满足美国人的要求,是害怕美国人。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汇率的制定应当考虑这个国家本身的出口情况。中国银行的谭雅林调查的,大型外贸企业换汇成本6块5毛钱,中小型企业换汇成本是7块到7块2毛钱。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现在的汇率政策不是为外贸出口服务的。
第三点,不要怕扣上汇率操纵的大帽子,每年到4月15号和10月15号之前,中国领导层担心,唯恐美国国会给我们通过决议,说我们操纵汇率。咱们讲学术,大家都知道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割断了美元跟黄金的联姻之后,怎么确定各国自己的汇率,这是各国自己的经济,不以外国意志为转移。货币政策制订要立足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有利于外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有益于美国经济的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为了防止世界货币出现混乱,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牙买加召开会议,通过了牙买加体系,确定各国自己负责稳定本国货币与汇率原则。我国汇率改革实施的是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原则,具体操作是窄幅波动,这是始终要坚持的政策,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道理强压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当今世界谁是汇率操纵国?非美国莫属。70年代压马克升值,80年代压日元升值,80年代末压新台币升值,新世纪打压人民币升值。可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元几度起伏,算不算操纵汇率?所以在盖特纳访问的时候,我对环球时报讲,中国领导人要问问盖特纳,世界哪个国家汇率只升不降,让盖特纳举出个例子来。这完全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汇率杀伤力相当大。去年10月份,我随李肇星同志到日本,应中曾根前首相的邀请和世界和平研究所的邀请,世界和平研究所的所长,后来11月份我又去了京团联的会长御手洗,都讲日元升值的教训太惨痛了,20年翻不过身来,伤了元气,到现在日本都没缓过劲来。为什么自民党干了50多年最后?就是因为产业界对自民党一味迁就美国,在日元汇率上做了大的牺牲,最后伤害了日本的经济,这个教训希望中国人能够汲取。
现在我们国家什么特点呢?美国一吹什么风,国内准掀什么浪。2005年4月6号,舒默尔参员在国会通过决议,要人民币升值27.5。社科院一个所长就给温总理打报告,要求人民币升值30%。有人问我,这30%哪儿来的?我说27.5四舍五入。2007年8月,鲍尔森对中国威胁,说人民币升值速度太慢,否则西方国家将对中国失去耐心,让人民币升值40%。不到一个月,咱们国内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发表长篇文章,要求人民币升值40%。最近奥巴马又压人民币升值,我们社科院又有人站出来升值15%,配合何等巧妙。
我这两年到江南去一个体会,去年上半年走到哪儿做报告,休息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企业家都凑过来,打听退税能不能增加。自奥巴马访问之后,我受一些地方外经贸厅邀请,到深圳、金华、嘉兴、温州,我讲话当中只要谈到新的一年我们外贸政策会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会保持稳定,三四百企业家一起鼓掌,他们不是给我鼓掌,是给这个政策鼓掌。
我们外贸企业家对我们政府顶住美国压力的信心不足,因为什么?我们有的领导人、有的学者写文章,就是说这样做美国不高兴,所以四个年轻人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动不动就拿操纵汇率大帽子压人,这是美国一贯的做法,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扣上帽子,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50年代、60年代我们一穷二白,但是我们靠的是一股雄赳赳、气昂昂的精神,现在什么都有了,人都上了天,却没有了精神!怕洋人,还怕美国人。
第二,稀土的问题。西方社会造的舆论是什么呢?说只有中国有稀土,中国不让稀土出口,卡住西方的脖子。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土资源?2006年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谈对我国现有稀有金属保护的问题。我听说几位领导批了,本人拿了五千块钱的奖金,这个报告批到商务部产业司出口管制处王农处长,他告诉我,领导批了,要加强管理。实际上就是设出口配额。我根据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年鉴数据,这是很权威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稀土,世界稀土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国、独联体、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南非、巴西、越南等九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现已查明稀土储量为9千万吨,占世界总储量24%。”不是光我们有,我们占了不到四分之一,而生产量占世界生产总量的85%。问题就出在这儿,美国的稀土,因为我在驻美使馆工作过,美国下令封存所有稀土,一吨都不准挖。美欧的意思就是把中国资源挖光,其他国家都有。我说我们保护资源、保护环境是天然合理的,而且我讲了,根据WTO例外条款,这十条里有三条各国有权保护。联合国大会关于国土资源的问题有明文规定,我们符合这个规定。
同志们,我再说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资源都没有的话,那不成殖民地了吗?现在我们给世界上提供的稀土,每年配额都超过每年的贸易,所以根本不存在我们卡住西方脖子的问题,他们是故弄玄虚,实际就是把中国宝贵的资源挖光。国土资源部有个内部报告,讲得非常清楚,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45种矿产资源到2000年还可以自给,到2010年还剩24种,到2022年还剩下6种,等我们把资源挖完买别人的,就不是我们这个价钱了。关于稀土的问题我希望媒体报道出去,以正视听。
季铸(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我争取用五分钟时间讲几个观点。
昨天公布的数据和我们预测一样,我们在2008年全球100个国家国际贸易投资风险指数当中,预测2009年后期中国经济复苏,事实上,我们预测还是准确的。我感觉到中国需要一套很好的经济监控系统,所以从我们来看也抓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今年我们把中国经济指数、流通指数,还有世界监控指数都已经做完了;再加上以前100个国家贸易投资风险指数,还有100个国家风险评级指数,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监控系统。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可以纳入到一个可监控的范围内,而且每天我们可以看小数点后四位的动态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变得更加确定。
2010年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昨天中央广播电台我谈了三点。第一个,风险。我们大量财政投资和信贷投资投放以后,大量的项目上去,但是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项目风险。现在来看中央财经有两千亿没有投下去,地方政府配套能力很差,整个配套资金到位不到50%,意味着很多项目可能最后不能完成,成为垃圾项目。这些东西来看,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没有形成生产能力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第二个,地方政府大量投资的结果,很多是以土地为抵押的,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究竟有多大,下一轮中国金融危机是否在地方政府这一级出现,现在来看是不确定的。因为中央政府可以发国债,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利。第三个,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中国已经存在了,为什么?去年整个财政和货币投放量是常年的一倍,通货膨胀已经出现了,只是说在商品市场方面,价格上涨,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所以对中国来看,这是很大的潜在风险。
2010年的中国经济前景怎么样?还是看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个,出口。从2010年来看,世界经济八年周期的复苏已经开始,但是不是快速复苏的过程,世界市场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一个繁荣的局面。这样的话2010年世界经济,包括世界市场都面临很严峻的形势。说中国今年出口8%、10%,这都是我们乐观的愿望,是否能实现这一点,取决于世界市场,不取决于我们的愿望和政策。
第二个,消费。我们发现经济危机过程当中,唯一抗跌性的就是消费,如果危机连吃饭都有困难的时候,那危机就不是经济危机了。这样的话,我们会注意到什么问题呢?经济增长消费这块是刚性的,无论是衰退还是繁荣,它都会增长很快。今年汽车下乡、家电下乡政策,使很多购买力已经释放了,今年这些购买力不会有更大的增长。
第三个,投资。从投资来看,去年经济增长投资占67%,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里面,7.3个百分点,占83%,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去年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政府的投资,GDP转换形成也就是说投资是来自于税收和储蓄,储蓄是上年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上年的GDP。这点从投资来看,我们会注意到两方面都面临问题:第一,不能再扩大投资,我们现在财政赤字占GDP的2.99%,基本控制在欧盟确定的3%这个线以下;第二,我们没有项目,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都是乏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21世纪初，世界经济会如何发展，同这些问题有很大关系。
一、全面估计美国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002年初，人们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在年中将出现比较强劲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情况发展并不是这样。除增长速度不如人意外，失业率、企业投资等情况也远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好。7月12日白宫宣称，2002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1650亿美元，大大超过不久前估计的1000亿美元大关。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4114亿美元，占gdp4%左右。2002年的贸易逆差可达4980亿美元。
