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从小就接受当史官的父亲关于历史知识的教育，因而对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从二十岁开始的几次全国性的大游历，获得了史籍上没有的大量史料，同时初步熟悉了全国的地理环境，广泛接触了广大人民和现实生活，更使他立志要写一部空前的史书。
为了集中精力写好这本书，他杜门谢客，每天一办完公务，就钻进书房里去了，一直写到深夜。正当他写得比较顺利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使他不得不中断写作。
他过去的同事李陵，随李广去打匈奴，结果因寡不敌众，被俘后投降了敌人。由于他对李陵的印象很好，就上书为李陵辩护，说他是假投降，不要深责。
当时汉武帝看后，大为震怒，马上就下令把他投进大牢。司马迁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但他还想着出狱后完成他的著作。谁知一年以后，不仅没有获释，反加重了刑罚:对他施以宫刑。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想一死了之。因为这种刑罚弄得人不男不女，还有什么活头呢?但他想起自己未完成的著作，就咬紧牙关，接受了这残酷野蛮的刑罚。
后来，他遇赦出狱，并奉旨当了中书令，但那些官僚们却不时的嘲笑他的长相和近似女人的说话声音。他忍住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打击，继续写他的书。
一天，他又来到自己的书房，望着窗外的古柏沉思，从触摸自己的下颊，因没有了心爱的胡须，猛然又想起自己的奇耻大辱，顿时怨气直冲脑顶，头上过早出现的白发仿佛都一根根竖了起来。
他想:“我是为了这著作才活下来的，我一定要象窗外的古柏那样，不怕风吹雨打，坚持写到底!”
就这样，他整整写了十八年，直到成为六十岁老人的时候，才完成五十二万多字的辉煌巨著—《史记》。如果从二十岁搜集资料时算起，一共用了四十年的时光。
《史记》一书，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花了大半生撰写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书里记录的是从轩辕黄帝开始，中间经历了唐、虞、夏、商、周、秦，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共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当我翻开这本书，拂去它表面厚重的风尘，仿佛穿越了悠悠的历史岁月，不仅看遍了历史，也看到了极其辉煌的文学成就。从“本纪”，到“世家”“列传”“书”“表”，从轩辕黄帝到历史游侠，无不闪耀着历史和人性的光辉。而其中最让我震撼的，当属最后太史公司马迁的自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作者司马迁在其中叙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个人动机，那就是作为史官强烈的责任感。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死前说：“我们身为史官，如果不能把这些明主贤君忠臣义士记入史册，那是我最害怕的。”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司马迁也受到感染，流泪表示一定会完成父亲的遗愿，从而完成了这部旷世巨著。
这种责任感使我想到我们的职业——教师。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不仅是教书，更要育人。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也就意味着把这份责任感担在了肩上，要对得起学校的栽培，对得起无数家长的期望。有一些人在这份责任感的重压下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但是也有更多的同仁继续在教育之路砥砺前行，他们默默地把已经掉落在泥坑里的责任又捡起来，擦干净，努力背起继续上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与太史公司马迁当年立志完成史书的责任感是何其相似——纵然不被理解、纵然前路坎坷，我仍愿负重前行！
前行之路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坎坷、泥泞荆棘。
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时，被暴怒的汉武帝下狱将斩，后虽免于斩首，但仍被施以宫刑。这个时候，司马迁想到放弃，“身毁不用矣”。但是他转念又想到，“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由此而忘记了悲痛、屈辱，继续拿笔去书写那悠远的历史。
是啊，前进的路途哪能是畅通无阻呢，正如歌词所唱“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我们在教育之路上，努力过沮丧过，成功过失败过，一路上有欢声笑语，也有泪水满眶，但路上的曲折坎坷也一样是美丽的风景，它必将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只有跨过它们，才能够一路追求，一路向往！
2020年12月13日是国家第7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937年的今天，日本侵略者靠着自己的坚船利炮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犯下了让全世界人都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我们每个国人心中都留下了深深伤痕。81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蒸蒸日上，我们的国防日益强大，我们的社会欣欣向荣，一个富强文明的新中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但是，在一系列成绩取得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我们应该能够清楚的看到，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主题，但是一些不稳定因素并未完全消除，仍存在爆炸的隐患，中国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从国际环境看，无论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妄图刻意抹去、美化曾经的战争罪行，还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发展的刻意“黑化”，围追堵截，都让我们感觉到中国的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需要我们全体国人团结一心、奋斗努力的。从国内环境看，一些境外势力刻意制造舆论，部分网民群众盲目跟风，历史虚无主义苗头呈现蔓延趋势，也给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敲响了一记警钟。
