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为新时代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企业强则国家强。我国发展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国有企业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办好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在企业精神、领导力、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国有企业现有基层党组织80多万个、党员1000多万名、在岗职工4200多万人。总体上这支队伍是坚强有力的。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以来，国有企业管党治党意识和责任明显增强，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状况明显改观，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相比，与国有企业肩负的责任使命相比，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国有企业党建大有可为，也必有作为。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国有企业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具体的，要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确保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要注意厘清国有企业党组织和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党组织既不能缺位失位，也不能越位错位。必须明确，借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否定或取消党的领导无疑是错误的，但把党组织直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和指挥中心也不符合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必须坚持和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脱离生产经营就没有了生命力，就会成为两张皮。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找准企业基层党组织服务生产经营、凝聚职工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着力点，推进基层党建理念创新、机制创新、手段创新，在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上下功夫，严密企业党的组织体系，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推动企业各项生产经营任务落实，以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工作成效。
据媒体日前报道，某在线旅游平台宣布将从下个月起在全公司推行混合办公，即每周三、周五员工可选择在家远程办公。据透露，3+2工作制将无差别覆盖公司所有员工，且不做薪资调整。
远程办公并非新事物，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远程办公、轮班制等弹性工作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大面积使用，作为一些企业、组织等度过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
之后，随着疫情防控的稳定，远程办公的人们大多重新回到传统的办公室。尽管国外一些科技巨头试图将远程办公永久化或半永久化——比如Facebook曾宣布花5-10年时间让半数员工实现永久远程办公，Twitter也宣布允许部分员工永久远程办公，不过在国内的企业中，如此大面积正式地使用弹性工作制，似还不多见。
弹性办公所自带的优势显而易见。不用跑去物理意义上的规定办公空间出勤打卡，不仅让打工人们省却了通勤之苦，并在客观上达成缓解早晚高峰交通拥堵的结果，由此实现的减碳也是人们所乐见的。而且对工作时间和内容更具自主性的安排，也会增加员工对自身生活秩序的掌控感。
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承担父母责任的员工来说，弹性办公让他们更好地看护孩子、料理家务成为可能。如果父母均为享受弹性工作制的员工，安排得当的话，独立在家看护孩子并不是奢望。
更重要的是，弹性空间的存在，让一个家庭应对各种或日常或意外问题的能力有所提升，之前背负的心理压力或得到减轻。对于当下处于夹心层的年轻人来说，工作和生活之间哪怕是紧平衡的实现，也会显著提升他们的生活幸福感。
在当前的诸多话语中，相较于朝九晚五、固定格子间的传统办公意象，远程办公多被赋予自由自主的色彩与轻松惬意的想象。然而，果真如此吗？
居家办公看似可以兼顾家庭与工作，但这也在事实上打破了之前传统工作所建立的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处于员工角色的你，随时都可能被爸爸/妈妈丈夫/妻子的角色需求召唤，频繁的角色切换势必影响工作效率。相应的，独立工作对个体的自律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远程办公虽然带来了一定的工作时间弹性，但这也或许会带来更长的工作时间。而共同的办公空间的暂时消失，让传统的在场监督无法实行，那么监督的成本是否会转嫁到员工身上，有限的弹性自由是否要以完成更为严格的工作报告、更为紧迫的反馈要求等为代价，这也是不少人的忧心之处。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长期的弹性工作制或将让员工之间的关系趋于疏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尤其是面对面交流机会的减少，并不利于员工归属感的形成以及企业文化的构建。
对于个体来说，家庭单位持续缩小，原子化的生存已成现实，在大城市，不少年轻人选择独居的生活方式。在此情境下，单位已经成为不少人为数不多的参与社会化的途径。传统工作模式下的办公室这一场域，早已突破了简单的共同工作空间这一意义，在事实上承载了情感连接、意义赋予、人际关系协调、人际网络构建等功能。而这些，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职业发展，都至关重要。
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不能被取代，而旨在强调，弹性工作制表面上看，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改变的是工作时空资源分配，但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弹性工作是大势所趋，那么它将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又该如何绸缪应对，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