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常常是，或者说，更多地是从增长的角度，而不是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美国无疑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状况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美国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大（注：美国商务部不久前调整了1999年以来的gdp数据。按环比折年率计算，2001年gdp季度数据连续三个季度衰退。商务部将2001年美国gdp增长率由先前的1.2%调整为0.3%，同2000年第二季度5%以上的增长速度成鲜明对照。）。这种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常常带有突发性质，因而使其影响更为巨大，也更难以防范。“9·11”恐怖袭击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大致已经过去了，但它对人们心理等的深层次影响是不可能很快消失的。美国许多公众认为，“9·11”事件是在美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现在美国对恐怖袭击作了这么多的防备，如果再发生比较大的袭击事件，它对美国的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令人深思的是，“9·11”事件刚刚过去，安然等大公司假账案又接踵而至，并且其揭露也像任何一件突发的政治、军事事件那样地出人意料。到2002年10月，公司丑闻刚刚略为平息，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可能性又因为美国国会同意对伊动武而日益增长，世界油价随之进一步上升。提前出版的2002年10月21日的《商业周刊》的文章说，据goldman，美国一家企业经济研究机构的估计，如果有50%的可能战争不会发生，美国经济下一年度预计增长2.4%；如果有30%的可能对伊拉克动武成功，美国经济可能增长2.3%；如果战争使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等产油区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性有15%，美国经济可能只有1%的增长。现在看来，美国经济这个火车头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也给世界经济的增长带来重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我们既要充分利用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又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它带来的各种问题。至少从这两年的情况看，对于这二者，我们应当同样地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不但需要增长与发展，还需要健康与稳定；不但需要带动增长的火车头，也需要能够促进稳定发展的因素。21世纪的世界经济应当是繁荣和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这些，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
二、欧盟和中国是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1432亿美元，占世界gdp的32.7%。目前，世界并无一个经济体能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地位而代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抵消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这决定了今后一个相当时期，不稳定发展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不能把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完全归因于美国，但在21世纪世界经济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美国是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也有一些经济体，他们的发展，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平衡了由于美国的不稳定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在这些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的情况最值得注意。目前美、欧的经济规模实际上是大体相当的。起码相差并不大。2001年，美国gdp为101432亿美元，欧盟为78828亿美元。同1996年比较，2001年欧盟的gdp反而少了8672亿美元，但在此期间，欧盟经济是以1.3%～3.4%的速度增长的，究其原因主要在汇率的变化。如果按1995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001年的美国gdp不应当是101432亿美元，而是90835亿美元；欧盟gdp不是78828亿美元，而是99417亿美元，反而比美国多8579亿美元。欧盟经济增长速度不如美国，但发展比较平衡。最近十来年大致保持2%左右的增速，通胀率一般低于2%，财政赤字占预算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内债占gdp比重低于“马约”规定的60%，投资收益率一般在3%～4%。2002年头9个月，欧元区的贸易顺差达233亿欧元，和上年同期的62亿欧元比较，有较大幅度增加。失业率虽然较高，但近年内也已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11%降到7%～8%。欧盟经济的总体情况是健康的。今后十年，欧盟经济将继续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速度。21世纪，欧洲是促使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重要因素。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并无充分根据。
其次是中国。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种贡献，其程度超过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占有的份额。这种情况引人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影响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一般说来，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越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越密切，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大。但“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份额”和“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程度”只是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影响的两个基本因素，但并非全部因素。一个国家如果能在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刻，以一定的经济力量为依托，采取正确的政策，常常能够发挥比其经济所占份额更大的作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超过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例子。
三、欧洲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它将对21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多年来，欧洲经济的规模虽然和美国不相上下（注：2001年，欧盟进出口总额为4625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美国的进出口总额19114亿美元，但欧盟进出口总额中60%以上（约28380亿美元）为欧盟区内贸易。见wto:2002annualreport,page22.），但它不是一个整体。为解决一体化问题，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欧洲一直在为建设一个单一的内部市场而努力奋斗，但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1
993年1月1日欧洲宣布单一的内部市场建成时，只是基本上拆除了阻碍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自由流通的非关税壁垒，实际上全面的统一市场至今并未建立。据欧盟有关机构的统计，在欧盟1339条所谓“单一市场规则”中，目前只有70%被所有成员国按规则作了转化，尚有30%尚未成为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即使已经转化为国内立法的，真正实行和贯彻也还需要时间。根据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作出的承诺，欧盟要到2003年才在成员国之间开放电信和电力市场，在这两个领域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法规。里斯本首脑会议还规定，2005年建成统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在这之前先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委员会”，而目前在欧盟内部有40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它们各自为政，使统一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除此之外，目前欧盟内部还没有统一的劳动市场，各国的养老金等制度并不统一。在企业层面上，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利润税等制度也远未统一。
近年来，欧盟为完善单一的内部市场采取了许多措施。2002年上半年，一个最突出的举措就是欧元如期进入流通领域。欧元和本国货币“双币”流通的时间还从原来规定的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有的国家甚至提前完成了货币的兑换工作。如法国法郎2002年2月17日便已停止使用。6月下旬，笔者在法国、德国和比利时考察时，欧元已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流通中唯一的合法货币。市场非常平静，没有因为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发生任何风波。欧元进入流通领域确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欧元问世反过来又必将促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有的公众说：欧元问世首先是促进了欧洲人对欧洲的认同感。
除欧元进入流通领域外，2002年欧盟还为金融一体化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方便公司在全欧洲范围内融资的议案。该议案建议，只要公司制作一份文件或发行证券说明书，便能够在整个欧盟区进行融资。该文件将为公司的潜在投资者提供详细信息，内容包括公司的管理及筹资方式。人们认为，上述议案是欧盟在2003年协调其15个成员国的法律差异，建立一个单一的证券市场的关键。它应于2002年9月份提交。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期欧洲取得的最大成绩，那么一体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将是21世纪初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目前，中东欧国家都已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欧盟的第五轮扩盟可望于2004年完成。目前欧盟正就东扩问题同波兰等国家进行谈判。一般估计，在今后10～15年内，欧盟将会拥有27～28个成员国，其中包括已经提出加盟申请的中东欧和南欧12国在内，土地面积达400万平方公里，有5亿多人口，gdp将超过11万亿美元。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欧洲的政治版图，但它也将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新的问题。