回顾战争是为了珍惜和平，铭记历史是为了奋力前行。中华民族从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靠的不是别人的施舍，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全中国人民勤劳的双手，这是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国家都无法否认的现实。一些西方面对中国发展速度，明追暗赌，有的甚至不惜采取卑劣的行径，还为自己标榜公平正义。从不久前“华为事件”我们也应该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定会有惊涛骇浪，会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我们要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中国有信心、有勇气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国弱则民无从而生。我们每一名中国都应该铭记历史、反思历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团结一致、奋力前行。
篇泛泛而论，祭祀作为一种典型的仪式，通常是文明成熟的标志。文明成熟，才有礼典。华夏文明发育较早，具有完备多样的礼典仪轨，而祭祀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即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并依此创立了专门的祭祀日。传统节日中的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都与祭祀有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祭祀文化的成熟。祭祀不仅包括宏大的天子祭，也包括士庶祭，都成为国家活动和家族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
不过，曾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礼典仪式现在已渐趋消亡，不再是常规性的重要活动，其规范也逐渐瓦解。这其中，有国家形态在近代发生巨大变化的原因，也有祭祀文化的生存土壤发生变化的原因，过去对天地鬼神的敬畏已不复现，对祖先的崇拜也由于家庭结构向原子化演变而削弱。
近年来，虽然敬天敬地敬祖先再成时尚，但强调的也多是文化符号的意义，或者成为给地方经济发展搭建的平台，其本来意义已有所消散。相对而言，民间尽管失去了传统祭祀规范的许多内容，但仍然存在基于亲情的祭祀活动，而在国家层面的祭祀活动，尽管仍然零星存在，比如为“9·18”事变悼念、为“5·12”大地震悼念，但没有制度化规定。
那么，今天需不需要设立国家公祭日?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说过去因敬天敬地敬祖先而创造的祭祀文化，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成熟，那么今天是否会忘记历史，也在考验一个民族是否成熟。
国家公祭日提供的庄严感，有助于恢复历史的庄严，特别是在虚无主义消解历史的价值判断之时。历史的荣耀和悲情，需要我们正确体会;国家公祭日提供的舆论平台，有助于帮助我们连接历史和现实，为我们找到历史中的正确定位;国家公祭日有助于我们回顾审视历史悲剧，维护基于历史形成的判断，防止历史被人为歪曲。而这些对于历史的冲击，一直在发生。
南京大屠杀警示意义是世界性的国家公祭日就是通过直面历史上的悲情时刻，以达到以史为鉴、警示后人的目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不乏对于悲情时刻的记录。以什么样的历史悲剧作现实的镜鉴，有不少选项。为什么确定的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不是其他?
其一，南京大屠杀象征着中国苦难近代史的高潮时刻。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外部压力，给整个民族留下了许多历史疤痕，而八年抗战最为艰苦，中国军民付出的牺牲最大，中国向现代性转变的进程被阻滞得最为严重。
其二，迄今为止，77年过去了，日本作为那场侵略的始作俑者，始终没有作出应有的历史反思。最近两年，还通过篡改历史、为侵略正名等方式，为修改和平宪法、重启军国主义之路制造声势。
其三，日本近年来的这些行为，不仅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政治和安全体系构成了潜在威胁。
还原历史真相，需要一面真实折射历史的镜子。警惕历史反复，告诫颠覆历史的行径，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传递和平声音，需要一面真实的镜子。而无论从反法西斯主义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南京大屠杀都不仅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伤痛，也是留给全世界的伤痛。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其警示意义是世界性的。
司马迁幼年是在韩城龙门度过的。龙门在黄河边上，山岳起伏，河流奔腾，风景十分壮丽。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滋养了幼年的司马迁。他常常帮助家里耕种庄稼，放牧牛羊，从小就积累了一定的农牧知识，养成了勤劳艰苦的习惯。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司马迁10岁就阅读古代的史书。他一边读一边做摘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父亲。由于他格外的勤奋和绝顶的聪颖，有影响的史书都读过了，中国三千年的古代历史在头脑中有了大致轮廓。后来，他又拜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人为师。他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在父亲的熏陶下，他从小立志做一名历史学家。
一天，快吃晚饭了，父亲把司马迁叫到跟前，指着一本书说：“孩子，近几个月，你一直在外面放羊，没工夫学习。我也公务缠身，抽不出空来教你。现在趁饭还不熟，我教你读书吧。”司马迁看了看那本书，又感激地望了望父亲，说：“爸爸，这本书我读过了，请你检查一下，看我读得对不对?”说完把书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
听完司马迁的背诵，父亲感到非常奇怪。他不相信世界上真有神童，不相信无师自通，也不相信传说中的神人点化。可是，司马迁是怎么会背诵的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司马迁赶着羊群在前面走，父亲在后边偷偷地跟着。羊群翻过村东的小山，过了山下的溪水，来到一片洼地。洼地上水草丰美，绿油油的惹人喜爱。司马迁把羊群赶到草地中央，等羊开始吃草后，他就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来读，那朗朗的读书声不时地在草地上萦绕回荡。看着这一切，父亲全明白了。他高兴地点点头，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从20岁起，司马迁开始到各地游历，考察历史和风土人情，为他日后编写史书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做太史令后，他常有机会随从皇帝在全国巡游，又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了解到统治集团的许多内幕。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宫廷收藏的大量书籍，收集了各种重要的史料。就在他写《史记》的时候，为李陵说情触犯了汉武帝，被关入监狱，判处了重刑。
司马迁出狱后继续写作，经过前后10年艰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史记》。这部巨著，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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