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五月二十九日
①写于1928年5月29日，
初载1929年5月10日《新月》
月刊第2卷和3号，署名志摩，后收入诗集《猛虎集》。
诗评:好的诗都是用真诚和生命写就的。古今中外很多成功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悲剧性的，或苦难的人生经历或感受；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美不仅是作家艰苦劳动的结果，也是以作者在生活中的坎坷、甚至牺牲为代价的。《生活》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生活》是一曲“行路难”。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诗人在全诗一开始便以蓄愤已久的态度点题“生活”。作者避免了形象化的直观性的话语，直接采用感情色彩非常明显而强烈的形容词对“生活”的特征进行揭示，足见诗人对“生活”的不满甚至仇恨。社会本来应该为每个人提供自由发展的广阔舞台，现在却被剥夺了各种美好的方面，简化成也就是丑化为“一条甬道”。不仅狭窄，而且阴沉、黑暗，一点光明和希望都没有，更甚者是它还象“毒蛇似的蜿蜒”曲折、险恶、恐惧。
然而更可悲的是人无法逃避这种“生活”。生活总是个人的具体经历，人只要活着，就必须过“生活”；现在“生活”成了“一条甬道”，人便无可选择地被扶持在这条绝望线中经受痛苦绝望的煎熬：“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前方”是什么呢？诗人写道：“手扪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几句诗仍然扣着“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这一总的意象，但是却把“甬道”中的感受具体化了。在这条甬道中没有温情、正直、关怀，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扶壁而行，感受到的是冷壁和冷壁上的粘潮；这里没有空气，没有出路，没有自主的权利，象在妖魔的脏腑内令人窒息，并有时刻被妖魔消化掉的危险；这里没有光明，一切丑恶在这里滋生、繁衍，美好和生命与黑暗无缘，而丑恶总是与黑暗结伴而行。对人的摧残，身体上的重荷与艰难还是其次的，气氛的恐怖以及信仰的毁灭、前途的绝望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人的精神；最后两句诗正揭示了这种痛苦的人生经验：“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这首诗很短，却极富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得以实现与诗人选择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抒情视角有直接关系。在本诗中，诗人把“生活”比喻成“甬道”，然后以这一意象为出发点，把各种丰富的人生经验浓缩为各种生动的艺术形象，“陷入”——“挣扎”：——“消灭”揭示着主体不断的努力；而“毒蛇”、“冷壁”、“妖魔”、“天光”等等意象则是具体揭示“甬道”的特征，这些意象独立看并无更深的意义，但在“生活”如“甬道”这一大背景下组合起来，强化了“生活”的否定性性质。诗虽小，却如七宝楼台，层层叠叠，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美的艺术世界。
我们应该突破语义层，走入诗人的内心世界，去和痛苦的诗人心心相印。面对生活的种种丑恶与黑暗，诗人拒绝了同流合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其中挣扎；挣扎就是抗争，挣扎需要力量和勇气，而面对强大的不讲完善与美的对手的挣扎命中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这种挣扎除了需要与对手抗争的力量和勇气之外，还必须面对来自自己精神世界的对前途的绝望的挑战；这正如深夜在长河中行船，要想战胜各种激流险滩，首要的是航行者心中要有一片光明和期待。这首诗正是诗人直面惨淡的人生时对经验世界与人生的反省，是对生活真谛的追问。然而诗人自我追问的结论却是不仅对世界，而且对自己既定追求的绝望，这样产生影响的不是发现了世界的丑恶，而是发现了自己生活的无意义，于是诗人在最后才说：“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最可悲的就是这样的结局：个人主动放弃生活。放弃的痛苦当然从反面却证着对生活的热烈期待，但这种对生活的最热烈的挚爱却导致对生活的根本否定，生命的逻辑真是不可思议。对这种生活态度的最好剖析还是诗人自己的话：“人的最大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谬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痛苦。”
（《自剖》）这首诗的好处不在于对社会的批判；作为心灵的艺术，其感人之处在于它昭示了生命的艰难、选择的艰难。
徐志摩是一位飘然来又飘然去的诗人（《再别康桥》），似乎潇洒浪漫，实际上他承受着太多的心灵重荷。在这首诗中，他对生活和人生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事实上他并没有抛弃生活，而命运却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诗人的诗久经风雨却还活着，它用艺术的美好启示我们去追求美好的生活。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
①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
《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
诗评: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
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第1节写久违的学子作别母校时的万千离愁。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第2节至第6节，描写诗人在康河里泛舟寻梦。披着夕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志，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跣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已毋须赘言。既然在康桥涅槃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全诗一气呵成，荡气回肠，是对徐志摩“诗化人生”的最好的描述。
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追悼徐志摩》）果真如此，那么诗人在康河边的徘徊，不正是这种追寻的一个缩影吗？
徐志摩是主张艺术的诗的。他深崇闻一多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而尤重音乐美。他甚至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rnal rhythm)的道理，我们才能领会到诗的真的趣味；不论思想怎样高尚，情绪怎样热烈，你得拿来澈底的‘音乐化’（那就是诗化），才能取得诗的认识，……”（《诗刊放假》）。反观这首《再别康桥》：全诗共七节，每节四行，每行两顿或三顿，不拘一格而又法度严谨，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①写于1928年11月6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