四、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加强趋势
200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其中东亚和拉美地区的区域合作进展最为明显。
2002年东亚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亚经济一体化过去一直停留在争论阶段，现正在实践中向前推进。2001年11月5～6日在文莱举行的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底，"10+1"领导人会议将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为此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2003年初将全面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全面启动湄公河流域的开发。现在，有关国家都已同意，开发湄公河不应以牺牲下游国家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经过十年的准备，东盟六个老成员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区，标志着东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此之外，7月23日在墨西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该组织成员将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而加强合作。最后，令人注意的是，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有新的起色。2002年底召开的"10+1"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地区经济合作外，还将讨论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合作问题。现在看来，加强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解决地区内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地区内安全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二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是重要的因素。
受世界经济形势等的影响，目前南美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许多国家都遭受经济衰退的干扰，有些国家经济危机还在深化，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则分别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内战之中。为了摆脱目前遇到的困难，拉美国家正在加快地区合作的步伐。2002年7月26～27日在厄瓜多尔港口城市瓜亚基尔举行了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与会领导人共同签署了《瓜亚基尔关于一体化、安全和基础设施发展的共识》的声明。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和能源合作在振兴地区经济中的战略作用。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会议为南美地区的一体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五、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从2002年上半年的情况看，世界贫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目前的特点是，贫困和失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失业问题中，半失业和隐形失业更加凸显。秘鲁国家信息和统计所提供的材料显示，秘鲁目前的失业率为11%，半失业率则高达57.7%，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54%，其中27%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东亚金融危机后，有的亚洲国家的失业人口一直在增加。印尼目前的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此外，还有“至少5000万人是依靠临时做工养家糊口。”（注：翟景升.失业——印尼的沉重话题.经济参考报.2002.08.07.）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方法，印尼日均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的人数已经突破5000万人，占全国人口1/4以上。
2002年，发达国家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美国劳工部10月4日宣布，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为5.6%，比8月份的失业率(5.7%)略有下降。但美国几家大企业近日的最新裁员计划，却为就业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受美国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多数公司目前不愿意大规模增加员工。美劳工部的一项调查表明，由于雇主不愿增加新人，失业者的平均失业周期在延长，目前达17.8周，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美国目前约160万名失业者的失业时间超过了半年。美国失业人群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受教育少的低收入人群和少数族裔雇员受经济衰退的打击最严重。最近的统计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白领阶层和白种人的失业问题，这次更为严重。（注：白卫涛.美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参考报.2002.10.15）德国联邦劳工局近期公布的报告说，德国东部地区2002年的失业人数将达140万人，2002年将成为德国统一12年来东部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年。整个德国的失业率5月份为9.7%，6月份为9.8%。日本的情况也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失业率翻一番的十年，完全失业率从1991年的2.1%上升到2000年的4.7%。到2002年3月31日为止的最新财政年度，日本的完全失业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上升，2002年3月份达到397万人，失业率(5.2%)创历史最高纪录。如果加上隐性失业人数，日本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欧盟。贫困
和失业人群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为解决贫困问题增添了新的困难。
六、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今年以来，源自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01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做出决定，对被指控为倾销和进行补贴的外国钢铁企业进行全面调查。2002年3月初，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钢材征收额外关税，受到欧盟、日本和俄国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2.美国在欧洲重要港口派驻海关人员以检查输美货物的集装箱。欧盟担心，此举有可能“使欧洲其他港口的对美运输业务受到排挤。”
3.2002年5月，布什签署了一项新农业法，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决定在今后十年里，美国政府用于农业的拨款将达1900亿美元，比旧农业法规定的开支增加了80%。
与经济周期相联系，一国的对外贸易也存在周期性，即国际贸易周期或对外贸易周期。在一般情况下，由本国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对外贸易的扩张期和收缩期通常与本国的进口波动更具有相关性，而由世界经济周期所决定的国际贸易周期则与一国的出口波动具有更强的联系。当然，由于世界各国的开放度不同、本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依存度不同、资源的丰裕程度不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及其他原因的存在，与上述不符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而言，当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时，进口的增长速度也会相应加快；反之，当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进口的增长速度也会相应下降。
中国的进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数据显示，除个别年份外，对外贸易进口的波峰年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者相一致，或者最多相差1年。例如，就经济周期而言，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的第一个波峰年，同年的外贸进口增长率创出了新高，为51％。此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收缩阶段，一直到1981年，经济增长率为5.2％，中国的进口增长率滞后1年也降到了谷底，为－12.4％。此后，中国经济于1984年迎来了中国经济周期的第二个波峰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5.2％，而次年即1985年的进口增长率也创出了新高，为54.1％。1985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又进入收缩阶段，1990年进入第二个谷底，GDP增长率只有3.8％，而同年的进口增长率则下降到了－9.8％。当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又出现第三个波峰(增长率为14.2％)时，1993年的进口增长率为29％。1993年到1999年中国经济又进入收缩期，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7.6％，对外贸易也相应进入收缩期，并在1998年进入谷底，进口增长率为－1.5％。2000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又进入扩张期，进口增长率一直在高位运行，除2001年和2005年外，各年的进口增长率每年都递增20％或20％以上。
由于外贸进口与经济增长存在高度相关性，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几个周期，外贸进口也就存在几个周期。
如果按波谷年计算，贸易周期的划分就显得更为清晰。从1982年到1990年可以视为笫一个周期，1990年～1998年可以视为第二个周期，1998年～2009年则可以视为第三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年。之所以把本轮周期的波谷年定义为2009年，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2007年中国经济处于波峰，2008年掉头向下进入收缩阶段，根据中国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2009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会完成筑底，GDP增长率可能在8％～8.5％附近，进口增长率很可能会跌到5％以下。2010年，中国经济将重新进入新一轮的扩张阶段。
当然，在个别年份中，中国的外贸进口增长与本国经济增长也存在不相一致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贸进口的波峰和波谷有时滞后或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1年；二是在经济增长未见波峰的情况下，个别年份的外贸进口增长率却创出了新高。
其实，无论外贸进口的波峰年或波谷年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1年，还是外贸进口的波谷年领先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1年，亦或是外贸进口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或波谷年完全一致的情形，都属于常态。这与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直接相关。例如，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了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又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且199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出现了1998年进口增长率领先于经济周期波谷年1年(1999年)的情形。如果在经济周期的波峰年过后的次年，企业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将会掉头向下进入收缩阶段，受乐观预期的影响，外贸进口的波峰年就可能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
中国外贸进口增长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真正出现不一致的年份是在2000年和2003年。2000年和2003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和10％，而进口增长率却分别高达35.8％和39.9％，创出了1986年以来的新高。要解释这一现象并不很困难。1999年是中国经济周期的波谷年，2000年经济开始复苏，并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加上企业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期，以及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波峰年的到来，2000年出现进口的高增长是在情理之中，很大程度上属于恢复性的增长。但是，2001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出现较高的增长(以前各个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一般都只有2～3年)，甚至出现了扩张过程中的停滞，经济增长率比2000年还下降了0.1％。与此相联系，2001年的进口增长率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由2000年的35.8％下降到了8.2％。当2002年中国经济完成复苏阶段并于2003年加速扩张进入繁荣阶段以后，进口又出现了具有恢复性和爆发性的增长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2002年以后，中国的外贸进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年递增20％以上的高水平，就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真实写照。
中国外贸出口会于2009年降到近年来最低点
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不仅决定于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也取决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数据显示，当世界经济增长率较低时，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很低；反之，当世界的经济增长率较高时，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相应较高。例如，1978年，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波峰年，GDP增长率为4.5％，滞后1年即1979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40.2％。1982年，世界经济进入波谷，GDP增长率只有0.8％，次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是负值，为－0.4％。1984年和1988年，世界经济进入第二个波峰年，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6％或4.5％，1984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上升到了17.6％，1987年更上升到了27.5％。1993年，世界经济又进入新的谷底，经济增长率为0.9％，1993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也跌到了8％。当2000年和2004年世界经济迎来第三个波峰年和第四个波峰年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也于该年分别上升到了27.8％和35.4％。同样，当2001年世界经济进入谷底，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1.5％时，中国出口增长率也于该年下降到了6.8％。可以肯定，如果2009年是世界经济周期的波谷年，那么中国的外贸出口也会降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
虽然中国的出口周期是受世界经济周期影响的，但是，在个别年份，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并不与世界经济周期一致。例如，199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0.8％，而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15.8％，199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2.2％，而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高达31.9％。这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并不完全与世界经济增长的波动相一致，它还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衡量国力的基本指标
今天有关衰落的看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从2008年以来经济一直不景气，国家也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这些情况与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相结合，看来预示着全球经济实力的一种重大的和不可逆转的转移。一部分悲观情绪还由于一种看法，由于美国对“9·11”袭击所采取的各种对策，所以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失宠，因而丧失了影响力。一些人把美国比作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相当于英国艰难而令人沮丧的布尔战争。
然而，尽管这种衰落的感觉可能很强烈，但也应当对其加以较严谨的考察。衡量一国相对国力的变化是一种棘手的差事。但也有一些基本的指标：一国经济相对于别国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潜在的敌手相比的军事力量的规模；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影响力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都构成所定义的“综合国力”。还有时间问题。仅仅以几年的证据为依据的判断是成问题的。一个大国的衰落通常是在较长时期里发生的各种形式力量的国际分配根本变化的产物。大国很少是在突然间衰落的。虽然一场战争可能会使之垮掉，但就连这种情况通常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有关美国目前相对衰落的这些论点，很多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出现的。但一场经济衰退，甚至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大国终结的开始。19世纪90年代，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都曾陷入严重和持久的经济危机。在每一种情况下，它都在随后的十年里实现了经济回升，相对于其他大国、与危机爆发前相比，它实际上最终都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地位。上世纪头十年、40年代和80年代都是美国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高点。
不到十年前，大多数观察家所谈论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其持久的首要地位。在短短几年内，美国的相对国力的基本面就发生了如此显著的转变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基本指标说起。就经济而言，尽管目前的年代陷入了经济衰退和缓慢的增长，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其在世界CDP中所占份额非常稳定，不仅在过去的十年，而且在过去的40年中都是如此。1969年，美国提供了世界经济产出的约1／4。今天，它仍然提供1／4左右，它仍然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富裕的经济体。人们对中、印等亚洲国家的崛起很着迷。这是正确的。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节节攀升。但这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是在牺牲欧洲和日本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的。后两者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每况愈下。
中国发展的乐观派预测，中国将在今后20年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可能意味着，美国今后将会面临对其经济地位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但是，单纯经济规模本身并不是衡量国际体系内部总实力的一项出色的标准。军事实力也是重要的。在这方面，美国仍然无与伦比。它仍然远超世界上历来的任何国家。美国的相对军事实力丝毫也没有衰落，起码目前还没有。美国目前每年的国防开支为不到6000亿美元，超过其余大国的总和。
最起码，按照这些军事与经济上的衡量标准。今天的美国根本不像1900年左右的英国。当时大英帝国的相对衰落开始变得明显。今天的美国比较像1870年左右的英国。当时大英帝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
竞争对手如何
但是，“其余大国的崛起”——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情况如何呢?回答是，这取决于一些因素。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国家正在享受高增长的时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正在衰落，甚至不意味着，“其余大国”在总实力和影响力方面正在迎头赶上。1990年，巴西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为2％稍多一点，今天仍占2％稍多一点；土耳其1990年所占份额不足1％，今天仍然不足1％。人们，尤其是商人，对这些新兴市场感到兴奋是自然的。但仅仅一个国家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虽然财富在国际政治中很重要，但经济增长与国际影响力之间没有任何简单的相关性。