一掠颜色飞上了树。
“看，一只黄鹂！”有人说。
翘着尾尖，它不作声，
艳异照亮了浓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
①写作时间不详，初载
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
第2卷第12号，属名徐志摩。
诗评:《黄鹂》这首诗最初刊载于1930年2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第12号上，后收入《猛虎集》。诗很简单：写一只黄鹂鸟不知从哪里飞来，掠上树稍，默不作声地伫立在那里，华丽的羽毛在枝桠间闪烁，“艳异照亮了浓密——/象是春天，火焰，象是热情。”于是招来了我们这些观望的人（诗人？自由的信徒？泛神论者？），小心翼翼地聚集在树下，期待着这只美丽的鸟引吭高歌。可是它却“一展翅”飞走了：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于是带走了春天，带走了火焰，也带走了热情。这首诗意不尽于言终。如果我们鉴品的触角仅仅满足于诗的表象，那我们将一无所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这首诗的深层结构，或如黑格尔所言，寻找它的“暗寓意”（《美学》第二卷，13页）。在这个意义上说，《黄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篇类寓言；或曰，一首象征的诗。
指出徐志摩诗中象征手法的存在，对于我们理解他的诗艺不无裨益。因为诗人对于各种“主义”腹诽甚多。早在1922年的《艺术与人生》一文中，他就批评中国新诗表面上是现实主义，骨子里却是根本的非现实性；此外还有毫不自然的自然主义，以及成功地发明了没有意义的象征的象征主义。其结果是虽然达到了什么主义，却没有人再敢称它为诗了。在后来写就的《“新月”的态度》(1928)中，他又对当时文坛上的13个派别大举讨伐之师。然而腹诽归腹诽，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他还是兼收并蓄，广征博引，真正“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做”（《诗刊弁言》）。所以他的诗并非千人一面，一律采取单调的直线抒情法，而是尽可能地运用各种风格和手法，以达到最完美的艺术效果。《黄鹂》中象征的运用，便是一个明证。
指出《黄鹂》是一首象征的诗，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指出“黄鹂”形象具体的所指。作者最初的创作意图已经漫漶不清了，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甚至在诗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一些宝贵的启示。首先应该注意到，在这首诗中诗人并没有选择“我”这一更为强烈的主体抒情意象作为这首诗的主词，而是采用了“我们”这种集体性的称谓。作为一群观望者，“我们”始终缄默无言（我们静着望，/怕惊了它），流露出一种“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情绪。不过“我们”作为群体性的存在，至少明确了一件事，即：“黄鹂”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对“我”而言的。其次，诗中两次出现的“象是春光，火焰，象是热情”的比喻，也给我们重要的提示。因为无论是春光，火焰，还是热情，都寓指了一种美好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韶光易逝，青春不回，爱情并非不朽的，等等。因此要想确定“黄鹂”形象具体的意指，还必须联系到徐志摩当时的思想状况来分析。我们知道，诗人刚回国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联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新月社，准备在社会上“露棱角”。他将自己的高世之志称为“单纯信仰”，胡适则洗炼地将其概括为“爱、自由、美”三个大字。正因了这“单纯信仰”，他拒绝一切现实的东西，追求一种更完满、更超脱的结局。在政治上则左右开弓，以至于有人认为“新月”派是当时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然而在现实面前，任何这类的“单纯信仰”都是要破灭的。世易时移，再加上家庭罹变，诗人逐渐变得消极而颓废。他感染上哈代的悲观主义情绪，“托着一肩思想的重负，/早晚都不得放手”（《哈代》）正是他彼时心情的写照。人们总以为徐志摩活得潇洒，死得超脱，蔡元培的挽联上就写着：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东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可又有谁知道诗人心中的滋味呢？由是观，我认为“黄鹂”的形象正象征他那远去的“爱、自由，美”的理想；而徐志摩们也只能无奈地观望，年青时的热情被那只远去的黄鹂鸟带得杳无踪迹了。有人认为“黄鹂”的形象是雪莱的“云雀”形象的再现。若果此说成立，那么我想也是反其意而用之。《云雀》中那种张扬挺拔的热情在《黄鹂》中已经欲觅无痕了。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春，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4月1日，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镌》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镌》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同年与陆小曼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7] 教授。创办《新月》杂志。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处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沆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同年，徐志摩也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同年11月6日，作《再别康桥》，初载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1卷第10号，署名徐志摩。《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方玮德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徐志摩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出了四期。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①写于1926年5月，初载同年5月27日《晨报副刊·诗镌》第9期，署名志摩。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剧本《卞昆冈》第五幕里老瞎子的唱词。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①写于1928年5月29日，初载1929年5月10日《新月》月刊第2卷和3号，署名志摩，后收入诗集《猛虎集》。