至于这些增长中的经济体对美国地位的影响，则完全取决于谁在实现增长。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其相对于美国的大幅衰落，因为美国是一个一般来说友好的大国，其利益与英国并没有根本冲突。甚至在西半球，就在英国的主导地位让位于美国时，其贸易也增加了。问题在于英国相对于德国的衰落，因为德国的目标是成为欧洲大陆上的霸主，谋求与英国在公海上竞争，在这两方面，它都对英国的核心安全构成了威胁。
在美国的情况中，与最近的“其余大国的崛起”相比，冷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经济的令人瞩目的迅速崛起，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的程度要大得多。美国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在二战结束后为将近50％，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下降到约25％，从那时以来一直保持这一水平。在衡量其他国家今天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做出相同种类的估算。
巴西经济或印度经济的增长是否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实力?这两个国家都是友好的。印度正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如果美国今后在世界上的竞争对手很可能是中国的话，那么一个更富裕和更强大的印度对美国来说，将是一项宝贵资产而不是负债。目前，只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为影响到美国今后的实力，而且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如此，就是中国人把自己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足够多的部分转换成军事实力。
今天，美国在许多问题上都缺乏随心所欲的能力。但这并没有阻止它获得与过去一样大的成功。尽管存在种种争议，但与越战相比，美国在伊拉克要成功一些。它像上世纪90年代一样，一直无法遏制某些国家的核野心。但通过两届政府的努力，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全球反扩散网络。它铲除和摧毁“基地”组织的努力取得了出色的成功，尤其是在与上世纪90年代摧毁恐怖主义网络和制止恐怖袭击方面的失败相比。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的联盟仍是健康的；欧洲自身看来要比过去虚弱，这一点当然并非美国的过错。
美国最大的担忧
构成美国今天对衰落的普遍看法基础的最大担忧，也许并不是美国能否付得起代价，继续在世界上扮演其角色，而是美国人能否解决自己最为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唯一的诚实答案是，谁知道呢?然而，如果美国的历史提供了任何指导的话，起码有一定的理由抱有希望。过去两个世纪中有许多次，美国政治体制功能失调，陷入无望的僵局，看来无法找到解决国家的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从奴隶制，还有南北战争以后的重建，到19世纪末工业化造成的混乱；大萧条期间社会福利的危机；再到冷战初年的困惑与偏执，都有。任何人如果诚实地回顾一下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水门事件、越战、经济滞胀和能源危机，都无法真正相信美国目前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的成功并不保证未来的成功。但从历史证据来看，有一点很明显：美国的制度虽具有种种常令人窒息的性质，但也显示出要比许多别的国家包括自己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更大的适应和摆脱困难的能力。
2002年保罗，肯尼迪在惊叹美国超级大国的持续成功时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人能够克服1987年在他看来是无法解决的一场长期经济危机。美国的商人和政客“通过采取行动，包括降低成本费用、精简公司结构和精打细算、投资于新技术、促进通信革命、削减政府赤字等，对有关‘衰落’的辩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所有这一切都促使生产率逐年大幅提高。”可以设想，美国也可能会积极应对这场最新的经济挑战。
另外一项合理的预期是，像过去一样，其他国家将会遇到自己的问题。目前享有经济奇迹的国家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没有问题的。巴西、印度、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有着坎坷的历史，这些历史表明，前方的道路不会是简单和顺利的上升之路。中国的经济模式在长远能否保持充分的灵活性，也需要评估。
【关键词】经济贸易；抵御风险；客观分析；经济形势
不同的国家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在劳务或商品等方面进行的贸易活动，所指的就是国际贸易活动。国际贸易为了平衡利益，虽然受到国家税收管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国际贸易是处于国家的利益，所以长久以来一直受到各国政府的欢迎，同时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也也充分反应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随着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以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国际贸易按照各国的优势，为了得到更低的成本，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模式，可以说这是一种世界级的分工表现，充分反应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国际经济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风险
（1）背币汇率变化风险
合作双方在在贸易中都会得到所需要的利益，这样才能签订合同，但是为了使供货方组织生产，交货期一般都比较长，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由于时间过长，货币会因为国际外汇市场的变动而波动，尤其是在经济动荡比较大的时期，这就会对导致企业的实际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货币的波动对企业的利润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果外币升值，那么对本国的货币贷款，以及进口的关税、增值税都会受到影响增加，这就导致了企业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了必然就减少了在贸易中的利润，这是所有企业都不愿见到的结果，所以为了不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2）政策风险
随着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运用，促使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也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在利益不断增加的同时，摩擦也在不断地加剧，贸易壁垒以及反倾销，对国际贸易的步伐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有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支持本国的企业发展，会设置贸易壁垒，将外国的产品利用政策基础本国市场，使得本国的企业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贷款风险
世界贸易组织自从建立以后，建立了国际贸易制度，虽然有些制度还不够完善，但是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不得不说比浅议更加密切了，哪一个国家都不希望看到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严重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贷款的风险问题在国际贸易中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贷款的进行必须是在充分信任的前提下，必须确认贷款国有支付能力，并且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交还贷款。
（4）合同风险
运输风险也是包含在合同风险当中的。在FOB贸易合同中规定，在货物经过装运越过船舷，那么由进口商承担出现的风险。如果出口商没有货物的保险单，那么在运输过程中放生了风险，保险公司就不会给予任何赔偿。风险是多种多样的，在运输过程中是很难进行预测的。另一方面，如果有合同或者相关协议，那么出口商是不能将货物转手卖给其他客户的，否则就是违反协议，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二、对贸易风险的抵御措施
（1）对美国和欧盟要重点关注
当前，全球的经济复苏有可能停滞，世界的经济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不确定和不稳的因素正在明显增加，主要经济体甚至面临着下滑的危险。这对于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平稳增加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经济形势变化必须要紧密关注，尤其是美国和欧盟这两大中国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变化情况。当前美国在控制债务增长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而欧盟的经济则是由于债务危机的蔓延，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对于全球经济极具增长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特征，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必然会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并且进行妥善处理。
（2）有助于抵御经济风险的几项措施
1、有机结合中长期财政整顿计划和短期的经济侧记政策。财政的整顿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施良好的经济政策，需要一个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前提。但是，在当前也要清楚的看到，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经济的增长的。
2、要妥善应对危机，要增强信心相互扶持。当前的危机从某些方面来说其挑战性以及严峻性甚至已经超过了08年的金融危机。目前，世界的总体经济正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世界各国都能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应对危机，促使最大范围的控制了危机，从而实现了短时间内经济得以复苏。但是有些国家当前的实际财政情况是比较困难的，以至于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的情况。如此一来，我国就需要提高政策的灵活性以及针对性，对经济调控的力度以及节奏要进行宏观性的把握。
3、对经济问题的政治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要持坚决的反对态度。目前，世界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以及困难，为了恢复正常的经济增长态势以及改善财政状况，有些情势比较严峻的国家不得不消减社会福利以及财政紧缩，面对这样的情况做好公众的工作，促使合力应对经济困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行经济政治化或者贸易保护的做法，不但伤害了个别国家，对自己也是严重的伤害，所以我们更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政治化的实施。
4、我们要看市场的具体反应，增强市场的信誉度，要对市场进行分析，然后才出台和实施相应的政策，以防止市场的反应与政策措施出现过大的落差。重点就在于要把政策准确地转化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行动，以进一步增强市场的信任度，市场的信心在某些意义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总结
经济贸易的风险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对经济贸易中所存在的风险必须要重视，并且要采取相对应的预防对策。（作者单位：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
,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7
对此，中国欧盟研究会秘书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已不可忽视。在日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世界金融舞台如果缺少中国参与，欧盟乃至世界集团甚至无法进行目前的经济自救。
要求监管权
英国首相布朗(GordonBrown)在欧盟领导人布鲁塞尔特别峰会后的新闻会上表示，欧盟领导人希望改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内的国际经济体系。法国总统萨科齐也作为轮值主席国在20国集团金融峰会上表示,美元不应再被认作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货币了。
中国欧盟研究会秘书长丁纯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说，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体系在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中地位还是依然牢固，现在的牙买加金融体系依然由美国主导。此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到欧盟，使得整体经济实力和美国不相上下的欧盟受到冲击，导致整个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变成华尔街要挟了美国，美国绑架了全世界包括欧盟。
在雷曼倒闭时，欧盟第一反应就是不同意去参与救市，而是率先追究美国的责任。但是在当时情形下，如果不出手救美国经济，会导致全球经济瘫痪。
对此，丁纯指出，在全球经济化的背景下，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中一条重要的链条，欧盟被迫为此承担相关义务，共同参与救市，否则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都会受到影响。但是，救市之后的行动就是追究金融海啸的责任。在此情况下，欧盟要求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做出让步和检讨，同时要求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实属意料之中。
欧盟上位？
对于美元长期以来的主导权，丁纯表示，长期以来，美国掌管的美元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显得力不从心。据了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为了解救世界货币的压力，特别提款权被创造。作为世界货币，要求经济上有承担风险的责任，而当前，虚弱的美元显然不能承担起主导全球的重任。欧元在货币和金融中作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提出要求重构金融体系再正常不过，美国目前显然不能承担起唯一的世界货币制度的责任。
丁纯指出，欧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参与者，本身就具有监督全球经济体系的责任，世界金融流动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况下，作为一个主要参与者，应该有权利和义务维护这个秩序。
另外一方面，欧盟作为大的世界经济体，有权利要求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是公正、高效的，能够承担责任的体系。但是丁纯也强调，改变金融体系的呼声还存有背后国家的利益。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世界；中国；相对剥夺
中图分类号：F90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17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提醒我们国家的发展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更要关注国民感受，要“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因此，了解世界各国民众幸福感的情况、影响因素和中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对于制定更好的发展政策有重要的意义，也将进一步验证目前相关文献关于影响幸福感客观因素的相关讨论。
1幸福及其影响因素
幸福是人们主要追求的生活目标[1]。不丹王国提出的追求“国民幸福总值”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英国国家统计局提出“测量国民幸福计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年倡导发展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指引，联合国2012年4月了世界幸福报告，幸福这一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对幸福分类，主要有以外界标准界定的幸福和自我评价的幸福，前者认为幸福是基于观察者的价值和标准而不是基于行动者的主观判断，后者是评价者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也称为主观幸福（subjectivewell-being，SWB），简称幸福感[2]。本文关注的是幸福感，既自我评价的幸福。
幸福的涵盖面很广，其研究涉及众多学科，集中在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主要关注对幸福的心理状态的描述、测量及其成因的探讨，经历了描述性研究、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三个阶段[3]。其中，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广泛，包括主观因素如人格特质、自尊、自我、心理控制源等，客观因素如社会支持、生活事件、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及国家层面的民主程度等[4-6]。尽管有学者认为主观因素对幸福感起决定性作用，并指出个人的幸福感是有自身的设定值（setpoint）的，这个设定值由其自身个性决定，当有事件冲击时个人幸福感发生变化但是会适应并回到原来的设定值。但更多学者认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会改变的[7，8]。因此，客观因素同样起重要的作用。揭示客观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将对相关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思路的制定，为民众谋幸福提供参考。总体上，相关文献对影响幸福感客观因素的讨论主要涉及经济与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政治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等。
首先，有关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学术界并没有定论[14]。比较其中较著名和受争议的当属伊斯特林悖论，他提出这样一个现象：在一个国家或社会范围内，富人平均来说比穷人幸福；但在很多国家或社会，人们总体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9]。有很多学者验证或驳斥了他的学说[10-11]。接受度较广的是Inglehart的研究结论，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或人们收入低时收入的提升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起到明显的作用，但当收入比较高时，收入的提升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说不起作用[12]。比较理论可以对这两类学说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是用现实条件同某一标准进行比较判断的，包含社会比较理论——把自己同别人做横向比较，当自己优于别人时则更幸福；适应理论—做纵向比较，如果现在比过去更好则会感到更幸福[13]。
其次，关于失业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论较一致，失业给人们幸福感带来下降，而这种低靡状态一直维持到再就业为止，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是收入的下降，而且通过其感受到的社会地位、工作环境中的社会生活和自信的失去是更重要的影响[15]。研究表明，高失业率不仅对失业人群有负面影响，而且对在职人群也有影响，表现为对工作安全感的缺乏，此外，人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满意度等也对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16]。该方面研究主要基于个体研究，很多国家层面的研究是基于调查个体的基础上汇总的。
再次，在社会关系与幸福感的关系方面，众多相关研究表明，社会关系对人们的幸福感有重要影响，良好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在充满信任、有自由感的社会，民众的幸福感会更强。在更加公平的社会，民众的幸福感会更强[14]。
此外，政治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民主和政府治理水平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但存在较大的争议。一方面，关于民主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在民主社会的民众比在专制社会的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幸福感[17，18]。也有研究者注意到比利时和前苏联主观幸福感的急剧下降伴随了接下来的，认为主观幸福感对民主制度具有影响[19]，但Inglehart对前苏联国家进一步研究却发现民主水平的提升并没有提升民众主观幸福感[19]。另一方面，关于政府治理水平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争论，主要关注政府的规模、效率、所构建的福利体系等对民众幸福感的影响。Bjornskov等研究得出政府规模扩大和开支的增多会使人们的幸福感降低，并以政府工作效率的下降来解释这一关系[21]。Pacek等人的研究认为福利体系对国家幸福感有正向作用。Veenhoven等人的研究则显示政府开支、福利体系的建立与幸福感不相关，其实是生活水平的差异引起不同国家幸福感的差异[22]。其他学者也有相关研究验证支持上述两类不同的观点并进一步拓展有关政府治理水平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视角[20，23，24]。
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世界各国民众幸福感的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和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以期为我国制定更好的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2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观幸福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公布的问卷调查。该机构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幸福感数据最权威的机构，对于各国价值观（包括幸福感）的调查，从1981年到2008年共经历了五次，涵盖的国家其人口达到了世界人口的90%（其中1981-1984年8个国家，1989-1993年18个国家，1994-1998年51个国家，1999-2004年42个国家，2005-2008年56个国家）①。五次调查都涵盖了两个和主观幸福有关的指标，一个是“happiness”，一个是“lifesatisfaction”，两者含义相近，但相比较而言，前者即时性成分多一些，后者稳定性成分多一些，本文采取后者作为指标，该项指标通过让调查者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打分，1分完全不满意，10分完全满意。我们将参与调查的各国民众幸福感的平均值作为该国民众当次调查的幸福感分数。
文中的经济和社会政治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公布的各国经济社会指标，包括各国人均GDP、基尼系数、失业率、政府治理水平（包括公民诉求与问责、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政府的效率、管制质量、法治、腐败控制）②。考虑到影响的滞后性，本文各国客观数据取幸福感调查前一年的，如果前一年数据缺失则取当年数据。
3世界各国民众主观幸福感概况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这五次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同国家参与调查的人们（个体）对主观幸福的评分覆盖从0-10都有分布，差别反映出个体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个性。从世界范围的幸福感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幸福感在各国或者不同区域是有差异的，从各国民众幸福感平均值来看，得分最高的国家比最低的甚至高出近5分。总体来看，世界各国（参与调查的国家）人民基本幸福，历次调查平均分均在6分以上（表1）。
本文以调查时间距离现在最近且覆盖国家也最多的2005年—2008年的幸福感数据分析幸福感的空间分布情况，北欧、北美和拉美幸福感分数高的国家最多，幸福感低的国家多集中在东欧和非洲。这与我们传统认识有一定吻合也有一定反差，人们往往觉得高福利国家的人民幸福感更高，比如北欧、北美，非洲国家多数比较贫穷社会发展比较落后所以幸福感比较低，这一点在研究结果中得到验证。而拉丁美洲的几个被调查的国家幸福感比较高，这在我们传统认识之外，另外，东欧国家的幸福感也比较低（图1）。可见，幸福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的。
由于每次调查覆盖的国家不完全一样，表1所示的幸福感历次的平均分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幸福感变化的趋势，我们以其中不同国家历时性调查为基础，分析主要国家幸福感变化的总体情况。由于第一次调查涉及的国家数量较少，本文选取1990年—1999年和2000年—2008年这两个时间阶段都经历了调查的国家，计算这近二十年间它们幸福感平均值的变化，即用被调查国家2000年—2008年间幸福感调查的平均分值减去1990年—1999年间幸福感调查的平均分值。如图2所示，共有39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这两个时间段的调查，其中幸福感提升的国家（地区）有27个，下降的国家（地区）有12个，即多数国家（约70%）幸福感是提升的，另外，幸福感的提升和下降幅度不大，多数国家在1分以内。
4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概况及主要因素
4.1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及主要影响因素在世界中的位置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进行的五次调查中，中国经历了4次，分别在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4次的幸福感平均分数分别为7.30、6.83、6.53、6.72，从幸福分数上来看属于比较幸福的分位，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被调查国家中一直处于中上等水平（见表1）。
以文献研究中总结的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的主要客观因素作为指标，以距离目前最近的2005年-2008年的幸福感调查情况和相应的客观数据为研究的时间截面，衡量和判断中国主观幸福感和相应因素在世界中的地位情况。包括衡量人均收入、失业率和政府治理水平三方面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应关系。
4.1.1人均收入
本文选择世界银行的各国的人均GDP来反映各国民众的收入情况，该指标是以各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总和除以年中国内人口数得出。从图3的人均GDP与主观幸福感的散点图可以看到二者存在一定的幂函数相关关系，该图同时显示了调查期内中国在世界中的情况。2006年中国人均GDP为2069.34美元，在调查的52个国家中排名第38位（从高到低），可见中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中还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在中国历经四次幸福感调查的1990年至2007年，中国GDP以年平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且GDP总量在世界已经处于前列③，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形成了中国强大论甚至，但是中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还相对较低，这一点不容我们忽略，而和民众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并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人均GDP而非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在相似的人均收入条件下，各国的幸福感差异很大，中国的幸福感处于比较高的位置。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以及伴随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主观幸福感有望进一步提升。
4.1.2失业率
本文选择世界银行公布的失业率指标反映各国的失业情况，失业率以可以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但是却没有工作的人占劳动力的比重来表示④。2006年中国失业率为4.1%，在同期调查的52个国家中排名第37位（从高到低）。中国失业率与幸福感在世界中的位置如图4所示，中国拥有较低的失业率，虽然散点图中失业与幸福感并未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但目前多数研究证明失业对幸福感有消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工作机会的迅速增加和充分的就业曾经是经济繁荣的突出成就，中国的失业率在调查国家中处于比较低的位置，民众就业相对比较充分。中国劳动力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促进就业的措施，以此促进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4.1.3政府治理水平
本文选择世界银行公布的政府治理水平指标来测量治理水平。该指标体系从六个维度界定和测量了各国的治理水平：公民诉求与问责、政治稳定和无暴力、政府的有效性、管制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对于每一个治理维度，取值范围为-2.5分到2.5分，分值越高代表治理水平越高，反之则反是。从1996年到2002年，世界银行每两年一次各国的治理指数；2002年以后，每年一次⑤。对于本文涉及的各个国家，我们将六个维度的分值加总后取其均值来测量该国总体的治理水平。图5显示了各国治理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国2006年治理水平分值为-0.56分，在同期的52个国家中排名第44位（从高到低），在中国这六个维度指标分数分别是：公民诉求与问责-1.51分，政治稳定和无暴力-0.52分，政府的有效性-0.17分，政府管制质量-0.14分，法治水平-0.41分，腐败控制-0.64分。从指标反映出的情况看，中国的治理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其中可能涉及到不同价值观判断的问题，毕竟治理水平的各项分值是主观评判的，而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体制在内的诸多政治方面持有批评态度。然而，这个指标给我们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可以朝着上述六个维度去改善国家的治理水平，特别是公民诉求与问责和腐败控制等方面。
4.2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变化及主要原因
4.2.1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变化
自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历了令世人惊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三十几年间，经济保持在8%以上的年均增长率，根本性地改善了13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幸福感调查年份的1990年到2007年，城市人均年收入从1510元增长到13786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从686元增长到4140元，农村人口贫困率从9.4%下降到1.6%⑥。各种社会经济指标都显示出生活水平有大幅改善，相比较物质方面的进步，以自我报告生活满意度衡量的民众主观幸福感呈现出下降。民众幸福感平均分值从7.30下降到6.72；幸福感分值在6分以下的人数比例由1990年的18.4%上升到2007年的27.4%，也就是感觉不幸福的人多了9%；幸福感分值在8分以上的人数比例由1990年的53.6%下降到2007年的42%，也就是感觉非常幸福的人减少了11.6%。总体来看，民众幸福感下降。
4.2.2民众幸福感变化的主要原因
鉴于前文总结的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客观影响因素，本文主要考察人均收入、失业率和政府治理水平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民众幸福感变化的影响。中国民众的幸福感变化表现为人均收入大幅提升、失业率增高和政府治理水平未提高条件下幸福感的下降。
（1）幸福感下降与收入大幅提升相悖—相对剥夺的解释
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接受最广的研究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或人们收入低时收入的提升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起到明显的作用，但当收入比较高时，收入的提升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甚微甚至可以说不起作用[12]。按照这个理论背景，中国的现象有些反常。中国是在低生活水平条件下收入的显著增长，应该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而且生活水平不论是和过去相比还是和同期的与发达国家水平差距缩小程度，都有显著的改善。我们试图以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
关于相对剥夺感，马克思曾经论述过，他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带来的工人阶级工资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与工人阶级工作所得不到的资本家的大为增加的财富相比，认为比起一般的社会发展水平，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程度反而降低了[26]。古尔研究了相对剥夺的三种形式—下降剥夺、渴望剥夺和渐进剥夺，并将相对剥夺学说用于政治学领域，认为现代的社会冲突不是由人们生活状况恶化引起的，而是尽管状况比过去有所改善，但仍感到自己落后于别人或者别人的状况改善的更多更快，因此产生不满情绪和失落感，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那些经历快速经济发展的国家经常会出现大规模社会冲突[27]。
1947年，5岁的吉姆・罗杰斯得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棒球场上捡拾空可乐瓶，每24个瓶子可以换来5美分，最多的一个下午，他捡了552个瓶子，挣了1.15美元。
不久，6岁的他又发现了少年棒球联合会比赛场地中没人卖软饮料和花生的“商业空白”，并从父亲那里得到了100美元的“贷款”购置必需的花生烘烤机。5年后，11岁的罗杰斯不仅还清了父亲的100美元，还把剩余的100美元存入了自己的银行户头。
也许正是这些来自童年时期对商品和市场的朴素理解，直接奠定了日后罗杰斯的投资价值观：不是天天盯着市场曲线和趋势看，投资之前，要脚踏实地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不能追随别人，必须要自己做出判断。
在耶鲁、牛津先后读完历史、政治、经济、哲学专业后，罗杰斯怀揣600美元闯进华尔街。接下来便是那一系列足以令整个世界瞩目的业绩：与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共同设立1997年令东南亚各国闻风丧胆的“量子基金”，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该基金收益率达4200％；1980年，与罗索斯拆伙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1982年，看好西德的投资价值，开始分批买入西德股票，又在1985年和1986年分批卖出，获得3倍利润；1984年，外界极少关注的奥地利股市暴跌至1961年的一半时，大量买进奥地利企业的股票和债券，第二年奥地利股指上升了145％，他因此获称“奥地利股市之父”……
“金融界的印地安那・琼斯(美国大片《夺宝奇兵》系列中的冒险家)”，是《时代》周刊给他的评价。
罗杰斯的冒险不仅限于虚拟的投资，现实生活中，他也喜欢四处旅行。1990年和1999年，他曾两度骑着酷爱的摩托车环游世界，第一次用两年时间走了50多个国家，第二次历时3年，途经116个国家，行程24万公里，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对他而言，环球旅行不仅是人生享受，还是投资工作最有效的帮手。每到一地，他都要考察当地的物产、历史、政府政策、证券市场甚至黑市交易，这些其他华尔街同行得不到的一手资料加上他独特的投资直觉，会让旅行同时变成掘金之旅。
他在巴西、葡萄牙、新加坡、印尼等地发现并介入低估股票，又在瑞典、挪威、日本做空高估股票，他涉足博茨瓦纳、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多个新兴市场，都获得不菲收益。“进入一个国家后，只要兑换、使用这个国家的货币时没有问题，在开车的过程中这个国家的道路交通条件良好，那这个国家就是可以投资的。”罗杰斯说。
在所有到过的国家里，罗杰斯最看好的、最喜欢的是中国。1999年，多数人不看好中国市场时，他不断增持中国B股，从50多点到现在的360点，他获得了500％的利润；2008年底，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股市抽身时，他大手笔买入中国电力、农业、水业、能源等行业股票。他喜欢做与大多数人相反的事情，同时享受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的成功喜悦。
“把握大势无人能及”，是慕名到哥伦比亚商学院听他讲课的股神巴菲特对这位“领结教授”一语中的的形容。多年来，罗杰斯对于市场大势的准确判断似乎无人能及。他准确预言了1987年的大股灾，还最早预测到了美国的次贷危机，而现在，他在不止一个场合，不止一次表示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看好。他已卖掉了纽约的百年老宅，全家定居新加坡，个人资产也在向亚洲转移。他还把撰写自己传记的机会，给了一位中国记者。
2009年4月，罗杰斯戴着他的标志性领结出现在北京，为自己授权的官方传记《水晶球》做宣传，和他一同现身的，还有5岁的女儿乐乐。他大声地对在场记者说，问我是不是真正看好中国市场，看看我女儿就知道了。身穿小旗袍的乐乐，用流利的中文背诵了中国的唐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我让女儿学中文，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语言，就是因为我看好中国。”罗杰斯说，“我女儿的账户里没有美元，她有人民币。如果你们手里有人民币，我愿拿美元和你们换。”
《新世纪周刊》VS吉姆・罗杰斯
中国不足以带领世界走出危机
目前整个世界经济还处在下行周期。在你看来，世界经济何时能够见底?
时间会比较长。因为现在各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错误的。比如日本经济出现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距离现在已经19年。现在日本股票市场跟最高点相比仍然下跌了80％，就是因为日本政府在过去的19年中所作所为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失误，经济复苏的时间就会拖得很长。当然经济的某些领域可能会出现好转，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世界的经济问题还很多，而且问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但无论经济好坏，总有人赔钱有人赚钱。即使在上世纪30年代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还是有人赚了不少钱。总是有一部分人能够判断情况，看到别人犯了什么错误，从而自己能够避免。现在我们处在金融危机中，但仍然有些地方某些行业的经济欣欣向荣，比如世界各地农民的情况就不错，他们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会赚到很多钱。
从中国经济的层面来说，去年11月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从今年的一季度看收到了一定成效。你认为中国能否率先于世界走出衰退，甚至带动整个世界走出经济危机呢?
我认为中国刺激经济的政策是不错的，至少比美国和英国的政策要好一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有很大的外汇储备，这些中国多年积累下来的外汇储备，就是以防不时之需，那现在的确是需要这批外汇储备的时候。中国用外汇储备进行投资，投资主要针对未来，中国经济在今后会更有竞争力。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很快复苏呢?我觉得这得视具体的情况而定，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可能会复苏得很快，比如水治理行业，中国的水污染情况比较严重，政府投入了资金进行水的治理：还有农业，政府也投了很多资金：然后发展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看到中国有很多大型的基建项目，还有旅游业，这些行业情况都是越来越好的。主要因为需求非常大，投资也比较大。但是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可能情况不会那么乐观，尤其是那些主要针对美国出口的产业和地区。中国能不能带领整个世界走出金融危机?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可能还不行。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3到4倍，欧盟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5到6倍，所以中国可能就目前的规模来说，还不足以带领整个世界走出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管好自己，当然中国的经济好转，对整个世界经济会有积极的作用。
之前你曾表示中国今年保持8％增长率的机会不大，请问你做出如此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自从去年10月份、11月份以来，除了中国，我没有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股票市场购买股票。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8％或者其他可能
的速度，我认为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目光非常长远，是看待整个世纪。中国在这个漫长的世纪中肯定也会出现衰退，肯定也会进入难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下一个强国。
中国经济学家郎成平认为你来中国是背后的采种利益集团在驱动，对此你怎么看?
我来中国并不是所谓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操作，我来就是为了宣传我的传记，我也想知道有哪一些利益集团想支持我，我想跟他们去要一些钱。
要投资实际的资产
在目前这样的时刻，你对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建议提出?
现在世界经济形势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要投资的话，最好还是投资大宗商品，而不是投资股票。购买金属要比购买股票更为明智，因为大宗商品的表现应该会比股市好。
我对自然资源行业是非常乐观的。因为资源行业的基本面近期有了非常大的好转，我们可以看到就供求关系而言，基本上对所有的原材料公司来说，供应都有所下降，而需求是在上升，绝大部分自然资源行业公司表现都会有所改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这种公司都会有比较好的前景，因为的确有的自然资源公司、企业经济得非常糟糕，这一小部分可能不行，但是总体来说自然资源行业会表现很好。
这几年你在不同时期曾对中国的A股做过各种各样的评论，目前你对中国股票的A股市场持怎样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的股票市场会越来越好。其实在去年的10月份和11月份，我又进一步增持了中国的股票，但不是A股，而且增持的那部分股票股价是上涨了。我认为中国经济会比世界上许多其他经济体表现更好，同样中国的股票市场也会比世界上绝大多数股票市场表现得更好。但如果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是属于下跌的状况的话，那中国的市场很可能也会下跌。股票市场发展不可能是每年都往上涨，应该是一个波浪形的发展趋势，中国也不例外。所以我持有中国的股票，尤其是中国自然资源企业的股票。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和股票市场会越来越好，但发展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多年来你一直扮演着传奇投资家的角色。你的投资心得是什么?你众多投资的成功更多的是来自天赋、直觉还是经验的积累?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要保护好自己的财富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投资实际的资产。我认为在未来也会是同样的情况。这是因为目前大宗商品的供应非常紧张，比如食品的库存目前是50年以来最低的，现在也很难申请贷款去开矿山采矿，世界上普遍的石油储量都在快速的下降，大宗商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而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却在拼命地印钞票，这肯定会导致实际资产的价格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提建议的话，我觉得应该投资这样实际的资产。投资实际资产的时候，并不需要只通过正式的商品市场去投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购买生产原材料公司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